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译经文献与本土文献关系小句对比研究

江永凤

摘  要：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两者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包括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者”的关系化范围在两种文献中存在区别；关系小句的类型不同，中土文献只有内嵌式关系小句，译经文献以内嵌式关系小句为主，但也有少数附加式关系小句；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不同。

关键词：关系小句；东汉；译经文献；中土文献；对比研究

一、引言

東汉时期处于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过渡阶段，又是汉语与外来语言发生大规模接触的肇始阶段。由于处于译经初期，东汉的译经文献更多地保留了原典的语言特征，它比晚期的译经文献具有更多的音译词汇，也更能体现原典语言的一些语序特点。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现象，不仅能揭示东汉时期的语言特点，还能考察该时期语言接触的某些现象和规律。

关系小句是语言类型学的重要参项之一，也是国内外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Dixon指出，典型的关系小句是定语小句的核心谓词与中心语名词具有论元关系的结构[1]（P314）。根据类型学研究的成果，在VO语序的语言中，关系小句一般位于它所修饰的核心名词之后，而汉语是VO语序中极少数关系小句位于核心名词之前的语言之一，因此，对汉语关系小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古代汉语关系小句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陈丹丹指出，在中古汉语中，无论是本土文献还是佛经文献，“所”和“者”能够名词化的范围比上古汉语要小，结构也相对简单。作者还指出，“之”“者”“所”三个关系小句标记的混同使用发生在中古时期[2]（P71）。陈丹丹所考察的文献跨越了中古早期到中古后期，因此，并没有指出这种混同产生的具体时间及原因。总的来看，古代汉语关系小句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对本土文献和佛经翻译文献中的关系小句的比较研究更是乏人关注。有鉴于此，本文选择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作为研究对象，把王充《论衡》[3]和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4]分别作为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的代表，穷尽性考察其中的关系小句，对比分析关系小句在两部文献中的共性和差异，尝试从类型学角度描写东汉时期关系小句的特点，进而探讨语言接触对中土文献和佛经文献中关系小句的使用产生了哪些影响。为行文简便，文中引用《论衡》《道行般若经》只注明篇目，不再标注页码。

这里再简要说明一下关系小句的分类。首先，根据关系小句修饰核心名词时是否有标记，可以把它分为两类：有标关系小句和无标关系小句。本文只关注有标关系小句，东汉时期关系小句的标记有“之”“者”“所”，但这三个标记不仅用于关系小句，也可以用于其他的定语小句。其次，根据关系小句中核心名词的有无，也可以将它分为两类：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所谓“有核关系小句”，是指关系小句所修饰的核心名词出现的小句；所谓“无核关系小句”，是指关系小句所修饰的核心名词不出现的小句。我们将主要根据第二种分类来探讨东汉时期的关系小句。

二、《论衡》与《道行般若经》关系小句的

共性体现

总的来看，《论衡》和《道行般若经》关系小句的共性主要体现在：它们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其中，既有有核关系小句，也有无核关系小句。

（一）关系小句的类型

在东汉时期的《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都存在着无核关系小句和有核关系小句。其中，无核关系小句在两部文献中主要由“所”和“者”来标记。下面用例中的关系小句，均用双划线标注，被修饰的核心名词则用单划线标注。例如：

（1）或时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远方，终无所得。（《论衡·道虚篇》）

（2）如梦中所见，都是三处，我作佛时悉为说经遍教。（《道行般若经·远离品》）

（3）欲言尧之德大，所化者众，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万国。（《论衡·艺增篇》）

（4）如谓无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论衡·死伪篇》）

（5）世间人希有信是深经者，所欲皆着，悯念是世间人故，当为说深经耳。（《道行般若经·分别品》）

例（1）和例（2），均是由“所”标记的无核关系小句。例（3）也是由“所”标记的无核关系小句，其中的“者”是自指用法，指代“所化”，而不是关系小句的标记。例（4）和例（5）则是由“者”标记的关系小句。

有核关系从句又可依据关系小句与核心名词的位置关系，分为两种：前置型关系小句和后置型关系小句。其中，前置关系小句是位于核心名词之前的关系小句。《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的前置关系小句主要由“之”和“所”标记。例如：

