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水平测度与区域比较

汪希成 谢冬梅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农业绿色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农业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新发展阶段，科学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将有助于补齐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突出短板，有利于实现中国农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水资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森林和草地资源破坏等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1〕，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2017年7月，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战略咨询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不断下降，土壤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大约在50%至60%，比改革开放前下降了10%，比西方国家至少要低10至20个百分点。2015年实施《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以来，化肥施用量持续下降，但是全国整体施肥用药强度仍然较高〔2〕，2020年，有个别省份化肥施用量甚至高于2012年化肥施用量〔3〕。《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和总磷(TP)排放分别为2143.98万吨、304.14万吨和31.54万吨；三类污染物中，农业源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例分别达到 50%、47%和67%，农业已成为我国水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农业生产地区也成为水污染的重点治理区域〔4〕。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多项举措推进农业绿色发展，2017年党中央出台第一个以农业绿色发展为主题的文件《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8-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指出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建立完善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关键，即完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是关系相关政策落实落地的重要一环。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的西部地区，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低〔5〕。做好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现有文献重点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于法稳(2016)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就是按照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加大水土资源保护力度，规范农业各个生产环节的行为，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加快生物农药生产技术应用，推广可降解薄膜生产技术〔6〕。孙炜琳等(2019)认为农业绿色发展不单单指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还包括农业资源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修复等内容，是农业生产生态生活全过程全方位绿色化〔7〕。金书秦等(2020)认为农业绿色发展要去污提质和增效，即农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8〕。二是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必要性研究。胡鞍钢等(2014)认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更具包容性，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实现“天人合一”〔9〕。高世楫等(2018)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绿色发展先进理念的集中体现，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应与人类财富、大众福祉紧密联系在一起〔10〕。冯海发(2018)认为，乡村振兴要统筹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不能以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乡村产业〔11〕。崔海霞等(2018)认为，农业绿色发展既包括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12〕。三是关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对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李晓西等(2014)主要侧重于评价人类绿色发展指数，将经济、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作为指标选择的依据，构建了15个细分评价指标〔13〕。张乃明等(2018)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乡村发展和产品安全四个维度构建了10个细分评价指标〔14〕。魏琦等(2018)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和质量高效四个维度构建了14个细分评价指标〔15〕。余威震等(2018)从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18个细分评价指标〔16〕。指标权重的选择，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熵值法〔17〕、层次分析法〔18〕和等权重法。对于区域差异，从大部分文献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但是，谢里等(2016)采用DEA模型与Gini准则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的结果是东北地区绿色发展绩效较高，西北地区次之，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则相对偏低〔19〕。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作出边际性贡献：第一，在界定农业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科学构建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现有文献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维度和指标有较大差异，综合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不够全面，评价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结合《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美丽乡村建设评价》等多个国家政策文件，力图构建具有代表性、综合性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第二，突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平衡。现有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中，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绿色化”指标较多，而涉及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较少。本文在构建指标体系过程中，注重农业生产、农民生活、自然禀赋和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协调平衡。第三，更加精确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从传统的四大区域(东、中、西和东北地区)扩展到七大区域(1)根据中国自然地理区划方面众多权威专家研究成果以及《中国自然地理》教材相关内容，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七大自然地理区，具体划分为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华北地区：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中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西藏自治区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故未讨论。，将区域细分后更能发现区域特征。通过计算泰尔指数，进一步分析导致区域差异的构成内容，从而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更切合实际的建议。

二、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选择

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是本体，农民是主体，农村是载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不仅仅单纯指农业产业发展或美丽乡村建设，而是在人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禀赋条件，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全面发展，让农民共享农业绿色发展成果，提升幸福感、获得感。农业绿色发展更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更加强调“绿色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因此，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不是单一界定，不仅要考虑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使用资源和造成的污染情况，还要追求绿色发展的结果；不仅要把握农业绿色发展的当前能力，还要把握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景与潜力；不仅要考察农业自身的发展状况，还要考察农业发展对农民生活和农村环境产生的影响。综合而言，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满足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绿色自然禀赋和绿色经济增长四个基本要素。

综合考虑新发展阶段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存在的实际问题，把握《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措施实施办法》等政策文件精神，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美丽乡村建设评价》等相关指标的设置，本文从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绿色自然禀赋和绿色经济增长四个农业绿色发展基本内涵基础上，选择农业绿色发展的具体评价指标。

