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到建构

冯燕　吴金芳

［摘 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遭遇的普遍性困境。陈阿江深刻反思了中国环境治理既有的“运动式”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通过批判吸收西方环境治理思想，审视并汲取中国环境治理传统智慧，建构善治的环境治理理念。其中，“人水和谐”理想类型和“生态自觉”概念是对善治理念的最好诠释。同时，他还挖掘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形成善治的实践类型，即共治（有治）、兼治和无治，强调环境治理与地方社会的适配性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治理模式。

［关键词］陈阿江；环境治理范式；善治；人水和谐；生态自觉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环境治理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环保重要性不断上升，治理力度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是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局部地区出现了“为治理而治理”的倾向，环境治理与生产、生活完全割裂，经济发展与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很多场合下似乎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探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格局，或者走出环境治理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是陈阿江一直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他的环境治理研究最初缘于对家乡水环境治理的现实观照。他出生并成长于太湖流域，个人的故乡情愫及改革开放以来江南水环境快速退化的现实，促使他急切地探寻乡村水污染问题的本土化解释。他说：“不清楚污染的机理，治理就会缺乏针对性。”①而解释水污染是为了寻找到系统、有效的应对办法。20世纪90年代，陈阿江最早关注到吴江的生态失衡问题，指出江南水乡的水污染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它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经济社会问题。他在探索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对中国既有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对早期环境治理范式的反思

在《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以下简称《次生焦虑》）一书中，陈阿江梳理了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发现政府虽然对太湖流域环境治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但是水污染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此他对“运动式”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地方主义范式等理想类型的环境治理思路与方法进行了反思。

（一）对“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反思

“运动式”的环境治理范式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陈阿江对其特征进行了总结：一是政治目标高于一切，其他目标从属于政治目标，而极少考虑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二是革命式的手段，运用国家机器和行政组织的力量；三是组织结构为革命组织，抑或是准军事的组织。从深层结构分析，“运动式”治理范式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动卷入的（involved）历史进程，是在西方文化和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的接触、碰撞、矛盾与冲突中开始的。……在无数的努力与挣扎中，中国近代社会最后选择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即通过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政权，以应对外部现代化的压力，应对内部的亡种亡国危机”。①这种组织模式在应对外部压力，动员和整合国家资源与力量方面卓有成效。同时，这种脱胎于军事实践的体制和组织结构后来也被广泛用于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建设。今天的一些项目建设或重大活动的布置，都具备“运动式”范式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但准军事组织特征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对一些特别事件的处理中，仍会启用被认为有效的准军事行动。太湖的“零点行动”就具有典型的“运动式”环境治理的特征。1998年岁末的深夜，国家环保总局在无锡太湖西岸成立了中央级指挥所，为环保总指挥机构；各省成立指挥中心，省级官员担任指挥中心主任，坐镇指挥。江苏、浙江、上海沿太湖地区安排了上千名环保执法人员、百余辆车，星夜赶赴各重点污染源进行监测、督查，以雷霆之势对分布在太湖流域的1035家重点排污单位进行查处验收。接近零时，调适或停产治理排污单位29家，责令关闭42家，其他原因破产停产101家，总达标率为97.3%。总指挥宣布的总达标率确实是只有“准军事化战役”才能取得的效果：时间整齐划一，成果在一夜之间显现。②

“零点行动”作为一个特别时刻的环境治理事件是胜利的，但是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问题并非一个时刻而是一个长时段的问题。经过“运动式”的治理后，太湖流域的水质指标暂时趋好。但是在两年后，太湖流域水质又开始持续恶化，导致浙北地区大量水产养殖物死亡。2001年11月，太湖流域终于爆发了“民间零点行动”。2007年5月，太湖又爆发史无前例的蓝藻，导致无锡市的居民无水可饮，企业被迫停产。中央政府高层公开承认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虽开展多年，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除了水污染治理，垃圾分类也是政府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方式，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同样具有“来去匆匆”的“运动式”治理范式的特征。虽然政府的单向资源输送方式在短时间内可以提高垃圾分类的有效性，但从长远看却并没有将垃圾分类的持久性、行政成本以及社区居民满意度考虑在内。基于“压力型体制”，基层政府大多是被动强制执行，工作的重点不是环境治理效果好坏，而是作为“政治任务”的垃圾分类是否已被执行，因此垃圾分类的效果会因为行政工作侧重点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例如，2020年政府的行政工作重点是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和监督由于人力紧缺明显放缓，甚至被遮蔽，导致垃圾分类治理绩效出现下滑。③