（6）世学道之人无少君之寿，年未至百，与众俱死。（《论衡·道虚篇》）

（7）我是度人之师，适无所爱惜。（《道行般若经·萨陀波伦菩萨品》）

（8）所读文书，亦日博多。（《论衡·自纪篇》）

（9）佛弟子所说法，十方亦不知，所化来时，随所问则解。（《道行般若经·道行品》）

（10）梦见生人，明日所梦见之人，不与己相见。（《论衡·死伪篇》）

例（6）和例（7），均是由“之”标记的前置关系小句。例（8）和例（9），均是由“所”标记的前置关系小句。例（10）也是“所”标记的前置关系小句，关系小句“所梦见”和“人”之间有“之”连接。该用法在《道行般若经》中并未出现。

后置关系小句是位于核心名词之后的关系小句。《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的后置关系小句主要由“者”来标记。例如：

（11）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论衡·语增篇》）

（12）尊者须菩提所说乃尔，当复于何所更索法师如须菩提言者？（《道行般若经·难问品》）

（二）关系小句标记“之”“者”“所”的功能

Keenan & Comrie提出了著名的“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序列”：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格宾语＞领属宾语＞比较句基准[5]（P66）。该序列提供了这些名词性成分在被提取出来构成关系小句时的难易程度。按照这一序列，主语在各类语言中都是最容易被提取出来的成分。关系小句可提取的成分范围在不同语言中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总是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如果在某语言中位于右边的某个成分可以提取，那么在该成分左边的所有成分都能被提取。在同一种语言中，不同的关系化策略能够提取的成分范围是可以不同的，但同一种策略也总是按照从左到右的优先顺序提取。

陈丹丹指出，“之”“者”“所”三个关系小句标记，在上古汉语时期分工基本明确，“者”主要关系化主语，“所”主要關系化宾语，“之”基本关系化除了宾语以外的论元。到了中古时期，三者的分工不再明确，界限开始模糊：“之”可以偶尔关系化宾语，“所”可以偶尔关系化主语[2]（P73-75）。通过对《论衡》的考察，可以发现，“所”主要关系化宾语，还没有出现“所”关系化主语的用例。“者”主要关系化主语，偶尔可以关系化宾语。“之”主要关系化主语，也可以关系化一般宾语以及时间、处所等。例如：

（13）故夫商鞅三说孝公，后说者用，前二难用，后一易行也。（《论衡·效力篇》）

（14）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论衡·累害篇》）

（15）命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论衡·命禄篇》）

（16）江河之流，有回复之处。（《论衡·书虚篇》）

（17）虎啸之时，风从谷中起。（《论衡·寒温篇》）

例（13）中的“者”，关系化的是“说”的宾语。例（14）中的“之”，关系化的是“御”的宾语“饭”。例（15）中的“之”，关系化的是领属主语“人”。例（16）中的“之”，关系化的是处所。例（17）中的“之”，关系化的是时间。

其实，在上古汉语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系小句标记“者”和“之”关系化宾语的用例。例如：

（18）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左传·昭公四年》）

（19）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西汉贾谊《过秦论》）

（20）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史记·项羽本纪》）

由此可见，《论衡》《道行般若经》中出现的“者”“之”关系化宾语的用例，只是对上古汉语时期用法的沿袭。从使用频率来看，关系小句标记“者”关系化宾语的用法从上古到中古变化不大，只有极少数用例。相较而言，“之”关系化宾语使用频率的增加较为明显。这说明关系标记的混同在上古汉语时期就已经产生，不是到了中古时期才有的。

在《道行般若经》中，还出现了由“所”和“者”共同标记的关系化主语的用例。例如：

（21）正在智中深入，若余所欲有问深经者，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为说之。（《道行般若经·阿惟越致品》）

（22）其所欲形试者便自去。（《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例（21）中的“所欲有问深经者”，指“欲问深经的人”；例（22）中的“所欲形试者”，指“露出怀有敌意的恶相，以刁钻的问题相考问的人”。陈丹丹也指出，中古汉语时期关系小句标记“所”偶尔可以关系化主语，但所举用例都是中古汉语中晚期的用例，并且只涉及一个动词“生”[2]（P75）。例如：

（23）敦卧心动，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刘孝标注引《异苑》：“……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世说新语·假谲》）

在《道行般若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所VP者”和“所VP（＋之）＋NP”转指主语的用例中，关系小句标记“所”的功能是否为关系化主语，值得商榷。因为在《道行般若经》中，很多“所VP”中的“所”并没有词汇和语法意义。例如：

