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与实现进路

□张志静 隋牧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 杨凌 712100）

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一个民族整体精神风貌的表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可以说，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前进方向。因此，基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及新时代国家共同富裕的战略发展，必须聚焦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下功夫应对人民精神生活存在的异化、分化、空虚化等现实挑战，多措协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增智赋能。

一、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精神生活区别于物质生活，指的是人们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而进行的精神层面的活动与状态，其发生过程包含精神追求、精神创造、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等环节，包括信仰理想、认知思考、情感体验、审美享受等内容。[2]主体精神生活的质量受内部选择及外部精神文化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强调富裕的向度“生活”，还强调富裕的广度“共同”，更强调富裕的深度“精神”。它是指在物质共同富裕基础上，个体能够主动进行向上向善的精神选择，并在自觉的精神生产中不断生产精神财富、充分享受精神财富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3]，以及由此展现出在全社会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中形成的一种自由幸福、积极向上的民族总体性精神状态。

1.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理想追求的内在规定

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追求。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构想，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践必然与逻辑必然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站在人民这一根本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面貌，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奉行的资本至上、个人主义立场，强调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首先明确了未来社会财富共享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少数人。对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提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表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分配方式与资本主义逻辑下的两极分化截然不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恩格斯也进一步规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目标要求，他指出未来的生产不仅能确保社会成员物质生活的充裕，“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特别强调了共产主义包含人民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与精神境界的极大提升两个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从主体、目标、要求三个方面指明，在共产主义阶段不仅要实现所有人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还要实现所有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说，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表征，直接关系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追求能否实现。

2.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这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比翼齐飞的过程，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之处。中国式现代化既把握了现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又有着“中国式”的鲜明精神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精神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是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极大地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重大弊端——物质主义过度膨胀而忽视精神文明，进而导致更为明显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本质要求，离开了精神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无异于西方式现代化。因而，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以物质文明的支撑、精神文明的滋养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阳光大道。

3.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体高层次发展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强调：“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7]也就是说，除了吃饱穿暖等物质生活需要外，作为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的动物，人的本质需求还体现在多样化、层次化、递进式的精神文化需要上。而人精神文化需要层次的深浅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动态发展的。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很长一个时期内人民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产生了从“念温饱”到“盼小康”的深刻变化，精神消费的广度和深度也显著增加。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然随着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发生了质的转变，不仅要求更高质量的物质性条件，还有着“美好生活需要”。这里的“美好生活”不是人民单向度的物质需求，而是更多指向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公平公正等社会性需求，以及对精神、价值、道德、信念、理想、情操、智慧等更高层次的精神性需求。[8]当前，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意味着在新征程上人民第一层级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更加坚实的保障，这也昭示着我们必须更加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第二层级的社会性需求和第三层级的精神性需求，以期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换言之，不断满足人民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更好满足人民高层次发展需要，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追求的必然要求和时代选择。

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时代要求

追求精神富足、向往理想人格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品格。中华文明历经上下五千年，历史和实践证明，崇尚精神优秀传统的延续是中华文明五千年长流不息、历久弥新的动力之源。在过去，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就期盼着百姓物质生活充裕无虑、精神境界高尚豁达、道德修养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尽管现实中物质生活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但“不以物惑”的精神追求、“杀身以成仁”的理想信念、将“立德”置于“三不朽”之首的道德品质，充分体现了精神生活的富足给人以极大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来应对物质生活的缺憾。近代以来，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地带领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伟大的长征精神支撑着中国工农红军超越生命极限，爬雪山过草地，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延安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正是心中有定力、精神有信仰，中华民族才洗雪百年耻辱，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在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程中，党始终坚持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这里的“志”“智”所注重的正是人内部深层次的精神需求，是崇尚精神优秀文化传统在脱贫攻坚中的当代体现。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发展挑战，必须坚持“将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9]，以精神生活的日渐富足筑牢人民群众的精神防线，为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提供坚强精神支撑。

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

聚焦全媒体时代下的人民精神生活，精神追求异化、精神层次分化、精神世界空虚化是迫切需要关注和应对的现实挑战。

1.精神追求异化：主体“三观”建构受到挑战

异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出来的产品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敌对，并逐渐奴役、控制人类的社会现象。当前，受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多方面因素的负面影响，人们的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异己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主体“三观”的建构受到金钱追捧、物质崇拜、信息依赖的挑战。

其一，精神追求被金钱异化，形成固化的错误金钱观。具体而言，金钱成为衡量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一般标尺，把占有金钱、权力当作人生目标，热衷于眼下个人利益，为了致富失去道德底线。这种过度追求金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人沉溺在金钱带来的短暂快乐中，将爱情、友情、亲情等情感联系和诚实、守信、明礼等价值标准视作虚无，人成为金钱的奴隶，形成拜金主义的错误价值取向。

其二，精神追求被物质异化，形成偏激的奢靡物质观。受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影响，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日益侵蚀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的精神需求趋向通过物质占有、物质消费、物质快乐等外在非理性的形式得到满足。与此同时，由于文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文化产品都被打上了“物质”标签，进一步助长了人的奢靡物质观，造成理想信念世俗化、价值观念庸俗化、文化内容低俗化。

