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中的“北流”：金元之际北方易学及功用

申万里，向瑞雪

学界近年在唐宋变革、宋元明过渡等理论的探讨中，提出重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两个南北朝”问题。①参见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载《文史哲》2009 年第6 期，第5—19 页；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6年第36期，第1—29页；罗祎楠：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ed.,The Su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713页；[日]竺沙雅章著，吴密察译：《征服王朝的时代——宋·元》，新北：稻香出版社1998 年版，第1—6 页；[日]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见[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8页。学界关于宋金元时期文化的研究，从之前对于南方经济、文化优势的考察，逐步转向对这一时期北方发展情况的关注。日本学者饭山知保在《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邹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中，从社会史视角出发，称金元时期华北士人为“另一种士人”，考察了其在北方民族统治下形成的异于南方士人的特点。思想史视域下，美国学者田浩指出，道学在元初的统合过程包含来自金朝的影响。[1](p107-141)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金元之际北方思想史的研究，多关注南宋对金的影响，而对北方士人思想发展的自身旨趣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关注不够，①金元之际思想史研究中，涂云清：《蒙元统治下的士人及其经学发展》（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叶毅均：《思想史中的耶律楚材：兼论金元之际三教调和论的特殊成因》（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010年第42期，第119—159页），均关注了金元时期北方特殊背景对士人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金末元初思想合流前后，北方士人对南宋理学的接受，以及北方学者政治实践中的政治文化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使用的“北流”，借用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对宋辽金元时期北朝历史的总结，[2](p6)表达金元之际思想史发展中存在的北方元素。

易学作为道学的核心内容，宋金时期受到时人关注。“《易》道出于天”，[3](卷13p16 右)易学研究者期望从易学中窥探天道，寻求在乱世中自救或救世的方法。易学家一方面试图从义理研究中追本溯源、格物致知，另一方面将《易》占作为理解天命的途径之一，以期用天命指引行为。伴随蒙古统治深入汉地，以义理教化、象数占卜为主要功用的易学，较早进入统治者视野，受到官方重视。可以说，金元之际北方易学的发展与元朝汉法实践密切相关，与理学在元朝地位的上升也有直接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研究课题。迄今为止，前人相关研究中，多集中于考察此时期的易学著述，以及与理学相关的易学讨论，②金代易学著述研究参见魏崇武：《诸种金代艺文目录所著录之易学著述辨误》，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 年第1 期，第3—10 页；魏崇武：《金代易学著述考》，载《周易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64—72 页；张雪丹：《南图所藏〈永乐大典〉残页文献考——兼述现存〈永乐大典〉所载已佚金元〈易〉学著作四种》，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 年第4 期，第31—37 页。金元时期理学北上兼及讨论易学的研究参见：[美]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见《中国哲学》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141页；周良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载《文史》第37 辑，中华书局1993 年，第139—168页；魏崇武：《金代理学发展初探》，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31—44页；晏选军：《金代理学发展路向考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4—81页；孔凡礼：《南宋著述入金考》，收入同氏《孔凡礼文存》，中华书局2009年，第432—451页；等。缺乏长时段的整体观照。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金元之际易学发展进程和实践的特征，探究学术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

一、北宋易学在金末的延续

金朝入主中原后，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金代早期儒学重辞赋、轻经义，对于北宋五子的道学知之甚少。这种情况随着1190 年前后道学在北方的传播逐渐发生改变，[1](p123)作为承载道学核心内容的北宋易学，得到金末士人重视。

金代官方易学大体承自唐宋。金以科举取士，设经义科，试经义、策论各一道，并规定：“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4](p1131-1132)确定了王弼、韩康伯注《易》在金朝的官方地位。王、韩本在中原王朝官方地位的确立，可追溯至唐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之时，关于此注本盛行的原因，唐人陆德明解释：

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已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5](卷1p11右)

陆氏认为王弼较之郑玄在当时影响更大，此判断符合当时玄学盛行的实际情况，王弼注本能更好与佛、道融合。[6](p60-64)宋代沿袭了唐所确立的王、韩《易》注权威，北宋朝廷此后虽有重新编校注疏经典，但《周易》校订仍多以《周易正义》为底本。