陈阿江对“运动式”治理范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企图通过‘革命战争来解决水污染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方式治水，只能是辉煌的梦想”，①因为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不能为了治理而治理，而忽略了环境治理系统性的规律。只有统筹各方利益主体，采取全面而系统的措施，环境治理才能取得长期性的效果。

（二）对技术主义治理范式的反思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高潮迭起，技术主义治理范式也随之流行起来，但是其有效性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污染都能依靠技术处理掉；第二，虽然理论上污染可以处理掉，但由于处理的不经济性，实际上是无法治理的；第三，从更宏观的层面上看，把治理污染的技术方案作为环境保护的总体方案是一个“见树不见林”的下策，因为它从根本上忽略了人与人的行为，以及社会文化因素所起的复杂作用。污染物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真正的源头應是从人开始的，所以控制与治理污染的对象也应该从调控人的行为入手。②

陈阿江以水环境治理为例，从宏观长时段的角度反思人水关系及治水的基本策略，总结出中国治水主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国家治水主题聚焦于解决水“量”的问题。以山西为代表的北方旱区呈现出历史时期因人口暴增、森林资源破坏严重而导致的“失蓄型”缺水。这类地区从社会层面构建自己的水利共同体，设立管水组织、用水规则、分水技术，用水文化等来维护地方社会用水秩序的稳定。中部地区因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实行以及农业税费改革等因素，导致农村社会用水组织基础逐步缺失，造成“失序型”缺水。这些地区则通过创新用水技术，改革农业用水组织与农业生产规模，保留集体组织或借力宗族等传统组织加以应对。③第二阶段，水“质”问题成为治水的核心。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人类改变自然之水的能力极大增强，基本实现了“水旱从人”，但人类活动却引发水质退化或水污染。南方地区虽然水资源丰富，但是工业化造成的水污染使其面临“水质型”缺水。在此阶段，治水已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社会科学问题。陈阿江剖析和思考中国的治水史和治水方法论，进一步反思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技术性治水思路，指出历史上以解决水“量” 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治水经验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如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治水人的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的关系等等。这些智慧对当下以改善“水质”为核心的治水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水环境治理的核心路径是要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摆正人与水的关系，理顺治水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创新生产模式，营造生态自觉的新文化。④

此外，生活垃圾处理同样具备技术主义范式的特征，这与当前环境治理大多以项目制形式进行有关。项目制供给方式导致其技术治理占主导地位，基本遵循技术主义思路推进治理工作。为应对当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各地多推行城乡一体化，将大型工程技术规范和城市治理思路套用至农村，但存在诸多弊端：一是放大了农村的垃圾问题。农村垃圾进入城市环卫系统加大了城市垃圾处置的压力，同时也引发农村利用废弃物传统消失的非预期后果。二是不经济。农村居住分散，集中收集处置的经济成本高昂，且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到城市处置，导致生活垃圾中的有机质无法回田，造成土壤肥素丢失。

技术主义的治理范式实质反映了环境治理效果的持续性和治理方式适配性的问题。当前环境治理依托项目制进行，在压力型体制和分税制的背景下，该方式有其特殊性和合理性，①但也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一是项目完成后的持续性。基层政府治理环境的首要目的是拿项目和验收，环境治理与当地居民的适配性、可持续性以及成本收益的合理性都居于次位或未被纳入考量范畴。二是环境治理由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忽略了地方性知识和当地的社会资源。