其三，精神追求被信息异化，形成失去自我的杂乱信息观。信息时代裹挟而来的是信息数量和信息媒介的成倍增加，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受限制、不假思索地获取、传播、输出各种信息，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信息辨别能力的退化和“三观”塑造的混乱，呈现出信息奴役人的异化状态。精神追求异化状态背后是人主体性的消解与丧失，人用以生存生活的手段、工具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控制着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架构都受到异化的挑战。

2.精神层次分化：共富均衡性发展受到挑战

精神层次分化指的是个体或不同群体的精神生活存在较大差异，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这主要是从社会整体的视角而言的。

其一，精神层次的城乡区域分化，差距明显。长期以来，城乡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这一不平衡的发展现状也突出表现在精神文明建设当中。一方面，精神文化资源不平衡，农村、中西部地区文化资源总量、质量均与发达地区存在差距，存在诸如设施落后、供需不匹配、缺乏管理、利用率低等问题。另一方面，内生动力不平衡，农村、中西部地区“部分农民思想观念中存在着保守、愚昧、闭塞、迷信的成分”[10]，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伴随着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抬头，公共文化生活“空心化”使得精神文明建设缺乏有力支撑。

其二，精神层次的圈层族群分化，多元复杂。圈层族群都有着特定精神特质，其划分很大一部分赖于跨阶层或认知或情感或意识上的认同。[11]各圈层族群“追捧”的核心文化多元复杂，有的甚至与主流价值相悖。例如，饭圈中存在“洗白”、搬弄是非，通过控评扰乱舆论导向，破坏网络秩序等问题；“美妆圈”中卖假货、低俗化营销乱象百出，归根结底是畸形价值观的泛滥，其背后是资本的狂欢。此外，“月光”族、躺平族等消极族群文化成为少数群体的精神抚慰，看似通过群体认同得到了精神满足，但实质是亚文化的“洗脑”。圈层族群间精神生活的分化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一大难题。

其三，精神层次的年龄阶段分化，差异明显。近年来，抑郁症、焦虑症越来越呈年轻化、低龄化趋势发展。同时，“一些社会思潮容易引发心理震荡，导致价值观偏差，加剧信仰危机，对青年精神生活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冲击”[12]。同时，老年人受代际重心下移、社会关系网缩小及身体状况影响，社会参与度大大降低，遭遇社会隔离。[13]“数字鸿沟”使得老年人与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不相容、不理解，产生隔阂。老年人自身和代际精神层次差距，让他们感觉到精神孤独，生活百无聊赖。

3.精神世界空虚化：精神品质塑造受到挑战

物质是现实的，而精神是非现实的，具有超越性。在古代，“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获得感和幸福感远超物质的贫困。在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坚实，但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化反而进一步加剧。

一是主体精神依赖网络化，脱离真实丰富的人情社会，因而缺失价值感与意义感。从儿童到老年人，网络成为现代人痴迷的“精神鸦片”，“离开网络寸步难行”使人们的精神活动囿于互联网热潮和资本有意诱导。一轮又一轮贫乏而单调的消遣文化透支着人之精神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人脑俨然成为网络的另一个终端，人的精神生活成为机械化接受外界刺激和灌输的客体，精神需求流于虚拟网络浅层的满足，失去了向下延伸、向内拓展的意义。

二是主体精神诉求庸俗化，脱离正统体系的文化滋养，因而缺乏高尚感与厚重感。当面对一些道德事件、娱乐事件甚至政治事件时，越来越多人抱着娱乐、“吃瓜”等非理性的心态置身事外，而对一些平台上形式多样、内容浅薄、趣味低级的内容，甚至歪曲历史、恶搞经典、抹黑英雄等畸形网络“翻案风”趋之若鹜，“快餐式”文化输出与接受愈加普遍化。庸俗化、泛娱乐化的话语体系背后是“去中心化”“去政治化”的解构主义叙事方式[14]，排斥严肃性、积极性，看似获得了精神快乐，实则是脱离主流价值文化的精神空虚。

三是主体精神取向降维化，脱离科学高尚的文化培育，因而欠缺幸福感与安全感。主要表现为主体的价值取向由重理想转向重现实，由重集体转向重个人的降维化。快节奏的生活、激烈的“内卷”使一部分人只看重人情世故和个人私利，对集体利益、国家大局视而不见。“躺平”“佛系”文化的盛行，更是折射出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在主体精神取向中地位的弱化，难以获得真正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人们的精神世界还面临国内国外各种不合规律、不合科学、不合主流的思想的冲击，如封建迷信、邪教、西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受传播隐蔽、内容虚伪、受众低龄化的影响，人民群众受迷惑的风险急剧上升，极大地威胁着人民群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上，扎实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刻不容缓，要以主流价值引领“三观”建构，以协调发展保障共富均衡性，以文化创新创造满足精神消费需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推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崛起。