然而，现存金代文献鲜有关于王弼易学的记载。金末元初大儒许衡（1209—1281）少时一直学习占卜术，23 岁时因战乱逃至山东徂徕山，“始得《易》王辅嗣说”；[7](p3716)同样，金末易学家李简直到1240—1242 年居莱芜期间，才读到王弼《易》，[8](p197)且《学易记》中对王弼易学引用有限。这些史料似可说明王弼易学著作流传并不广泛。笔者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金末长期战乱，“时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9](p422)经籍及学术传播受阻；二是金末士人对王弼易学并非完全认同。金季士人李庭（1194—1277）曾言：

王辅嗣之注《易》，非不高深。然后世议者，以为幽沈仁义，罪过桀纣，岂非以其言体而不及用，举本而遗其末？[10](p27)

可见，后世学者认为王弼易学的不足在于其言高深，举本遗末以致远离日常事用。

与官方不同，民间易学较多继承了北宋易学家，尤其是二程易学的思想。王若虚（1174—1243）认可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推崇，[11](卷31p4右)时崇尚宋易者并非少数，周昂（？—1211）曾谈道：“学不至邵康节、程伊川，非儒者也。”[12](p209)反映出金代士人对邵雍、伊川易学的重视。张特立（1179—1253）通程氏易学。[7](p4476)金末处士赵素其学“发源《语》《孟》，渐于伊洛之学”。[13](卷38p5右)

金代陵川郝氏家学更显现出其与北宋二程的渊源及对二程学术的追随。郝氏世居泽州，业儒治经。其家族易学自先世学于明道先生，传至金代：

（郝经——笔者注）尝闻过庭之训：自六世祖某从明道程先生学，一再传至曾叔大父东轩老，又一再传及某，其学自《易》《诗》《春秋》《礼》《乐》之经，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伦。[14](p681)

程颢为晋城县令时，以经旨传授当地士子，“故泽州之晋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经学名家”。[14](p805)陵川郝氏从程颢学，传于郝震，尤长于理学，并从程门得到北宋《太极图》《先天图》《通书》《西铭》著述；[14](p710)后传至其侄郝天挺（1161—1217），[14](p533)即郝经祖父；再传至郝经父郝思温（1191—1258），思温“晚年尤邃性理学，手书《西铭》《易经》”。[14](p810)郝氏从北宋入金，直至郝思温一代，其学于程颢的家传易学未曾中断，闻名于北方。

金末文人重视易学，源于对北宋道学的接受。自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道学家确立了与俗学对立的道学方向，《易》与道学被紧密结合。①此处道学指向以周敦颐、二程等为主的北宋道学，不包括南宋道学。道学家对《周易》本体论思想的深度挖掘与发明，使得其所包含的“天理”成为道学的学术标识与思想本质。[15](p77-84)金代文人自12 世纪末开始接触并弘扬道学，[1](p107-141)但最初多围绕四书学进行。直到金末，随着周敦颐《太极图》以及北宋易学的广泛传播，学人才开始关注道学的思想本质。金末学者多认为《易》道自秦汉失传，后陈抟传先天之学，至周敦颐“《易》道复兴”。[3](卷13p16左)郝经更清晰地阐释了周敦颐《易》图与“道”的关系：

道之端则著于太极。伏羲画《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讬始；孔子赞《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图《易》，则又以为动静之几，阴阳之根，建极承统，开后世道学始。[14](p709)

时人对《易》道的追溯极具目的性，未将孔孟后至北宋前的易学传续形诸笔墨，其原因在于书写者实际关注的是道统，即《易》学与道学相捆绑的建构。金代学者已逐渐领悟北宋道学的思想本质，这是他们重视易学，尤其是北宋易学的重要原因。又周敦颐《太极图》《通书》虽高明，但“圣经虽存，而诂训乖谬，义理昏昧”，[16](p414)而二程子“师事濂溪周子，大其学”，其学“集大成于一《易传》”，[14](p717)因此二程易学便成为金人研究道学的选择。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南宋易学对金代易学的影响。根据前辈学人的研究，南宋著述及理学北传最晚开始于12 世纪90 年代，金亡前传入的南宋著述以文集、理学家语录和朱子《四书集注》为主，未见有专门的易学著作。时人多有对南宋易学著述传播情况的记载：虞集（1272—1348）原籍四川眉州，其作《送赵茂元序》写于至顺二年（1331 年），记述“百十年前”大约在南宋嘉定末年，家乡先生讲学仍以古注为主，到后来才得到周、程之学；[17](卷5p22 左)金末元初学者李简《学易记》自序记载其1240—1242 年居莱芜期间，只读到王弼《易》与曾种所辑《大易粹言》，[8](p197)以上记载反映出13世纪初，南宋著述，尤其是南宋易学的传播范围还较为有限。