陈阿江说过，国外环境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其环境治理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进入超工业化阶段后，依托先进的技术，工业生产必将进入生态化进程，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将并轨而行。但是该理论生长的土壤是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虽然其对于中国的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启发意义，但从适用性来看，与中国国情还存在一定距离。相对而言，日本学者鸟越皓之在研究琵琶湖治理实践中提出的生活环境主义对于中国环境治理则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在此之前，西方社会环境治理存在“自然环境保护主义”和“现代技术主义”两种路径。前者强调人类不应干预自然，而应使自然环境保持天然的状态，但它并不适用于人口稠密的社会；后者过度依赖技术，带来了环境破坏，使其在环境领域的信赖度被大大降低。生活环境主义则强调要将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纳入环境治理当中，建立当地居民生产生活与周边环境的紧密联系，在使用中保护环境，蕴含“用则立，不用则废”的哲学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农业将环境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生产模式符合生态学原理，形成悠久且丰富的农业文化传统。陈阿江较早发现中国民间早已开展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环境问题。他提出环境治理应坚持传统生态要义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思路。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置为例，农村应因地制宜，实行“简易两分法”处置农村垃圾：有机废弃物通过“三料”（饲料、燃料、肥料）资源化，在农村就地利用；只将塑料袋、塑料瓶、包装盒等“新型垃圾”纳入城市垃圾处理系统。他在安徽、江苏等地的实地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如南京近郊马场村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时候，就借助现代技术将餐厨垃圾就地堆肥发酵，转化为肥料，供村内养殖户和种植户使用。旅游村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不仅节约了农村垃圾收集处置的成本，也有利于肥素回归农地系统。②

陈阿江对环境治理技术主义范式的研究充满了学术张力。一是将环境问题放置于真实的社会系统中考察，从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维度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开创性地将“社会学的想象力”带入水污染治理、生活垃圾处理等研究议题中，通过环境问题反思现代社会问题。二是将传统规范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解读环境问题的前因后果，既重视挖掘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与智慧，又强调现代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运用。他借助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视角，修补了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与生态系统循环的断裂，为现代社会环境治理寻找总体性的指导思路。

（三）对地方主义治理范式的反思

環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进行综合考察、统筹解决，但是地方主义却与系统观点相对立。地方主义在处理问题时缺乏全局意识，将本地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利弊得失都站在局部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全局利益而换取地方或团体的局部利益。

陈阿江以“引江济太”工程为例，深刻反思了地方主义治理范式存在的弊端。“引江济太”工程即调引长江水注入太湖，增加水资源量，加快水体流动，缩短换水周期，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缓解或解决太湖的水污染问题。但是该工程取得的利益效果却是不均衡的。太湖面积仅占太湖流域总面积的7%左右，调水只是改善了太湖的水质，上海作为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是“引江济太”工程的受益方；①而太湖以外的太湖流域，特别是非中心城市地区的河网，却在持续恶化之中，这些地区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持续恶化的水环境中。“引江济太”的重要前提是长江水的丰沛和清洁，而长江干流上三峡大坝、葛洲坝的修建，上游各支流的梯级电站开发，却导致长江的水流已被控制。加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汉江进入长江的水量减少100多亿立方米，东线、西线工程以及其他的调水工程，导致长江的水量在持续减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加快，太湖流域的城市向长江直排污水，东部地区的一些重化工业正在向沿江集中，长江水流量减少的同时污染却在增加。如果水污染治理没有从全局统筹出发，而只寄希望于长江水，那么长江不久之后将成为第二条淮河、第二个太湖。因为长江与其他河流相比，只是水量大一些，并无消化污染的能力。虽然长江的流量是相对稳定的，但人的欲望与能力正以加速度增长，很快就会到达长江水量满足不了流域地区发展需求增长的时候，水量丰沛的江南水乡将面临“水质性缺水”的危机。可见，地方主义的治理范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的整体性问题，如果整体性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污染企业转移与机会结构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机会结构开放程度越高，污染企业越容易转移，这虽然是特定的工业化阶段内产生的，但是也带有地方主义治理范式的色彩。输出地依托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但随着土地、劳动力要素的短缺，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初级乡村工业逐渐呈现饱和状态。输出地和输入地客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心理层面的发展急迫感差异，导致了两地需求的耦合。输出地因环境监管和整治力度不断加强而致力于压缩污染企业，输入地则因经济困窘而急切地招商。在这样的结构环境中，先发展起来的输出地淘汰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就转移至输入地，②输出地生态环境的良好恢复是以输入地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因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微观层面是个人行为的失当，宏观层面则是个体背后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失序。由此，环境治理的思路应该是社会策略。无论是运动范式、技术主义范式还是地方主义范式的治理策略，都只是认识到问题的某一方面，缺乏本质的、全局的认识，抑或这些治理策略都是在急功近利的冲动下作出的短期决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陈阿江指出，环境治理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视解决基础性认知。要加强各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要紧密合作、共同研究，对环境问题要有一个系统的客观认识。第二，明确发展目标，统筹制定区域发展规划。不同区域内的各城市应逐步树立统筹、协作的理念。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在本地不允许存在的污染企业，也应该禁止外流；强化环境规制建设，提高政府和民众的环境认知水平，封闭污染企业迁移的机会结构。就现实中的污染转移来看，输出地实际上比输入地具有更大的主动权。资本输出企业应创新生态理念、革新技术，实现绿色转型，输出资本的同时也输入绿色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机制，推动社会整体的生态增益。第三，在环境问题和环境争端中，政府官员必须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当好“裁判员”。这样，政府、污染受害者、民间环保人士就可以对污染者进行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以阻止污染态势的继续恶化。第四，重视公众的环境教育。不仅要开展学校和普通大众的环境保护教育，更应该加强对地方官员和企业主的环境知识培训与教育。①

