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北魏平城墓葬出土陶俑分析与研究

古顺芳

关键词：北魏平城陶俑

大同北魏平城墓葬陶俑出土数量众多，个性鲜明，形态各异，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物研究资料。如沙岭M2，东信广场M211、M439，大同湖东Ｍ 11，大同公安局张智朗石椁墓，田村Ｍ 1，御昌佳园M11、M96、M113，云波路Ｍ 10，阳高下深井M1，文瀛路北魏壁画墓等均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俑，但因其所处年代不同，陶俑风格各不相同。现根据上述墓葬出土陶俑不同的特点并结合墓葬形制和其他随葬品特征，暂且将北魏平城陶俑分为五个类型。

一、关陇风格陶俑

西晋亡后，中原北方只有关陇地区还在发展陶俑和模型明器，十六国时期俑群的内容大大丰富了。大同沙岭Ｍ2 和东信广场Ｍ 211 两座北魏墓葬出土陶俑与关陇地区十六国墓葬1 出土陶俑非常相似。

2005 年发掘的沙岭M2 是一座长斜坡墓道方形土洞墓，坐北朝南，墓道两侧壁龛内出土有陶制动物俑、木制人形俑。墓室内西侧南北向置一具木棺，棺外置有陶侍从俑，有陶猪、羊、狗、鸡组成的禽畜俑组合，有陶灶、碓、仓、井、磨、灯组成的模型明器组合，另有陶壶、陶罐。沙岭M2 出土的陶侍俑，根据面部特征及帽饰可分为男侍俑和女侍俑两类，男侍俑（图1）风帽后部扁平，帽檐饰二周弦纹，帽顶横向饰一棱线。直眉，长鼻，嘴微张。女侍俑（图2）风帽帽顶饰横向棱线，纵向压印痕，后部有二处凸起，代表女侍俑风帽内有发髻，帽后系结。男女侍俑均弯眉，抿嘴，略带微笑，上身着右衽交领窄袖上衣，下身着裤或裙。

2013 年发掘的东信广场M211，坐北朝南，双室土洞墓，由甬道连接的前后室均近方形，两扇石质墓门上半部分别线刻青龙、白虎，下半部都线刻武士。大部分随葬品置于前室，后室中部东西向置一具木棺，未见人骨。随葬品有釉陶卷棚车、鳖甲车、陶牛、陶马、男侍俑、女侍俑、乐俑等组成的侍从仪仗组合，有陶猪、羊、狗、鸡组成的禽畜俑组合，有陶灶、碓、仓、井、灯组成的模型明器组合，还有陶壶、陶罐。东信广场M211出土的男侍俑、女侍俑头戴风帽，帽顶有“十”字形刻痕，上身着交领衣，男侍俑（图3）下身着裤，女侍俑（图4）下身着裙。Ｍ 211 还有一类身材瘦高、造型优美的女俑（图5），头戴“十”字形发髻，身着右衽宽袖长袍，双手拢于袖中，可以称之为北魏女俑精品。Ｍ 211女乐俑（图6）跽坐，有的头戴风帽，有的头戴“十”字形发髻，身着长袍，手持乐器作弹奏状。

太延元年（435）二月，“诏长安及平凉民徙在京师，其孤老不能自存者，听还乡里”。2 太平真君七年（446）二月“大破盖吴于杏城”，三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3 因此，北魏平城出现的关陇风格陶俑应该是北魏占领关中后平城地区较早出现的陶俑。

二、稚拙风格陶俑

大同县（今大同市云州区）湖东M11 和东信广场M439 的稚拙风格陶俑是以关陇风格陶俑组合为范式，其制作者尝试创立新的风格，使其初具鲜卑人物形象特征。其年代应与关陇风格墓葬同时或稍后不久。

2004 年末至2005 年初发掘的大同县湖东M11，坐北朝南，近梯形土洞墓，南端宽，北端窄，墓门偏东。木棺南北向，置于墓室西侧，棺东侧放置随葬品。侍从仪仗组合有男侍俑、女侍俑、陶牛，禽畜俑组合有陶猪、羊、狗，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磨、灶，另有陶壶、陶罐。大同县湖东M11 陶俑头部规整，似为模制，身体部分为手制，体内中空，粗糙肥拙，内着圆领衣，外着交领窄袖长袍，长袍底端呈喇叭形。陶俑头部分三种帽饰或发式：一类（图7）为戴高顶帽，前后正中与两侧有深竖线刻痕，呈“十”字形，帽后有风帘，似为风帽；一类（图8）头发前梳，顶部有两个斜向上的角形装饰；一类（图9）为齐耳短发，中部隆起向后梳，纹理清晰。

