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

朱继光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人和事，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最终都会被淡忘。对我来说，有一个人我将终生难忘，那就是我的二哥—朱继国。他长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烈士陵园。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最后一次与我们团聚，向我们告别时的情景。

1978年12月某一天，收到二哥从部队发来的电报，得知他回家探亲过年的消息，全家人都喜出望外。这是二哥自1973年当兵后第一次回家。

那一年12月29日下午，二哥终于回家了。母亲见到他，眼泪止不住地流，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年，我家的年夜饭很丰盛—四荤两素，在我的记忆里，像这样丰盛的年夜饭还是头一回。大年初一，刚吃完早饭就听到外面有“叽叽喳喳”讲话的声音。“炳公，我给您拜年啦！恭喜发财！”大队张支书一边打拱手一边说。刘秘书紧随其后，把手上提着的一块肉和一个装有红枣的纸包交给我父亲说：“这是大队革委会给军属拜年的一点儿心意，这块肉是两斤半，其他军属家里只有两斤，您家是双军属，所以不同一点儿。”

刘秘书讲的“双军属”，意思是我的大哥和二哥都在当兵。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猪肉的统一价格是七角八分一斤，这是一份厚礼！

“炳公，给您拜年啦！”外面又有人在喊。大队干部看到又有一拨儿人进屋拜年，也就起身作别了。进来的这拨儿人是乡里乡亲，讲起话来也直来直去。“炳公，如今你崽儿（方言，孩子）也工作了，以后你就享清福了，当老太公啦！”一位大叔笑着对他说。

父亲坐在一把靠背椅上，跷着二郎腿，卷着喇叭筒吐烟，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时间总在欢乐中不经意间地流过，转眼就到正月初五。吃过早饭，我站在大门口，看到一个邮递员骑着一輛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前。他掏出一份邮件，说：“朱继国是住在这里吗？他有一份电报。”二哥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马上出来了。他接过邮件拆开一看，是部队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是“马上归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电报就是命令，明天必须启程归队。

“娘，明天我就回部队了！”二哥带着低沉的声音对母亲说。“什么？！”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是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吗？才回来几天呀，怎么就要回部队呢？你还约好了初十去县城看对象呢！”母亲背靠着门框沮丧地问。

“娘，部队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得服从命令！至于看对象的事，没关系，给个通信地址，到部队可以在信中联系，等我明年探亲回家再去也不迟。”二哥对母亲说。母亲低下头一言不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二哥就起床了。他吃过早饭，正准备提行李袋出门时，母亲给他拿了几个煮熟的鸡蛋，要他在路上吃，还叮嘱我送二哥一程。

我帮二哥提了个小旅行袋，跟随他出了门。

天公不作美，那天北风呼啸，下着毛毛细雨。

我们住在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山沟里的羊肠小道很是泥泞，行走十分艰难，二哥的解放鞋上沾满了泥。我穿了一双开裂的乳胶鞋，虽然塞了一些稻草，但也感觉到泥水已经渗透到鞋里了。

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当赶到公交站时，汽车已经开走了，我们只能站在雨棚下等。北风越刮越大，天上还飘起了雪花。走路时倒还不觉得冷，可停下来就不一样了，两只脚已经麻木了。二哥见我发抖，伸手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说：“你穿得太少了。”然后，他把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毛衣脱下来给我，对我说：“把它穿上。”

这时，公交车已经进站了。二哥打开旅行袋，掏出两个鸡蛋对我说：“你早上没有吃饭，拿去吃！”然后他急忙上了车。

汽车开动了。他站在车窗边向我挥手，示意要我回去。我含着泪凝视着汽车徐徐向前，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过了几天，二哥写信回家报了平安，并且在信中说，部队马上要调防到广西。此后，家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五个多月后的初夏。一天上午，我站在家门口望见远处有一群人朝我家的方向走来，他们有的提着公文包，有的穿着军装。到了我家，张支书向那些人介绍：“这就是朱继国同志的家，这两位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肃穆的氛围使母亲发愣，不知道是见到了这些大人物心里紧张，还是预感即将会发生什么。到了堂屋，一位军官示意大家坐下，以非常凝重的表情和缓慢的语速对我父母说：“朱爸、朱妈，朱继国同志是您的好儿子，也是人民的好儿子，他在这次战斗中与敌人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

“哎呀，我的崽儿呀……”母亲一声叫喊，半天没有回过气来，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全场哭声一片。

后来我们才知道，二哥在一次战役中因头部中弹而壮烈牺牲。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六岁的青春年华里。

部队追授二哥“一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而我每当想起二哥最后一次回家，最后一次告别的点滴，就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