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竞争背景下上海市新城政策效应研究
——以五大新城新落户政策为例

文 赵静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一、序言

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提出，大力实施新城发展战略，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大新城（以下简称为“五大新城”）打造成为上海未来发展具有活力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战略支点，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十四五”时期，上海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的工作方案》和《关于本市“十四五”加快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一时间五大新城建设成为关注焦点。

上海为何选择在郊区新城再度发力？统计显示，排除特殊的2020年，2017年开始，上海GDP近年来年增速放缓，常常低于周边一些新一线城市和全国平均增速。上海被视为长三角城市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标杆，期待高、责任大。上海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机已显急迫，而上海中心城区发展比较成熟。因而作为上海发展相对洼地的五大新城，正被给予厚望。《意见》中也将五大新城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五大新城一方面是拓展上海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连接上海中心城区和江浙一带的中小城市，也能推动形成上海新城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节点。

新城市政治的核心逻辑是争夺流动资本。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城市研究的重心发生了一个从“如何管理”到“如何发展”的转向。无论是在国家、区域还是城市层面，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吸引高度流动和灵活的生产要素的流入，它们所提供的政策大部分都是指向如何发展才能提高经济竞争力。现在衡量城市竞争力重要指标是吸引人口导入，人口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部署。第七次人口普查为经济发展、消费结构等宏观分析上提供了更为权威的分析数据，同时本次全国人口普查关于各个地区的人口数据，足以展现各个城市经济活力、人口吸引力和产业基础等重要特质，新的城市竞争关系亦已呈现。

2016年开始，20多个一线和二线城市爆发“人才争夺战”。例如，西安在2016年制定平均每年吸引40万人落户的增长目标，大学生凭学生证就可以直接落户；武汉在2017年也推出大学生留汉、回汉创业的计划；紧接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为了吸引人才也制定一系列激励政策与落户政策。愈加激烈的城市竞争下，“人口危机焦虑”面前，城市间“抢人大战”不可避免。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上海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为吸引人口导入，增加城市活力，上海主动出击。长期以来，上海市的落户政策都十分严格。2018年，上海放宽了落户限制，凡是本科阶段为国内高水平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试点，符合条件的可直接申报落户。在2020年将享有落户政策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即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落户。2022年上海落户条件再次放宽，如对于应届生来说，在沪所有高校应届硕士生不用评分直接落户；在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在五个新城、南北地区、重点转型地区用人单位工作的，直接落户。可见上海为增长城市活力，积极吸引人口导入。那么五大新城新落户政策实施效果如何，以及在吸引人口导入过程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本研究正是基于人口竞争背景下，通过问卷数据的搜集分析，探讨上海五大新城新落户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新城概念发展与文献综述

（一）新城概念发展

国内外很多地区都进行过或正在进行新城建设的实践，形成有关新城建设的丰富理论和实践。对于新城的概念，不同国家发展情况不同，其见解和认识也不同。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新城建设的国家。1946年英国政府颁布的《新城法》（New Town Act）,《新城法》的颁布是最早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城市建设规划，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部新城法案，堪称是英国新城从无到有的制度基石。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新城（New Town）的：新城是一种规划形式，其目的在于通过在大城市以外重新安置人口，设置住宅、医院和产业、设置文化、休憩和商业中心，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社区。[1]在美国，与新城对应的概念为“规划建设的社区或城市”（Planned Community or Planned City）,是指在未经开发的土地上经过规划设计而建设的社区或城镇。美国的新城建设随着时间演变，主要经历了花园社区、边缘城市到新城市主义，在这过程中新城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从注重住区环境设计，营造分散、低密度的田园生活氛围，到围绕郊区购物中心等发展模式，以及建设自给自足、自由平等的综合城镇。再到后来流行建设集中紧凑、公交导向的城市区域网络。可见美国在土地流转制度等背景下，市场在新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极其明显。

国内学者根据中国实践，也对新城概念进行界定。有学者认为新城是属于大城市郊区，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等特点，有永久性绿地与大城市相隔离，主要分担中心城区的居住和就业功能，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社区。[2]也有学者认为新城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大城市空间扩张而产生的，以疏解中心城区产业、人口和其他功能，为避免大城市恶性膨胀，而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域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具有城市规模和密度相对独立的新城市聚居点。[3]