（24）当所问者，听所问。（《道行般若经·难问品》）

例（24）的实际意思是“当问者，听问”，其中的“所”没有词汇和语法意义。如果把转指主语的“所VP者”和“所VP（＋之）＋NP”中的“所”看作是语助词，从句法和语义方面也能说得通。这样的话，“所VP者”就可以理解为“VP者”，在该结构中是“者”的关系化主语；“所VP（＋之）＋NP”亦可以理解为“VP（＋之）＋NP”，谓词性小句直接修饰核心名词，在古今汉语中都很常见。

“所”在“所VP”中无词汇和语法意义的用法，在上古汉语时期就已产生，据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引证，在《尚书》《礼记》《左传》中都有用例。例如：

（25）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左传·成公二年》）

例（25）中的“无所辱命”，就是“无辱命”的意思。东汉郑玄认为，该用法中的“所”为“语助”，后世也一直沿用“语助词”来称谓该用法的“所”。周志锋指出，直到明清时期的文献中，仍然存在该用法[6]（P143）。

语助词“所”在上古汉语时期的用例很少，并且多见于“无所VP”结构；到了东汉时期的译经文献中，其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东汉时期是佛经翻译的肇始阶段，译经工作在这个阶段主要是由外来僧人来承担。汉语本土文献中“所”的这种不常见用法，能否被外来僧人熟练习得，是存在一定疑问的，因此，在译经文献中，语助词“所”使用范围的扩大是否与汉语本土文献有直接关联，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在《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都存在无核关系小句和有核关系小句。其中，无核关系小句由“者”和“所”标记，有核关系小句由“者”“所”“之”标记。从关系化的范围来看，在东汉时期，“者”主要关系化主语，“所”主要关系化宾语，“之”主要关系化主语，也有少数可以关系化宾语和处所、时间等成分。需要指出的是，在上古汉语时期，就产生了关系小句标记“者”和“所”混同的现象，少数“者”和“之”可以关系化宾语。到了东汉时期，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继续沿用了这种混同现象，主要体现在“者”“之”具有了兼并“所”关系化宾语的功能的趋向。至于“所”是否出现了关系化主语的功能，仍有待商榷。

三、《论衡》与《道行般若经》关系小句的个性差异

总的来看，《论衡》和《道行般若经》关系小句的个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者”的关系化范围；二是关系小句的类型；三是关系标记的使用頻率。

（一）“者”的关系化范围

在《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所”一般关系化光杆动词或动宾结构等相对简单的结构。“者”的使用在两种文献中则存在一定差异，在《论衡》中，约有20%的“者”能够关系化相对复杂的成分。而在《道行般若经》中，“者”大多关系化相对简单的结构，如动宾结构、状中结构等。例如：

（26）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论衡·四讳篇》）

（27）无目者使得黠目。（《道行般若经·强弱品》）

何乐士指出，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者”字短语就已复杂化[7]（P9）。通过对《论衡》的考察，可以看出，到东汉早期“者”字结构仍然相对复杂。陈丹丹指出，在中古汉语中，无论是本土文献还是佛经文献，“所”和“者”能够名词化的范围比上古汉语要小，结构相对简单。这与我们对中古汉语早期的考察结果不同。

（二）关系小句的类型

Andrews依据关系从句和包含该关系从句的整个名词短语的关系，把有核关系从句分为两种类型：内嵌式关系小句和附加式关系小句[8]（P208）。其中，内嵌式是指关系小句在整个名词短语内部的关系从句；附加式是指关系小句不在整个名词短语内部的关系小句。该类关系小句常常位于一句的开头或末尾，它与整个名词短语之间往往被谓语隔开。例如：

（28）Lily has a printer who lives nearby.

住在附近的丽丽有一台打印机。

例（28）中的“who lives nearby”是关系小句，它与核心名词“Lily”之间被谓语“has a printer”隔开。

1.内嵌式关系小句

在《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都存在由表示转指的“者”构成的“NP（＋之）＋VP者”内嵌式关系小句。例如：

（29）且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论衡·龙虚篇》）

（30）若有菩萨摩诃萨，劝助为福，出人布施、持戒、自守者上，其福转尊。（《道行般若经·沤惒拘舍罗劝助品》）

在《道行般若经》中，除了“NP＋VP者”外，还有三种内嵌式关系小句：“VP者＋NP”“指示成分＋NP＋VP者”“（指示成分＋）NP＋多个VP者”，其中的指示成分包括“是”“是辈”“是曹”。例如：

（31）十方无央数佛国现在诸佛欲见者善男子、善女人当行般若波罗蜜，当守般若波罗蜜。（《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32）是菩萨随深般若波罗蜜者，行已来为几闻？（《道行般若经·泥犁品》）