朱熹易学对于北方易学家的影响，应是更晚的事。朱熹的三种主要易学著述《易传》《易本义》《易学启蒙》，在1200 年之后才逐渐传刻，[18](p24-29)但实际传播情况仍有待考察。宋末元初学者戴表元（1244—1310）记载：

余儿童时，闻乡里老儒先生以小学教授者，才四五家……于时朱氏书犹未盛行浙中，时从人传抄之，以相启发，恍然如扬雄问《方言》、蔡邕见《论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间，有用其说取甲科者，四方翕然争售朱学，而吾乡以远僻，方获尽见徽文公所著书。大抵诸书惟《易本义》《四书注》《小学书》最为完备，其余或未经脱稿，或杂出他手，非全书也。今三书者，惟《四书》家有人诵之，《易本义》真知者绝少。[19](p101)

戴表元是浙江奉化人，他记载淳祐四年（1244年）后，他的家乡才开始逐渐盛行朱熹著述，其中《易本义》《四书注》《小学书》较为完备，但《易本义》因“真知者绝少”，传播困难。由此观之，朱熹易学著述在北方的传播应更缓慢，袁桷在为金末元初易学家徐之纲（1190—1264）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

其（徐之纲——笔者注）言与朱文公合，当是时南北盖未混也，意识卓绝，尚友于千载。其言论金士疑之，宋号以儒立国，论亦如君言。[20](卷29p4左)袁桷指出南北未通之时，徐氏易学见解与朱熹吻合，而金末士人大都对徐氏观点存疑；再如李简在1242 年迁往东平后才得见朱熹易学全书；[8](p197)许衡在1241 年后开始系统研究程朱，最初以程子易学为宗，关于许衡的史料中也未见有朱子易学专著的记载。可见，当时朱熹易学思想在北方影响有限。

总的来说，金末官方以王弼易学为主，而易学家在对“《易》以载道”的阐发中，多以北宋易学家，尤其是二程易学为旨归。这种转变反映了易学家对北宋道学的接受，为元代北方与南方理学家思想的快速合流提供了条件。鉴于金末南宋易学对于北方易学家的微弱影响，有必要重新审视金元之际易学发展的“北流”特征。

二、金元之际的易学传续

“道待书传，书待人传”，[3](卷13p16左)学者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学术特征，在现存金代易学著述有限的情况下，对易学家的考察是研究金代易学发展的重要路径。

金朝皇帝重视汉文化，世宗多次令大臣主持译解汉文经书，译经所曾译《易》并颁行。[21](p64-72)金中期女真贵族中就已有精通易学者：宗道（？—1204）为金景祖乌古乃之后，通《周易》《孟子》。[4](p1677)朝廷中亦不乏精通易学的官员：尚书右丞耶律履（1131—1191），著有《揲蓍说》，自幼学习汉文，精通易学及阴阳、历象知识。[22](卷57p2右)翰林学士赵秉文（1159—1232）著有《易丛说》十卷。①《千顷堂书目》《补辽金元艺文志》《补元史艺文志》《金艺文志补录》皆载赵秉文易学著述有《易丛说》十卷、《象数杂说》。但《象数杂说》一书为讹误，实为金人杨云翼所作。魏崇武《诸种金代艺文目录所著录之易学著述辨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已详细考证，不再赘述。太常博士冯延登（1177—1234）集前人章句为《学易记》一书，以易学为业，“大有所得”。[13](卷19p19左)同知北京转运使事雷思（？—1188）著有《易解》。[12](p508)

终金一代，易学未形成较有影响力的流派，易学研究者从师承上追溯难度较大。但易学传授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现将相关内容统计如下：

表1 主要统计了有明确记载“以易学显于世”的金代中后期易学家，实际上该群体数量更为庞大。从表1 可看出，河朔地区，尤其是当时的河东南路、河北西路为易学盛行地区。从学术底蕴来看，河朔地区原本为洛学传播重镇，除前述郝经家族外，另一位泽州学者李俊民（1176—1260）也致力于程氏易学研究与传播，《宋元学案》将其列入“明道续传”。[23](p583)关于李俊民的学术渊源，史料记载：

表1 金代易学研究者籍贯分布统计表

泰和中，鹤鸣李先生俊民得先生之传，又得邵氏《皇极》之学。廷试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乡曲，故先生之学复盛。[14](p717)