本研究认为新城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英国兴起的田园城市运动，再到我国早先开始的“工业卫星城”“独立工矿区”，以及1980年以来历经几轮最终发展形成的独立新城，其概念内涵都在不断变化过程中。本研究多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对新城的定义和理解，根据朱建江等学者的概念界定，新城是指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中心城区人口的增加，在中心城区外围，规划建设具有一定规模、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同时能够承担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产业等功能的综合性城市。[4]

（二）新城空间扩张文献综述

国外主要从三种模式研究新城。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扩张模式。Tuppen（1983）认为政府在新城规划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为吸引制造业、服务业在空间集聚，一般通过财政刺激、政策红利等方式，资本积累不断增加，逐渐形成新的空间和地理形态，由此新城产生。[5]以英国为例，在早期新城建设中，霍华德设想通过新城开发公司建设新城，这就是典型的通过自上而下设计，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规划新城。二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政策为引导的扩张模式。时代发展进步使得人们意识到，过去新城以政府为主导的方式逐渐落后，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式在新城规划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新城规划发展主要以市场自下而上的典型代表，商业利益和消费偏好引导新城规划发展。Michael J.Bruton（2005）等总结二战以来英国新城规划建设历程，认为新城现如今的开发更多是来自私人资本，即市场的投资，开发规模与成本也大大减少。[6]三是以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扩张模式。Robinson（1975）通过对不同国家新城发展进行分析，认为新城建设发展的差异主要是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不同。[9]虽然政府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新城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政府决策中，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城规划并不总是获得成功。[7]Tuppen（1983）在对早期英国新城建设研究中发现，新城开发中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作用存在不足，也就是说通过开发公司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很难获得成功。[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紧接着许多大城市出现“城市病”，为了缓解城市压力，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开始将新城作为新的城市增长空间，新城建设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董珂（2008）用社会物理学的方法，通过主城与新城作用力模型研究，进而发现，新城应该与主城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新城与主城二者形成稳定的平衡结构，这样新城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让其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以维持自身扩大。[9]段进、殷铭（2011）以宁波鄞州新城空间发展为案例，采用量化和质性多种方法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研究中国当代新城空间扩张演化发展。[10]罗风龙（2012）认为新城作为一种协调关系而存在，协调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关系。[11]同样的诸大建、王世营（2011）指出上海新城应该成为郊区的城市中心，上海城市空间扩张发展需要重新调整，新城与中心城应共同组成上海的大都市区。[12]林涛（2010）以上海松江新城为例，认为松江新城突破了上海中心城区“一家独大”的局面，研究新城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之间的互动关系。[13]除了从横向上研究新城空间扩张，部分学者从纵向上研究新城发展扩张模式。Chang Zheng（2022）等研究2004年至2016年地方政府利用高铁站空间溢出效益，在郊区启动新的高铁城镇项目，研究发现在高铁新城中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住宅用地供应和收入显著增加，高铁的发展使得人口从郊区县迁移到城市区，这表明新城项目中土地租赁的空间不匹配，而这正是新城成为“鬼城”的根本原因。[14]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城显著增长，现有文献突出研究新城狂潮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难以解释许多新城变成“鬼城”的原因。这是因为缺乏真正的纵向方法，忽视了社会主义过去和后社会主义现在之间的潜在联系。Wang Lili（2022）对1949年以来中国三次新城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将新城规划发展视为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促进积累、社会调节和国家建设的独特空间战略和项目。[15]

三、五大新城问卷调查分析与现实困境

（一）基于对五大新城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52份，有效率为97%。每个新城大概发放70份问卷，主要发放在各个新城的大学，以这类群体为主要对象更能清楚知道新城新落户政策对人才的吸引力度。主要采用电子问卷调查的方式，同时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也有小部分问卷是在各个新城的公园或者广场、地铁站等地点完成。

整个问卷调查的设计是有关联区分的，对于沪籍和非沪籍之间的问卷题目有所区别，凸显不同类型人群对五大新城落户政策的意愿和看法。主要面对的群体是在校学生或者近几年毕业的学生（如表1），其中本科生占比例最大为43%，硕士研究生为38%。沪籍人口有36%，非沪籍人口有64%，即问卷调查的对象更多是非上海本地人，其中48%的人一般不居住市中心，29%的人平时主要居住在五大新城，仅有23%的人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对于非沪籍毕业后是否有落户五大新城的意愿或者打算，71%的人愿意落户在五大新城，而29%的人不愿意落户在新城。

