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
——从张爱玲到王安忆

⊙龚玲芬［南昌理工学院，南昌 330044］

都市上海，以其独有的生命节律和文化内涵走进不同作家的创作视野，不论是“以包天笑、朱瘦菊、穆时英、刘呐鸥、卫慧等人为代表的充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还是“以蒋光慈、丁玲、夏衍、茅盾、周而复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左翼’意识形态的上海书写”，或是“以施蜇存、叶灵凤、张爱玲、钱锺书、白先勇、王安忆、程乃珊、须兰、毕飞宇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传奇’的上海书写”，无不传达着作家们对上海的记忆、想象、认知和企盼。如果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上海书写展现的是都市上海的光怪陆离，“左翼”的上海书写聚焦宏大叙事的把控，那么“传奇”的上海书写则倾心于都市生活的日常性。而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跨越半个世纪的作家，作为都市上海日常性书写的典型代表，以女性特有的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向世人讲述着都市上海在不同时代下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两位作家对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中，无论是情爱世界、怀旧空间还是城乡生活，读者均能从其笔下感受到远离大时代背景下的小日子书写的传承，从而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然而，在世俗人生的背后，其所表现的精神内核、情绪偏向等方面却发生了嬗变，引人回味。

一、情爱世界的生存与追寻

情爱“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它是繁杂而细碎的俗世生活中最活色生香的一笔，它为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注入了灵魂。韩庆邦《海上花列传》中周双玉、沈小红、李漱芳的物质情爱、包天笑《海上蜃楼》中珠表妹的古典情爱、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蓉子的消费情爱、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女人的闪电情爱、茅盾《子夜》中林佩瑶的小资情爱、卫慧《上海宝贝》中的性欲情爱等情爱叙事，向世人推出了一面面都市上海情爱世界的多棱镜。而在张爱玲、王安忆两位作家的上海书写中，情爱世界也被作为其日常性书写的盛景推出。

张爱玲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王安忆在《无韵的韵事》中，也阐述了情爱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爱情其实是这现实资料中最具有飞翔性的资料，它带有思想的性质，它是从心灵出发的一种状态，大约是现实行为与灵魂最为接近的一个。它其实是可以制造奇境的，就看我们的力量够不够。爱情是能够聚集起人性中最精粹的部分，去创造一个腾空飞跃的空间。”两位作家对情爱世界的关注，不自觉地流露于她们对都市上海的书写中。在她们的情爱世界中，感情好像总也找不到归宿，她们总是残忍地打破爱情的美丽梦想，将隐藏于个体深处迷茫、扭曲的内心展现在世人面前，编织出了一段段无爱的婚姻和无果的情感。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到《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从《连环套》中的霓喜到《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从《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到《妹头》中的妹头……小说中的女性个体飞蛾扑火般用自己的身体和青春换取金钱、名分和依附，结果换来的均是悲凉和无望。

然而，细读之下，可以发现，在这份悲凉和无望背后，两位作家的情爱世界的内核却发生了嬗变。张爱玲笔下的情爱世界，与爱情无缘，“婚姻只不过是一种交换”，女性个体均把出嫁当作一种生存的手段，在金钱和感情的天平上，永远向着金钱那边倾斜。《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钱，嫁给了一个骨痨丈夫；分家后姜季泽口中的爱令她一度心乱神迷，但保钱的信念令她把这一生中可能唯一的爱狠心推出了门外。《连环套》中的霓喜为了安身立命，被迫跟了一个又一个男人，爱情犹如天上的月亮，永不可得。《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了经济上的安全，牢牢抓着范柳原不放。“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们无暇顾到心灵。”哪怕获得了物质，也不能填补她们内心的情感饥荒。在张爱玲笔下的情爱世界中，女性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相较于张爱玲，王安忆的情爱世界多了些许温暖，添了些许希望。《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未步入婚姻的殿堂，但她的一生均被情爱围绕左右。从爱丽丝公寓的李主任，到邬桥的阿二，再到平安里的康明逊、萨沙和老克腊，加上默默奉献的程先生，均为文本的情爱世界增添了活力，注入了希望。《我爱比尔》中阿三的情爱世界围绕着比尔、马丁等外国人士展开，当其情感历程中的幻想逐一消失后，她仍然努力追寻着梦想中的比尔。《妹头》中的妹头明知阿康不会娶她，但她仍然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心中所爱。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个体，虽然也如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个体，最终逃脱不出悲凉的结局，但她作品中情爱世界的悲凉背后却向读者传达出了个体追寻爱情的力量。正如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所述：“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

