意境美学的理论话语建构

2023-08-31 23:49张泽鸿
美与时代·下 2023年7期
关键词:人生哲学

摘  要:宗白华是现代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生前亲自审定的《艺境》一书中,以60篇论文和60首小诗的形式,完整建构了“意境美学”的理论体系,丰富呈现了意境美学的诗性话语特征。宗白华意境美学以人生哲学为基础,以生命活力为意境的本体,以青春精神作为意境美学的理想,多维度、全方位地阐发了意境的层次结构与形而上性质。在宗氏意境美学的知识谱系中,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精神构成重要的来源和依据。在《艺境》中,宗白华以“黑夜”与“白天”的对立意象,表征了传统(永恒)与现代(瞬间)两种审美体验的内在张力,这说明意境美学不是一个自足的古典话语体系,它已经涉及到与审美现代性中不可调和的症候和悖论。

关键词:艺境;意境美学;人生哲学;青春精神;诗性话语;审美现代性体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光潜、宗白华、方东美美学思想形成与桐城文化关系研究”(17ZDA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宗白华(1897-1986)是现代中国美学与藝术学的奠基人,以其独特的“艺境求索”和“美学散步”享誉学界。宗白华在深入探究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及中国艺术观念的基础上,结合对西方文化和哲学观念、艺术精神与美学思想的多维度探究,撰写了大量的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研究论文,凝聚成《艺境》一书。从20世纪中国美学史看,宗白华的《艺境》(包括《美学散步》)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著作,构成了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里程碑,这就是潘知常所谓的“美学的一本书主义”[1];同时它们也是外国学者了解中国现当代美学不可绕过的高峰。

宗白华亲自审定的《艺境》一书于1986年出版,自这本书诞生起,就与早先出版的《美学散步》一起,俨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学的经典著作。《艺境》的出版虽晚于《美学散步》,但它的主要特色有二:一是宗白华一生从青年到晚年时期最为重要的学术论文都被收入其中,共计60篇,这个篇幅超过了《美学散步》(22篇);二是收入了宗白华早年创造的《流云》小诗,共计60首,这是《美学散步》所没有的。因此,除了《宗白华全集》之外,《艺境》是最能体现宗白华在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两个方面重要成就的著作,正如宗先生自己所言:“诗文虽不同体,其实当是相通的。一为理论的探究,一为实践之体验。”[2]1从《艺境》全书来看,它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宗白华以“艺术意境”为核心概念所建构的美学体系,也彰显了他在文化哲学、诗学、艺术理论与批评等诸多方面的学术追求。

一、《艺境》中的人生哲学

透过《艺境》文本可以发现,宗白华始终从跨文化视域出发,着重阐发中国艺术的意境、空间意识等问题,在中西艺术精神和审美经验的异质性比较中,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命题和批评观念,建构了意境美学的理论话语体系。

宗白华一生的学思历程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少年的文化批评时期(1897-1920)、青年的哲学诗人时期(1920-1925)、中年的美学/艺术哲学时期(1925-1952)以及晚年的美学史研究时期(1952-1986)①。虽然宗白华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学术重心和兴趣有所变化,但意境的探索和意境美学的建构却贯穿始终。

青年时期的宗白华强调一种真正超然的态度观照宇宙人生,这种对超然人生观的价值认同,宗白华将其提炼为一种艺术化的人生观:“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这是“排遣烦闷无聊的生活”的重要方法。所谓“艺术的人生观”,就是以艺术化的、审美化的眼光看人生和世界,其意义在于这种艺术人生观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其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显然,宗白华的艺术人生观既是对叔本华人生哲学-伦理学的扬弃,又是对歌德人生观的继承。在宗白华看来,以艺术(审美超脱)的态度观照生活世界,方能显示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生艺术化这是一种人就在世界之中的“诗意的生存”方式。宗白华还强调要以“幽默”的人生态度来观照世界,幽默的态度是“以广博的智慧照瞩宇宙间的复杂关系,以深挚的同情了解人生内部的矛盾冲突”,这本质是一种审美的、自由的人生哲学。因此,无论是以悲剧的情绪“透入”人生,还是以幽默的情绪“超脱”人生,这两种对待人生的不同态度,其意义和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