表1 问卷调查基本信息

很多人愿意落户五大新城是因为其具有发展潜力（如图1）。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因素：一是人才补贴力度大，五大新城落户政策相较于之前确实放宽不少，而且为支持人才真正扎根于新城，配套建设多种类型公租房、人才公寓等。二是新城的房价低，住房升值潜力大。与中心城区房价相比，新城的房价低，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刚毕业的青年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况且随着政府对新城发展的支持，新城的住房升值空间潜力大。三是新城的产业发展正逐渐扩大成熟，吸引各类产业聚集，有较多的产业群，符合专业就业方向，带来众多就业机会，不仅如此，近年来新城在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方面正逐渐完善发展，满足生活基本需求。

图1 愿意到五大新城居住的原因

对于没有落户且不愿意落户在五大新城的原因（如图2）主要是认为与市区交通联系不便，如嘉定新城、松江新城的轨道交通已经开通，但目前分别只有11号线和9号线，而且全程时间长、站与站间距长等设计上的问题，对于已经汇聚大量人口的新城来说，轨道交通压力较大。为提升五大新城人才吸引力，未来五大新城需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如图3、图4）。

图3 新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图4 新城人才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五大新城人口导入面临的现实困境

由于新城建设速度过快，配套设施无法跟上。在对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五大新城在人口导入过程中面临以下现实困境。

1.产业能级不高，产城融合欠缺

从国外新城发展的经验来看，产业是基础，人才是核心，如何通过发展产业持续保持新城对人的吸引力至关重要。[16]产业发展是新城人口聚集的重要因素。根据人口导入的驱动力类型划分，可分为就业驱动型人口和居住驱动型人口两种。首先就业驱动型人口是以来沪外来人口为主，他们的流动主要根据这个区域能否提供就业和稳定的收入。虽然这类产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但是其市场附加值较低，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能给新城带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与此同时，这些较为低端的产业为大量来沪务工人员提供了就业选择和经济来源。居住驱动型以承载中心城区人口为主要任务，居住功能一般是新城的主要功能，推动人口导入。新城土地资源供应灵活，也有大量闲置土地可规划使用，因而吸引大量购房需求。同时市区旧改搬迁也引导居民向新城迁移，在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使得新城出现叠加效应，这种效应也对劳动力的供应需求不断增高，进一步加速了人口导入。而且人口又是社会产品的消费者，产品消费反过来维持了生产的延续。在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社会资本得到大量积累。

选择以制造业为起始发展的新城有很多，但很少有新城始终以制造业为核心，可以说制造业在新城发展中更多的是“引子”作用，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是维持新城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比如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其早期主要是打造制造业和居住功能，后期发展的关注点就转移到发展服务业上来了，继而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集聚更多居住和就业人口，从而逐渐形成了苏州新的城市中心。而在上海新城发展过程中，缺乏产业与人口的有效互动，这在新城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中心城区发展服务业和郊区新城发展制造业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服务业发展不受重视，限制了新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规模和能级，导致产城融合度不高。

2.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滞后

人口导入与配套设施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交通设施的完善、公共服务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增强新城人口的吸引力。反过来，人口的导入也会促进各类公共设施的完善。因此，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先期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城人口导入的速度。

首先，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交通发展滞后。[17]要有效疏解上海中心城人口问题，就要便捷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联系，但目前二者之间的交通联系存在差异，中心城区的交通发展较为迅速，而各个新城与中心城区之间、各个新城之间以及新城与老城之间的交通联系发展存在较大差异。[18]在问卷调查中，有较大比例的人由于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交通联系不便而不愿意到新城居住或工作，交通问题仍然是当前新城吸引人口导入的主要制约因素。

其次，新城教育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新城建设过程中，教育和医疗设施是吸引人口导入新城的重要因素，也是吸引人口劳动力和生产力的重要条件。人口导入是否选择迁入新城的过程中，新城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供应水平是考虑在内的一大重要因素。从教育设施来看，中心城区的示范区高中数量、幼儿园数量与新城相比，多达一到两倍。从医疗资源来看，大部分的三甲医院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且中心城区拥有完整的医疗资源，如综合性医院和各类专科性医院，而目前五大新城还达不到每个新城都有一所三甲医院的目标。在医院门诊与特需门诊数量对比，新城的专家数量与中心城区相比有较大差距，如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总部的专家门诊数量近乎松江新城的两倍。这些都表明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也使得中心城难以疏解人口迁入新城，新城也难以吸引人口导入。

