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人物不扁平”
——以《红楼梦》中几位人物为例

⊙韩芸华 刘思贤［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扁平人物”这一概念出自英国作家、批评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在剑桥大学围绕长篇小说展开的系列演讲，其讲稿汇集成书，成就了20 世纪小说美学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伴随着《小说面面观》这一批评论著的经典化，人物二分法（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成为叙事文学人物形态划分的重要依据，不断引起学者的质疑和探讨。

20 世纪末，刘再复、马振方、陈坚等学者就曾围绕人物形态二分法展开过讨论，如刘再复《性格组合论》、马振方《论小说人物形态》、陈坚《小说人物“形状”辨析——兼与马振芳先生商榷》等文章。以往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E.M.福斯特对人物形象的划分过于宽泛、依据不足导致实际操作性不高等问题，从而对扁平人物形成刻板印象。

重读《小说面面观》可以发现，实际上E.M.福斯特并没有贬低扁平人物、抬高圆形人物的说法，而是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容易给扁平人物贴上标签，导致误读，进而遮蔽扁平人物的文本功能。本文从《小说面面观》这一文本出发，试图对“扁平人物”概念进行新的辨析。在此基础上，本文以《红楼梦》中几位非主角形象为例，分析扁平人物在叙事文本中所发挥的功能，从而挖掘、充实扁平人物的意涵，为扁平人物正名，最终认识到“扁平人物不扁平”。

一、“扁平人物”概念新辨

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分为“圆形（Round）”和“扁平（Flat）”两种，并认为：“扁平人物就是17 世纪所谓的‘气质类型’，有时也称为类型人物，有时也叫漫画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①

从上述定义来看，福斯特对扁平人物的概括确实较为宽泛，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区分也不那么明显。然而，我们知道《小说面面观》是脱胎于福斯特的演讲稿，这种模糊的界定方式，和演讲赋予其随意的语言形式不无关系。除此之外，《小说面面观》中福斯特在叙述完扁平人物的概念之后，便重点对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特点、功能和具体人物在作品中的表现展开分析，而并没有执着于人物形态的划分。

因此，福斯特的重点在于人物形象本身，针对这一点，有学者也曾提到福斯特提出人物二分法的本意，“只是试图从现象分析入手，总结小说家们塑造人物的不同方法及其产生的不同效果”②，而不在于精准划分人物形态。当人物形态得到分类，我们就容易辨析不同人物形态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在人物形态的对比中，更容易挖掘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更好地认识不同人物形态的特点、功能及表现。这正是福斯特“人物二分法”的意义所在。

二、《小说面面观》中的“扁平人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发现，福斯特对扁平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是多层次的、丰富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特性。

（一）单纯性

福斯特认为：“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他列举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拉美莫尔的新娘》中一个仆从的例子，用“我必须隐瞒我主人家的贫困，哪怕是欺瞒也在所不惜”来概括这个仆从的品性。他忠诚、执着的品质无比纯粹，“不论他做什么，去哪里，不论他说了什么谎，打破了什么样的盘子，一切的目的都在于隐瞒他主人家的贫困”。在福斯特看来，这位仆从本身就是“忠诚”和“执着”两个观念的化身，他身上不会掺入其他杂质来削弱这两个观念的表现力，这正是其单纯性的体现。同时，扁平人物身上的单纯性也有利于作家传达心声。《双城记》中的露西作为博爱的化身，其性格从未出现杂质，一直维持着圣母般的形象，从而有力地传达了查尔斯·狄更斯对人道主义的推崇和信仰。

三是关于水功能区水质考核问题。对此项工作，省水利厅将按照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要求，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将积极与水利部和太湖流域管理局沟通衔接，确定好控制指标要求。同时将开展纳污总量管理，加快制定浙江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促进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全省水资源保护工作。目前，全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指标分解和考核方案已完成初稿。强化入河排污口设置的审查管理，建立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强《条例》确定的主要入太湖河道控制断面水资源监测能力建设，实行水功能区达标管理。