李俊民于金章宗末年得程门续传，此时他在晋城做地方官，后长期教授乡里，[24](p82-87)扩大了程氏学说及邵雍“先天易学”在金代的影响。金亡后，约1240 年，李俊民被知州段直延请至泽州讲学，从学者甚众，“不五六年，州之学徒通经预选者，百廿有二人”，[25](p136)对河朔地区易学传播影响甚远。

辽金时期士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此亦是易学盛行地域相对集中的原因之一，[26](p178)易学家在地域上的紧密联系，使得河朔地区的易学交流与传承相对便利。如赵秉文常与同乡易学家曹珏、易州麻九畴（1183—1232）、虞乡袁从义（1159—1224）往来。郝经《太极书院记》记载麻九畴、赵秉文为最初的北方道学者，[14](p709)二者关系也因易学交流尤为亲密，常有书信往来。赵秉文曾向朝廷举荐麻九畴，评价麻氏“穷先天之学，以极消息盈虚之理”。[3](卷15p9左)又如袁从义居中条山，赵秉文、李之纯常与其往来，以诗文相赠。[13](卷31p19右-20左)元好问《藏云先生袁君墓表》中记载跟随袁从义学《易》者中，李钦止、马元章皆为河朔士人。

从知识来源看，陵川郝氏，以及契丹族耶律氏、真定周昂家族都有较深厚的儒学或易学家传。耶律履家族汉化程度较深，他青年时已精通易学，[27](p417)其子耶律楚材更是因易学、占卜受到蒙古皇帝赏识。真定周氏以儒学传家，周昂本人致力于邵雍、程颐易学，其父周伯禄为金大定进士，其侄周嗣明、外甥王若虚皆为名士。[4](p2730)

金元之际易学交流更多依靠民间易学者的知识传授，由于易学深奥艰涩，以易学闻名乡里的士人尤被时人看重。如吕豫（1131—1214）以易学为专门，有《易说》若干卷，[13](卷24p6左,7右)章宗时期宗室完颜承兴将其延至门下讲学。[21](p64-72)

极具学术价值的民间交流便利了易学传播，扩大了其影响力。如王翼（？—1232）精于《易》，长期居于乡里，时防御使曾向其请教易学的学习方法，王翼以“先理会心”回答，认为学习知识须多注重心悟，强调心在人认知物中的作用。[28](p210)同样，王天铎（1202—1257）亦是通过民间易学者的点拨找到学习方法，其子王恽回忆父亲学《易》过程时谈道：

尚书张公日引一叟连塌坐，与之问辩甚款，察之，盖讲《易经》旨也。（王天铎——笔者注）每参署已，辄抱牍傍侍。张公曰：“汝亦乐闻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闻，遂潜玩焉，造次颠沛，乐之而不释也。北渡后，遇玉华王先生，复得窥其门墙而覃思焉。既而有问答理乱之说，玉华子欣然曰：“推是而进，何忧乎不造夫突奥也？然专静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来，实本于此，吾子其志之。”既而家府屏远人事，取历代诸儒所传，探微赜妙，日一卦为业。真积既久，静见之心遂大以肆。[29](卷42p3)

张正伦为金末进士，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授吏部尚书。王天铎曾多次旁听张正伦与人探讨《易经》，1232年北渡后又受王元礼（1185—1257）提点。据史料记载，王元礼“平居好读《易》，有通其义者，不远数百里必往质问之”，[10](p40)晚年尤喜性理之学。经过交流探讨，王天铎找到了易学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

总之，金元之际易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受地缘影响，以河朔地区为传播重镇，易学家之间因地域上的联系交流频繁，有益于学术风气的形成。正因如此，除了传统家传易学外，极具学术价值的民间交流成为当时易学传播的最有效方式，使得不少对易学有兴趣的士人在交流中受益匪浅。

三、金元之际易学家的政治与社会实践

利用《易》象数体系进行占卜的占验派易学家，期望通过象数加深对天道的认知，以预占的方法明确行事方向。《易》占成为金元之际易学家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

金人热衷于《易》占的根基在于其相信天命的存在。元好问的好友刘景玄学问兼众人所长，深受名士看重，然而初举进士不中，准备第二年受荐应试时却英年早逝。元好问也只能以“天如天如，命也奈何”来解释好友遭遇。[13](卷23p10右)同时，金人相信天命的可预见性，元好问记载了金中期易学家王去非（1101—1184）的一件预占之事：他预言一位年仅25 岁的少年20 年后将失明，并告知少年学习禄命之术即可以术为生。预言最后灵验，少年也因相信王去非的预言以算命为生，最终得以善终。[30](p255)元好问并未见过王去非，他对此事的记载，表明了其对预见天命之事的信服。