在上海书写的情爱世界中，王安忆虽然传承了张爱玲的悲凉氛围，但该氛围下所呈现的主题目标截然不同。张爱玲情爱世界中的女性个体以结婚作为职业，把婚姻作为生存的基石，情爱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个体为爱而活，情感在真实与梦幻、永久与瞬间中交替，哪怕屡遭失败，她们也不放弃，在日常生活中极力追寻内心深处渴盼的爱情。张爱玲情爱世界中所揭示的物质功利性在王安忆的情爱世界书写中极少涉及。王安忆在张爱玲的情爱世界书写层面有所传承但又有所嬗变，这与她们的成长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小父母离异的张爱玲从没感受过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争吵与胡兰成的背叛使她不再相信世间有真正的爱情，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悲剧精神融入情爱世界的书写中，告诉世人“人间无爱”。加上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女性基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法自立。为了生存，她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嫁出去，找个相对稳妥的归宿，以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女性个体最终沦为男人的附庸。而王安忆的家庭幸福美满，在她生活的年代，女性大部分都能自立，她们不再依靠婚姻作为女性安身立命之本，故而在王安忆的情爱世界书写中，基本不以婚姻为终极目标，更多地表现出对爱情的追寻。

二、怀旧空间的记忆与想象

除情爱世界外，在对都市上海进行书写时，怀旧空间也是作家们乐于表现日常性的一个维度，且表现怀旧的方式展现出异彩纷呈之势：有描写老上海咖啡馆、酒吧、旅游场所的消费怀旧，如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等，推动了媚俗文化享受的狂欢，从而使得“怀旧也是一种商品”；有描写老上海童年生活记忆的集体怀旧，如管继平的《游嬉：老弄堂旧事》等，唤起了大众的集体回忆；有描写人生无常、历史无情的感伤怀旧，如白先勇的《金大奶奶》等，把对过去某时代的忧虑情感深深地融入作品中。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张爱玲和王安忆，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化冲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怀旧，作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能够反映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自然而然地被她们运用于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中。她们以对传统服饰的迷恋、复古物件的欣赏为突破口，向读者展开了旧上海精致都市生活的一幅幅画面，打开了旧上海古老记忆和想象的一道道闸门。

张爱玲的怀旧空间书写，首先聚焦于对服饰的书写，她对于传统服饰的书写是不遗余力的。张爱玲自身的穿着就带有怀旧的意味，她的古典审美融入作品的服饰书写中，读者面前即刻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带有怀旧气息的可人儿。从《第一炉香》中穿着长及膝盖翠蓝竹布衫和窄脚裤的葛薇龙，到《金锁记》里刚出道时穿着银红衫、雪青闪蓝小脚裤配上袖口里垂下的雪青色洋绉手帕的曹七巧，无不透着清代末年的风韵。《半生缘》中曼璐黑色长旗袍的袍叉里露出来的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金锁记》里长安穿着的高领圈配以荷叶边袖的苹果绿乔琪纱旗袍，《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穿着的配有深粉红衬裙并能把所占有空气留下绿迹子的长袍，《封锁》中吴翠远穿着的滚着窄窄深蓝和白色边的白洋纱旗袍，均把旧上海的风情演绎得生动迷人。其次，除服饰外，张爱玲在家具、器皿等物件的书写中也在努力营造着旧时代的氛围。玻璃罩子里的珐琅自鸣钟、金耳的小花瓷罐、黄红的蟠桃式瓷缸、五凤齐飞的围屏、桃红穗子、朱红对联、烟紫玻璃酒杯等物件把某种现在无法实现的缺憾感填补得圆圆满满。张爱玲借助于对都市上海怀旧空间的书写，沉醉于对逝去时光的缅怀中，老上海的情调在她的笔下流转，恍若隔世，又如在眼前。

