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考察
——以1950年西康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为中心

李金涛 王小彬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自成立起就着眼于全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始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稳定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有力推动者。在党维护民族团结的丰富实践中,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是党的民族工作优良传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多年来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国家民委:《2021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组团会议在北京召开》,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21 06/1146864.shtml,访问日期:2022年6月30日。这项工作是以1950年10月1日,全国各民族群众共赴北京参加首个国庆盛典为开端的。当前,国内学术界围绕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云南少数民族参观团、西藏少数民族参观团等进行了一定研究,相关成果对于考察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历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然而,学术界对于1950年西康藏族国庆观礼的相关研究仍有欠缺。(2)赵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观访问内地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第33—45页;李飞龙:《少数民族上层与国家认同的建构——以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观光团”为考察中心》,《现代哲学》2017年第4期,第38—48页;付志刚、王梦媛:《新中国成立初期西藏少数民族参观团初探》,《西藏研究》2021年第3期,第108—118页;刘吉昌、朱书敏、金炳镐:《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发展进程、形式、意义》,《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53—60页;谭世圆:《连通心灵之旅:1950年云南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考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21—29页;王倩:《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5—20页;孙师文、程早霞:《20世纪50年代赴内地西藏地方代表团概述》,《中国藏学》2022年第5期,第144—153页。基于此,本文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梳理的基础上,以西康藏族上层人士代表邦达多吉为例,通过其带领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盛典前后的思想变化和切身感受,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提供丰富的历史论据,在史料体系上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丰富完善。

一、“上来下去”:邦达多吉率领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访内地的缘起

1949年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民主选举,天宝(3)原名桑吉悦希,西康党坝人。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是新中国首位藏族政协委员,代表藏族人民完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使命,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4)中国共产党拉萨市委员会:《新中国首位藏族政协委员——天宝》,http://lasa.xzdw.gov.cn/zlk_868/lsds/202203/t20220320_228784.html,访问日期:2022年6月20日。除了天宝以外,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内少数民族”单元还有另一位藏族代表——多杰才旦。(5)多杰才旦(1925—2013),青海省湟中县人。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央统战部顾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总干事,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单位代表名单》,《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569页。1949年8月,多杰才旦作为藏族代表参加了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9月,多杰才旦又以藏族候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天宝以及国内其他民族代表一道参与了新中国的创建。自此,随着党和平解放西藏工作的逐步开展,藏族代表进一步增多。1953年2月7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常委增选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等被增补为政协全国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至此,全国政协共有藏族政协委员4人,其中西藏3人,西康1人。新中国成立之初,藏族代表人士参与到第一届政协历次会议中,确保了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平等参政权。他们参与完成新中国成立工作,一同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与此同时,由于晚清、民国政府的不平等民族政策,造成偏远地区民族群众对汉族等内地民族同胞存在误会和偏见等情况。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于如何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弄清边疆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民族工作,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中央制定了“请上来”与“走下去”的工作方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派遣党政干部代表和了解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专家顾问组成中央民族访问团,前往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宣扬传播党的民族宗教等各项政策;另一方面,邀请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代表前往内地参访。后者一是为了借助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本民族群众中的独特影响力和感召力,宣扬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从而实现巩固新生政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二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彼时西藏尚未和平解放,人民政权在西藏地区尚未建立,大大小小的山官、土司、贵族、头人、活佛等在涉藏地区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有时甚至左右着本民族的广大群众,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民族工作主要发力点落脚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身上。

1950年7月2日至1952年9月23日,中央政府先后派出4个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6)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是四个访问团中最先被派出的,整个西南地区民族种类支系多,族群分布广,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处理好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做好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累计达8万公里。(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和国日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2页。向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规模庞大的参访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创举。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为访问团题词,更足见党中央对筹备组织访问团工作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中共中央组织了7个以少数民族代表人士为主的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8)即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东北、内蒙古自治区和中央直属省市各民族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由43个民族(含支系)的158位代表组成。其中,规模最大的西南代表团,由64名代表组成,占全国各代表团总数的41.7%。(9)卓人政:《邓小平情系云南》,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邦达多吉作为西康省的藏族首席代表,率领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新中国首个国庆盛典。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受邀参访内地,形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创造性开展民族工作的生动实践。凭借这种“上来下去”的互动访问形式,构筑了新生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桥梁。这项政策如今也成为党处理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重要抓手。