由于相信天命，士人开始思考如何“知命”，他们对《易》与天命之间的关联深信不疑。一方面，士人在对易学家人生的书写中往往透露出传主通过《易》而“知命”的本领。李俊民在《故王公辅之墓志铭》中提到王翼“尤精于《易》，占无不应”，[28](p209)自身命数、时事及身后事“皆如所占”，最后评价他神机妙算皆因“善于《易》”。[28](p210)同样，元好问在解释冯延登被元军抓获而选择投井就义的举动时，认为“君于生死之际刚决如此，殆有得于《易》之所谓‘知命’者”。[13](卷19p19左)另一方面，士人赞扬易学家因“知命”而“安于命”的处世态度，“知命而安于命，此深于《易》者之所以贤”。[13](卷24p8右)

《周易》功用之一为“卜筮者尚其占”，[31](p81)自古以来《易》占就受到重视。北宋时，京房《易占》、焦赣《易林》等典型的卜筮之《易》常被用于日常占卜。[32](p97-123)金朝进驻中原，随着汉化程度加深，也逐渐接受了汉人的占卜术，易学家多着力于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注重对《易》象数的运用。

金末战事频繁，“中原兵祸之惨，往往家无噍类”。[33](p613)面对动荡的时局，易学家选择以《易》占作为理解天命的途径之一。与宋代士人对个人仕宦前程和家族存续的关心不同，[34](p3)金末士人更加渴望通过预占命数和时事，寻求安慰、趋利避害。如元好问与曹珏在乱世中结下深厚友谊。1248 年元好问居云州，曹珏听到元好问去世的讹传，随即请占卜者王希道推算元好问禄命，得到其尚在世的占卜结果，曹珏才“以自开释”。[35](p1445)

更具代表性是麻九畴的例子。金末，麻九畴在郾城，与真定府学教授常仲明一家交好，史载：

仲明言：“辛卯秋，边报已急，以内乡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议南下。知几（麻九畴——笔者注）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几病困中，尚以前日犹豫不行为恨也。”[13](卷24p1右)

1231 年春，蒙军攻克洛阳、河中等地，[7](p31)麻九畴却因占卜结果不吉而拒绝南下，致蒙战乱，对此他后悔万分，最终在被元军驱往广平的途中病死。显然，以卜筮来理解天命的活动，是占卜者通过已有的占卜知识和人生经验，对未来事物开展的唯心预测，其结果并不可靠。

除了为自己占卜福祸，易学家也以《易》占为谋生手段。金人王寂在赠予一位《易》占者的序中谈到占卜者现状：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而卜筮其一也。古之避世者，或多卜隐……意欲使逆知祸福、畏罪趋善而已。今之日者，行衢坐肆，纷纷如猬毛。然而言信而有征者，亡几。大抵市道以急衣食之计，所以驰骋穿凿，牵合诡诞，无所不至。所谓君子之道者，吾不得而见之矣。遂人李子明，得乐五虎之遗法，又能以五行十干奇偶成字。吉凶否泰，必以忠告，尝为予筮之，屡中。[36](p65)

金代如李子明的《易》占者并非少数。在王寂看来，《易》占为“君子之道”，但当时《易》占者往往将占卜视为生计。他为李子明写序，既因其预言能力出众，也借此希望警醒《易》占者保持本心，以期技艺益进。

金末易学家选择通过《易》象数“知天命”，并未因其宗于北宋义理派易学学说而偏废。这一时期易学家的学术特征是更注重义理、象数兼修，[37](p74-81)在实际运用中，更期望通过易学为自己及身边人躲避战乱。因此，象数易学在此阶段比义理易学更受时人关注，这也是邵雍象数思想仍有传播的原因。对象数易学的重视与运用，是金末易学家在接受北宋易学过程中，显现出的不同于南宋易学家重义理运用的学术取向。

