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的能源路径选择与中非能源合作模式的再思考

2023-09-21 18:01刘虹伽
对外经贸实务 2023年8期

刘虹伽

摘要:自从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欧洲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替代能源,非洲成为其首要目标,然而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欠发达,要想做到确保安全可靠能源供应的同时又使能源价格保持在可承受的水平,并尽量减少负面的外部环境影响,难上加难。因此,非洲需要在能源地缘政治、公共政策、金融、研究和地方能力建设方面采取紧急行动,中非合作模式也需进一步升级。

关键词:中非合作;能源合作;俄乌冲突

引言

本文以持续的俄乌冲突所导致的能源危机为背景,意在分析非洲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能源三难困境以及不同的能源转型方向,并基于此分析非洲的能源发展潜力,进而思考中非能源合作需要作出的改变。非洲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合作对象,且非洲能源开发潜力可观,所以本文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分析非洲国家的能源现状与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一、问题产生的背景

进入2022年后,俄乌、俄欧间的油气地缘风险持续恶化导致“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投产搁浅、“北溪1号”管道因9月底在波罗的海海域爆炸而无限期停供。在现阶段欧洲本土能源生产“去化石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进口管道气供应稳定性显著下降,推动欧洲气价持续高位运行。为弥补自俄罗斯进口管道气缺口,欧洲不得不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采购 LNG(液化天然气)提高供给水平。在此背景下,地理位置距离欧洲相对合理、天然气资源禀赋良好且近年来屡有重大发现的非洲地区,未来或将具有对欧洲增供天然气的较好潜力。

非洲地区天然气资源禀赋相对较好。根据2022年版BP 能源统计数据,该地区天然气探明储量约为12.9万亿立方米,略低于北美地区的15.2万亿立方米,但大幅高于欧洲地区的3.2万亿立方米。

2022年莫桑比克预期新建3个 LNG 项目。其中,Coral 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产能250万吨/年,仍将采用浮式LNG 开发方式,预计将于2026年建成投产;位于莫桑比克阿丰吉半岛的莫桑比克 LNG 项目,设计产能1310万吨/年,预计将在2026年前建成投产;Rovuma LNG 项目设计产能1520万吨/年,但至今未获得最终投资决定,预计将于2031年建成投产。然而,对于非洲来说大规模开发天然气会造成65%的温室气体排放,使非洲大陆面临灾难性暴雨和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大气候变化风险。

欧洲的这一做法充分显示出自身政策和实践的矛盾。欧洲国家一方面采取雄心勃勃的去碳化战略,同时急于投资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来满足国内短期的化石燃料需求。虽然非洲领导人渴望获得天然气交易带来的数百万收入,但他们也呼吁,对其资源的突然兴趣是一种双重标准,使西方对该地区的剥削永久化。他们质疑为什么非洲必须远离“肮脏的燃料”(dirty fuels),延迟数亿人获得电力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非洲国家的天然气却被用于点亮欧洲的灯光。考虑到天然气的污染排放问题,富国一直不愿意资助有助于在非洲当地使用天然气的管道工程和发电厂建设项目,但也没有兑现资助非洲开发可替代能源的绿色项目的承诺。

英国《卫报》报道,西方对非洲天然气的垂涎已成为正在埃及举行的 COP27气候峰会的焦点,气候正义活动人士批判西方国家的虚伪,因为这些国家正通过在非洲开发更多化石燃料项目来努力压低能源价格。G7峰会充分体现了欧洲领袖的双重标准。各成员国一方面重申会停止为海外的化石燃料项目融资,另一方面却认为成员国输送更多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不受到这种限制。

二、非洲国家的能源路径选择

非洲地区的能源路线选择,即丰富的太阳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丰富的化石能源之间的拉扯将越来越严峻,因为暴涨的天然气价格正导致许多非洲政府将非洲未开发的石油矿藏视为可能的金矿,而不顾环境后果。