(一)在西康省组织参观团的缘由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西藏地区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然而,西藏地方反动上层置中央诚意于不顾,对外继续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对内陈兵藏北及昌都一线,企图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在此情况下,中央决定“以打促和”。从地理位置和军事战略来看,想进军西藏,必须要解放昌都,而要想解放昌都,则必先做好西康工作。首先,西康作为内地进藏的要道,其地处川、青、滇、藏的交界处,是解放西藏的前沿阵地,关涉中央政权能否对西藏进行有效统治,具有“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意义。(10)赵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观访问内地述论》,第33—45页。另外,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借尚未解放的西藏动摇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收买西康上层人士,阴谋在西藏外围构筑“藩篱”,以阻止共产党进军西藏。加上国民党残匪利用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情况大肆活动,离间我党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为抵御帝国主义渗透西康,控制西藏,党和政府不得不在内地、西康、西藏之间建立连线,以最大努力获得西康及涉藏地区藏族群众的政治支持。其次,省内有汉、藏、彝等多个民族共同生活,以及藏彝、汉彝、藏汉交杂混融的广阔“藏彝走廊”,各民族交错杂居,各地区间的民族矛盾、宗教情况纷繁错综,不可避免存在着民族隔阂。党以组织西康地区少数民族参访内地的形式,消除各民族间的心理隔阂,搭建起边疆与内地间共同的命运载体,沟通起各民族间的文化纽带,从而增进各族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最后,尽管人民解放军已于1950年3月解放西康,但在解放初期,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只能控制西康地区的部分县城和主要交通沿线,政权建设工作步履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土司和寺庙等地方政治力量底蕴丰厚,大大小小的土司、头人、喇嘛等地方上层人士在此地有长期的统治历史,加之宗教的消极影响,深得当地民众的拥戴和信赖,其统治基础难以撼动。

在此情况下,为推动西康建政,争取西康地区民族上层人士的配合和支持,中央及地方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加强了对西康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其中,组织邦达多吉等藏族上层人士参访内地,以宣传《共同纲领》及相关民族政策,使其了解党在内地的执政成就和未来建设边疆的宏伟规划,是该地区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邦达多吉被选为首席代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西康藏族上层人士邦达多吉同格达活佛、夏克刀登派柏志和旺嘉作代表,加上翻译泽朗赴京表示对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的拥护。(11)柏志代表格达活佛,旺嘉是夏克刀登的秘书,泽朗代表邦达多吉,也负责藏语翻译。参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页。1949年冬,(12)他们动身时,四川、西康还没有解放,他们是冲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线前去的。一行人从德格玉隆出发,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等地,(13)三人从甘孜扎拉寺出发,经洞噶寺—甘孜一道(由洞噶寺出发,经哈隆汪夺到西青寺,过泥曲河到彭达,走彭河沟,经曲洛,到四通达,便可到甘孜县城)进入色达草原的色拉—洞噶—竹庆寺庙,进入壤塘县境,又经观音桥、马尔康,进入甘肃省,过西安到北京。参见四川省色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色达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16日至西安向彭德怀敬献“边民救星”锦旗,(14)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经西康某地时,朱总司令曾亲自帮助当地藏族群众,组织博巴(即藏族,“博巴”是藏语的译音)政府。于1950年2月19日抵京。(15)《人民日报》1950年2月27日第1版只报道了三位代表抵京时间,而没有说明他们出发时间,而笔者发现,这三位代表从德格出发,经色达县、阿坝州、甘南到兰州,再转西安,于西安受到了彭德怀元帅的接见,得知毛主席已到莫斯科,春节后才回北京,这三人就在西安过完春节后才乘火车前往北京。因此他们的时间线是1949年底出发,1950年2月才到达北京。参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5页。旺嘉等将联名致敬函(16)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及张西郎吉的联名致敬函。呈交朱德,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17)《西康藏民代表抵京 朱德副主席昨予以接见 路经西安曾向彭德怀主席献旗》,《人民日报》1950年2月27日,第1版。4月5日,三位代表离京返康,(18)《西康藏民代表旺嘉等离京返康》,《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第3版。在重庆、雅安分别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康省政府主席廖志高的亲切接见。刘伯承表达了全国人民与藏族人民团结一致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决心。三位代表返康后向邦达多吉等汇报并转达中央、西南、西康省领导同志对少数民族的关切及党的民族政策后,邦达多吉等人深感鼓舞,均表示要全力支持进藏人民解放军。