宗白华深受德国古典美学精神的浸染,认为培育健全的人格,需要树立“超世入世”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也有着康德和歌德的影子。通过审美和艺术来实现必然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的协调一致,进而培养自由的意志,建立自由的人格,是德国古典美学的主旨。从康德、席勒、歌德到黑格尔,都非常重视审美作为无功利、非逻辑的自由活动所具有的“解放”的性质,把审美看成是道德自由的预演或象征。早在1930年代,宗白华就以其对歌德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宗白华看来,歌德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纵浪大化中与宇宙同流,“反抗一切的阻碍压迫以自成一个独立的人格形式”。宗白华对歌德人格的由衷称赞和高度认同,对主体的人性化追求,高扬了艺术境界中的人性力量和生命意义。宗白华对歌德的完满人性和生命价值的欣赏,同时也是对其自我人格精神的一种激励,是他对生命境界自觉追求的体现。宗白华自幼喜爱静思的浪漫,青年时代喜爱王、孟、韦、柳等唐诗的和谐静穆。他曾以魏晋人格为理想,认为魏晋士人倾向于“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人格美,寻求“不沾滞于物”的精神气象,魏晋士人在超越的胸襟中已萌动着一种西方近代人才有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发现和肯定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率真的性情、自由的精神、生命的情怀、超然入世的态度,是宗白华综合歌德与晋人的双重特性而得出的审美结论。

基于对歌德与晋人的人性观的双重认同,宗白华在艺术审美观上也是充满生命情趣的,同时这种普遍生命化的审美观又促进了他对中国艺术意境的深刻体悟。他将“艺境”看作情景交融而创构的境象,其中体现了艺术家的人格涵养,艺境是人类心灵的具体化、感性化,也是心灵世界的感性显现,而人格精神、生命情调是艺境生成的最根本依据。因此,艺术意境的创造和欣赏可以成就审美的人生境界,艺术意境与人生境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宗白华看来,人生与世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逐渐趋于“最高和谐”的互摄历程,世界给予人生以丰富的内容,人生给予世界以深层的意义,人生与世界就在双向交往中彼此获得了存在的深度和价值。这也许是解决近代人生困境问题的最好方式,也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相继失去“宇宙”(本体论)和“上帝”(宗教)之后,从自身的尘世生活中所能寻求到的最主要的人生意义所在。

二、《艺境》中的意境美学

宗白华晚年曾说他“终生情笃于艺境之追求”,可见“艺术意境”(简称“艺境”)是打开宗白华生命本体论美学的一把密钥。华裔学者程抱一精辟指出,中国艺术意境(灵动空间)构成了中国艺术的“第五维度”,它是中国艺术家衡量作品的最高价值,它超越了所有关于美的概念,是艺术的最终目标[3]。关于“艺境”问题,宗白华先后写了两篇《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文章来进行探讨,1943年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初稿,1944年又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的增订稿。《艺境》中收入的是修订稿,它比初稿增加了部分内容,在理论阐述上更加丰富深刻。在宗白华美学思想中,“艺境”与人生境界紧密关联,艺术意境论是建立在人生境界观的基础上的。宗白华认为中国艺境包含写实、传神和妙悟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带有哲理性的宗教体验,它是情、理、形、神的熔铸,也是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窥照”[4]。可见,意境是一个包孕丰富、具有形而上性质的最高概念,宗白华以意境概念为核心,建構了意境美学体系。

