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的悲剧意识

⊙万彤彤［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0］

当前学术界对毛评本《三国演义》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毛宗岗本人的历史观及其对《三国演义》写作技巧的评点两个领域中，但针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的意图及在评点过程中流露出的悲剧意识鲜有涉及。

一、毛宗岗生平及其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

毛宗岗生于明崇祯六年（1633），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终身未仕。19岁（1651）开始随父亲在蒋家私塾中任教；28岁（1660）与金圣叹有来往；32岁（1664）开始与父亲评点《三国演义》。

值得注意的是，毛宗岗4岁时清王朝正式建立，11岁时崇祯帝自缢，51岁时康熙下令进攻并收回台湾，但反清复明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歇。因此毛宗岗见证了整个异族入侵乃至王朝易代的过程。历史上和明末清初同样混乱的阶段有很多，包括春秋战国、东汉末年以及五代十国，最终都是通过战争和武力再次实现统一，“佚周令”者取得了胜利再反过来推行儒家思想。

“实现”儒家理想的前提是先破坏儒家理想，此时再次推行的儒家礼法已日益虚弱，巨大的矛盾使得包括毛宗岗在内的文人困惑不已。此外，从明朝灭亡已成定局开始，很多士大夫陷入反清复明的悲壮情绪中，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明人文化中脱离儒家礼法的倾向，以及明朝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的奢靡社会风气，被这些具有反思意识的士大夫归结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他们于是愈发恪守儒家礼法教条”。以上就是毛宗岗悲剧意识产生的历史前提。

在这种大背景下，随着清朝政权的稳固和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往往通过评点小说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毛宗岗和父亲毛纶选择对宣扬“正统论”的《三国演义》进行评点，通过删减和改动原文来突出“拥刘反曹”的思想。评点过程中，毛宗岗发现在历史的某一阶段（东汉末年）中，遵循儒家礼法的一方（蜀汉）最后依旧失败，即“历史必然性的机械作用（历史作为一种自然过程），战胜了美德、智慧和善政”。机械运转的自然即所谓的命运和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道德相撞时，二者间的矛盾使人们迷惘无措而又痛苦不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必然性没有与儒家礼法中设想的那样，在施行善政的一方得到实现。正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毛宗岗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最终导致其在评点过程中流露出浓重的悲剧意识。

二、毛宗岗悲剧意识的具体表现

（一）对季节变化的感怀

由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所以人们对季节的更替尤为敏感。季节的循环往复又使人们意识到自然的永恒，并由此兴发出自然永恒而人事无常的感慨。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毛宗岗的评点之中。例如在第二十二回中叙述到关羽引三千人马出徐州时有一段天气描写：“时值初冬，阴云密布，雪花乱飘。军马皆冒雪布阵。”毛宗岗在此句后面批注道：“才见青梅如豆，又见白雪如花；忽而杯酒，忽而干戈。一年之中，不独天时变，人事亦变矣。”

漫天飞舞的雪花使毛宗岗回忆起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一事，由天时之变联想到人事之变。相比于雪循环往复地出现，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已然有了极大的变化。毛宗岗感怀一年下两次雪的同时也是在慨叹人事变化之速，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在追忆中表达出时不我待和人事无常的忧伤。

此外，由于中国儒家礼法宣扬“天人感应”，所以人们常把自然中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到一起。毛宗岗经历了易代的全过程，亲眼见证了明朝的灭亡和儒家理想的破灭，因此他将自然现象与人世中的变化联系到一起，例如在第八十回中献帝禅位时毛宗岗写道：“有怪风之变，此汉末之悲风也。风在汉初而雄，在汉末而悲，同一风而有盛衰之异焉。虽然，风至汉末，风斯息矣，汉末安得有风？当仍归之高祖在天之灵可也。”

前者是雄壮之风，后者是悲凉之风，始于大风而又终于大风，汉朝在风中走向辉煌，也走向灭亡，由此触发了毛宗岗的兴亡之感。总的来说，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毛宗岗对于《三国演义》文本中描写到的季节变化和天气变化越发敏感，其评点中饱含了一种人事兴衰的悲剧意识。

（二）对“天理”与“天数”的划分

“天理”和“天数”二词在毛宗岗的评点中时有出现，在第十回中，毛宗岗第一次提及“天数”一词：“天雷击董卓于身后，何不击董卓于生前？击既死之元凶，何不击方兴之从贼？予应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数。待其恶贯既盈，而后假手于人以杀之，是亦气数使然。”

按照儒家礼法的设想，董卓这种十恶不赦之人理应生前遭受雷劈，那么老天爷为什么不直接劈死他，而是在其身死后再劈呢？对此毛宗岗用“天数”一词进行解释。

此外，在第十二回中对于曹操“不知烧而亦不死于烧”，毛宗岗的回答是“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数”。再到第五十八回中马超追着曹操“绕树而走”却没能杀死曹操，毛宗岗则评价道：“或曰：恶人不死，天之道也。予曰：此非天道，特天数耳。”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

很明显，按照儒家礼法进行评价，曹操是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小人，但他为何几次三番侥幸逃脱呢？为了不破坏儒家理想中的伦理道德，毛宗岗只能借由“天数”进行解释。