王安忆的怀旧空间书写与张爱玲相似，服饰、家具等物件均被赋予了灵魂，恍若从历史中走来的精灵。在王安忆的怀旧空间书写中，她把作为人第二皮肤的服饰想象得五彩缤纷，令人渴羡那过去的时光。《长恨歌》中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时穿着的粉红旗袍、苹果绿的开司米洋装令其荣获第三名的佳绩，多年后还在被人津津乐道。《天香》中闵女儿未出阁时穿着的有一朵朵粉花的绫子白裙和新入申家时穿着的裙摆上绣一棵芍药的藕色衣裙把一个晚明闺秀的形象推至世人面前。王安忆本人并没有老上海的生活体验，但她借助一系列物件的想象书写，把老上海的日常生活风貌悄悄带入读者的阅读体验中。天鹅绒的幔子、金丝边的细瓷碗、打着褶皱并垂至地板的绿色缎床罩、流言四起的弄堂、隐秘的闺阁、留声机、有轨电车等，无不在她的想象中向世人展现旧上海现实空间的精致与喧嚣。老上海世俗生活的气息在王安忆怀旧空间的书写中扑面而来，是对半个世纪前张爱玲都市呼唤的有力回应。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怀旧空间均定位在凡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她们的眼中，历史就是日常的点点滴滴。她们在关注新老都市市民状态的同时，把存在于她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人的生活常态和内在精神流露于笔尖。然而，在关注历史日常的点滴时，她们的怀旧方式有所嬗变，张爱玲强调记忆，王安忆重在想象。

张爱玲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她的家族曾经显赫一时，原有的辉煌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家族败落后，当下的生活一片灰暗，未来又无法把握，她只有依靠古老的记忆来宽慰自己失落的内心。她在不断回首中寻觅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向世人表达着她对过去的留恋，感叹对逝去时光的珍惜。张爱玲通过文本中的怀旧书写构筑了一个个记忆中的图景，把对历史的记忆作为她的情感支柱。然而，家族由盛而衰的切身体验使她文本中的怀旧空间展现出了一幅幅如《红楼梦》《醒世姻缘传》及《海上花列传》般的颓废奢靡的末世画面。

王安忆是都市上海的外来者，对于都市上海的描绘是她的个体现实体验与媒体、期刊的记载在她脑中形成的想象结合体。在她的怀旧书写中，不仅有都市上海日常生活的精致细腻，也有都市上海日常生活的粗糙嘈杂。

张爱玲记忆中的豪华公馆与王安忆想象中的嘈杂弄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爱玲笔下的公馆，总是在精致中透着几许衰败，在古老中透着几分凄凉。《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堂屋是暗的，堂屋中的珐琅自鸣钟是坏的，对联上的字都像浮在空中，阳台是黑沉沉的破阳台。《茉莉香片》中，聂府是个大宅，但院子里满眼的荒凉，穿堂是黑沉沉的，陈旧的地板咯吱作响。《金锁记》中，姜公馆是一栋早期最新式洋房，但木板铺地的阳台上却晒着一篓篓笋干，照射在空气里的阳光也是敝旧的，弥漫在空气里，昏昏的。在这些深宅大院里，永远萦绕着古老的腐朽之气，充满着颓废与绝望。这些如同苍凉古墓的公馆描写来自张爱玲对张家公馆的记忆：“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相对于张爱玲代表贵族性的日常生活空间，王安忆对于都市上海的日常生活空间——弄堂的书写，却带有大众性。作为都市外来者的王安忆，深知弄堂在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弄堂在上海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故而，在王安忆的笔下，各种弄堂尽收眼底：石窟门的弄堂带有一副官邸的嘴脸，东区的弄堂是放下架子的，西区的弄堂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棚户的杂弄是全面敞开的。王安忆笔下的怀旧空间演绎着都市上海最普通的大众生活状态，弄堂成了都市上海文化气息得以传播的载体。张爱玲和王安忆凭借着记忆和想象，以公馆和弄堂为载体，重现上海人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从而折射出都市上海的整体风貌。