西康地区的和平解放,使西南涉藏地区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创造了基本条件,对维护祖国统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950年3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抵康定,24日宣告康定正式解放,(19)1950年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62军186师556团一部冒雨从雅安出发向康定进军,3月24日,旧西康省省会康定解放。27日,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20)军管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工作方针;统一管理当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宜,接管旧政权;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发动群众剿匪肃特。成立并开展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军西藏等工作。军管会主任由苗逢澍担任,副主任为樊执中、李春芳、(21)李春芳,山西省静乐人。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康定地委专员、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康定地委副书记、州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夏克刀登、邦达多吉。(22)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17页。作为康定解放初期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以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机构,邦达多吉在军管会担任要职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策实践。康定军管会成立后,在当地积极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平等政策,以消除民族隔阂。在邦达多吉的支持和号召下,许多西康藏族上层人士主动接近共产党、解放军,表示愿意为和平解放西藏出力。(23)黄维忠、格桑卓玛、王文长主编:《红色记忆——红军长征在藏族地区及其当代启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

1950年7月西南民委正式成立,同月迎来了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到来,访问团的使命,“是慰问各少数民族,宣传《共同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征求意见”。(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和国日记》,第342页。为了响应中央“请上来”的统战政策,1950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指示,赴京观礼的代表选派既要突出西南少数民族的广泛性,同时为了扩大影响力,组建原则以少数民族上层为主。根据这一指示,西康省积极开展代表的动员与选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中负责统战工作的徐淡庐争取、团结西康藏族实力人物邦达多吉,并见成效。1950年8月12日他欢迎邦达多吉、张西郎吉以及理化寺一堪布,后嘱托苗逢澍注意接待和安置邦达多吉,以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隔阂。徐淡庐“具体提出邦达既系军管会副主任,应请他住进军管会,进出门口警卫应照样敬礼。苗都照办了”,(25)徐淡庐:《风雪高原:康藏地区工作纪实》,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研究处编审,北京:北京时事印刷厂,1996年,第33页。正是这些举动,让邦达多吉看到了共产党的诚意。他表示“过去旧省政府的大门是不能进的,相形之下,共产党说话算数,看得起藏族人,过去还有叫他们是蛮子的,现在提到还非常反感”。(26)徐淡庐:《风雪高原:康藏地区工作纪实》,第33页。8月15日徐淡庐与邦达交流,其“表示愿意随军进藏做解放西藏的工作,还认为先政治后军事较妥”。(27)徐淡庐:《风雪高原:康藏地区工作纪实》,第34页。8月16日晚军管会研究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团人选问题,“会上决定以邦达多吉为团长,钦绕副之,团员有布楚楚、阿旺加措等,并组成以张西郎吉为首的文工队共12人”。(28)徐淡庐:《风雪高原:康藏地区工作纪实》,第34页。8月18日邦达多吉以“新旧实例对比称赞人民政府好,并明确表示要为解放西藏努力,预先允诺他自北京返回将在他的家乡欢迎我军”。(29)徐淡庐:《风雪高原:康藏地区工作纪实》,第34页。

同国民党军的为非作歹、盛气凌人不同,徐淡庐、苗逢澍、王其梅等党的地方领导职务虽高,却没有架子,说话态度和气,纪律严明,这不仅能够树立积极良好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切实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必须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消除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反感心理”。(30)郎维伟:《邓小平与西南少数民族——在主持西南局工作的日子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而此时的邦达多吉能够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同旧政权的根本区别:真正尊重少数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中共领导的接触,使邦达多吉形成了对党的初步认同,而这种认同在他带领西康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京参加首届国庆观礼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二、以心换心:邦达多吉率领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团的观光过程