2013 年發掘的东信广场M439，坐北朝南，偏室土洞墓，出土男、女侍俑6 件，禽畜俑组合有陶猪、羊、狗、鸡，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灶、碓、井、磨、灯，另有陶壶、陶罐。东信广场M439 出土的陶俑头部模制；头戴圆形风帽，帽裙较长，有的（图10）风帽帽顶有缝缀痕迹，有的（图11）风帽帽裙外翻；身体捏塑，内部中空，双手置于腹部。

大同县湖东M11 和东信广场M439 出土的陶俑从种类上模仿了关中十六国墓葬的做法，但制作者试图摆脱关中十六国墓葬陶俑的造型，而不是像东信广场M211 那样仅用鲜卑装去替换汉装。由此，陶俑身体被制作成喇叭筒状，帽式也多有变化。不过陶俑的制作水平整体不高，显示出稚拙不太成熟的特点。

三、融合阶段陶俑

在融合阶段，关陇风格和稚拙风格陶俑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变化。延续关中风格路线的陶俑已全部由汉装转变为鲜卑装，如大同市公安局张智朗石椁墓、御昌佳园M11 等出土的陶俑。延续稚拙风格路线的陶俑，制作上较以往显得精致些，如田村M1、御昌佳园M96 等出土的陶俑。两种风格之间也互有借鉴，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2011 年发掘的大同市公安局张智朗石椁墓，坐北朝南，发掘前墓室已被破坏。根据残存痕迹，推测该墓是方形土洞墓，墓室内置一石椁，石椁内壁铭刻有“大代和平元年（460）”字样，椁内置一石棺床，石棺床雕刻忍冬纹和水波纹带，两侧足部各雕一瓶，内装忍冬，中间足雕兽面，上着彩绘。随葬器物有釉陶女侍俑，禽畜俑组合有釉陶狗、鸡，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灯、釉陶盘、釉陶耳杯，另有单耳陶罐、四系青釉罐、青铜盆、铜鐎斗。张智朗石椁墓出土的釉陶俑头戴风帽，帽顶有“十”字形压痕，帽后有系结压痕，身着右衽交领窄袖长襦，下着裙，为典型的北魏鲜卑民族服饰。一俑（图12）双手袖于胸前，一俑（图13）左手持耳杯、右手持陶瓶。

2013 年发掘的御昌佳园M11，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方形土洞墓，土坯封门，墓室内东西向置一木棺。随葬器物中侍从仪仗组合有陶男、女侍俑，禽畜俑组合有陶猪、狗、羊、鸡，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磨、碓、仓、井、灶，另有陶罐。御昌佳园M11 出土的男、女陶俑其面部特征具有关陇风格，但头戴帽裙较长的鲜卑风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襦，男俑（图14）下装着裤，女俑（图15）着裙。女俑的风帽帽顶上有“十”字形压印痕，压印痕末端有扁圆形装饰，男女俑上衣均饰从肩到腰的交叉划线纹，腰部有腰带纹饰。

1999 年发掘的田村M1 是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坐东朝西。墓室内近北壁东西向置一雕刻精美的石棺床，石棺床上未置棺，直接置一灰枕，应是将遗体直接置于石棺床上。石棺床雕刻忍冬纹和水波纹带，两侧足部各雕一朵忍冬，中间足雕兽面。侍从仪仗组合有陶女立俑、女坐俑、胡俑、陶骆驼、陶牛车，禽畜俑组合有陶狗，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灶、碓、井、磨、灯、耳杯、盘、盏、盆、樽、槽、鼎、榼、箕、釜。另有陶壶、陶罐。田村M1 出土的女陶俑（图16）所戴风帽变高，帽顶“十”字形压痕较浅，帽后有扎带系结印，帽裙变长，身着左衽交领窄袖长襦，下身着裙。

2013 年发掘的御昌佳园M96，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方形土洞墓，墓室内东西向置一棺。出土器物中侍从仪仗组合有男侍俑、女侍俑、陶马、陶制卷棚车，禽畜俑组合有陶猪、狗、羊、鸡，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碓、仓、井、磨、陶毡帐，另有陶壶、大型陶罐。御昌佳园M96 出土的男俑（图17）头戴黑色风帽，身着红色窄袖长襦，下着裤，女俑（图18）未戴风帽，露出发髻，身着窄袖长襦，下着裙，均双手袖于腹部。服饰具有典型的鲜卑风格。