可见，不论是日常服饰书写，还是日常物件与日常空间书写，恋旧情怀均牢牢地植根于张爱玲、王安忆两位作家对于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中。通过她们对都市上海的怀旧书写，旧上海日常生活的精致与喧嚣尽收眼底。凭借她们对怀旧空间的记忆与想象，都市上海的历史现场感被重构，让人重返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怀旧书写表明了张爱玲、王安忆两位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呼唤。她们通过都市上海的怀旧空间书写，“表征和承载了人类的精神欲求，传达着人类与其生存世界丰富、复杂的关系和独特的生存体验”。

三、城乡生活的封闭与开放

在都市上海的书写中，城乡关系鲜有学者关注。在上海这个人人欣羡的魔都，外来者与本地居民是敌对还是融合，都市上海对乡村是拒绝还是接纳，这在上海书写的文本中均可有所挖掘。如同情爱世界和怀旧空间书写，张爱玲和王安忆有关都市上海的城乡生活书写也有其传承和嬗变。

在张爱玲和王安忆有关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中，都市只要和乡村相遇，乡村在震惊之余，均会受到都市上海日常生活的影响，多多少少会被都市所改造。这从张爱玲的《阿小悲秋》及王安忆的《富萍》等文本中均可见一斑。《阿小悲秋》中的阿小来自乡村，在都市上海的一户人家做工。在做工的过程中，阿小慢慢地适应了都市上海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不会像乡村女性那样在大水缸里照自己的影子，而是在门边墙上粘贴的小粉镜里照。阿小接电话时，也会像上海人一样，撇着洋腔说哈罗和密西。当阿小送前来探望她的姐妹们出门时，一句地道的“来白相！”充分展示了上海都市生活对乡村的同化。《富萍》中富萍的奶奶在上海的淮海路做了三十年保姆，在潜移默化中变得都市化。她认为只有她做工的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只有回到淮海路，她才觉得心安。在上海，有千千万万个像阿小和富萍奶奶这样的乡村小人物，他们亦步亦趋地追赶着上海的日常生活步伐，努力养成上海日常生活的习惯，期望把自己蜕化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上海人。但乡村在追赶都市的过程中，总也显得力不从心，乡村的生活习惯时时羁绊着她们。阿小给儿子百顺倒开水时，并不像上海人那样用专门的杯子，而是把刷牙杯子里的牙刷拿出来，倒好水递与百顺。当主人生吃鸡蛋时，她觉得主人像一个野人。她对男性他和女性她的表达也混淆不清。富萍的奶奶尽管在上海待了三十年，也并没有使自己蜕化为城里人，但也不再像一个乡下女人，这样一半对一半，就变成了一个城乡文化交融的特殊群体——保姆。

虽然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中均有城乡关系的描写，但两人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城乡关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张爱玲对城乡关系持封闭态度，而王安忆持开放态度。

张爱玲在上海书写中对城乡关系持封闭态度，一方面是指张爱玲的上海书写中有关乡村生活的书写极少，另一方面是指在城乡生活的书写中，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如同《封锁》一样，被隔离到一定的界域之外。张爱玲笔下的乡村生活，除了《阿小悲秋》中真正提及了城市空间之外的乡村生活外，其余作品中对乡村生活的书写要么通过都市中对乡村虚幻的想象来体现，要么通过乡村生活中对都市上海的守望来体现。在《传奇·再版序》中有一段关于张爱玲在上海看蹦蹦戏的内容，戏台上一个女人“谋杀亲夫”的表演使她认识到了一个原始的乡村。在张爱玲笔下，不管是处于城市生活中想象的乡村生活，还是在乡村生活下遥望的都市生活，连接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那道门总是处于封闭状态，无法贯通。