(一)意境美学的理论内涵

在《艺境》一书中,宗白华的意境美学不仅仅是一个关乎中国审美经验现代转化的问题,也关乎文化哲学问题,更是一个人生境界的本体论问题。宗白华意境美学的理论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宗白华的意境美学以生命为本体,强调“生机之美”和气韵生动。他将宇宙看成一个生命不断演进、生机浩荡互网的真实空间,其哲学、美学、艺术学体系是建立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立足于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宗白华认为,宇宙是一生机浩荡的世界,宇宙间生命浩荡交融,生生不绝。宗白华认为,西方哲学是“唯理的体系”,中国哲学是“生命的体系”,而“生命情调”则构成中国艺术的思想基础。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也是以生命意识为核心,以“气韵生动”“生命的律动”为表现对象,强调艺术与人生、宇宙的同一创造历程。宗白华的生命本体论既回答了意境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命,也指出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美在于“生命”。在生命本体论视野中,宗白华提出以“同情”的方法看世界。所谓“同情”,就是以物我一气相通的生命视角来看待艺术、宇宙与人生,人类之同情能够“扩充张大”到普遍自然中去,因为大千世界本来就具有精神化的生命。艺术意境的生命之美也体现在“气韵生动”。在宗白华看来,气韵生动,就是“生命的节奏”或“有节奏的生命”,其主要特征是音乐性与和谐的韵律感。唐岱说:“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气乃天地中的“生命流行”,韵则是形式中所蕴之音乐感。气与韵合,韵以体气。中国建筑、园林、雕塑中都潜伏着音乐感(韵),体现了艺术意境的生命之美。

其次,虚实结合体现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性特征。中西方美学都重视虚实关系,但是二者对虚与实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艺术更强调“虚”,而西方美学则更重视“实”[5]。宗白华指出,“虚”“实”“有”“无”是万事万物的构成原理,“虚实相生”也是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部分,所谓“有无相生相成,为一切生物之本”[6]。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2]185,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中国艺术精神的二元辩证关系。充实是指艺术执着于人生的一面,空灵是指艺术追求审美超越的一面。宗白华认为,“虚”和“实”辩证地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中国艺术上善于运用舞蹈形式,它辩证地结合着虚和实,这种独特的创造手法也贯穿在各种艺术中。大而至于建筑、小而至于印章,都是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虚实相生,既能实中藏虚,又能抟虚成实,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辩证法。

最后,意境非常强调审美的时空合一意识。宗白华认为,从审美空间来说,中国艺术追求优游自在、纵浪大化的空间感。中国人视宇宙为一气化的世界,一流荡不已的生命空间。这种流动的空间感,借助“舞”的姿势体现出来,中国的绘画、书法和戏剧都贯穿着舞蹈精神(音乐精神),由舞蹈动作来显示“灵的空间”。中国艺术的空间是一超越现实时间与空间的“灵动空间”,这也是把握意境美感的关捩点所在。从审美时间来说,中西时间空间意识都有不同的宇宙观为背景,中国文化产生了独特的生命时间意识:“时”字在古代上面是“之”,下面是“日”,就是“日出上升”之象。中国的时间意识“寓万物萌生之义”,体现了“时”的创造性。“‘日出是‘时的展开,‘时不是一条几何学上的死线条。中国的‘四度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不是一个几何体。”[7]476因此,中国哲学将时间的创造性节奏与空间的方位结合起来,将形上与形下贯穿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艺术的空间表现中贯穿着时间的动态维度,体现了意境构成的灵动空间,这一点与西方绘画的静态空间透视法迥然有别。

(二)生命活力:意境美学的哲学基础

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本是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欧陆学界并影响到中国的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而在中国现代哲学家看来,中国古代哲学主流也是一种“生命哲学”,特别是中国“气论哲学”,所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宇宙和人生的“生命整体关联”[8]思考。对宗白华来说,中西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哲学构成了他创建现代艺术形而上学和生命本体论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他将儒家(包括《周易》)的形而上学与现代西方的生命哲学、怀特海的历程哲学(有机哲学)相联系,从而为“中国艺术的生命气息”出场做了理论铺垫。