1.农业绿色生产

农业绿色生产就是改变以高投入、高能耗、高产出为主要特征的石化农业发展模式，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创造一个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体系和一个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有较高转化效率的农业生态系统。首先，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会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城乡居民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可利用化肥施用强度和农药使用强度评价农业绿色生产。其次，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和残膜等农业废弃物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评价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和残膜回收率，也有助于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最后，农业是用水大户，但中国水资源稀缺，同时超强度的化肥农药使用、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放造成了农业生产用水和浅层地下水水质的恶化。而且，中国水利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水资源利用率不高。因此，从水资源的节约利用角度出发，选择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指标进行评价。

2.农民绿色生活

农民绿色生活主要是考虑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农村污染治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一方面，通过人类活动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植树造林，增加乡村绿化覆盖率；对村庄进行科学规划管理，合理布局农村生活区和生产区，实现节水节地节能节材，可选择绿化覆盖率、村庄规划管理覆盖率两个指标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减轻农村居民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乡村山青、水绿、天蓝、无害的环保目标，为发展放心农业留下洁净的土壤。其中居民生活粪污、垃圾的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因此，可选择卫生厕所普及率、对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村占比三个指标进行衡量。

3.绿色自然禀赋

人类各种开发活动需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农业绿色发展应坚守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准底线。中国地域辽阔，七大区域涉及不同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森林、土壤和水资源都存在明显差异。自然禀赋条件相对好的地区，可能存在浪费耕地、水资源现象；自然禀赋条件相对差的地区，也可能存在毁林开荒、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现象。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需要分析各地区自然禀赋差异，找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准底线。本文从气候、森林、土壤和水资源四个角度出发，选择森林覆盖率、复种指数、平均耕地质量等别(2)根据《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全国耕地质量评定为10个等级，1等耕地质量最好，10等最差。截至2019年末，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其中中低等地(4-10等)面积居多，占全国耕地评定面积的68.76%。、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总量五个评价指标。

4.绿色经济增长

绿色经济增长是指在确保自然资产能够继续为人类幸福提供各种资源和环境服务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强调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在保护绿色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福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自然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原材料；而经济增长则有助于提高对自然环境的投入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因此，本文从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两个方面评价绿色经济增长(3)此部分指标重点衡量的是经济增长水平，“绿色经济增长”中的“绿色”强调在保护绿色自然环境、农业绿色生产和农民绿色生活的前提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具体选择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农业总产值衡量农业生产能力，选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衡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三、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体系与方法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发展模式，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能单一、片面地进行评价分析，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

1.指标体系

结合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绿色自然禀赋和绿色经济增长四个子系统(一级指标)及与之相对应的20个评价指标(二级指标)，构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①由于地膜回收率数据缺失，本文用地膜使用率替代。虽然现有研究不能证明地膜使用量和地膜回收率存在显著相关性，但是何文清等(2009)的研究表明在地膜广泛应用的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留污染，地膜使用量越大，发生农业面源污染的可能性越大〔20〕。因此，此处将地膜回收率作为逆向指标处理。②考虑到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主要有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利用，而机械化还田利用的占比最高(4)从作者在四川的调研情况来看，机械化秸秆还田利用的比例为60%左右。，因此本文用机械化秸秆还田利用率指标进行替代，即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耕地面积。③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用农村沼气产生量/耕地面积指标替代。④自2014年开始，全面开展耕地质量等别成果年度更新评价工作，因此2009-2013年数据缺失。考虑到耕地质量在短期内变动不大，因此统一采用2016年公布数据，平均耕地质量等别=Σ(各地区耕地质量等别面积/耕地总面积*各等别)。⑤此处测算的是乡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不同于人均水资源使用的人口总量。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价地区间耕地、水资源水平，确保地区间选用指标统计口径一致性，同时不会影响评价结果。

2.测算方法

(1)改进的功效系数法。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主观人为因素导致的偏差。但是在熵值法计算过程中，存在极值或者负值情况，从而不能直接运用到对数、熵的计算当中〔21〕。因此本文选择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熵值法进行改进，即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2〕。具体步骤为：

运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

(1)

(2)

(3)