1950年9月5日,中央访问团、西康省举办晚会欢送邦达多吉等,(31)《为各族人民大团结干杯!中央访问团举行晚会欢迎邦达多吉等》,《西康日报》1950年9月7日。8日藏彝两族代表及其文工队一行27人乘车离雅,前往重庆转京。(32)《我省党政军机关举行晚会欢迎藏彝两族进京代表》,《西康日报》1950年9月8日。15日,各代表先后自滇、黔、康抵达重庆,17日邦达多吉等自康定、西昌抵渝。(33)《赴京参加国庆盛典 我省藏彝代表一行抵达重庆》,《西康日报》1950年9月19日,第1版。各族进京代表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第二招待所集会,组成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34)代表团共计有代表25人,包括云南傣族4人、回族2人、摩西族、撒尼族2人、民家族2人、藏族2人、阿尼族1人、傈尼族2人,贵州的苗族3人、仲家族2人、回族1人,西康的藏族2人、彝族1人,代表团附属了一个文工团,团员有79人,由云南、贵州、西康三省的兄弟民族文工队联合组成。该团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维舟任团长,西康首席代表邦达多吉任副团长。(35)还有云南首席代表回族马伯安、贵州首席代表苗族李儒云也是副团长。代表团20日离开重庆,22日乘轮船抵达汉口,沿途备受欢迎。26日西南各民族代表团27位代表暨各民族文工队共112人乘火车抵达北京东站。(36)《参加首都国庆盛典 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暨文工队抵达首都》,《西康日报》1950年9月29日。29日周恩来总理欢宴各族代表,400余人赴宴。(37)《周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第1版。10月之后,邦达多吉先后参加国庆观礼,游览游园会,向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献旗献礼,(38)《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 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献旗献礼致敬》,《人民日报》1950年10月4日,第1版。以及出席“中华各民族联欢大会”等活动。(39)《显示着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 国内四十三个民族代表在北京举行盛大联欢会》,《云南日报》1950年10月24日。在赴天津、(40)《天津三万余人集会欢迎各民族代表团》,《西康日报》1950年11月2日,第1版。上海等地参观访问后,(41)《参加国庆盛典后西南各族代表团已由京抵达上海》,《西康日报》1950年11月11日,第1版。12月1日,西南各民族代表团离渝分返各地,(42)《参加国庆归来 西南各族代表团已离渝分返各地》,《西康日报》1950年12月6日,第1版。15日邦达等回到康定,(43)《晋京参加国庆盛典后藏彝代表返抵康定受到各族人民欢迎》,《西康日报》1950年12月22日。历时90余天,行程万里。此行深化了邦达多吉等人对党和新中国的认同,并转变了立场态度。

(一)民族平等:周详安排、特殊照应、热诚接待

邦达多吉等人从抵京到返康全过程都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周详安排、亲切接待。9月22日代表团到达武汉时,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副主席、程潜副主席等亲赴码头迎接。(44)《参加首都国庆盛典 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暨文工队抵达首都》,1950年9月29日。抵京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机关、各界代表共400余人前来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副主任亲自迎接。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指示接待工作一定要热情谨慎,筹划必须细致。在彼时国家财力受限的现实情况下,中央不惜在人、财、物方面予以大力投入,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政务院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委员会由保卫、卫生、招待、文化等几个部门组成,负责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们在京期间的安全、生活、医疗以及文娱等方面的工作。招待会成员约有百人,以招待组为最多。(45)胡钧:《各民族代表首次在北京团聚——追忆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中国民族》1999年第4期,第51页。少数民族代表在参访中均受到特殊照顾,例如在饮食方面,招委会专门设立清真灶,藏族代表喜欢吃的糍粑、爱喝的奶茶等一应俱全。对此,西康藏族文工队员刀结感动地说,我看见为回族代表们专开清真饭食,为回族和藏族专设礼拜堂等,政府是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来招待我们少数民族的,我们从内心里表示感激。(46)刀结:《“有了毛主席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平等”——晋京参加国庆节观感》,《西康日报》1950年12月12日,第2版。邦达多吉率西南代表团抵京时,被安排在西郊公园畅观楼,(47)畅观楼是一座皇家西式行宫,1908年建成。慈禧及光绪曾两次在此小憩。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此发表演说。1950年十世班禅亦在此住过,1955年3月,毛泽东曾亲自到此看望他,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出行皆配车接送,且有北京最大的医院和最好的医师负责医护工作。

离京前往各地参观前,党中央事先通知各省市,一定周到、优厚、热情地接待少数民族代表。10月28日由北京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亲率2000余人(48)其中包括副市长刘秀峰、文联主任阿英、妇联主任罗云、津市27个清真寺教长、600余名回民及工人、学生代表等。赴车站欢迎。29日津市各界三万余人集会欢迎各民族代表团来津。(49)《天津三万余人集会欢迎各民族代表团》,第1版。代表团于11月6日来到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率领各机关团体及上海少数民族代表等1200余人前赴车站欢迎。在南京期间,受到该地汉、回、藏等同胞的热情接待。(50)《参加国庆盛典后西南各族代表团已由京抵达上海》,第1版。在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整个过程中,代表团每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当地负责同志都亲自出面并精心安排、周详照料和热情接待,代表们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好关照,非常满意。细心关怀之下,邦达多吉与团内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均受到了贵宾级礼遇,他们的民族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得到了极大尊重。他们充分感受到“从事实方面证明今天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爱护关照,有胜于自己的父母,同样地我们也是感到,现在我们真正得到了父母,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大家庭里。”(51)《我省藏族晋京代表团报告此行观感》,《西康日报》1950年11月26日。