（33）是辈人不索佛道者，菩萨摩诃萨不当于其中学六波罗蜜，不学是法不得作佛。（《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34）我辈自共护是善男子、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持者，诵者。（《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35）善男子、善女人学般若波罗蜜者、持经者、诵经者，当为作礼、承事、恭敬。（《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例（31）属于“VP者＋NP”式，在关系小句“十方无央数佛国现在诸佛欲见者”中，“见”的宾语提前，指“欲见十方无央数佛国现在诸佛者”。由“者”标记的关系小句位于核心名词之前的用例，在《道行般若经》中极为少见。例（32）和例（33）均属于“（是辈/曹＋）NP＋VP者”式，例（32）中的关系小句“随深般若波罗蜜者”，位于核心名词“菩萨”之后；例（33）中的关系小句“不索佛道者”，用来修饰核心名词“人”。例（34）和例（35）均属于“（是＋）NP＋多个VP者”，其中，“学般若波罗蜜者，持者，诵者”这三个小句，都是来修饰前面的核心名词“善男子善女人”的。

在内嵌式关系小句中，关系小句后置的“NP（＋之）＋VP者”结构和关系小句前置的“VP者＋NP”结构，都是汉语自身就有的。由指示成分和“者”构成的“指示成分＋NP＋VP者”，在上古汉语时期也有用例。例如：

（36）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例（36）中的关系小句“能靖者”，是修饰核心名词“人”的，核心名词“人”的前面还有一个代词定语“其”，“其人能靖者”的意思是“这样的能够安定国家的人”。

以上三种用法在《道行般若经》中都得到沿用。多个并列的“者”字小句同时修饰核心名词的“（指示成分＋）NP＋多个VP者”结构，在本土文献中没有用例。在本土文献中，一般会在并列的谓词性成分的最后一项加“者”。例如：

（37）夫诛从行于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论衡·语增篇》）

例（37）中的“泄言”和“刻石”是两个并列的动宾短语，在最后一项“刻石”的后面加上关系标记“者”。

2.附加式关系小句

《论衡》中的有核关系小句都是内嵌式。而在《道行般若经》中，却存在一定数量的附加式关系小句，该类关系小句由“者”标记，其格式为“（指示代词）核心名词＋谓语＋关系小句”。例如：

（38）善男子、善女人所作为悉自见得，学般若波罗蜜者、持者、诵者。（《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39）是人民功德不小，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者、持者、学者。（《道行般若经·释提桓因品》）

（40）其人前世时见佛，般若波罗蜜耳闻者，何况乃学、持、诵？（《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例（38）中的关系小句“学般若波罗蜜者、持者、诵者”，是作主语之核心名词“善男子、善女人”的修饰语，中间被谓语“所作为悉自见得”隔开。例（39）中的关系小句“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者、持者、学者”，是作主语之核心名词“人民”的修饰语，中间被谓语“功德不小”隔开。例（40）中的关系小句“般若波罗蜜闻者”，是作主语之核心名词“人”的修饰语，中间被谓语“前世时见佛”隔开。

除此之外，关系小句也可以处于谓语或介词之前，此时不用“者”标记，该类关系小句用例极少。例如：

（41）譬若幻师化作人，诸经法亦如是，无念亦无痛。（《道行般若经·累教品》）

例（41）中的关系小句“化”，是修饰核心名词“人”的，中间被谓语“作”隔开。

附加式关系小句“（指示代词）核心名词＋谓语＋关系小句”是《道行般若经》所特有的语法现象。该类关系小句的出现，应是受到了佛经原典语言的影响。张与竞、张幼军关注到了这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并把这类关系小句称为“悬垂‘者’字结构后置定语”；通过梵汉对勘的方法，作者发现，汉语中凡是用“是”和“者”搭配的地方，梵文则采用指示代词tad和指示代词idam，它们都是“这个”的意思，其阳性复数主格作主语的形式分别为te和imāṃ[9]（P64）。例如：

（42）是辈人其福佑功德不小，闻般若波罗蜜者，何况乃学持诵念。（《道行般若经·功德品》）

na te Bhagavan sattvā avarakeṇa kuśalamūlena samanvāgatā bhaviṣyanti ya imāṃ prajñāpāramitāṃśrosỵanti śrutvā côdgrahisỵanti dhārayisỵanti vācayisỵanti.[9]（P63）