（二）鲜明性

福斯特强调扁平人物有“容易辨认”“事后容易为读者所记忆”两个特征，这正突出了其性格的鲜明性。虽然，圆形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但二者的倾向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性格丰富而鲜明的圆形人物倾向于呈现生活的广度和层次感，性格单纯而鲜明的扁平人物则蕴含着事物的深度和深刻性。如《三国演义》中曹孟德残暴奸诈，却又礼贤下士、求贤若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圆形人物，这一鲜明而丰满的人物形象意在呈现人的多面性、生活的多义性，体现了作者构思的广度；相较而言，刘备和诸葛亮则是《三国演义》中的扁平人物，刘备长厚而近伪，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二人都是正面人物。福斯特曾称赞查尔斯·狄更斯的人物“几乎全都扁平，可结果却给人一种深度人性的绝妙感觉”。这也是刘备和诸葛亮带给读者的感受，二者的性格被有意进行了提纯，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是经过高度艺术加工的正面形象。然而，他们是统治者“仁”与“智”的象征，是人民群众拥护明君、向往和平的愿望表达，这也是扁平人物鲜明性特征赋予文本主题的独特优势。

（三）稳定性

福斯特认为，圆形人物是多层次的，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其性格发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扁平人物的形象没有大的变化和发展，无须重新介绍，“从不会跑掉，不必被大家关注着做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一出场就能带出他们特有的气氛……绝不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说明扁平人物身上具有强烈的稳定因子，能满足大多数受众的期待视野。虽然，扁平人物很难给读者带来“人设崩塌”的震慑力和颠覆感，但正是由于福斯特口中“预先定好尺寸的筹码”，故事情节才能得到推进和发展。《巴黎圣母院》中的扁平人物弗比斯，从始至终都呈现出自私轻薄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一稳固的形象设计，促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衬托出艾丝美拉达的单纯和卡西莫多的忠诚，经过弗比斯稳定性格的衬托，文本中主要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

（四）片面性

从审美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角度看，扁平人物的美学意味自然不如圆形人物。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扁平人物身上呈现的片面性。塑造扁平人物就是如此，相互对立、矛盾的品质绝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与选定材料不相容的必须丢弃”，这就是其片面性。不同于扁平人物的单纯性特征，片面性指的是扁平人物身上不会出现辩证性因素，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拥有吝啬、贪婪、冷酷等几种品质，但他是典型的扁平人物，这是因为其形象没有相互对立的侧面，夏洛克的形象始终是负面的。因而，这种片面性才使得多重品质的扁平人物维持“扁平”。

三、从《红楼梦》看扁平人物的文本功能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巅峰，其艺术成就之一便是在古典小说“扁”的人物世界里注入许多鲜活立体的圆形人物。在红楼群像中不乏福斯特笔下的扁平人物，如秦可卿、香菱、贾环、门子这四个人物形象，相对宝玉、黛玉、宝钗而言，他们是非主角，具备广义上扁平人物的特征。笔者认为，虽然他们是次要人物，但在性格丰满、光彩灼灼的一众主角中并没有显得晦暗无光。在这些扁平人物中，有的影响情节发展，有的衬托主角形象，有些甚至蕴含文本主题，在文本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门子：情节发展的催化剂

门子是《红楼梦》中的一个过场式人物，在第四回出场。他本是葫芦庙的一个小沙弥，葫芦庙失火后，蓄了发，充当门子。他圆滑地提醒贾雨村，并影响了薛蟠一案的走向，使薛蟠打死冯公子的人命官司成为一桩“葫芦案”。可以说，门子的性格显出一个“市侩”来，是一个典型的扁平人物。然而，他的存在却对全书情节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

门子的出场起着总领全书情节的作用。在贾雨村断案时，门子不让他发签，私下向贾雨村介绍了本省的“护官符”，引出了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关系，对全书的大背景作了总的介绍，此后所有情节都以此为前提不断跟进。因此，第四回也成为全书的纲领性章节之一，起到“总领全书基本情节”③的作用。

门子的文本功能还在于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在他的提示下，贾雨村判了葫芦案，薛蟠因此退出人命官司，与母亲和妹妹投奔贾家，进而引出宝、黛、钗三人“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之间的纠葛；门子对贾雨村的一番提点，使贾雨村走上了不归路。他在错判葫芦案后，又为了讨好贾赦，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攀附上四大家族后，贾雨村玩弄权术、钻营苟且，他的胡作非为影响了四大家族的衰败的结局。贾雨村本来志在报效朝廷，后来却屡屡做出不义之事，这与门子脱不开干系。门子刚一出场，就被贾雨村忌惮，“远远地充发了”④，但他与贾雨村的对话对全文情节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如果没有门子，没有门子的眼色、提示和护官符，《红楼梦》的结构就要做出很大的调整。”⑤没有门子介绍四大家族的联系，曹雪芹可能要花费更多笔墨铺垫全书的线索，安排后续情节；门子如果没有左右贾雨村断案，宝、黛、钗三人也许无法相见，香菱的命运也许不会如此悲惨，贾雨村的作为也许会有所收敛等。可见，门子这一形象是影响和推动全书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二）贾环：衬托主要人物