宗白华认为儒家秉持一种“有机”的、“生命”的天道观,天是超越感性的实在,自然中有一种生生不息的运行着的“理法”[9]644。中国哲学自明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气的哲学的谱系”[10]359,其中,清代学者戴震被视为是古代“气的哲学的集大成者”[10]453。宗白华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气化哲学的精神,将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说与哲学的元气论相联系,从而为阐释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找到形而上的依据。由于受中国哲学元气论的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家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或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对宇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体悟和感受时,总是着力于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着力于表现花鸟的生命力,着力于表现人物的气质、个性和精神世界,亦即着力于表现天地万物在‘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大化流程中呈现出来的‘神、‘韵和‘势”[11]。在中国哲学家看来,“气”是一种介于物质与精神、有形与无形、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生命本体,“气化”思维的这种特点与中国艺术的“气韵生动“说形成了内在的相通性。中国古代艺术理论逐渐形成了以生机、活力、气韵为核心的审美旨趣,这也是宗白华建构意境美学的思想基础。

(三)青春精神:意境美学的文化理想

宗白华注重凸显中国文化和艺术中的“青春精神”,他认为西洋艺术家永远追求光、热和生命,西洋油画里“永驻着光、热和生命”,它象征着人类不朽的青春精神,现代中国艺术所绝对需要的就是西洋油画的那种体现青春精神的“光、热和生命”。按照意境美学的理论逻辑,美的根底在生命,中国艺术的理想就在于显现出一种“嫩春境界”,中国文化的理想在于恢复青春精神。从推崇艺术的嫩春境界到呼唤中华文化的青春情怀与美丽精神,是宗白华一脉相承的文化理想,他曾说中华民族中这种天真纯洁的“青年气”是永远需要的。他在《论〈游春图〉》一文中说:“如果我们把隋唐的丰富多才、雄健有力的艺术和文化比作中国文化史上的浓春季节,那么,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便是隋唐艺术发展里的第一声鸟鸣,带来了整个的春天气息和明媚动人的景态。这‘春支配了唐代艺术的基本调子。”[2]260宗白华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如同波堤切利的《春》一样,表现了山川景象里的流动气氛——“春”。从历史看,敦煌宗教艺术与唐诗、唐画一起成为中国艺术史的“浓春时代”,凸显了“拙厚天真的美”,体现了中国艺术史上生命勃发的创造精神。宗白华意境美学所要弘扬的文化理想就是一种青春的生命气氛。

三、意境美学与西方艺术

宗白华在建构意境美学的历程中,并未固守一隅,自限于中国艺术“道统”(a great tradition)[12],而是全面深入地批判吸收西方美学和艺术思想,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的。他曾指出,创造与发展中国精神文化的方法就在于“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9]102。意境美学的话语建构离不开对西方艺术精神传统的体验、分析和吸收。

宗白华对西方古代艺术精神的深入理解,主要体现在《哲学与艺术——希腊大哲学家的艺术理论》一文中,他从希腊艺术理论关于艺术的本质学说中发现了艺术的“形式与表现”的关系。古代希腊艺术理论将艺术看作是“形式”与“生命”(表现)的和谐一体:“艺术有‘形式的结构,如数量的比例(建筑)、色彩的和谐 (绘画)、音律的节奏(音乐),使平常的现实超入美境。但这‘形式里面也同时深深地启示了精神的意义、生命的境界、心灵的幽韵。”[2]72古希腊艺术观念认为,音乐不仅是数的和谐形式,也是心灵的律动,它深刻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情调与律动,形式与情感是一镜两面的关系:“心灵必需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反,而同为一体一样”[2]73。这就是音乐的意境和谐之美。宗白华推崇古希腊人的宇宙观:“宇宙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2]76希腊哲学也同样追求天人相合(天人同构),以宇宙的和谐为人生奋进和追求的楷模,因为“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2]76。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刚健清明”才是美的理想,因此美是在和諧的形式中体现丰富的生命。宗白华在希腊模仿说的基础上进而反思体现一般艺术特征的“艺境”问题,即:“一个艺术品里形式的结构,如点、线之神秘的组织,颜色或音韵之巧妙的谐和,与生命情绪的表现交融组合成一个‘境界。每一座巍峨崇高的建筑里是表现一个‘境界,每一曲悠扬清妙的音乐里也启示一个‘境界。”[2]77在他看来,每门艺术的独特“境界”都寄托在“幻象”(形式)之中。