自从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欧洲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替代能源,其中也包括非洲。比如,莫桑比克就已经发现了大量可以液化并装上船的天然气。最近在象牙海岸、加纳、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海岸发现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也引起了欧洲的浓厚兴趣。非洲中南部国家博茨瓦纳表示,欧洲国家的煤炭供应请求已经让本国应接不暇。开普敦大学(Cape Town university)教授卡洛斯·洛佩斯(Carlos Lopes)说,这一明显的转变暴露了欧洲在化石燃料问题上立场的虚伪。

塞内加尔总统能源政策顾问马马杜·福尔·凯恩(Mamadou Fall Kane)表示,欧洲人对天然气的反对态度有所软化,在新的分类中,他们把天然气与核能一起列為“过渡燃料”。他补充道,自乌克兰战争以来,当局对天然气任何剩余的反对意见都已烟消云散。

简单来说,非洲很多国家面临着选择:一方面,非洲的新能源优势明显,环境友好。另一方面,为了获利出口天然气,且可再生能源尚难支撑非洲发展。

三、非洲的特殊性——三难困境

如何确保安全可靠的能源供应,同时又使能源价格保持在可承受的水平,并尽量减少负面的外部环境影响。这在地球任何地方都不容易,但在非洲,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欠发达,非洲大陆就是全球能源三难困境的一个缩影。

(一)能源安全

截至目前,整个非洲大陆仍有6亿人缺乏能源,而且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这个数字只会增加。据预测,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而该地区的能源需求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增加三分之一。要满足这一预计的能源需求,需要在2065年前将发电能力增加10倍。因此,开发负担得起的能源资源是发展的首要任务。

(二)能源公平

在非洲,廉价能源往往意味着利用当地已有的化石燃料资源和基础设施。即便非洲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占全球的3%,但其在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下也格外脆弱。10个最易受气候变化政策影响的国家中就有七个位于非洲,因此每多释放一吨二氧化碳到大气中,都会对其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基于这些原因,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为非洲的绿色能源转型提供资金应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的重点。”

在今年 COP27会议接近尾声之际,非洲领导人觉得他们的独特地位没有得到公平权衡。他们认为,对脱碳的重视是完全正确的,但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非洲需要有不同的优先事项。

正如非洲能源商会高级副会长Verner Ayukeg-ba 告诉 CNN:“如果在美国,你的冰箱一年的用电量消耗的能源比一个非洲家庭还多,那么我们该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呢?”这种气候正义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呼声,他们认为在被要求启动他们无力承担的绿色能源转型之前,他们应该有机会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自己的经济。这就是气候融资的關键所在。

(三)环境可持续性

非洲拥有世界上39%的清洁能源潜力,比其他任何大陆都多。挖掘这种潜力对于解决能源三难困境至关重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兑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逃避的承诺,即每年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尽管目前非洲能源部门有大量外国投资,但其中绝大多数投资都是针对用于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

基督教援助组织的泛非倡导顾问约奥·奥坎达在 COP27能源日上说,“化石燃料公司正在展示他们的贪婪,并计划在55个非洲国家中的48个开采化石燃料。如果所有的这些化石燃料都被成功燃烧,那么它将使我们超越《巴黎协定》的目标,并给已经处于这场危机前沿的非洲人民带来苦难。”

虽然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能对许多生活在能源贫困中的非洲人来说是有益的,但这些发展对满足他们自身的能源需求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他们获取燃料,只能让他们被动地接受碳排放。

奥坎达表示:“令人恼火的是,非洲正在建设的89%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是推动出口到欧洲,以帮助他们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我们不能成为欧洲的加油站。否则,我们将接受破坏气候的后果。”

四、非洲的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因地制宜

90%的非洲国家都签署了《巴黎协定》,其最终目标是建立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系统,协调发展和气候目标意味着非洲的能源系统从长远来看将以清洁能源技术为基础,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速度、成本、技术组合)是不确定的,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