在形貌上，作者借贾政之口道出二人的显著差异——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宝玉则“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在才学上，两人更是有着天壤之别。元春作灯谜给兄弟姐妹们玩乐，众人都猜中谜底，只有迎春和贾环猜不对。临到各自出谜语，只有贾环作的不通。宝玉虽然不好孔孟之道，但天资聪颖，贾政命宝玉为大观园提匾，他处处能有专对，显出自己的才情。在人品上，贾环因为嫉妒之心，推倒蜡烛烫伤了宝玉。与人玩棋，输了就耍无赖。而宝玉人品风流，冷子兴评价他“聪明乖觉”，温柔和气中又有大胆反叛的一面。

尤其在对待女子的态度上，贾宝玉对女子极为爱护，贾环的所作所为和贾宝玉大有不同。第六十二回中，玉钏儿捅出宝玉房中有东西遗失，是彩云偷了赠给赵姨娘和贾环。宝玉瞒赃平息了事端，彩云与赵姨娘母子报信时，贾环却疑心彩云两面三刀，与宝玉交好，还将彩云所赠之物摔到她脸上。彩云对贾环情真意切，处处惦记，贾环却不能感恩，辜负了彩云的真心，还对其动手。他的薄情粗暴与宝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为男子，宝玉爱护女儿，对众姐妹亲近而尊重，与丫鬟们也亲密和睦，面对与自己来往不多的平儿和香菱，也是处处体贴关照。平儿被贾琏夫妇打伤，他陪平儿理妆，想到她侍奉贾琏夫妇二人的苦楚，自己又没能为她尽心，竟自己伤感起来；香菱弄脏裙子，他主动告诉袭人来解围，想到香菱委身薛蟠，心中也有不忿。在对待女子的态度上，贾环这一扁平形象更能衬托出贾宝玉的风流多情、温柔体贴。

（三）香菱：暗示悲剧主题

香菱作为《红楼梦》中第一个出场、最后一位离场的女子，她的性格特征主要在第六十二回中凸显出来，那便是——呆。她向宝钗学诗，宝钗说她“呆头呆脑”，又说她跟黛玉学诗回来后，为作诗竟“呆了一日”。这里的“呆”，不同于“呆霸王”薛蟠的愚笨，而是强调香菱品性中的纯真。香菱红颜薄命，却不恨拐子糊涂、不怨薛蟠霸道，只自叹“我今日罪孽可满了”。薛蟠喜新厌旧，对她并不怜惜，可在薛蟠调戏柳湘莲被打后，香菱为他哭肿了眼；为了学诗，她“茶饭无心，坐卧不定”，“耳不旁听、目不别视”；薛蟠娶夏金桂，她不担心受人压迫，而是满心期待能多一个作诗的人，这些都体现了香菱的不谙世事、善良纯洁，她的“呆”单纯而又鲜明。王熙凤说她温柔安静，贾宝玉说无人不怜爱她的为人。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其形象具有稳定性，是一个广义上的扁平人物。

然而，香菱是金陵十二钗副册首位，属“薄命司”，其判词为：“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枯木，致使香魂返故乡。”波折多舛的命运遭际隐喻了全书女子“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惨命运。香菱作为甄士隐独女，初次登场便在元宵节被拐走了。自她走失，甄氏夫妇忧思成疾，甄家也被火灾波及，烧得只剩瓦砾，甄士隐“贫病交攻，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远离故乡，又累及双亲，这是香菱在亲情上的悲剧。长大后，香菱被拐子卖到两处人家，人品风流的良配冯公子不幸被薛蟠打死，香菱不得不委身于薛蟠，却不受宠爱。夏金桂过门后同时受到两人的欺辱折磨，这是香菱婚姻上的悲剧。她“根基不凡”，却“有命无运”，这是书中诸多女子共同的命运。香菱身上的悲剧，也是众女子的遭遇。林黛玉幼年丧母，后又丧父，孤身投奔贾府，虽有贾母宠爱，但无双亲依靠，总觉得寄人篱下，常常伤心落泪。史湘云父母双亡，在家中日子艰难，身不由己。林、史二人失去至亲的痛苦，与香菱相通；元春困于深宫之中，最终香消玉殒。迎春误嫁中山狼，整日以泪洗面。探春远嫁他乡，骨肉分离，饱受思念之苦。三姐妹的婚姻悲剧与香菱无异；王熙凤机关算尽，误了卿卿性命。晴雯心比天高，却被逐出贾府，病死时喊了一夜娘。秦可卿一生多情，却因病早逝。金钏儿遭王夫人毒打，又被逐出，含恨投井而死。尤氏姐妹多情薄命，双双自尽而死……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儿们，均含恨早逝，与香菱实属同病相怜。