(二)民族团聚:国庆观礼、政治仪式、家国同构

国庆仪式推动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心理、情感、思想等层面的剧烈转变,有利于增加对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的认同和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52)王倩:《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第5—20页。1950年首届国庆节,全国各少数民族以平等的身份,共赴首都庆祝共和国新生。1950年9月29日,周恩来欢宴邦达多吉等人时说道:“这次团聚是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一年来,人民政府实行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尽力消除各民族间残存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53)《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30日,第1版。10月1日国庆当天,邦达多吉、吉狄伊和(54)彝族代表。等代表们坐在检阅台侧面的观礼台上观看国庆盛典。(55)《多年不通气的弟兄今天团聚在毛主席的周围——西康藏彝两族代表和文工队参加首都国庆盛典前后记》,《西康日报》1950年12月11日。游行队伍中的许多人与少数民族代表们谈话、握手。首都人民的热情感动了代表们,他们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不会再受反动派的压榨、鄙视与抢掠。(56)刘吉昌、朱书敏、金炳镐:《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发展进程、形式、意义》,第53—60页。西康省藏彝两族的文工队员们,与北京各文艺工作者一道,在天安门的检阅台前表演。由此“显现出新中国各民族友好团结的缩影”。(57)《永远跟着毛主席走》,《人民日报》1950年10月3日。一个队员过后感慨道:“当时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着手,我真兴奋得不知怎么才好!只想用力的舞,高声的唱,好叫毛主席听到我的声音。”(58)《多年不通气的弟兄今天团聚在毛主席的周围——西康藏彝两族代表和文工队参加首都国庆盛典前后记》,1950年12月11日。10月1日,各代表纷纷题词、签名,邦达多吉在题词上写道:“藏族人民在历史上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和分裂,现在已经得到解放,从而团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里,谨以沸腾的心,来庆祝这个伟大的国庆日。”(59)《多年不通气的弟兄今天团聚在毛主席的周围——西康藏彝两族代表和文工队参加首都国庆盛典前后记》,1950年12月11日。那届国庆仪式彰显了军威和国威,庄严的国庆仪式强化了各族代表对新中国的拥护,激发了其对新生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凝聚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共同体情感,起到了社会统合和社会动员、民族归属和民族团结的作用。

(三)民族交往:接见宴请、献旗献礼、互换礼物

中央首长的接见使得代表们与国家领袖得以近距离接触,也代表着少数民族在新中国社会体系和权力秩序中的平等地位。代表个体与国家集体、边疆和中央之间由此建构出新的关系。在京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全国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及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长等共100余人。(60)《周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第1版。各首长和代表们同桌吃饭、谈话、紧握双手,“完全是家人的态度,决没有一点作大官的架子,真正表现了同人民站在一起。”(61)《我省藏族晋京代表团报告此行观感》,1950年11月26日。邦达多吉在宴会上表示,西康省各民族以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新中国的国庆,并着重指出:“藏族愿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努力,坚决把帝国主义逐出国境!藏族同胞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祖国,是具有极大的热望与信心。”(62)《周总理欢宴各民族代表》,第1版。

1950年首次赴京国庆观礼中,各少数民族代表通过敬献本民族的珍贵礼物,抒发了拥戴领袖和热爱祖国之情。互换礼物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仪式,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在10月3日举行的献旗献礼仪式中,毛主席披满了不同民族的衣帽服饰,接受来自不同民族的感激与爱戴。