此时， 前一阶段两种风格的陶俑开始互有交融，陶俑风格各异，还没有形成统一风格。这4 座墓葬的陶俑进一步融入鲜卑文化特征，尤其是人物服装基本鲜卑化，关陇风格的服饰已褪去。但前一阶段两种风格交融整合的过程还未结束，各项特征较为驳杂，尚未稳定。

四、成熟期陶俑

北魏平城墓葬出土的成熟期陶俑，四大组合相对齐备，陶俑面貌和服饰出现相同的特征。

2014 年发掘的云波路M10，坐北朝南，长方形底斜坡墓道，方形土洞墓，内置单檐悬山式顶石椁，石椁内置一木棺，出土器物40 件，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组合，侍从仪仗组合有女侍俑，女乐俑、胡俑、陶牛、卷棚车、鳖甲车，模型明器组合有陶灯、碓、毡帐模型、陶屋，其他有陶罐、陶葫芦罐。云波路M10 出土的镇墓兽、镇墓武士俑身上涂红、白、黑彩。兽面兽身的镇墓兽（图19）样式繁复，长耳，凸弯眉，鼓眼，猪鼻，嘴巴大张，长舌外露，全身涂红，上绘墨线。人面兽身镇墓兽（图20），人首，头部略下垂，头戴黑帽，大耳，弯眉，鼻子高阔，八字胡，嘴角上扬，脸部涂红。镇墓武士俑（图21、22）为泥质灰陶，身体分别烧制，插装而成，彩绘，头戴兜鍪，眼珠鼓突，面部狰狞。女侍俑和女乐俑均头戴黑色风帽，帽顶较高，上有“十”字形印痕，帽裙较长。女侍俑（图23）身着左衽或右衽长襦，表情生动，面露微笑。女乐俑（图24）均坐姿，弹奏各类乐器。胡乐俑（图25）头戴黑色风帽，深目高鼻。

2013 年发掘的御昌佳园M113，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偏室土洞墓，出土51 件器物，墓门处有镇墓武士俑，侍从仪仗组合有骑马俑、马拉卷棚车、牛拉鳖甲车、男执物俑、男侍俑、女侍俑、女乐俑、女舞俑、胡俑、女坐俑，禽畜俑组合有陶猪、狗、羊、鸡，模型明器组合有陶井、磨、灯，另有陶罐2 件。御昌佳园M113 未被盗扰，随葬器物保持当初下葬时的位置。M113 出土的陶俑群（图26）以骑马俑为向导，俑驾马拉卷棚车为护，后为牛拉鳖甲车，四周环围着男女侍俑、女乐俑、胡俑、女舞俑、劳作俑、禽畜俑、模型明器等。M113 出土的陶俑制作工艺成熟，造型优美。墓门处镇墓武士俑仅余腿部，但可以猜测原本体型高大。男俑头戴顶部略向后聚的风帽，帽顶较高，上有“十”字形印痕，帽裙较长，身着左衽交领窄袖长襦，襦长过膝，下着窄腿裤，面部圆润丰满，表情自然。一类（图27）双手拢于袖中，袖手处有一圆孔直通上下，圆孔内原应插物，分腿站立；一类（图28）双手自然弯曲于腹前，双手松握，原应持某物。女俑分女侍俑、女乐俑、女舞俑，均泥质灰陶，头戴风帽，帽顶有“十”字形印痕，耳部有飾物，女侍俑（图29）有的身着左衽长襦，有的胸前衣饰痕迹不明显，内着曳地长裙，身体略前倾，面带微笑，双手拢于袖中。女乐俑（图30）为坐姿，面容秀丽，有的女乐俑身着右衽交领窄袖长襦，有的身着左衽交领窄袖长襦，做弹奏乐器的动作。女舞俑2件，身着左衽交领窄袖长襦，内着曳地长裙。女舞俑（图31）右手在前，将长袖舒展扬起，左手在后，将长袖尽情甩开，面部圆润丰满，面带微笑，表情自然。M113 出土的胡俑（图32）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革带，肚臀外凸；袍边底部侧摆开叉，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足蹬靴。仅一件胡俑头戴风帽，其余胡俑均挽发髻于额顶上。一胡俑头部高抬，仰面朝天，右手高抬至额头，做出扶竿的动作，左手叉腰，应是额上缘橦；其余胡俑做出弹奏乐器的动作，有的胡俑手中持有陶制乐器。这是一组额上缘橦的杂技队伍。