香菱“起结全书”，她出场即悲剧，落幕也是悲剧，其悲剧命运具有典型性，从她身上，能得出其他女子悲惨命运的根源。她幼时被拐造成的亲情悲剧，源自封建社会人性的丑恶；贾雨村误判葫芦案，导致她委身于薛蟠的婚姻悲剧，根源于明清社会腐朽的官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香菱个人承受的悲剧既是全书女子命运悲剧的缩影，又是腐朽、黑暗的封建大家庭终于堕入悲惨命运的象征，因而，香菱这一人物形象暗示了全书的悲剧主题。

（四）秦可卿：隐喻多重主旨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的过场式人物，也是纲领性人物。她在第五回出场，十三回因病去世，是“金陵十二钗”中唯一有始有终的女子。除去“淫丧天香楼”一节，书中对秦可卿的描写多是赞誉。秦可卿一度被刻画成外貌和品性臻于完美的女性形象，婆婆尤氏说她这样的媳妇“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医者称其“心性高强、聪明不过”；她死后，长辈念她孝顺、平辈赞她和睦、小辈想她慈爱、仆从感他“怜贫惜弱、爱老慈幼”。这些评价均能看出其完美形象的“鲜明性”，且其完美形象从出场到离世，一直保持稳定。从这一层面看，秦可卿也属于福斯特笔下广义上的扁平人物。

秦可卿短暂的几次出场，隐喻了《红楼梦》的多重主旨。在文学审美层面，秦可卿隐喻“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美以及这种美的被毁灭”⑥的主题。秦可卿乳名“兼美”，人人提起她都是称赞，她的美“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探索”⑦，然而，她的早逝使她的“兼美”品质与生命一同被销毁。除此之外，秦可卿临终托梦王熙凤，告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的道理，她教王熙凤置办祭祀产业，好在家败后叫子孙读书务农；她预言元春封妃这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事，又说盛筵必散，“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秦可卿这番治家理事的良言，将家族的兴衰看得十分透彻，“预示贾家最终‘树倒猢狲散’的结局”⑧。因此，秦可卿这一形象揭示了腐朽的封建大家族和封建社会必将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

秦可卿的人物形象同样隐喻着深刻的哲学主题。明清统治阶级轻“情”重“理”，“情”往往要被“理”扼杀。曹雪芹却在人生浮沉后认识到沦陷于“情”带来的致命后果，在《红楼梦》中追求“情”与“理”的融合。秦可卿在第五回出场时，身上始终围绕着一个“情”，她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身”，十二支的曲目《好事终》说她“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宿孽总因情”。秦可卿的名字也可看作“情可亲”和“情可轻”的谐音，宝玉在警幻仙姑处与秦可卿云雨，这是“亲情”，警幻仙姑要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远离迷津，则是“轻情”。某种意义上，秦可卿是帮助贾宝玉领悟人生、实现观念上由“重情轻理”到“重理轻情”转化的关键人物。因此，她的多情形象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味。

四、结语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对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并没有一分高下，他认为：“一部内容复杂的小说，往往既需要圆形人物，也需要扁平人物。”在上文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扁平人物”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红楼梦》中文本功能的指示层面，都有着丰富、多层的意味。由此看来，扁平人物并不扁平。正如福斯特所言：“扁平人物身上蕴含的内容或许远远超过那些更加苛酷的批评家乐于承认的那一点儿。”21 世纪以来，叙事文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人物形象的种类和划分日趋繁多，关于福斯特笔下“扁平人物”的探讨越来越少，其刻板印象也愈发固化。因而，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中，对扁平人物的误读一直存在，扁平人物的文本功能始终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出来。正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界定了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并认识到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对人物分析的作用和价值。笔者认为，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这一批评著作，在理论和批评过剩的情势下依然有着可读性，对当代叙述学理论的发展仍有启发意义。

①〔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陈坚：《小说人物“形状”辨析——兼与马振芳先生商榷》，《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③赵秉文：《简论〈红楼梦〉前五回的整体作用——兼评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期。

④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4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刘为钦：《人物的类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⑦ 孙逊：《论〈红楼梦〉的三重主题》，《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⑧ 沈杏轩：《〈红楼梦〉隐喻叙事探析——以“梦”的隐喻叙事为例》，《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