当西南各民族代表团献礼时,周恩来总理,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副主席都站在主席台上,邦达多吉代表西康藏族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了锦旗、哈达、花帽、珍贵的藏毯、氆氇(63)名贵衣料、西番织绒。和特产虫草、贝母、麝香、知母、大鹿角一对等,并献给毛主席一件大喇嘛穿的佛衣,西康藏族献给毛主席两面锦旗:一面是全康藏族献的;另一面是全康藏族所有寺庙献的。锦旗上以藏汉两种文字写着:“你是各民族的救星。”献给朱总司令的锦旗写着:“你是各民族的干城。”(64)《多年不通气的弟兄今天团聚在毛主席的周围——西康藏彝两族代表和文工队参加首都国庆盛典前后记》,1950年12月11日。当晚,西康藏族表演了弦子舞,演唱了由邦达多吉和余西志玛编词的《毛主席万岁》,颂扬了伟大的民族情谊。柳亚子经毛泽东提议,以“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的词句,定格了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时刻。随后,毛主席回应:“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描绘出人民解放、民族团聚的盛况。10月28日,各民族代表暨文工团团员离京时多穿着毛主席送给他们的呢制服。(66)《天津三万余人集会欢迎各民族代表团》,第1版。献礼仪式不仅传递了拥护、爱戴国家领袖的民族情感,而且也在互动中强化了代表个体与国家集体、民族地区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情感联动,是消除民族隔阂、稳固新生政权、达成政治共识的国家统一象征。

(四)民族交流:阅兵观礼、走访参观、开阔眼界

国庆阅兵作为国家层面极为庄严而盛大的政治仪式,能够发挥维系权力、秩序的作用,并有效赢得民众对国家和政权的支持。(67)郭哲:《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中国国庆大阅兵(1949—2009)的政治学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2016年,第42页。代表们在首都看到了坚强而雄伟的人民解放军及其装备,对国家实力产生新的判断,亦由此延伸到对自身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68)王倩:《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第15页。大家兴奋地说:“再不怕有什么人敢于欺负我们了!”(69)《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第1版。他们看到了国庆节的大阅兵,看到了强大的陆军兵种、空军机群和海军舰队,人民战士个个年轻强壮、精神饱满。邦达多吉在12月9日就此行观感发表书面谈话时说到,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海陆空军的钢铁卫士已在路上、海上和空中结成了一道钢铁的长城,足以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捍卫国防,解放台湾、解放西藏,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70)《带着全国各兄弟民族深厚的友爱回来 我省晋京藏彝代表发表书面谈话》,《西康日报》1950年12月10日,第1版。这正表明阅兵仪式使代表们受到了巨大的感官震撼和军事震慑,无形中加深了代表们对新生政权国防力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

走访参观使代表们领略了内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在其心中形成了共产党执政有为、建设有功的印象。此行邦达多吉及西南各民族代表团曾先后参观了石景山炼钢厂等13个工厂、农场和全国劳模展览会等3个展览会。此外,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他们除了认识到封建帝王的罪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无穷尽的创造才能;游览各地的名胜古迹后,他们认识到祖国的伟大与河山的壮丽。在南京他们晋谒了中山陵,凭吊了雨花台。而使代表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雨花台被蒋匪残杀的20万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的万人冢,一方面燃烧起他们对万恶的国民党无比的愤恨,同时使他们深深认识到,全国人民的翻身和解放,是无数革命先烈坚贞苦斗换来的。邦达多吉等代表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沿途的参访不断深化邦达多吉等人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原有的判断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汉族的距离不断拉近,对强大新中国的认可不断加强,也使其融入祖国大家庭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五)情感交融:宴会座谈、歌舞汇演、宣传教育

邦达多吉在京期间,通过参加丰富的联欢会、欢迎会与座谈会,加强了同各兄弟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各地党委和政府、相关单位和人民群众一方面通过开设宴会、歌舞汇演等方式热情接待少数民族代表;另一方面通过召开座谈会、联欢会等形式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广泛宣传民族团结发展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践及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以实现感情上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情感交融,政治上动员开展各项民族工作的政治意图。通过参观学习,邦达多吉等人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固有认识发生转变。

9月29日在欢迎各民族代表的宴会上,周总理说道:人民政府要按照慎重稳进的原则,尽力消除各民族间残存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71)《周总理在宴会上致词》,第1版。10月3日晚,各民族文工团歌舞联合大演出结束后,许多代表兴奋得彻夜难眠,连夜写信给边疆的家人分享自己来北京的喜悦。10月22日,在北京先农坛举行了三万多人的“中华各民族联欢大会”,(72)参加联欢大会的有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暨各民族文艺工作者,中央人民政府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北京市工人、学生、市民和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共三万一千余人。这是中华上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新事件。(73)《显示着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 国内四十三个民族代表在北京举行盛大联欢会》,1950年10月24日。各少数民族文工团表演了各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说道:“一年来,我们各民族人民都摆脱了奴隶的命运而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各民族间彼此歧视、仇视的关系,各民族已经以新的兄弟般的关系来共同建设中国。”(74)《大会向毛主席致敬函》,《云南日报》1950年10月24日。10月27日,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全国各民族代表暨文工团团员370余人,在首都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址用各民族文字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75)1950年3月,斯德哥尔摩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发起“和平签名”运动,中国政府响应“斯德哥尔摩宣言”抵制原子武器的决议,朝鲜战争爆发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与民众“维护和平”的意愿。全国人民展开禁止原子战争的和平签名运动。上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76)《全国赴京各民族代表在和平宣言上庄严签名》,《西康日报》1950年10月29日。