金亡之后，北方易学家的象数易学实践，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参政机遇。在大蒙古国创立初期，因军事活动需要，军前占卜一直受到统治者重视。[38](p309-320)与金朝交涉之时，汉人占卜术逐渐被蒙古统治者所知悉，他们常命人搜寻通晓占卜术数者。①蒙古皇帝常招揽占卜术士。《元史·姚枢传》记载窝阔台1235 年命姚枢、杨惟中寻访儒、道、医、卜者。《元史·宪宗本纪》载蒙哥酷信卜筮之术。《元史·世祖六》记载忽必烈于1276 年攻入临安后，招揽通晓卜筮阴阳之人。在此背景下，北方易学家多以《易》占、象数为自己谋求入仕机会，如耶律楚材即因精于占卜被成吉思汗、窝阔台重用。术数易学家政治参与的高峰是1244 年忽必烈在潜邸延聘人才之后，②萧启庆认为，“忽必烈延聘人才，组织幕府，似以1244 年为滥觞”。参见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8页。当时忽必烈虽未有足够的政治权力，但他在1244 至1259 年期间，组建金莲川幕府、集结名贤，囊括了不少精通占筮的易学家。

刘秉忠（1216—1274）以易学专长受到器重，成为忽必烈征战建国的重要谋士。③关于刘秉忠生平事迹，可参见葛仁考：《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1242 年，海云禅师奉召北上觐见忽必烈，刘秉忠随行，此后一直留在忽必烈潜邸。刘秉忠嗜《易》，[39](p209)“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7](p3688)时人评价“时之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7](p3733)忽必烈亦十分信任刘秉忠的术数能力。④刘秉忠以易学影响元朝政治。在关涉国运问题上，1264 年向忽必烈建议以《易经》“至哉乾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之意，改年号为“至元”；又在1271 年以《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议更国号为“大元”。除此之外，刘秉忠主持营建的元大都，其设计理念也与《周易》阴阳八卦有紧密联系。参见葛仁考：《元朝重臣刘秉忠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5—119页。陶宗仪记载了元世祖向刘秉忠询问钞法一事：

世祖皇帝尝以钱币问太保刘文贞公秉忠，公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遂绝不用钱。迨武宗颇用之，不久辄罢。此虽术数谶纬之学，然验之于今，果如所言。[40](p26)

阴阳观源于《周易》，后世术数家多有用之。刘秉忠依据华夏为阳、沙漠为阴的阴阳说，建议以纸币行于世。正如陶宗仪所说刘秉忠此番论断为“术数谶纬之学”，并无事实依据。然而终元之世，确实以发行纸币为主。陶宗仪此处所说“验之于今”，应是指脱脱为相时，铸“至正钱”而使天下大乱之事，[41](p210)可以肯定刘秉忠此说有一定影响。实际上，刘秉忠应当对钞法有所了解，绝不只是从阴阳角度来认知的，但选择以阴阳说来应答，似可认为他选择了统治者偏爱且信任的说法。

刘秉忠的易学思想渊源应与金代河朔易学有关，其师万松行秀为解州人，具体传承情况笔者拟撰专文考察，这里不再涉及。这一时期邢州术数家群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刘秉忠的知识传授和举荐学友。因刘秉忠举荐，他在紫金山的学友张文谦、王恂、张易较早进入忽必烈潜邸，三人皆有易学术数造诣。张文谦早年跟随刘秉忠学习术数，1247年受召于潜邸，“掌王府书记，日见信任”。[7](p3695)王恂（1235—1281）青年时期已“性与数会，辄造其极”，[42](p182)曾受学于刘秉忠，1253 年受召为太子伴读，太子真金也曾向其请教数学之事。[7](p3844)关于张易的史料流传较少，《元朝名臣事略》记载1277 年上都失火，南人借此以风水谈迁都一事，忽必烈令张易、张文谦朝上与之辩论，[42](p140)侧面反映出张易通晓阴阳风水。

从邢州术数家群的仕宦经历来看，他们与忽必烈形成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多被委以重任，元朝建立后仍有郭守敬、田忠良、靳德进等术数家服务于朝廷。在他们影响下，统治者对汉人象数易学更加重视。田润、田忠良父子即以《易》占能力被忽必烈看重。[43](p127-137)田氏先辈原为平阳赵城人，后随蒙军征战，到田润一代精于易学。1272 年前后，忽必烈南征时，听闻田润善《易》，向他询问“平宋之期”，田润回答“丙子”，后其预测果然应验。[44](p719)其子田忠良更是凭借《易》占与忽必烈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虽以阴阳家进，必将为国用”。[7](p4535-4536)忽必烈曾令他占筮政治、军事、礼制以及日用等大小事，且多灵验。