1.以主流价值引领“三观”建构，增强精神追求的自主能动性

“自由能动的人”始终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主体，因此要消解精神追求异化对人精神生活的捆绑，就必须协调制度监管、教育引导和媒体导向等手段，形成社会主流价值传播合力，以正确“三观”的建构释放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严格管控网络文化生态。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战场，各种与主流价值相悖的文化形态挑战着人们的“三观”建构。基于维护社会主流价值权威的重要性，要常态长效开展“清朗行动”，整治网络文化环境。一方面，要加快推进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完善舆情风险监测、防控、化解机制，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决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协同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严格约束网络参与主体，加强网络文化环境监管力度，如精细化实行IP地址定位、实名制等，广泛宣扬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

第二，善用教育增进社会主流价值认同。教育以其教化育人的功能巩固或重塑人的价值观念，进而指导着人的精神活动，是促进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一环，其核心任务是引导教育对象达成社会主流价值共识，体现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新时代，以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主流价值传播，要求改革与创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理论引领+实践强化+环境烘托”育人机制，发挥学校、家庭、社会育人合力，促进教育对象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同步提升，破解精神追求异化、价值观畸形等难题，以主流价值认同指导精神生活的主观能动创建。

第三，活用媒体塑造主流价值传播新局面。全媒体时代为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大环境，同时各类媒体也以舆论引导的功能直接影响着社会主流话语认同，深刻影响着人的精神追求。因此，为发挥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构建主流价值传播良好生态，首先要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绝对领导，保证媒体这一意识形态阵地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其次，要把握好各级各类媒体的政治方向，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在整个社会中营造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的良好舆论氛围。最后，要整合新旧媒体资源。传统主流媒体作为舆论的“压舱石”，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而新兴媒体的发展正逐渐削减人们对传统媒体的重视度与使用率，要回应精神生活异化、分化、空虚化等挑战，就必须深入推进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使全体人民牢牢把握精神活动的主动性。

2.以协调发展保障共富均衡性，缩小精神生活的层次差距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强调富裕的向度“精神”，还强调富裕的广度“共同”。基于此，要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协调发展，并正确对待非主流文化圈层及不同年龄阶段间的层次差距，扎实围绕“共同”走好奋斗之路。

第一，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法治保障。用文化立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健康长久发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要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针对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如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问题、设备设施建设管理使用问题等，持续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立法立规，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同时，要在监督执法上下功夫，强化对文化领域公职人员的监督，要畅通立法司法机关等内部监督和大众传媒、人民群众等外部监督举报渠道，举全力预防和惩治文化领域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

第二，加快公共文化事业均衡建设步伐。文化事业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们多元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养的公益性事业。面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城乡区域差距，要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人民实际需求，紧紧围绕精神产品供给与分配公平，不断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农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要加大政策倾斜和支持力度，加快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开拓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开创全民建设新局面。

第三，推进多层次文化交流与认同。当前，部分非主流圈层呈现出的封闭性、排他性、极端化、审美固化等问题[15]，极大地冲击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此，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扩大主流价值在非主流圈层文化中的话语权，引导圈层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重塑圈层核心文化。另一方面，要打破不同圈层间的信息壁垒，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强不同圈层文化间的交流，发挥圈层文化的正向积极作用，形成以主流价值为导向的多元文化发展格局。此外，还要加快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真正从人们的精神需求出发，给予人民特别是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足够的精神关怀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精神生活的幸福感。

3.以文化创新创造满足精神消费需求，铸就精神世界的超越性

扎实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以社会主流价值培育为引领，又要创造丰富的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活”起来、“富”起来。

第一，净化文化创新创造市场环境。文化市场是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活动的主阵地，必须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深化文化领域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多部门联合执法力度，持续开展文化市场不定期抽查和巡查，合力提高文化执法质量。同时，要适当提高文化入场门槛，特别是要聚焦网络文化市场，加强对当下盛行的各种短视频、直播、自媒体、社交软件的全面审核与排查，破除“流量为王”的不良传播导向，抵制庸俗、低俗、腐朽、落后等不良文化“入场”，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第二，增强文化产业的“新”和“质”。文化产业是精神文明传播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在其承载的文化内容质量及展现形式的创新性上。当前许多文化产品受市场化影响，忽视了本身的社会效益，导致人们精神生活世俗化、庸俗化、低俗化。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深入汲取中华文明的精髓，推动文化产业的高质量高层次发展，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供给能力、服务质量和社会价值，以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

第三，加快文化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人才是引领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活力源泉，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文化领域高素质人才的重大使命。因此，高校首先要在党的教育方针的引领下，严把人才培育、引进、使用的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明确人才培养的政治导向。其次，要坚持五育并举、通专融合、因材施教等培养方式，加大文化创新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为文化强国培育高层次高水平专业人才。同时，“要重点培养学生解决当代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能力”[16]，培养与文化领域急需人才相契合的后备力量，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第四，培育文化自信赋能精神生活富足。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民族文化最深层次的认同，能激发和增强人们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极大地丰富精神世界。如河南春晚的《唐宫盛宴》《洛神水赋》，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引发了人们高度的文化自信。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通过弘扬“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等文化样本，建设宋韵文化传承发展中心等文化地标，有效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进而推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高质量快速发展。因此，要采取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精髓，构建精神高地，全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赋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