宗白华的意境美学建构也离不开对罗丹艺术精神的洞察,《艺境》中收入了两篇关于罗丹研究的文章:一是早年的《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是晚年的《形与影》。宗白华把对罗丹艺术的深切领悟,融入到以生命为本体的意境美学话语建构中。罗丹认为,自然是一切美的源泉、一切艺术的范本,艺术的最终目的就是“将这种瞬息变化,起灭无常的‘自然美的印象,借着图画、雕刻的作用,扣留下来,使它普遍化、永久化”[2]25。宗白华明确表示自己对罗丹艺术观念的认同:一方面“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另一方面“艺术是自然的重现,是提高的自然”。罗丹推重自然,其本意在于他相信自然有一种创造的活力。罗丹认为色彩、线条等形式的美主要是依靠其所传达的“真理”与“情操”来体现的,艺术形式只是引导我们去发现内在真实之美的媒介。宗白华也认为,自然中有一种生命活力,这个活力是一切“美”的源泉。艺术家可以从自然中获得创造的灵感,心追造化,妙夺天工,实现对生命美的表现和对艺术美的创造,艺术的目的就是在表现“自然的真象”。罗丹还说“动”是宇宙的真相,惟有“动象”可以表示生命和精神,罗丹能深入自然、直接体验自然的“生命呼吸、理想情绪”,洞察自然的万种形象“无不是一个深沉浓挚的大精神”(生命活力)的表现。这个“自然的活力”必须要表现出天光云影、鸢飞鱼跃的生命情态。宗白华发现活力与生动同样体现在中国艺术中,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就是“气韵生动”,其根据正是“动的范型”(道)——生生不绝的宇宙精神与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罗丹认为艺术表现生命姿态的秘密全在于动作,生命活力通过动作来表现,动作是活力的象征。艺术家能以自己的心灵妙悟来创造艺术作品,以幽深的生命情调来浸染生硬粗糙的“自然”材料,用生动的意象来唤醒观照者的生命遐想,将“力的紧张传达给肉体”,力即势,是生命动态的呈现。在宗白华看来,世界是无时无处不在“活动”中,“动”是生命的体现,艺术描写“动”,就是表现生命精神。总之,在对罗丹艺术作品的鉴赏中,宗白华获得了艺术观念上的深刻启示,换言之,宗白华的意境美学与罗丹的艺术精神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和共鸣。

四、《流云》的意境与审美现代性张力

《艺境》中收纳的60首《流云》小诗,是宗白华以诗歌的形式来实践他的美学主张,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流云》是“意境”的表征,也是宗白华在审美现代性体验中矛盾心态的一种流露。

(一)《流云》:万物一体的生命诗境

宗白华致力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有两大因缘的刺激:一是他于1921年春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受教于德国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学家玛克斯·德索;二是他在1922年前后一度诗性勃发,创作了《流云》小诗[13]。理论自觉与诗性创造,是推动宗白华由早年的文化批评走向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重要因素。《流云》中所彰显的生命精神与哲学境界,是宇宙、生命、心灵、美感四位一体化的“华严境界”。宗白华早年的诗学观无疑受到了郭沫若的启发,他在1919年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将来最真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在宗白华看来,宇宙是“活动自由的有机生命”,只有艺术才能真正显现“宇宙的真相”,而以“名言”(概念)为方法的哲学和科学不能完全能呈现出生命流行的宇宙真相。综观宗白华的诗学和哲学思想,其早期主要推崇泛神论,后来是倾向生命哲学,这两者又是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宗白华的中国式泛神论的“神”就是指宇宙间的“普遍生命”。