最后，新城商业服务设施较为欠缺。新城商业服务设施等配套服务是吸引人口的重要因素，其不仅可以体现了新城人口的消费能力，也反应了新城人口的活力，从而带动新城服务水平的提高。但是与中心城区相比，新城商业设施等配套服务数量较少，综合性大商场、大型超市及商业街等发展较为滞后。一方面商业服务数量少，另一方面没有满足现有新城人口的消费层次。据了解，虽然松江新城已建设万达广场和印象城，但是居民仍然会选择去地铁九号线附近的七宝万科购物广场，甚至选择去市区等购物商圈进行消费，因此应重视新城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建设。[19]

3.新城人口结构复杂，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新城地处城郊结合地区，租房成本上相对较低。而新城的绝大多数租客是来沪人员，收入普遍较低，也有部分新城“白领”租户选择居住在离地铁站附近。然而这些租住人口与新城中的部分低收入人群就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

首先削弱户政制度管理能力。户政制度主要是以收集人口信息，从而进行人口调控和管理。但是新城中非本地户籍的人口比重很大，许多流动人口不主动进行登记，这种人户分离的现象，使得户政管理制度在收集人口信息的作用上大大减弱。[20]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加强人口管理，政府必须要取得更多准确可靠的人口信息。但在当前政府对于持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有很多限制性规定，再加上很多流动人口不签订劳动合同，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其实大量人口导入新城削弱户政管理能力只是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或者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之中，也就是流动人口进入新城没有归属感。那么这就需要政府改革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对象，让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共享社会资源，这样他们才会主动登记或者配合登记人口的信息。

其次人户分离现象严重。人户分离指户口与居住地不一致，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户口登记在市外的情况，也就是来沪人员；二是户口登记在本市的情况主要是市区迁郊人口。前者人口流动性强，管理难度较大。新城来沪人员在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乡结合地区居住，形成高密度的人口聚居区，还有的形成了城中村，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后者是由于中心城区相较于新城各方面都是优质资源，再加上现有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是户口所在地，如教育、医疗资源等都是跟随户口，所以形成户口在中心城区、人在新城的现状。这就容易造成管理困难，比如教育资源平衡的困难，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影响等。

四、五大新城人口导入对策建议

将五大新城打造成为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是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践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上海带动周边城市发展。[21]五大新城人口导入应实行差异化的人口和人才政策，这样积极的人口政策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户籍准入的门槛来逐步实现，同时积极的人才导入也可以通过与人才联系更有激励作用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来实现，包括住房市场的购买政策、公共住房租赁政策和公共服务的配套政策等。[22]针对每个新城的产业基础，上海为防止同质化竞争，根据五大新城特点谋划了其最具潜力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推进“一城一品牌”建设。如松江新城打响“G60科创走廊”品牌，嘉定新城打响“国际汽车智慧城”品牌，青浦新城打响“长三角数字干线”品牌，奉贤新城打响“东方美谷”品牌，南汇新城打响“数联智造”品牌。[23]

（一）松江新城

2021年松江新城涉及可落户的80家单位共落户近400人，松江新城应届硕士毕业生落户人数占五个新城总量的42%，仅2021年，松江人才落户2897户，其中人才引进1027户，同比增长251%。松江新城为吸引人口导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其一，引入新经济产业，当前有发展潜力的新经济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智能产业、绿色产业等。这些新经济产业具有低成本和高品质的双重属性，目标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建设环境友好的大城市郊区。[24]其二，建立健全人才政策，实施更有特色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1+10”人才新政，更关注人才在科创走廊建设中如何出彩，这就需要为人才提供更为广阔的创新舞台。其三，实施人才住房政策，如人才购房、人才租房和人才公寓“三位一体”的人才安居工程，加大完善租购并举、租售衔接的力度。