二、“善治”理念的建构

如何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遭遇的普遍性困境。“运动式”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和地方主义范式都采取了为环境治理而治理的举措，即把环境治理看作一个孤立的问题，与生产、生活完全割裂开来。如为了追求乡村的美丽和整洁，一些地方出台了禁止农民养殖畜禽的政策；有的地方为了快速取得环境治理的效果，不惜取缔发展了几十年的初级加工业。经济发展与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很多场合下似乎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探寻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之路，陈阿江提出“善治”的环境治理理念。“善治”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不走极端的特点相契合，它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角度审视环境问题，倡导将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进行环境治理，巧妙地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目标。陈阿江提出的“人水和谐”“生态自觉”概念正是对“善治”理念的最好诠释。

（一）“人水和谐”理想类型的建构

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水和谐机制研究——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陈阿江对“运动式”环境治理范式、技术主义治理范式和地方主义治理范式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以人水关系为切入点，指出环境治理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从当前资金投入和行动导向看，政府及相关部门都急于用技术解决污染问题，而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却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耐心的调查研究，解决基本的认知问题。因此，他从宏观角度、一般层面探讨人水关系，通过在太湖和淮河流域的大量实地调查，并结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水和谐”的理想类型。

“人水和谐”类型，简称EES（Ecological-Economical-Social Development）类型，即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生态资本，也为社会良性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者之间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可以协调发展的。随着当今中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经济理性普及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因此，从个人活动、家庭决策到企业发展、政府项目，经济利益始终是决策的焦点。环境治理策略的制定必然不能割裂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任何环境治理的项目，如果没有持續的经济效益，也就难有持续的生态效益，因而必须考虑项目各利益群体在治理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必须统筹考虑。

陈阿江在调研中发现，“人水和谐”类型有着两个不同的亚型。一类是无意识的生态经济，即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人们缺乏长远的考虑和积极主动的生态意识，未来可能会使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这类案例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不少见。另一类是在盲目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因为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到自然界“报复”后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路径，探索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重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是实现由“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型的认知前提。②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近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出现整体性转型，不仅重视经济发展的“量”，更重视经济社会的“质”，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提供了基础社会背景条件。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即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已出现，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环境污染有所减少。但陈阿江指出，从社会学角度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只是在经济增长/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寻找关系，而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却被忽视了。因此，他带领课题组对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社区、企业类型进行梳理、归类，探讨“拐点”出现的时机、社会背景、相关特征及一般社会规律性问题。他认为出现“拐点”，即生态转机，应包括最高层次的生态自觉，中间层次的生态利益自觉，以及既没有生态利益自觉也没有生态自觉但被迫转变等类型。