由此我们不妨将“天数”理解为“与道德无关的机械运转的自然”；“天理”则是符合儒家理想的“道德秩序自然”。当“天数”与“天理”碰撞时，“天理”败下阵来，毛宗岗不得不承认“盖天理之天，不能不听于天数之天也”。因为他实在无法推翻儒家理想中的“道德秩序自然”，但又解释不通各种与“天理”相违背的现象，最后只能引入“天理”和“天数”两个概念，这也恰恰表现出毛宗岗的矛盾与悲剧意识——被尊崇了上千年的儒家礼法面临土崩瓦解的尴尬境地，信徒们在探寻原因试图扭转局面之时，却又意外发现其缺漏。

再看第三十二回中毛宗岗对曹丕出生时的异象评点为“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传，早为后文曹丕称帝伏线”；在第三十四回中对阿斗的降生评价为“忙中忽夹叙阿斗降生事，却又并非闲笔”。对曹丕和刘禅的出生，尤其是对曹丕的出生，毛宗岗的评价并没有夹带个人主观情绪，从儒家“天人感应”的理念出发，毛宗岗实际上是认可了曹丕称帝的合法性。正式推翻汉朝建立“魏”的是曹丕，曹操虽有各种逾举，但终其一生从未称帝，然而毛宗岗认可曹丕称帝的同时对曹操却是极力批判，例如第一回中许劭说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时曹操的表现是“大喜”，对此，毛宗岗的评价是“称之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

由此可见，刘备的“正统”出身也就不是作者拥护他的主要原因了。吸引毛宗岗拥护刘备的应当是蜀汉阵营内部“君君”“臣臣”井然有序的儒家纲常秩序。毛宗岗极力“拥刘反曹”本质上是因为刘备和曹操两大阵营的对立，实际上是两种伦理道德观念的对立，虽然“仁政”的目的和“暴政”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统一，但前者似乎更符合儒家理想。作者虽然承认“天理”不敌“天数”，但深受儒家礼法影响的他又想强调“天理”的重要意义，所以就只能通过赞扬刘备一方达到这种目的。因此，所谓的“正统说”从本质上来看是对儒家理想的维护，是对处于劣势的“天理”的维护，他敬佩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体系”。

“天理”不敌“天数”的现实使毛宗岗认识到了儒家理想的不足之处，但他仍不愿跳脱出来，始终将自己圈禁在儒家礼法当中，通过评点进行自我安慰。

（三）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肯定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论述《三国演义》为何“奇”时指出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则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尤其是对诸葛亮，毛宗岗更是极力肯定，例如在第三十七回中毛宗岗评价道：“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至死，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然使春秋贤士尽学长沮、桀溺、接舆、丈人，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则谁著尊周之义于万年？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命运悲剧的典型代表，“这种与天命抗争的勇气，这种为正义事业而不计成败利钝的精神，成就了诸葛亮的伟大人格”。“‘六出祁山’实为逆天行事，逆命行事，与天命抗衡，此即典型的命运悲剧，他想把人谋发挥到极致……主观的人谋毕竟难以抗拒客观的‘天意’。”五丈原上诸葛亮设七星灯与其说是为自己续命，不如说是在为蜀汉祈祷，这也是中国传统悲剧与西方悲剧的不同之处：前者是事先知晓结局依旧选择与命运搏斗，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密切相关，与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相契合，慷慨悲壮；后者则被“宿命论”笼罩，绝望压抑。毛宗岗十分认可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担当，因此在第六十九回毛宗岗又评价道：“数之既定，无可复逃。但在奸雄，则当思一定之数，以戢其篡窃之心；在忠臣，则不当因一定之数，而沮其报国之志耳。”

当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伦理道德与机械运转的自然即所谓的命运相撞时，即使人们高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口号前进，结局依旧注定是失败，毛宗岗越是认可诸葛亮的行为，就越表现出他对儒家理想的认同和随之而来的对既定失败的迷惘——“天理”为何战胜不了“天数”。例如其在第九十五回中评点：“蜀中有如此之相，如此之将，而卒不能克服中原。呜呼！此天不祚汉耳，岂战之罪哉？”

无论街亭失守与否，结局都是一样的——历史大一统的天平没有偏向诸葛亮与蜀汉阵营。所以“马克思等人一再强调悲剧发生及其结局的必然性，都不把悲剧归结为偶然的、个人的作用的结果”。偶然事件只是加快了必然事件的发生，使整个悲剧中增添了更多鲜血淋漓的小悲剧，哪怕是茨威格所谓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些偶然事件也只是促成历史必然性的到来罢了。“中国的悲剧，或者更广泛一点，中国人的悲剧意识，都根源于对这种儒家理想的背弃，以及实现这种理想的现实阻碍，或者来源于人物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自觉自愿地殉难。”

此外，这种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赞扬也表现了毛宗岗对明末那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文人的厌恶，所以在第四十三回中毛宗岗评论道：“文人之病，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大兵将至，而口中无数‘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犹刺刺不休。此晋人之言谈，宋儒之讲学，所以无补于国事也。张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黄盖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这种对文人清谈的嘲讽实际上暗含了毛宗岗对自己境遇的不满，朝代更迭，儒家礼法虚弱不堪，“致君尧舜上”的人生终极理想已然不可能实现，所以毛宗岗只能“用非常精细的政治蛛丝，来编结自己臆想的空中城堡”。

三、结语

总的来说，毛宗岗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天理”与“天数”二者的矛盾之中，这与毛宗岗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尤其是评点者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更凸显了其政治倾向。因此，对毛评本《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挖掘有利于反映明末清初和明朝灭亡这一过程中文人们的思想变化，由此进一步发掘儒家礼法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