宗白华在1921年冬天开始有“写诗的冲动”,此时他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所驱使,心灵与自然、自我与人类仿佛通过“神秘的暗道”而相通。诗人的胸襟和情怀,使得他对宇宙人生有着非同一般的细腻深邃的体验。宗氏1922年的《题歌德像》一诗曰:“诗中的境/仿佛似镜中的花,/镜花被戴了玻璃的清影,/诗境涵映了诗人的灵心。”宗白华认为歌德有一颗老子所说的婴孩之心,即赤子之心、童心、真心,这是纯粹的崇高的人格的体现。宗白华将歌德的艺术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诗境中“涵映”了诗人的灵心,诗境与诗心两相契合,互相辉映,达到了“两相嵌入的华严境界”,这就是“艺境”的本质。《深夜倚栏》一诗曰:“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着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人为天地之心,诗心与万物互相包含,相映增辉,这就是宗白华的“宇宙诗”。其《无题》一诗曰:“孤舟的地球,/泛泛空海。/缠绵的双星,/同流天河。/但我们的两心,/寄托在地球的孤舟之上。”以上诸诗中,诗人遐想地球仿佛一叶扁舟泛流在宇宙星空之中,我们的心灵又寄托在地球之上,在这样由宏观到微观的视觉转换中,将宇宙、星辰、地球,人的心灵通过相互依存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宇宙间万物,都是一脉相连的大化流衍,都能产生一体具化的生命共感。

宗白华在《晨兴》一诗中写到:“太阳的光/洗着我早起的灵魂。天边的月/犹似我昨夜的残梦。”这种天人同构的描述,显示了人生与宇宙相通的生命哲学思想,犹如理学家所说的心外无物、吾心即宇宙的哲学境界。《信仰》一诗写道:“红日初生时/我心中开了信仰之花/我信仰太阳/如我的父!/我信仰月亮/如我的母!/我信仰众星/如我的兄弟!/我信仰万花/如我的姐妹!/我信仰流云/如我的友!/我信仰音乐/如我的爱!/我信仰/一切都是神!/我信仰/我也是神!”此诗颇有郭沫若浪漫主义的诗风,但不同在于,它始终是以“民胞物与”、人与万物共生的和谐精神做指引,没有彰显郭沫若“天狗”式的破坏力量。宗白华1923年创作的《流云(宇宙)》诗曰:“宇宙的核心是寂寞,/是黑暗,/是悲哀。/但是/他射出了/太阳的热,/月亮的光,/人间的情爱。//我爱朦胧,/我尤爱朦胧的落日。/落日的朦胧中,/我与宇宙为一。”在宗白华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创造生命,创造光热和情爱。我欲与宇宙合一,坠入生命创造的“寂寞黑暗”之中,吸取宇宙的创造精神来自我创造,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创造精神。