目前关于非洲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辩论往往是由地缘政治利益决定的,脱离了各国的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每个非洲国家能源系统发展轨迹的起点、发展目标以及不确定的特点。

诸多研究表明,非洲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就业、环境等多方面效益。然而迈向这一愿景的技术路径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以往关于非洲能源转型的讨论是由全球北方国家主导的,但是这些讨论往往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而忽视了各国在现有能源系统、技术成本、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并且讨论局限于“化石能源,还是可再生能源”的一刀切方案。此外,非洲诸多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由国际机构提供,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下项目被放弃的风险很高。

首先,非洲国家能源发展状况在可再生能源潜力、化石燃料依赖度、资本成本、电力结构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利比里亚、苏丹和塞拉利昂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比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摩洛哥高2.5倍。

其次,国情不同将显著影响能源转型。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水电比例较高,且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较低、并网难度不大,因此埃塞俄比亚的转型较为容易;南非的可再生能源成本虽然很低,但是化石能源利益集团根深蒂固,这意味着南非的清洁能源转型将受到阻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天然气资源禀赋、政策和融资条件是影响能源转型路径的关键变量。

(一)埃塞俄比亚:通过低成本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战略

埃塞俄比亚早在2000年就开始追求全面的绿色经济增长,在2005-2020年,90%以上的动力来自水电。2011年又制定了气候适应性绿色经济战略,明确国家政策的重点是可再生能源。

埃塞俄比亚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大,且广泛使用,没有依赖大量的化石燃料资源,所以可再生能源成为短期和长期内最经济的选择。

(二)南非能源转型的必要性

南非作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碳排放国,必须及时地围绕能源转型作出行动。南非是一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截止至2017年,南非是全球第六大煤炭生产国和第四大煤炭出口国;同时,本国能源供给依然主要依赖煤炭。然而,随着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对本地优质化石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化石能源储量缩减,品质下降以及开发成本增加等问题。普华永道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020年,非洲石油日产量同比下降19%;天然气产量同比下降5%,煤产量同比下降5.5%;2020-2021年间,非洲化石能源资金投入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900亿美元下降至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资金正加速退出煤电项目。中国也于2021年9月宣布停止新建海外煤电。南非正在开发以及正在运营的煤电厂均将面临极高的搁浅资产风险。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南非正在承受气候变化给整个国家带来的严重伤害。南非当前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过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遭遇旱灾和洪灾的频率也更加频繁。除了自然灾害外,南非的电力紧张问题也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南非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间南非的停电时间和能源减少量达到了历史之最。停电持续时间较同期增长了277小时,能源减少量较同期增长了657GWh。

南非位于撒哈拉以南地区,日照时间长且地面平均风度较快,太阳能和风能资源丰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能源优势。得益于南非得天独厚的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的自然资源禀赋,低碳能源转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南非解决能源供应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佳战略选择。

在此背景下,最关键的挑战是如何克服国内政治经济转型的障碍并确保依赖化石燃料收入的企业和工人通过补偿和技能多样化计划得到充分和公正的支持。

南非的能源转型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南非内部政治冲突和民粹主义抬头导致的国内政局不稳定。自2021年南非前总统祖马入狱并被指控贪腐后,南非政府内部的分歧一发不可收拾,再加上长期的高失业率及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冲突彻底爆发。内部冲突引发的骚乱和暴力抗议等活动严重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缺乏执行力。

另外,南非政府内部对于传统能源行业的依赖和部分反对者对新能源的不信任也是南非能源转型困难的根本问题之一。尽管南非政府有决心以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电的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但是进展并不顺利。南非最大的电力供应商国家电力公司 Eskom 依旧对传统能源具有依赖性,对可再生能源持排斥态度。Eskom 的发电量占南非总电量的95%,由于南非煤炭开采成本较低,Eskom90%的发电量都来源于燃煤发电。且由于 Eskom 在南非电力行业的重要地位,凡是涉及电力转型和投资的采购和项目都必须首先和 Eskom 签订传输协议。这导致 Eskom 对南非的能源转型握有相当大的决定权,而其对传统行业的依赖也导致了政府的转型设想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南非政府已经决定对 Eskom 进行拆分和重组并建立新的体系,但短时间内,Eskom 在南非电力行业的影响依旧存在,且难以消除。传统能源行业的背后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和传统行业劳工组织的扶持,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会对南非的能源转型造成巨大的影响。