（二）嘉定新城

嘉定新城对于建立独立的综合性城市，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产城融合不充分、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不强。而嘉定新城扩区也正是为了更好达成这一规划目标，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一是提升新城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嘉定新城生活功能丰富而产业功能较弱，工业区产业优势明显而功能不足，二者可以互补。二是更好地发挥长三角一体化桥头堡的作用。嘉定新城范围扩展至嘉定工业园区北区后，将进一步强化嘉定在嘉昆一体化发展格局中的引领作用，建设交通功能飞地，提升新城交通枢纽能级。三是进一步加快高层次、高水平人才聚集，改善人才发展环境，坚定人才留下的决心。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合作，培育专业人才，建设人才高地。[25]

（三）青浦新城

根据2021年9月颁布的《青浦新城总体城市设计》，目标是将青浦新城打造成一座江南古韵和现代文明融合迭代的全新城市。一是率先建成江南文化新形象，将“水”作为城市的核心元素。二是青浦新城依托华为芯片设计、软件和信息服务、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等数字产业沿G50高速打造一条“长三角数字干线”，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成为常态，力争形成一条亿万级的数字经济产业走廊。三是实现从青浦新城地铁站出发，最大限度实现青浦新城与上海市区、其他新城30分钟可达。通过这些生态、产业、交通发展集聚，吸引更多高技术人才落户青浦，置业青浦，建设新浦。四是实施六大人才发展工程，指定领域紧缺人才引进实施方案，推动与重点行业领域科技创新人才需求高效衔接，加快紧缺人才队伍建设。

（四）奉贤新城

五大新城中，奉贤新城面积最小，为68平方公里。此次新城落户政策导入人口，对奉贤新城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解决新城“独立性”问题，要让人才不出奉贤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首先，在教育上，在新城核心区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一体化的全新教育集团。这几年，已经引进格致中学，推动曙光中学成为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学校。其次，在医疗上，积极引进三家三级甲等医院入住，不断完善社区医疗服务，实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新一轮标准化建设，让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诊。再其次，在住房上，大力建设租赁住房，方便人才居住新城，同时按照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要求，着力打造更加便于青年人才居住、生活、工作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最后舒适合理的城市空间尺度、繁荣活泼的文化氛围、人人共享的生态资源，对新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现今奉贤新城打造城市空间，谋划建设面向未来，符合人民城市理念的新城空间。

（五）南汇新城

南汇新城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导入计划，包括集聚高端人才，培育专业人才，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健全人才服务体系。首先，为保证人才的住宿需求，主要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保障公租房比例；二是将闲置的非居住用房、常年难分配的征收安置房等利用起来；三是产业园区配建职工宿舍。真正让人才落在南汇新城，做到“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其次，在教育上，已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多所学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十四五”期间合作开办附属基础教育学校。再其次，在医疗上，针对南汇新城医疗服务能力较为薄弱的现状，一方面不断优化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引入市、区优质医疗资源，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及迁建，完善家门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推动优质特色医疗机构发展，积极引进高水平社会开办的专科医疗机构，尤其重点发展康复、中西医结合、肿瘤等专科医疗机构，不仅可以与公立医院互补发展，而且也可以缓解公立医院资源的紧张。在生态上，南汇新城打造旅游产业，不仅有上海天文馆，也有滴水湖，建设公园城市、海绵城市等。

五、总结与反思

上海五大新城建设是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新实践，人是新城建设的核心。[26]改革开放40余年间，中国人口流动实现了由低流动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转变。从长三角城市群层面来看，五大新城尚未摆脱“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窘境，新城若要吸引人口导入，建设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需从产业、人口、交通等多方面强化新城的功能支撑作用。[27]

首先，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人口总量与经济总量的关系逐渐明晰，人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也逐渐明朗，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上看出，人口大市大多是经济强市，意味着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人口流量变得至关重要。其次，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随之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和聚集，产生新的增长极和增长点。在这过程中，人口无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人口流动是近年来政策鼓励的方向，城市经济活跃，就业机会增多，高等教育发展较好，对人才的吸引力越大。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在人口竞争下很多城市落户条件放宽，为城市发展储备劳动力。最后，新城对内对外交通的联系便利至关重要，除松江新城外，其他新城目前缺少连接长三角各主要城市的独立交通枢纽，对内新城与中心城市之间路网间距大。[28]

一言以蔽之，现如今城市竞争主要体现在人口竞争上。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充分利用基础设施，给城市建设带来更低的边际成本，但城市基础设施本身处于动态建设过程中，可能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产生供需矛盾，因为人口的增加会放大城市的产业、交通、住房、教育等配套设施的缺口。因而需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就业、居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加强城市间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