计算第θ年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θ=1-ejθ

(4)

(5)

(6)

(2)泰尔指数。以东北、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七大自然区域地理分区为基本依据，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测度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常用指标是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基于面积之比，泰尔指数是基于信息熵的概念。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时，泰尔指数更优于基尼系数〔23〕。为分析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了解总差异中有多少比例由地区间的区间差异和地区内部差异所致，选择泰尔指数分析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公式如下：

(7)

(8)

(9)

四、测度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测算了2009-2020年全国及30个省(区、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5)由于部分数据缺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未纳入讨论。，并计算了泰尔指数，进行了区域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运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的取值范围为40～100。2009-2020年，全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从61.72增加到65.28，均值为63.18(见表2)，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从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人类对生存发展环境越来越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6)“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全民的绿色发展自觉，因此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表2 2009-2020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

2009-2020年，各子系统得分也不断提高。其中，农民绿色生活水平得分提高最快，对生活垃圾、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分别从2009年的10.10%、2.60%增加到2020年的65.00%、20.00%，分别增长了54.90、17.40个百分点，表明随着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和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等政策实施，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随着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药、化肥使用效率，促进了农业绿色生产，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得分从2009年的17.94提高到2020年的19.26(见表3)。

表3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各子系统水平(2009年、2020年)

(2)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取值区间为54.19～74.04，其中，北京市(74.04)最高，甘肃省(54.19)最低，两者相差19.85，方差为29.43，区域差异显著。

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综合得分最高，均值为68.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6个省(市)排名位于全国前十位，并且上海、江苏和浙江排名为全国前五位。华南地区综合得分从2009年的61.77提高到2020年的66.42，增幅仅次于华东地区，体现出华南地区在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中的突出成绩。尤其是在农民绿色生活方面，农民绿色生活水平得分从2009年的14.54增加到2020年的20.06。华北地区综合得分增长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可能的原因主要在于华北地区内部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3个省(区)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排名靠后，拉低了华北地区的整体水平。

另外，华北地区的北京市综合得分排名位居全国榜首，但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农药、化肥和地膜使用强度逐年增长，导致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得分不断下降。虽然北京市综合得分均值排名第一，但过高的农药、化肥使用强度并不符合农业绿色生产的内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绿色发展。只有在现有资源禀赋条件下，同时实现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绿色经济增长的共进共赢，才真正符合农业绿色发展的本质内涵。西北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低，除了新疆排名第20位以外，其余省份均排名靠后，说明西北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高。

作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的华东地区，虽然其绿色自然禀赋水平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在于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质量较低)，但是农民绿色生活和农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带动了农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浙江省开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成功实践，为实现乡村振兴、构建美丽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3)农业绿色发展平庸型省份居多。依据2009-2020年得分均值(63.18)和标准差(5.43)关系，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三种类型。综合得分高于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均值+标准差)的为明星型省份，处于均值与标准差值之差和两者之和之间(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的为平庸型省份，低于均值与标准差之差(均值-标准差)的为落后型省份〔24〕。

明星型省份的综合得分高于68.61，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和福建6个省(市)。明星型省(市)普遍经济实力强，在绿色自然禀赋得分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强劲的经济基础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保障。例如上海市平均耕地面积最少，耕地质量和人均水资源总量不高，但是凭借经济实力大力发展节水灌溉、设施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但是，明星型省(市)并不普遍具有标杆和示范作用，一是农业规模较小，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较低；二是农业绿色发展各子系统的发展并不均衡，如北京。只有“四维联动(7)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子系统)。、整体推进”的发展模式才值得借鉴和推广，如浙江。

平庸型省份的综合得分取值范围为57.75～68.61，包括江西、山东、海南、广东、湖北、广西、黑龙江、四川、河北、河南、安徽、辽宁、湖南、新疆、吉林、内蒙古、重庆、宁夏、陕西和云南20个省(区、市)，占所考察省份的三分之二。大部分平庸型省份农业基础较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但与明星型省(市)相比，或者经济实力较弱，或者资源禀赋较差，农业绿色发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强化“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促“发展”，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提高农民绿色生活水平。