离京前,各民族代表团联名写信致敬毛主席,他们表示,此次参访,党和政府的礼遇优待、北京人民的亲切款待、国家的新生气象、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和难忘记忆,“现在我们要离开首都了。当我们回到本民族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中央人民政府和您的深切关怀,传达给我们民族的全体人民。”(77)《各民族代表团离京前上书毛主席致敬》,《西康日报》1950年11月2日,第1版。返程后代表们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分享此次赴京国庆观礼一路上的体悟。1950年11月22日下午,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和中共重庆市委特意为欢迎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返渝举行了宴会。11月23日邓小平为邦达多吉等定制毛呢制服,并赠送纪念册。邓小平致欢迎词说:“这次代表们到北京看到了刚刚成立一周年,新的、年青的中国,看到了老解放区一年来的成绩,这个成绩说明了国家的力量比几千年来任何时候都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这个力量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各民族团结的力量”。(78)卓人政:《邓小平关怀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红岩春秋》2022年第9期,第19页。

三、转变与归属:邦达多吉等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前后的反应

1950年少数民族赴京国庆观礼作为党开展民族工作和实行边疆统战政策的开篇首章,之所以能够成功执行,一方面得益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周密安排,另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主动选择归附新生人民政权,而并非真正拥护党的领导。李维汉在《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中指出,来京前多数代表怀着四个愿望:参加国庆大典,见到毛主席,向毛主席致敬;向中央陈述自己民族的情况和希望;全国各民族大团结,听取中央指示;参观首都,从各方面看看新中国实际情况和对少数民族的态度。(79)《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第1版。一些代表开始不愿意来北京,怕受苦,担心上当受骗,这次来北京是经过地方干部的动员。(80)胡钧:《各民族代表首次在北京团聚——追忆少数民族招待委员会》,第52页。邦达多吉的代表团内有些人难免有顾虑与怀疑,前往内地参访的动机截然不同,个别边疆民族代表甚至是经过地方人士的担保才敢来的。团内的一个藏族文工队员刀结在发表进京参加国庆节观感时说道:“当我们离开雅安的时候,我的动机是想这一次出来,可以见见大世面,玩玩好地方,有机会学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够完全信任,所以到北京去时,还存有疑惧和顾虑的心情。”(81)刀结:《“有了毛主席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平等”——晋京参加国庆节观感》,第2版。受历史上反动政权大汉族主义政策的长期影响,少数民族面对汉族政权普遍存在被歧视、被压迫的心理阴影,汉族统治带给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多是仇视和不信任,包括邦达多吉在内的很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和政府存在着恐惧和戒备心理。由此,党耗费大量人、财、物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访,出发点是为了缓和族际关系、消除民族隔阂,增进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以团结一切民族合力,快速打开民族工作局面。这一工作实践,起到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首先,代表们经过此次参访,增进了对党的心理、情感、政治认同。出发前一些代表对共产党半信半疑,裴阿欠说:“国民党对我们少数民族压迫,更谈不上平等,所以到北京看看共产党是否对少数民族真正平等”,像这类代表占半数以上。(82)卓人政:《五十年前的那次国庆——1950年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活动纪实》,《今日民族》2000年第10期,第7页。曾经有过顾虑、迟疑的人,在来京切身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与关怀后,纷纷发出“我幸而来了”的感叹。“国民党对我们都是假的,这次上上下下都是真的”,全体代表普遍反映此次参加国庆节“印象深,感动大,收获多”,(83)《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第1版。情绪始终是出乎意料的愉快高涨。藏族文工队员刀结说,到了北京,在十月一日经历了第一次国庆盛典,亲自见了毛主席和中央各首长,看到了四十余万人的大游行以及群众对我们领袖的衷心拥护;并看到了全国43个兄弟民族,他们穿着各民族的服装,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天安门前热情相处;又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欢迎和招待,我所疑虑的完全消除了,转变为有了毛主席,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平等;有了共产党,少数民族才能翻身,也才能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84)刀结:《“有了毛主席少数民族才能得到平等”——晋京参加国庆节观感》,第2版。邦达多吉真诚发言:“我一定要把在人民首都所见到的人民力量的伟大场面告诉我们藏族的兄弟。”(85)柏生:《太阳照到西南深山里——访西南各民族代表团》,《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6日,第3版。