(三)莫桑比克:处于天然气扩张的十字路口

为了克服威胁其经济转型实现的突出的能源和资金短缺问题,作为不发达国家的莫桑比克正在增加对其大量天然气储备的开采、使用和出口,估计超过4亿立方米。莫桑比克预期新建3个 LNG 项目。其中,Coral 项目二期工程设计产能250万吨/年,仍将采用浮式LNG 开发方式,预计将于2026年建成投产;位于莫桑比克阿丰吉半岛的莫桑比克 LNG项目,设计产能1310万吨/年,预计将在2026年前建成投产;Rovuma LNG 项目设计产能1520万吨/年,但至今未获得最终投资决定,预计将于2031年建成投产。

发展天然气,会产生积极的中短期经济回报,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欧洲目前的短期天然气热潮将逐渐放缓,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在中期内因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紧张而减少,莫桑比克的出口导向战略意味着大规模的资产搁浅风险。同时,莫桑比克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潜力,国内约四分之三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约1%来自太阳能发电。莫政府相关数据显示,该国太阳能发电潜力为23000吉瓦(GW),风电潜力为4.5吉瓦,水电潜力为19吉瓦,生物能源发电潜力为2吉瓦。

莫桑比克政府致力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扶持。为实现到2030年全国电力普遍接入、推动能源结构多样化,莫桑比克政府已启动一项可再生能源拍卖计划(Proler)。2021年,莫桑比克矿产和能源部长称,该国计划在四年内将发电能力提高600兆瓦(MW)以上,其中30%是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中型项目。2022年4月,莫桑比克总统菲利佩·纽西(Filipe Nyusi)表示,莫桑比克致力于通过充分利用其在光伏发电领域的自然禀赋,推动本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南部非洲地区电力生产和供应的“冠军”。

同年6月,莫桑比克国家电力公司(EDM)宣布,拟通过“Proler”投资4000万美元建设新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目前,“Proler”项目下已完成的项目包括莫桑比克最大的光伏电站——Metoro 光伏电站,该电站由125000块中国制造的光伏面板组成,法国开发署(AFD)提供了4000万美元贷款的建设资金。此外,EDM 还于2022年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拟共同推动在莫兴建4座太阳能光伏电站,IFC将提供有关融资服务。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21年报告显示: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低于价格最便宜的化石燃料。聚光太阳能、风能以及光伏太阳能等能源发电成本正在持续下降,低成本可再生能源将为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新商机。

五、促成非洲主导的能源转型

提供满足非洲发展需要的能源系统意味着承认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和各国发展的不确定性。为了确定具体国家的最佳路径,并创造有利的环境和能力来大规模实施这些路径,非洲需要在能源地缘政治、公共政策、金融、研究和地方能力建设方面采取紧急行动。

(一)承认不同能源需求的地缘政治叙事

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案例表明,坚定地控制自己的能源驱动型国家发展议程可以带来显著的地缘政治协同效应。独立和强有力的国家领导是实施绿色增长道路的关键。

例如,南非愿意通过自己公正的能源转型战略使其碳密集的电力部门去碳化,这导致南非在2021年为其转型和绿色增长努力获得了85亿美元的国际财政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气候变化议程为扩大可再生能源提供了财政支持,而南非则设法为其绿色增长目标提供资金。埃塞俄比亚制定了自己的综合能源、气候和发展议程,设法在早期就将自己定位为气候兼容发展的区域领导者。