相对于张爱玲而言，王安忆上海书写中的乡村生活内容不仅有所增加，而且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持一种开放态度。王安忆对乡村生活的开放态度首先体现在都市上海对城市异乡者的友善和欣赏方面。《民工刘建华》中的刘建华凭借他的木匠手艺留居上海已经十年，这充分体现了都市上海对他的接纳。刘建华不仅自己在上海扎稳了脚跟，他的妻子也在一家商厦工作，连同他的兄弟，也被他从乡村带了出来，跟着他一起做工程。由此，上海对乡村的开放也由对个体的开放扩展到了对集体的开放。不仅如此，刘建华依靠他的勤劳、自尊、上进、聪慧赢得了“我”这个上海人的欣赏。如果说《民工刘建华》表现的是上海对乡村底层的开放的话，那么《好婆和李同志》则把上海对乡村不同阶层的开放同时展现在文本中。祖籍东北乡村的李同志随同丈夫来到上海，住在了好婆的楼下。好婆不仅对李同志热情有加，而且对李同志家同样来自乡村的娘姨也是细心指导，使李同志的家庭逐渐上海化。融入上海生活的李同志日渐洋气，使好婆也不禁被她的穿着打扮所吸引。“我”和好婆对刘建华及李同志和娘姨的接纳和包容，也正代表了城市对乡村的开放。王安忆对乡村生活的开放态度还体现在上海对乡村空间的包容。《富萍》中闸北棚户区的工人们来自乡村，聚集在都市上海一隅的破败房屋里。他们保留着乡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乡村的日常观念，他们抱成团，互相帮忙，建构出了都市空间里独有的乡村社区。上海在接纳城市异乡者的同时，也接纳了他们的生活空间，这些乡村社区看似都市上海中一道不和谐的风景，但城市生活空间与乡村生活空间在都市上海的空间里编织出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网，无法分离。

张爱玲和王安忆在城乡生活书写中所持有的封闭和开放态度，与她们的乡村生活体验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乡村生活离她十分遥远。乡村生活体验的缺失使她无法对乡村进行书写，加上她对待世情存有一颗冷漠之心，这就使她作品中的城乡关系书写基本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而王安忆曾在安徽淮北农村插队两年多，农村生活的不易和乡亲们的纯朴善良使她对农民怀有一颗温柔之心，这种心态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有所表现，故而在她有关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中，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持开放态度。

四、结语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两位沉迷于都市上海日常性书写的女性作家，她们在创作中，把日常生活点滴与人性思考紧密结合，把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打造成了上海传奇。王安忆在都市上海的情爱世界、怀旧空间、城乡生活等方面的书写对张爱玲的创作主题、创作方式等均有所传承。但张爱玲是个典型的悲观美学者，在她的都市上海日常性书写中，没有对社会前途的担忧，没有对人类文明的顾虑，重在表现都市凡人的日常生活，表现饮食男女在恋爱婚姻、人际相处等维度的纠结与冲突，表现乱世人生中令人窒息的虚空感。在她的文本之后，掩藏的是她作为没落贵族后裔及破碎家庭子女的精神创伤和个体宣泄，是对以往腐朽生活的挽歌，个体色彩较为浓重。王安忆则认为，仅有个人宣泄的文本会使创作变得庸俗甚至卑鄙，她呼吁理性创作，既注重个体经验的阐释，又强调社会色彩的表现，王安忆有关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可谓社会变迁的最好证明。王安忆的都市上海日常性书写较之张爱玲而言，更客观、更平和、更宽容。张爱玲和王安忆有关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是都市小说从感性向理性、从悲观向乐观嬗变的有力见证。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的都市上海日常性书写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在情爱世界、怀旧空间、城乡生活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为都市上海的日常性书写提供了独有的文学体验和美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