早期邢州术数家群的更大贡献在于，他们多以易学为专长，兼通术数、天文、历法等相关知识，很快得到统治者信任，在统治者对于占卜之术的偏爱和他们的影响下，易学家的政治参与机会大大增加。象数易学家仕宦的成功，提升了汉人在元朝的影响力，易学与“实用主义”在这一时段的紧密结合，促进了元代象数易学的发展。

四、金元之际易学与理学的合流

与前述占验派易学家不同，另一部分精通义理的易学家通过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声名显赫，在南北思想交合的潮流中，他们潜心学术，开展了易学与理学知识的整合工作。

北方义理易学家在金亡后多依附于汉人世侯，进行知识传习。当时有部分易学家受到汉人世侯青睐，如顺天张柔府中的郝经、王鹗，东平严氏幕府中的刘肃、张特立、王磐、李简等。汉人世侯在战乱中礼贤聚书，“切切于收揽遗书为志”，[14](p692)依附世侯的易学家有机会接触大量南宋易学者的易学学说、著述。易学家李简记载：

时张中庸、刘佚庵二先生与王仲徽辈，方聚诸家《易》解而节取之，一相见遂得侧于讲席之末，……比迁东平，积谬说百余段，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轩、晦庵、诚斋诸先生全书，及杨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单沨所集三十家解。读之，谬说暗与前贤相合者，十有二三。[8](p197)

张特立与刘肃二人于1232 年流寓北方，由宋子贞引荐至东平严氏幕府。[42](p200)王仲徽的生平不详，据元好问记载应是道士，最晚在1238 年就已在东平。[13](卷38p11右)李简于1242 年抵达东平时，以上三人已在该地研究、讲习《周易》。李简在东平才得以见到南宋诸家《易》著，其《学易记》亦是北方较早提到并引用朱熹等南方易学论著的书籍。由上可见，东平易学家在交流中已开始接触南方易学，并尝试对南北易学进行整合。

东平易学家以内容整合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形成了许多以集注式为主的易学研究成果，除李简《学易记》外，还有刘肃集诸家《易》说的《读易备忘》一书。[7](p3764)这一时期大体处于南北易学整合的探索阶段，一方面，刘肃、张特立本身宗于程学，此前少见南宋易学著述，因此当时对南宋易学、理学的接受度可能比较有限；且《学易记》的内容仍以程颐《易传》为主，对朱子易学的引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在内容整合方法上，不仅当时易学家对刘、张、王选取集解的内容“不能尽同”，其三人之间亦见解相左：“大抵张与王意在省文，刘之设心务归一说。”[8](p197)

真正推动南北易学合流的是以苏门山学者群体为首的北方易学家，他们在与理学的互动中展现了易学理学化的研究路向，许衡与窦默是实践先驱。窦默（1196—1280）是苏门山易学家中最先接触北宋义理者，他自幼好学，早年因兵乱流转时习得医术、铜人针法，[7](p3730)1233年逃至德安府后，与孝感县令谢宪子讲学，首次接触到二程、张载的义理之学，“比之在北方时又益精切矣”，[45](p119)许衡则是在1242 年到苏门山之后，才接触程氏易学。苏门山易学群体的理学研究始于窦默、许衡、姚枢三人的讲习，内容以赵复托付的理学书籍为主，包括朱子《四书》、程颐《易传》等。

这一阶段的交流成果，集中表现为许衡易学中的理学观照。许衡释《易》理路主要宗于程颐，但从其易学理学化的实践中，已可找到朱熹易学的痕迹。“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46](p133)“太极”是朱熹易学和哲学的最高范畴，即阴阳变易之理，朱熹通过对《周易》经传的解释，阐发了理学派的哲学体系。[47](p461)通过易学“太极”与“阴阳”的概念，解释“理本气末”的本体论，是朱熹理学和哲学的关键内容。[47](p527-528)对太极即理，以及“理本气末”的接受与继承，是许衡易学理学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许衡论：“天下皆有对，惟一理无对，便是太极也。”[48](p301)肯定太极即理，也继承了朱熹易学与理学相互关涉的宗旨。许衡遵从朱子，明确谈到“气服于理”的本体论命题，无不显示易学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他在阐释理、气关系时说：

天地阴阳精气，为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轮廓生成……日月行有度数，人身血气周流亦有度数，天地六气运转亦如是。[48](p287)

他认为阴阳二气生万物，万物的生成与发展有“度数”，遵循阴阳消息之理。阴阳运转的根源在于阴阳之理，意为“理高于气”。更明确谈道：“性者，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48](p300)许衡在这里延续了性、道、理的本体论，以理学视角探讨理气关系中“理”的本原地位，肯定天理在其中的支配作用。