相比之下,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国家的能源辩论,有可能被短期考虑和短暂的地缘政治利益所驱动,可能锁定长期的经济和环境风险。欧洲对天然气的重新兴趣,尽管可能仅限于短期,但在非洲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

国际行为体往往忽视了非洲在以有利于非洲大陆长期利益的方式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作用。如果非洲国家要实现其长期发展目标,这种情况就需要改变。同样,非洲領导层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真正的伙伴关系来改变地缘政治空间,促进公民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政治利益。

(二)提高研究能力

一些国家缺乏针对本国的综合能源系统规划研究,比如莫桑比克、毛利坦尼亚、塞内加尔等国的决策者常常根据传闻作出决定。所以,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全面的气候变化研究小组。

一个相关的研究议程可以有三个组成部分。首先,应该为每个非洲国家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线,并以定量和定性的能源、经济、社会人口和政策数据为特色,以说明具体的结构、挑战和目标。第二,应进行现有的综合能源规划模型和定性分析,以产生针对具体国家发展优先事项的可操作的能源系统路径。第三,需要在所有非洲国家进行针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以了解如何最好地实施所产生的路径。尽管这一议程将受益于非洲和国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但它需要投资于当地的知识、技能和机构,使非洲的政策制定者、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能够组织这一进程。

六、中非合作模式的进一步建构

作为中非合作曾经的代表,“安哥拉模式”往往被视为中非合作的成果与典范;时至今日,“安哥拉模式”仍然常常被提及,国内主流观点也大多对“安哥拉模式”持十分积极的态度。虽然对“安哥拉模式”的反思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但从“安哥拉模式”衰落之后,尽管中非合作突飞猛进,但仍然没能出现一种能与“安哥拉模式”相媲美的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合作模式总结。对中国而言,与非洲的贸易合作基本停留在“助多利少”的层面。业内呼吁,中非推进高质量绿色能源合作应该要有“破圈思维”,即打破国别、双边的界限,寻求更多利益攸关方在资本、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从而实现多方共赢。非洲能源行业发展无法一蹴而就,全产业链铺开需要一个过程。基于此,中国可以通过培育产业市场化、建立高效合作机制、完善和强化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搭建合作平台渠道等方式,为非洲国家打造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解决方案。

(一)因地制宜实施投资规模调整策略

能源投资效率与油气资源开采周期息息相关,基于不同国家油气资源生产周期,因时、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的投资规模调整策略,提升投资整体效率。对投资规模收益处于递减阶段的国家应适度压缩投资规模,而对投资规模收益处于递增阶段的国家,则应扩大投资规模和提高产出效率来提高整体投资效率。对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安哥拉、埃及等国,根据油气资源开采条件和投资环境,进行投资规模的增减调整,避免投资过度或过少的问题。对纳米比亚、利比亚、赤道几内亚、突尼斯等国,应保持现有投资规模,加强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开发,注重提升投资产出质量与技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近年来对非投资的快速扩张后,我国企业应注重投资质量和人力资本效益的提升,以促进对非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二)与所在国实际需求对接

每一个国家都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以安哥拉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战争带来的外部威胁已经基本消失,而国内基本的生存威胁也基本解决,国内仅剩卡宾达省等个别地区仍有叛乱活动;而随着安哥拉执政党“安人运”在2017年实现领导人平稳交接,安哥拉内政也趋于稳定。再加上安哥拉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早已不能再用旧有的看待“第三世界”的眼光对待安哥拉,安哥拉的需求已经从满足温饱发展到“建设小康”。

这种背景下,新时期的中安合作也必须顺应这种需求变化。虽然安哥拉不再需要通过以资源产出作为抵押换取投资援助,但安哥拉仍然是一个以石油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它对于炼油、勘探等方面的需求仍然旺盛,中安能源合作仍然大有可为。另外,随着安哥拉发展阶段的变化,如中国类似阶段

一样的大量建筑、道路等方面的合作也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应当把安哥拉更多地视作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一个新兴的非洲区域大国,而不仅仅是原油出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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