（二）“生态自觉”概念的建构

“文化自觉”作为“生态自觉”的上位概念，是费孝通从“生态”到“心态”的研究转向，反映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蕴含其对中西方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辨析。①近代以来，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这就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既导致环境的压力，也导致人与人的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一方面通过“克己”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安其所”；另一方面强调自强不息和积极进取，以“遂其生”。②在对两种文化的比较反思中，费孝通指出，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③“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基本上直接接受了西方文化人与自然的二分、对立的理念，而在很大程度上轻易放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④

受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的启发，陈阿江提出“生态自觉”的概念。“生态自觉”是“文化自觉”式反思的重要议题，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达，平衡了人类与人类以外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关系。由“生态自觉”又衍生出“生态利益自觉”的概念，即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可以给系统（企业或社区）造成经济损失或带来经济收益。虽然这一概念仍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但却兼顾了人类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的利益与“我”之外的环境利益。“生态利益自觉”又分为“生态利益后觉”和“生态利益先觉”。前者是企业或社区在遇到发展困境后而认识到生态可以与经济共赢，后者是企业或社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可以与经济共赢。⑤陈阿江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丰富了“生态自觉”的内涵，以此引领环保新理念，⑥强调重视地域传统蕴含的生态智慧，探索传统生态生产方式与现代技术的有效结合。生态自觉是在生态层面做到“自知之明”，因为“我们时代的悲剧在于不仅因为我们对生态知识的认知有限，而发生很多污染故事，更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生态知识很少而自以为是”。⑦因此，仅靠科学技术和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认知上树立生态发展观，提升生态自觉意识，将生态自觉提升到文明理智的更高境界，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的生态文明。⑧

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环境转型皆迫于外部的压力，呈现了生态利益后觉的特征。陈阿江在太湖和淮河流域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在政府的严管之下，除了部分企业被迫关停、转产外，大量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清洁生产，达到环保要求后继续生存与发展。这些转型的企业，改革除污技术并没有预期的难和高昂的成本。

近年来，具有生态利益先觉的企业虽然不多，却具有很强的向导性。陈阿江对生态利益先觉者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在“生态利益先觉”型的企业或社区中，“生态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他们把“环境”这一变量放在国家政策以及时势变化的大背景中认真考量，为自身长远发展主动出击，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改行清洁生产或直接投资生态产业，获得生态-经济的双赢。同时，政府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应对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做长远的规划，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在当下环保政策管理严格、环境污染防治深入推进、产业的绿色转型加快推动的宏观背景下，具有生态自觉意识的企业或社区自觉进行绿色转型，对于国家整个产业的治理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在消费社会阶段，正如“跑步机理论”所言，生产跑步机与消费跑步机互为一体、相互影响，人们倾向于“绿色”的消费观念对于生产者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在消费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安全性，生活中也注重环境的舒适与整洁。绿色、有机、健康的消费偏好使生产者看到市场中“生态化”的巨大潜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对污染企业容忍度较低，倾向于探索生态型发展模式，这也倒逼工业生产者提升技术，进行清洁生產。

陈阿江提醒人们从两个比较的角度理解生态自觉：一是将中国过去的生态实践与当下进行比较，汲取传统生态智慧并进行创新；二是将国外的生态实践与中国的进行比较，学习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全社会应培养起生态自觉意识，提高生态认知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转型，从而推动绿色社会的发展。

三、善治的实践类型

“善治”理念在强调环境治理的同时，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社会生活衔接起来，而不仅仅是“为治而治”，具有适应性治理的内涵。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禀赋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就对环境治理的动员方式和组织策略等提出更高要求。以往强制性禁养和禁种等“一刀切”的粗放式环境治理方式，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忽略了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居环境需求等因素，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因而，今天的环境问题需要精细化治理，其本质要义则是善治，即：将环境治理置于宏观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根据不同的约束条件实施差异化、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协调好治理与生产生活的关系，如此才能将环境治理落地生根，取得持续性的治理效果，从而实现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共治/有治