落后型省份的综合得分低于57.75，包括山西、青海、贵州和甘肃4个省份。上述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落后，但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四大子系统来看，山西、青海和甘肃的农业绿色生产、农民绿色生活、绿色自然禀赋和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得分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上述3个省份目前面临的难题之一。另外，贵州省农业绿色生产和绿色自然禀赋水平得分相对较高，但是农民绿色生活和绿色经济增长水平得分为全国最低。贵州省农业绿色生产水平得分较高可能的原因在于其农药、化肥和地膜使用量少，结合农民人均收入低的实际情况分析，贵州省农业发展并非“农业绿色发展”的低投入、高产出，而是属于传统农业模式的低投入、低产出。因此，贵州省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着“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双重挑战。

2.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分析有多少比例是由区域之间的差异产生，有多少比例是由区域内部差异导致的，本文还计算了泰尔指数，并进行分解。

(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逐渐减小。2009-2020年，全国总泰尔指数从0.264递减到0.222，减少了0.042(见表4)，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不大。近年来，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需求逐年增长，农村居民也更加重视居住环境的改善，“绿色兴农”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各地越来越重视农业绿色发展。因此，缩小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差异。但减少的幅度不大，表明解决农业绿色发展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2)华北地区内部分布差异最为明显，华中地区相反。2020年，华北地区的泰尔指数最大，说明相对于其他地区，华北地区内部各省(区、市)之间农业绿色发展的分布差异最为明显。华北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明星型和平庸型省份并存，北京和天津两个明星型省份凭借较高的农民绿色生活和绿色经济增长发展水平，拉高了农业绿色发展综合得分，拉大了与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差距。2020年，华中地区的泰尔指数最小，说明华中地区各省份之间农业绿色发展的差异不明显，这与华中地区内部省份均属于平庸型省份密切相关。

从2009-2020年的时间趋势来看，华北、华南、西南、华东和华中地区泰尔指数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上述地区内部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在不断缩小。其中，西南地区泰尔指数下降幅度最大，从0.202减少到0.083，减少了0.119。而西北和东北地区泰尔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表明上述地区内部的农业绿色发展差异仍在不断增大。

(3)区域内部差异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贡献较大。通过对总泰尔指数的分解，得到2009-2020年区域内部和区域间泰尔指数，区域贡献率的大小反映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表4显示，2009-2020年，区域内部贡献率和区域间贡献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内部贡献率从0.183下降到0.160，减少了0.023；区域间贡献率从0.081下降到0.063，下降了0.018。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内部贡献率为0.160，是区域间贡献率的2.54倍，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部差异导致。原因在于同一区域内部可能存在明星型+平庸型或者平庸型+落后型省份并存的局面，不同类型的省份在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科技水平、农业建设资金、市场供求关系、劳动力状况和生产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增加了区域内部差异性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而以七大区域为主体，内部差异将会被平均，降低高分提升低分，导致七大区域间综合得分差距不明显，从而降低了区域间差异性对总体差异性的贡献率。因此在各区域内部应加强合作，发挥协同联动效应，以明星型省份带动平庸型、落后型省份。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构建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为基础，运用改进的功效系数法，测算了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根据得分均值和标准差的关系，将测评省份划分为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型，通过计算泰尔指数分析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的构成，由此得到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1.结论

第一，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但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其中农民绿色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第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华东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最高，西北地区最低。第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和福建6个省(市)农业绿色发展为明星型，山西、青海、贵州和甘肃4个省份为落后型，其余20个省份为平庸型，占所考察省份的三分之二，说明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第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区域内部差异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贡献率大于区域间差异，其中华北地区内部分布差异最为明显，华中地区内部分布差异最小。

2.政策建议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评价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将进一步确保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落地。为了更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工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绿色兴农”理念，建立农业绿色发展的评价考核机制，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年度评价。建议研制并发布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将其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开展农业绿色发展年度评价，对于引导各地方各部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在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存在农业数据获取不全的问题，例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和耕地质量等，尤其针对地方数据获取的困难更大。因此，还应建立完善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考核机制，配套相应的数据收集、记录和整理势在必行。

第二，把握时代背景和区域差异，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战略。由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外部和内部差异，应充分借鉴明星型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绿色自然禀赋条件，制定差异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战略。农业绿色发展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大效益”，追求经济高效、生态安全、资源节约“三大目标”，借助工业化与城镇化两大推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两大动力，按照差异化发展思路提高农业发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