其次,代表们看到了新生人民政权的民族政策彻底改变了剥削、歧视、压迫的旧民族关系,建立了平等、团结、友爱的新民族关系;通过听取和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他们达成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大家走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共识。参访中看到人民解放军坚强壮大,城市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建设能力有了深刻认识和高度认同。离京返程时,代表们普遍表示一方面舍不得离开,难舍毛主席;另一方面迫切想回去,“尽快地把自己的经历、所见所闻告诉本民族”。(86)《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第1版。各民族代表们写信给毛主席说道:在每一件事上,在每一个场合里我们都深深地体验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我们各民族已经平等,而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已经亲密地团结起来。(87)《各民族代表团离京前上书毛主席致敬》,第1版。这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和真诚相待是代表们态度转变的关键,中央政府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增进了代表们的信任与认同。

最后,此次参访让民族政策深入人心,也为党在边疆地区的政权建设和民主改革带来先声。代表们认识到“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认真实行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参加的联合政府,就是全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正确道路。”(88)《带着全国各兄弟民族深厚的友爱回来 我省晋京藏彝代表发表书面谈话》,第1版。他们返乡后纷纷化身党的义务宣传员,积极投入到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实践中。1950年底,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组成人员中有多位参访团的少数民族代表,阿旺加措当选为副主席。(89)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族宗教华侨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7页。1951年钦绕参加了康南工作团,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完成各级建政工作作出贡献。(90)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民族宗教华侨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5卷,第347页。邦达多吉归来后曾在昌都地区解委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政协担任过要职,(91)西藏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并历任昌都地区、西藏自治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2)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孜州志(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94页。代表们及文工队的全体人员返乡后投身民族团结工作,加强时事宣传,为建设与保卫祖国而努力。“少数民族代表们,伴随着国家力量不断进入边疆,逐渐实现从‘一方领主’到‘人民公仆’的角色转换”。(93)谭世圆:《连通心灵之旅:1950年云南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考论》,第28页。

国庆观礼,是各民族在大家庭中的第一次平等对话交流。在新中国成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在国庆活动特殊的历史节点,各少数民族代表真正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1950年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在京期间,4次受到毛主席接见。邦达多吉等人所到之处,各地各级领导人均采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重庆和雅安,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贺龙、刘伯承,西康省党政军机关主要领导亲自宴请代表团,对邦达多吉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触动,也坚定了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代表们把参访内地的所看所听所感所悟带回家乡,打破了起初对共产党固有的偏见,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真诚相待和贵客礼遇中融入了新中国,极大加强了民族归属感,在新生政权中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民族身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庭”这一称谓意味着民族间关系地位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意识”的另一种表述。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民族关系基本上表现为压迫统治、剥削掠夺、歧视侮辱等。国家内忧外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少数民族人民,不了解内地,对汉族政权充满戒备,家国观念薄弱,边疆安全岌岌可危。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访内地,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拉近了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增加了边疆地区对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邦达多吉作为团长带领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团赴京观礼这一历史事件,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康藏族与共产党的双向互动,而这种互动体现了新中国各民族之间逐步消除隔阂歧视,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增进了集体认同感。在整个参访过程中,新旧政权对比下截然不同的处境和经历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真诚与尊重,促使他们在共同的历史记忆下产生了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极大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他们放下过去被歧视、剥削、压迫的痛苦仇恨,挣脱奴役锁链,转变为新中国主人,也蕴含着他们消解顾虑、打破隔阂,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真正认同的立场转变。国庆阅兵、内地参访让代表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强大能力,对自己民族由贫穷转变为富裕的光明未来有了更为殷切的期盼,更重要的是构建起了“各民族亲如一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种思想转变下,代表们以现身说法积极宣传内地的新环境和新思想,把自己的感受、感动和感悟带回家乡,把对共产党的认同和新社会的前景由内地带到边疆,自觉投身到党在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中,这也为和平解放西藏及进行民主改革打开了局面。组织少数民族参访内地作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统战边疆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多年来这项政策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与机制逐渐深入民族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94)黄钰、郎维伟、陈建樾:《实证微观意识范式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第32页。这项政策也为我们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引领和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对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