陈阿江一直坚持环太湖流域的跟踪性社会调查，掌握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最新进展，并就水污染治理中呈现的新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之前大量的实地调查显示，太湖流域水质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大部分河道保持了较为清洁的状态。但陈阿江在新近调查中发现，部分地区的治理实践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方向性偏差：卫生与美丽优先于生态，过于依赖行政力量推动，民众参与不足，环境治理成本过高，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差，等等。

针对这些新问题，陈阿江通过追溯共域的治理方式、社会机制及其存在的条件，从太湖流域的水域治理实践中提炼出“共域之治”的治理类型。“共域”（commons）一词源于哈丁（Garrett Hardin）《公地的悲剧》一文，不仅指共有地或共有池塘，而且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空间概念。哈丁从生态学、人口学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广为困惑的难题。①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则从哈丁的“共有资源”（即“共域”）转向了“公共池塘”（common-ponds），聚焦于公共池塘的资源特性。日本学者菅丰从民俗学的视角指出河川作为共有资源对当地人生活的重要性，但他也集中于研究资源议题。当共有资源作为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时，研究者就已窄化了这一概念，仅关注它的资源特性，使之成为现代经济视野中的稀缺资源。而现实中的共域，特别是传统社会中的共域，不仅具有资源特性，更具其他的综合特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人的生活世界。①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立场，聚焦于有治研究。国内水利社会史同样聚焦于水资源稀缺地区的有治研究，其众多类型的水利社会是建立在稀缺水资源的基础之上的。②

“共治”是陈阿江围绕太湖流域村落用水群体与共域空间的关系展开的，集中讨论族门与河埠头单元的水域治理。族门（同组门里的人）的规模与费孝通所说的“族”及沈关宝所说的“自家屋里”的规模——8户相当。与北方的水井类似，江南水乡河网地区以河埠头为集中的取水点和用水地，一般三五户人家共用一个河埠头，多的达到十几户，少的也有一户独用河埠头的情形。③村落族门围绕河埠头形成用水共同体，对河埠头进行合作建设和管护，通过实践规范、传承规则，以及教化约束、熟人监管等形成共治格局。虽然相对于私权、私利，共域、共权、共责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族门用水共同体形成了“我们”的意识，对于“我们”所需要共同承担的后果是清楚的，因此，“我们”的权利、责任相对而言都是清楚的、可操作的。

（二）兼治

2012年，陈阿江通过长期而广泛的田野调查，抓住了中国农作制度非凡的可持续性特征，④在人水和谐机制、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及沙漠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归纳总结出一种生态有效、经济可行的环境治理思路和手段，即兼治。兼治是一种产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即以环境治理为目的，兼顾生产生活的治理，以及以生产为目的兼顾环境治理的活动。在实践中，兼治具体表现为种养结合，农业物质实现循环，复合共生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及“寓治于产”的治理新模式。

例如，太湖沿岸村庄每年的罱河泥是一种典型的兼治活动。“传统时期，肥料稀缺是农业生产遭遇的最大瓶颈，而河泥则是优质肥料。农民从个体积肥的立场考虑，利用空闲时间罱河泥积肥，顺带发挥了清淤的功能。村民罱河泥直接目的是为农业生产积储肥料，这是罱河泥的显性社会功能，而疏通河道则是其隐性功能，无成本地完成了水域公共事务的治理。”⑤现代社会的面源污染问题在传统社会时期不曾成为问题，因为河道的畅通是生产积肥与清淤活动的有机结合，也即传统农业通过种养结合实现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复合共生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一种新型的种养结合，它借鉴传统农业的生态智慧，同时引入现代技术的优势，实现了经济-环境-社会效应的多赢目标。⑥现代石油农业依赖于化肥和农药，虽然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却增加了食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及生态系统失衡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高度综合的大农业逐渐分化出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专业化种植主体和养殖主体，种养逐渐分离，传统的粪肥被种植户摒弃，养殖户又没有足够的农田作为粪污消纳地，粪肥循环利用的链条断裂。陈阿江指出，“当代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态学知识认识不足造成的生态系统紊乱或失衡”，①而中国传统农业肥素、能量的循环利用则合乎生态学原理。陈阿江在南方稻作区调研时发现，“桑基鱼塘”“稻鳖共生”“茭鳖共生”“稻虾共生”“稻鱼共生”等种养复合的共生模式，在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稳定粮食产量、确保食品安全和消除面源污染、维持农田生态系统平衡等目标，对负外部性顽疾达到治理的效果。因此，他建议国家应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农业物质循环体系，实现种养结合；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链接种养主体，农牧结合，粪污还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以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转型为契机，推动农业的绿色化生产，进而带动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建立“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走上生态、经济与社会良性运行的农业绿色发展之路。②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认识到共生模式中的生态智慧，并进行有意识的推动。如长江流域的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就已大面积推广，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