许衡以易学构建的理气关系思考道德论，其在论述“反身而诚”时谈道：

反身而诚，是气服于理，一切顺理而行，气亦是善，岂有损于其间？强恕而行，是气未服顺，理当西而气于东，必勉强。按服必顺于理，然后可也。[48](p306)

“反身而诚”最早见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1](p2764)原是教导人们至诚行事。许衡以“理”论之，认为只要以“实理”行事，则可反身而诚。因此，人们在行事时，需以“气服于理”。论述到此，便涉及性与气的问题。许衡仍接受了朱熹将性区分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①朱熹思想中的“天命之性”是纯善的，他将天命“天理化”“规律化”，使得他的“天命之性”走向了道德经验主义和道德先验主义。他思想中的“气质之性”则因受人生体验和社会经验的影响而有善恶之分。参见欧阳辉纯：《自然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儒家忠德视域下朱熹人性论的三个维度与表征》，载《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22—26页。认为本然之性即天所赋予的仁义礼智信，而气禀之性则为气禀所拘，“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48](p320)因此，在“反身而诚”的过程中，需要将所禀之气服于理，去掉浑浊之气，方可心安气顺、乐莫大焉。

易学理学化的探索是许衡统合南北易学思想的积极实践，反映出其把握了以朱熹为首的南宋理学家以《易》立论的学术本质，准确把握了朱熹易学中的本体论命题，从源头理解了朱熹的理学建构。

义理派易学家在此阶段未与统治者间产生更为亲密的关系，无法对当时政治产生直接影响。这主要由于当时北方战乱、大局未定，加之统治者对实学的崇尚，使得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义理易学家的治国理念无处施展。但正如忽必烈在王鹗进讲《孝经》《尚书》《周易》后所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7](p3756)长于义理者通过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受到赏识，于日后元朝在汉地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作用。

南北融合之际，义理派易学家在与理学的互动中探索易学理学化的研究路向，为南北思想统合及元代朱子易学官学化奠定了基础。北方易学家接受南方传入的理学思想，大量研读南宋理学书籍，从东平易学家最开始的内容整合，到苏门山易学家对于朱子易学中主要命题的把握，表现出北方学者对于南宋学术研究的步步深入。以许衡为代表的初代北方朱子易学家，加快了元代前中期朱子易学在北方的传播以及南北学者易学思想的交融进程。

余论

易学本属古代经学的重要内容，将易学置于政治文化史视野下，呈现出元朝不同于汉族王朝的历史环境。简言之，蒙元统治的实用主义倾向，为易学者提供了较大的政治参与空间，易学家以较强的学术韧性适应不同的政治氛围，密切了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金亡后，蒙古统治下的北方易学家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王祎曾言：“自古国家之兴，……而明于术数事功者出其间，以致夫弥纶之用，然后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49](p256)蒙古统治者对精于术数者的偏爱，使后者迅速融入政治核心。精通义理的易学家虽未在当时与统治者产生更为亲密的联系，却于日后元朝在汉地的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作用。天下一统之际，义理派易学家在与理学的互动中探索易学理学化的研究路向，为南北思想统合及元代朱子易学官学化奠定了基础。

观察金蒙之际北方易学，可以发现经北宋道学家的发展，易学逐渐成为道学本质的载体。南北隔阂动荡时期，南宋理学家通过对《周易》的阐释建立了理学的哲学体系。而“北流”则是指北方在延续北宋易学余脉的基础上，适应金元之际政治和社会需要而发展形成的新的学术路径：北方易学家受到政治、社会及多元文化的影响，展现出与宋代以来易学理学化相异的研究路径，即表现出对象数易学为主的理论实践的极大兴趣。由于金元时期的特殊环境，北方易学家仕宦的成功，提升了汉人以《易》为核心内容的占卜术在元王朝的影响力，易学与北方王朝的实用主义在这一时段的紧密结合，提升了元代易学，尤其是象数易学的地位。同时，元朝入主中原以及南北混一，为加速南宋理学北传创造了条件，以朱熹学术为代表的南方易学逐步被北方士人接受。元初象数易学的繁荣及易学理学化探索，使得易学家在接受朱熹理学的过程中，充分挖掘朱熹易学中的象数部分，形成元代易学发展的新面貌，也是继汉代以后象数易学发展的另一个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