(二)“白天的速度”与“黑夜的诗意”:审美现代性的张力

诗性的想象能使人洞悉生存的本质,抵达生命的智慧境界。在宗白华看来,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诗意的生存,因为诗的本质就在于安顿心灵、消解分裂,如他所说:“诗,是诗人用他的灵魂抚摩这世界,熨贴这世界,因而抚慰着自己,弥补着自己的心灵的伤痕。”[7]303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迈入现代性阶段,对现代艺术家来说,是由一种“永恒性的美学”转变为“瞬时性与内在性的美学”,前者奉行永恒的、超验的美之理想,后者追逐变化、新奇和震惊的审美体验[14]1。在20世纪初,置身于中西文化对流中的宗白华,敏锐体会到这种现代性的转折,他曾感叹说:“这时我了解近代人生的悲壮剧、都会的韵律、力的姿式。对于近代各问题,我都感到兴趣,我不那样悲观,我期待着一个更有力的更光明的人类社会到来。然而莱茵河上的故垒寒流、残灯古梦,仍然萦系在心坎深处,使我常时做做古典的浪漫的美梦。”[2]200在《生命之窗的内外》一诗中,宗白华表达了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和“一个近代人的矛盾心情”,这种焦虑和矛盾就是前现代经验与现代性经验的矛盾,传统“意境”审美与现代“震惊”审美的张力。古典主义的永恒性与转瞬即逝的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在宗白华的早期美学思想中已经初步显现。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现代性是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14]50波德莱尔这种“永恒美”与“现代美”的二元观及其矛盾,在宗白华的美学中也有体现,但不同在于,波德莱尔、本雅明等都是现代性艺术的捍卫者,对工业文明的都市现代性有一种迷恋,而宗白华作为“现代的传统主义者”[15](顾彬语),他的诗作是对这种审美现代性矛盾的表征,他的诗学和意境美学是以返回古典的形式对现代性进行了某种抵抗。在《生命之窗的内外》这首诗中,诗人创造了一组强烈对比的意象:白天、机器的节奏、匆忙的人群;夜晚、冷月孤舟、诗魂梦影。“白天的速度”与“黑夜的暧昧”构成了现代性与永恒性的審美悖论和心灵焦灼,如宗白华所感叹的那样:“在都市的危楼上俯眺风驰电掣的匆忙的人群,通力合作地推动人类的前进;生命的悲壮令人惊心动魄,渺渺的微躯只是洪涛的一沤,然而内心的孤迥,也希望能烛照未来的微茫,听到永恒的深秘节奏,静寂的神明体会宇宙静寂的和声。”[2]201宗白华的诗性心灵所要抗拒的就是现代性进程中人的生存困境。《流云》之诗,成为宗白华抗拒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最有力的心灵武器,也是他安顿性灵的工具。“诗”是其艺术化、理想化的生存方式。《生命之窗的内外》一诗十分微妙地传达了诗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体验的忧患感与分裂感。“生命之窗”的内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内在世界的古典诗意,与窗外世界的现代性节奏,在诗人心灵中造成强大的张力。

宗白华对近代以来科学主义至上、精神生命堕落的现状非常担忧,现代人在精神上“无情无表现”,充斥着“纯理数之机器漠然”,人与世界“惟有利害应用之关系”,以致于“人为机器之奴”的可悲境地;“更进而人生生活机械化,为卓别林之摩登时代讥刺之对象!”[9]592机械化不仅是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挤压了人的生命时间。刘小枫指出,“现代”一词所蕴含的是“生存性的时间”,带有“在体性”(ontic)的意涵,由于“高速度时间是作为现代性首要特性的变动不居运动性的标志”[15]17,宗白华对现代性的焦虑,主要原因也在于对现代不可逆转的快速时间对生命时间的挤压和摧残,因为“现代时间所包含的现代劳动时间与人体生命时间的矛盾,成为现代性深层矛盾之一”[16]21。而生命时间“要求适宜于自己的多样的时间尺度”,强力违反生命时间的自然规律,超常时间保持快速生活与工作节奏,必然对生命本身造成伤害。这是宗白华产生现代性“焦虑”的根本所在。这种浓厚的现代文化危机感使得宗白华回眸中国传统艺术意境,希冀能在“诗”与“美”中消融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宗白华的诗性理想与意境美学,既是“对传统审美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科学权力所营造的现代新世界的批判性回应”,他是“以审美的方式来回答乃至解决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危机等现代性问题”[17]。换言之,宗白华对诗性和意境的提倡,旨在消弭工业文明、工具理性导致人性的分裂,试图建立现代人的审美新感性,恢复现代人性的完整维度。

综上所述,宗白华的意境美学思想的发轫和成熟,既与其个人的诗性气质有关,也是他不断参照和融会中西文化、哲学、美学和艺术等多重思想资源的结晶。通过《艺境》这本浓缩了宗白华美学研究的精华之作,我们可以了解到,宗白华美学思想根基是生命哲学,他是站在“宇宙生命”的基石上来化合中西、融通古今,以艺术、生命、宇宙、文化的多维视角来穿透东西文化的界限,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域中进行意境美学的理论话语建构。

注释:

①王岳川在《未名湖畔的散步美学家》一文中将宗白华学术思想分为三个时期:青年的哲学诗人、中年的体验美学家、晚年的散步哲学家。见:王岳川.思·言·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l997: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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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泽鸿,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兼任泰国格乐大学客座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中西现代美学、艺术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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