“寓治于产”是一种产治融合的新模式。陈阿江在对库布其沙漠治理的调研中发现，当地将光伏发电与沙漠治理有机地融合起来，不仅实现了沙漠治理、生态修复、减碳降碳等多重生态目标，也实现了增加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促进地方就业的经济社会目标，对中国沙漠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将环境治理嵌入电力生产的过程之中，项目规划赋予光伏发电沙漠治理的使命；出于对风沙环境的适应，固沙、生态修复等沙漠治理活动成为项目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光伏项目为沙漠持续治理提供了支持，并形成绿色效应的外溢机制。光伏发电与沙漠治理之所以能够做到产治融合，是受益于传统中国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物尽其用”“变废为宝”一直是人们信奉和践行的生活、生产原则，甚至上升为一种文化。这一理念在生态学意义上表现为循环利用，但同时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有节约成本的价值理念。在依靠土地获取主要收入来源的时代，“地尽其利、多业并举”成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策略。即使今天中国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这一基本策略仍是人们秉持的基本价值理念。因此，在沙漠治理的过程中，光伏设施植入沙漠，并逐渐从生态上、经济社会上融入沙漠，延伸出光、林、草、牧等多业态，构建各具特色的沙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的沙漠治理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地方发展模式。项目与环境治理相结合，从“治-用”结合转变为“用-治”结合，将环境治理深深嵌入产业发展之中，是新时代兼治活动的理想类型。

（三）无治

无治，即无为而治，但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一种无需刻意作为就能达成秩序的治理策略。它不是一种特别“用力”的治理，而是一种轻治或根本不需要“用力”的无治策略。对今天一些颇为用力，甚至过度用力但收效甚微的地方环境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反思与启发意义。因此有必要借助无治条件、机理的认识，在后续的治理中创造无治的条件，培育无治而治的社会机制，推动重治、与轻治、无治之间的平衡治理。③

无治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它强调的是人与环境之间自然而然的、无需刻意為之的一种平衡关系。无治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极为少见，但作为一种治理类型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就环境治理而言，道家学说提供了双重价值：对自然的态度和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为。正如斯密（Adam Smith）所设想的，市场经济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实现从无序的、自利的个体到公利的系统均衡。从个体到系统的这个“黑箱”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治的。

江南传统社会形成的诸如取水、航运这样一种自然形成的、无需特别加以治理的秩序就接近于无治模式，而另一种接近于无治模式的则是江南水乡的捕捞业。首先，长期以来，南方水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农业的灌溉水源、农田排涝的储蓄以及河道的航运功能。水域发挥上述功能时大多呈现“无限”或“非稀缺”的特征，似乎没有被纳入治理而加以关注。这里所谓“无限”或“非稀缺”的特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尚未呈现紧张的关系，而是在一个特定时空中形成的特定状况。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革命后的规模化生产，极易改变这种无限或非稀缺的特征。其次，传统渔民对水产资源形成一种接近于“共水无治”的状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捕捞能力与鱼类的繁殖能力处于自然平衡状态，受制于自然条件和人类捕捞的技术水平，渔民很难把河湖中的鱼“一网打尽”。此外，是渔民之间的调节与平衡。某个地方水产资源比较丰富就会吸引很多渔民，如果捕捞多了、水产资源繁育慢了、鱼少了，一部分渔民就会因难以维持生计而不得不迁至他乡，不同渔民采用捕捞手段与水产资源之间也就达到相对平衡的关系。如人民公社时期昆山周庄组建的渔业大队，辖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对应一类生计群体。其中，一队用罾网捕鱼，二队用丝网捕捞，三队用滚调捕鱼，四队用均钓捕鱼，五队则以纱网捕鱼。①由于来源地不同、所拥有的专有技术特长不同，所以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捕捞不同类型的鱼。从一个理想的状态看，这五个生产队有相对清晰的因捕获水产资源类型不同而形成的生计差异，并就整体水域而言形成一定的互补关系，接近于自然而治。