（三）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

我们对《论衡》《道行般若经》中“之”“者”“所”三个关系小句标记的使用频率进行了统计。其中，《论衡》约25万字，《道行般若经》约7.5万字。表1中，“/”前的数字表示该用法在文献中的用例；“/”后的数字表示该用法在文献中的使用频率，该频率是由用例数除以文献字数得来的。三个关系小句标记的使用频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关系小句标记“之”“者”“所”的使用频率

关系标记 《论衡》 《道行般若经》

之 536/2.1‰ 18/0.2‰

者 1017/4.1‰ 574/7.7‰

所 882/3.5‰ 822/11.0‰

我们从表1中可以获知以下信息：

第一，关系小句标记“者”体现出兼并关系小句标记“之”的趋势。从上古汉语开始，关系小句标记“者”和“之”的主要功能都是关系化主语。到《论衡》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之”承担了关系化主语的功能。而在《道行般若经》中，關系小句标记“之”的使用频率很低，“之”基本不再承担关系化主语的功能。《道行般若经》的问世时间比《论衡》晚了将近百年，这至少说明关系小句标记“之”在东汉末年已经基本不在当时的口语中使用。朱冠明指出，西汉“之”类关系小句与中心语之间的标记“之”开始脱落，出现了一些无标记关系小句[10]（P279）。例如：

（43）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史记·留侯世家》）

与关系小句标记“之”的衰落不同，关系标记“者”在《道行般若经》中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加，这说明“者”关系化主语的频率也随之增加。从西汉开始，就出现了“VP者＋NP”式有核关系小句。例如：

（44）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

这一用法在东汉的《道行般若经》中仍然沿袭。“VP者＋NP”式的出现，表明关系小句标记“者”开始兼并“之”的功能，这也是“者”的使用频率增加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道行般若经》中，关系小句标记“者”和“所”的使用频率都要比在《论衡》中高。通过前文对“者”和“所”的描写，我们认为，关系小句标记“者”在《道行般若经》中使用频率高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上文已指出的关系小句标记“者”体现出兼并“之”的趋势。二是关系小句标记“者”在《道行般若经》中的用法相对丰富，它既可以构成无核关系小句，也可以构成多种类型的内嵌式有核关系小句和附加式有核关系小句；在内嵌式关系小句中，还可以构成并列的“者”字关系小句。而在《论衡》中，“者”字关系小句只能构成无核关系小句和内嵌式有核关系小句“NP（＋之）＋VP者”。

在《道行般若经》中，关系小句标记“所”的使用频率较高，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的“所VP”重复使用，而在《论衡》中没有出现此类现象。在《道行般若经》中，能与关系标记“所”组合的动词有107个，如“所说（65次）”“所生（60次）”“所作（55次）”“所有（52次）”“所至（40次）”“所得（29次）”“所念（25次）”“所行（23次）”等。“所VP”在佛经中的高频重复使用，可能也是促进“所VP”词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在《论衡》和《道行般若经》中，关系小句的共性主要体现在：都存在由“者”“所”“之”标记的关系小句，包括有核关系小句和无核关系小句。两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者”的关系化范围不同。在《论衡》中，有相当数量的“者”可以关系化复杂的谓词性成分；而在《道行般若经》中，“者”一般关系化动宾结构、光杆动词等相对简单的结构。二是关系小句的类型不同。在《论衡》中，只有“NP（＋之）＋VP者”一种内嵌式关系小句。在《道行般若经》中，既有内嵌式关系小句，也有附加式关系小句。内嵌式关系小句除了“NP＋VP者”外，还有三种格式：“VP者＋NP”“指示成分＋NP＋VP者”“（指示成分＋）NP＋多个VP者”。附加式关系小句是《道行般若经》所特有的一类关系小句，由“者”标记，其格式为“核心名词（主语）＋谓语＋关系小句”。附加式关系小句很可能是受到了原典语言的影响。三是关系标记的使用频率存在差异。“之”在东汉早期的《论衡》中使用频率相对较高，到了东汉晚期的《道行般若经》中已经很少使用；关系小句标记“者”和“所”在《道行般若经》中的使用频率都比在《论衡》中高。

总之，东汉处于佛经翻译的早期，相比于中后期的译经文献，更能体现出佛经翻译者的个人特色，也能够体现出原典语言的一些固有特征。比如，附加式关系小句只出现在《道行般若经》中，并没有出现在同时期的其他译经文献中，也没有在后世的译经文献或中土文献中继续沿用。附加式关系小句的出现应是受到了原典语言的影响。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是通过有标记关系小句来考察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关系小句的异同，而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还存在大量的无标记关系小句，也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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