这一阶段，陶俑面貌和服饰出现相同特征。从陶俑种类而言，较前几个阶段大为丰富：首先增加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甲骑具装俑、骑马乐俑、披铠步兵俑、胡人伎乐俑等，又渐次增加了女舞俑、劳作女俑，达到了北魏平城时期陶俑发展的最高阶段。

五、浓厚生活气息陶俑

迁都洛阳前，平城风格陶俑开始走下坡路，呈现衰退趋势。四大组合解体，其中镇墓组合和侍从仪仗组合急剧衰退，模型明器组合、禽畜俑组合尚保持稳定。

1999 年11 月发掘的阳高下深井M1，坐北朝南，砖构单室墓，内置单棺。出土的陶制女俑，分女侍俑和劳作女俑。禽畜俑有陶猪、狗、羊，其他有石灯、陶罐、一人擒二龙牌饰、漆盘、耳杯等。阳高下深井M1 出土的陶俑泥质灰陶，火候较低，胎质疏松。女侍俑（图33）所戴风帽帽顶变高，身着交领窄袖长襦，衣饰涂红，双手袖于腹前。女劳作俑有的双手袖于腹前，右脚抬起，做踩碓动作；有的跽坐，有的跪坐，做出劳动动作。

2009 年5 月发掘的大同御东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坐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砖构单室墓，墓室四壁、顶部、甬道绘有壁画，墓内砖砌棺床。出土器物36 件，其中陶俑7 件，有女侍俑、劳作女俑，禽畜俑有陶鸡。模型明器有陶灶、仓（原发掘简报定为罐）、井、磨、灯，另有陶罐、釉陶壶、陶盆等。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出土的陶俑，风帽帽顶变高，帽裙变长，风帽顶部有“十”字印痕，后部有系结印痕。陶俑姿态多样，有双手袖于腹前的女侍俑（图34），有双手袖于腹前、右脚抬起做踩碓动作的女劳作俑，有跪坐的劳作俑（图35）。

阳高下深井M1 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基本不见镇墓组合，侍从仪仗组合中仅有女侍俑被保留下来，与劳作女俑组合后，体现出浓厚的家居生活气息，而不是此前那种外向型的出行意象。

六、结语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4 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扫统万，平秦陇”。5 随着关中的克定，关陇地区十六国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风格特征传入了平城，出现了具有关陇风格的随葬陶俑。几乎同时，平城的制作者也试图对关陇风格进行改造，創制具有自身特点的陶俑，由此出现了一批稚拙风格的墓葬陶俑。沙岭M2 和东信M211 出土的陶俑表明北魏占领关中之后，关陇地区十六国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风格特征传入了平城。大同县（今云州区）湖东M11 和东信广场M439 出土的陶俑既沿习了十六国墓葬风格，也揉入北魏鲜卑草原民族风格。

融合阶段的墓葬文化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随葬陶俑精彩纷呈，鲜卑文化特点日益加重，但共同的文化面貌还没有形成，随葬品之间共性少，个性多。如公安局石椁墓陶俑施釉，田村Ｍ 1、御昌佳园M96 陶俑饰红彩；陶俑服饰、面部特征各具特点，不大相同，但均头戴鲜卑风帽，身着左衽或右衽交领窄袖长襦，左衽明显多于右衽。

成熟阶段的墓葬文化形成统一风格，陶俑的个性特征减少，共性增多。随葬俑群及相关器物形成四大组合，即镇墓组合、侍从仪仗组合、禽畜俑组合和模型明器组合，如Ｍ 113 有导骑俑，以马拉车、牛拉车为中心，周围环绕着男女侍俑、仪卫侍俑和以舞蹈为中心的女乐俑群、以额上缘橦为中心的胡乐俑群。成熟期的陶俑面部丰满圆润，体形圆硕，头戴风帽，帽顶上有“十”字形印痕，后有系结痕，多身着左衽交领窄袖长襦，个别身着右衽长襦，各类陶俑动作相似，风格统一。

成熟阶段之后的随葬陶俑和相关器物呈现衰落的趋势，制作工艺退步，变得粗糙。此时镇墓兽、镇墓武士俑较少出现，陶俑组合以侍者俑为主，开始出现庖厨俑，生活气息浓厚。陶俑风帽帽顶变高，但面部特征和服饰仍基本保持着太和时期的风格。

综上所述，大同北魏平城陶俑从开始的以关陇风格为主，逐渐融入鲜卑风貌，变为杂糅风格；到太和时期形成四大组合完备的统一风格，可以称为太和风格；之后转变为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风格。伴随着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北魏平城生活气息浓厚的陶俑风格也被传到了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