四、结语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环境治理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陈阿江在环境治理研究方面提出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思想，形成环境治理的中国话语，为世界环境治理贡献了较多的中国智慧。他从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开始注意环境问题，继而着手研究水污染的社会成因及治理策略，反思早期的环境治理范式；以“善治”为核心，建构“人水和谐”的理想类型，用EES分析模型解释环境变化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发生机制，对环境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倡导全社会培养生态自觉意识，完善环境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提升环境治理体系能力，从而推动绿色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议题。在实际的调研中，陈阿江发现善治的治理方式广泛存在，并将其归纳总结为共治（有治）、兼治和无治三个类型，强调环境治理与地方社会的适配性。共治形成了相应共同体的管控机制；兼治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即复合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和沙漠治理均实现了产治融合；无治则成为环境治理的一种新类型，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

责任编辑：王俊暐

［作者简介］冯燕，社会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19）；吴金芳，社会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安徽芜湖 241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下西北荒漠绿洲地区人水关系演变及应对研究”（20CSH07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陕南地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研究”（2019G006）

① 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①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②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 206—207页。

③陈毅、张京唐：《探寻社区常规化治理之道：三种运行逻辑的比较——以上海垃圾分类治理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①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②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③陈阿江：《治水新解——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④陈阿江、邢一新：《缺水问题及其社会治理——对三种缺水类型的分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

①杜焱强：《农村环境治理70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第5期。

②陈阿江、闫春华：《旅游村餐厨垃圾的就近处置与利用》，《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5期。

①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5页。

②陈阿江、罗亚娟：《机会结构与环境污染风险企业迁移——一个环境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4期。

①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②陈阿江：《论人水和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①邢一新：《生态自觉的地方实践——虎河村案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9页。

②王君柏：《文化自觉：寻求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坐标》，《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③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59頁。

④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387页。

⑤陈阿江：《再论人水和谐——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⑥陈阿江：《生态自觉：引领环保新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13日。

⑦陈阿江：《生态自觉  文明建设中的终极议题》，2017年10月5日，http：//www.chinaweekly.cn/html/industry/18594.html，访问日期：2023年7月20日。

⑧陈阿江：《生态自觉  文明建设中的终极议题》，2017年10月5日，http：//www.chinaweekly.cn/html/industry/18594.html，访问日期：2023年7月20日。

①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vol. 162， 1968， pp. 1243-1248.

①陳阿江：《共域之治：传统水域的治理研究》，载陈阿江主编：《环境社会学》总第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16页。

②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32页；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7—286页。

③陈阿江：《共域之治：传统水域的治理研究》，载陈阿江主编：《环境社会学》总第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页。

④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4—56页。

⑤陈阿江：《共域之治：传统水域的治理研究》，载陈阿江主编：《环境社会学》总第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0页。

⑥陈阿江：《无治而治：复合共生农业的探索及其效果》，《学海》2019年第5期。

①陈阿江、林蓉：《农业循环的断裂及重建策略》，《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7期。

②陈阿江、闫春华：《从生态贫困到绿色小康——生态脆弱区的乡村振兴之路》，《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③陈阿江：《共域之治：传统水域的治理研究》，载陈阿江主编：《环境社会学》总第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①陈阿江：《共域之治：传统水域的治理研究》，载陈阿江主编：《环境社会学》总第3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