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发天性，率真为文
——明清性灵小品浅探

⊙王海燕［语文报社，太原 030024］

明清性灵是明清性灵文学的简称，包含性灵派诗歌、小品文及其他文学体裁，而以性灵诗文为主；在本文中，“明清性灵”专指言说对象——明清时期的性灵小品文。但诗与文两者不能截然分开，探讨性灵小品文的发端与发展，其中必然关涉性灵诗歌；且性灵说的创立，最初就是一种诗歌主张，进而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性灵派的创作者基本都是诗文兼擅，因此我们讨论性灵小品不能摒而不谈性灵诗歌，当诗文共叙而偏重于文。

一、厘清“小品”的概念与由来

“小品”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代。《世说新语·文学》中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小品》，佛经名，一说指佛教经典《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这是略本，称小品；另有详本，是大品。大约到明朝后期，“小品”一词开始普遍地应用于文学，成为短小散文文本的统称。小品文也于此时达到巅峰，其题材包罗万象，体裁自由多样。大体而言，可包含尺牍、游记、日记、序跋、辞赋、随笔、杂感等多种文体。

明清性灵小品，以“性灵”二字为关键统领——抒发天性，率真为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了明清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传统人生价值观念的叛逆，真情与个性流露，展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自成一派蔚为壮观的文学气象。

二、追溯“性灵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一）性灵文学的萌芽期

性灵文学的萌芽期，或可追溯至先秦两汉时期，以诗歌创作为主。

中国文学史上，性灵的抒发源自《诗经》，“诗三百”多抒发情感的诗歌，质朴动人。而性灵小品的写作，或可追溯至曾经编辑《诗经》的孔子及其弟子——由《论语》中《侍坐》一节我们可知，孔子的志趣和子路等志在经邦济世的弟子大不同，而与曾皙的怡情山水相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皙的这段话，恰似一则简率任情的性灵小品。儒家经典《论语》或可视之为清言小品（盛行于晚明清初的一种语录式小品文体，知名文集如《菜根谭》《幽梦影》）的发端。更或者，性灵写作还可漫溯至先秦的道家散文。道家崇尚自然，为文真率，如《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记叙庄子和惠子二人在濠水桥上游玩时的小辩论，颇见二人思想与性情，庄子的慧黠巧辩尤为可爱。汉末《古诗十九首》抒发人生无常、悲欢离合的深沉感慨，也足见作者心性。

《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实，不仅诗言志寄情，文亦同样。前人这些文学作品，或诗或文，或言说议论直抒胸臆，或写景记游寓含性情，均可视为后世寄情抒怀写作的先河。

（二）性灵文学的陶育发展期

性灵文学的陶育发展期应该很漫长，自魏晋南北朝至宋元，历经一千多年的潜滋暗长。

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论，第一次正式对文体予以界定、区分，文艺作品、文学创作从此有了独立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评价：“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的功劳。”且曹丕主张“文以气为主”，这正是以作家个性气质来审视文学创作，对于当时及后世文章写作影响重大。

晋人王羲之《兰亭集序》及各式手书杂帖，可视为书家小品文的典范，其文学创作与书法一样值得后人心追手摹。《全晋文》收羲之、献之杂帖五百余则，内容多为日常琐事，以书信形式写给家人、朋友，篇幅通常“不过数行”，率真为文，极见书写者的处世态度与思想性情。陶渊明由晋入宋，隐居田园，所作《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及许多诗前小序，树立了辞赋与传记小品的典范。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笔记体小品文之一大观，魏晋名士的风采由此广为人知。

唐宋之际，诗词为创作高峰，其抒发心性自不在话下；而以文论，唐代受“文以载道”文学观之影响，小品收获不丰，但王维、韩愈等人尚有佳篇传世，柳宗元尤擅游记与寓言。宋代小品文名家辈出，如欧阳修《归田录》叙朝廷旧事和文人轶事，语言平易生动，文风活泼风趣；陆游《老学庵笔记》述见闻、谈读书，内容翔实，文笔晓畅；沈括《梦溪笔谈》内容关涉百科，语言朴实清新；至如记录两宋城市风土人情、节令风俗的笔记著作如《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等不胜枚举。而苏轼可谓小品文大师，其《东坡志林》中无论人事物景情，随意点染而皆成妙品。

元朝最大的文学成就在戏曲方面。散曲中的小令犹如诗中“小品”，或质朴自然，或清丽典雅，广为后世传诵；杂剧的成就最为突出，题材颇多表现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南戏则盛行于杭州一带，这些接地气的创作都为明代传奇戏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的性灵写作注入新鲜血液。

此外，历代诗话、文话，多有精警之评，有识见，有性情，更有笔力，其中不乏脍炙人口之作，亦可视为性灵小品文的一支轻骑军。诗话历史久远，一般认为，钟嵘《诗品》为后代诗话的滥觞；而诗话作为正式名称出现，则始于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宋代诗话收入何文焕《历代诗话》的计16种，由此可知宋代的小品文写作，其规模和声势均已不可小视。

（三）性灵文学的成熟爆发期

性灵文学的成熟爆发期，自晚明至清，特别是小品文的写作达到其巅峰。

性灵文学真正在整个文坛焕发光彩，是在明朝后期。明代中叶，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市民阶层的出现，给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统治带来极大冲击，也给以诗文为正统的文学以冲击。新的时代精神为性灵文学注入勃勃生机。王阳明心学盛行海内外，树起反程朱理学的一面思想旗帜。万历年间，王学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李贽，在文学上倡导“童心说”，主张要写“童心”，抒“真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学者焦竑、戏曲家汤显祖、书画家徐渭等人与李贽思想契合，且均有宏富的文学成就。在李贽的思想启迪下，“公安派”袁宏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见袁宏道《叙小修诗》一文）的创作主张，掀起了反对明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之风的革新思潮，他要求文学创作发之于真实的性情，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是要自由地抒发人的意愿，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袁宏道与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及江盈科、陶望龄等一大批文学家，积极倡导和实践“性灵”主张，成为席卷时代的风潮。其后，为匡救公安派文学流于浅俗的弊端，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又树立“幽深孤峭”的文学主张，继续抒写“性灵”。袁、钟的倡导及其追随者们的文学实践，大大冲击了明代的复古风气，文坛面貌为之一振。清中叶袁枚承继这一思想，标举“性灵说”的大旗，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坛盟主，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性灵派三大家”，响应者云集。

在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明清小品文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内容上趋于生活化、个性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中叙写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审美趣味，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情趣。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可谓“芽甲一新，精彩八面”。以文学成就而论，晚明袁宏道、张岱等人在情韵和性灵方面，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清初名家如金圣叹、顾炎武、孔尚任等，承晚明余绪，小品文创作保持了繁荣局面。清代中后期，因封建专制统治严酷，文字狱频仍，性灵小品的创作呈衰颓之势。自袁枚起而振之，其他如郑燮、纪昀、沈复、龚自珍等名家，也都留下了许多传世珍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文人，也留下足可玩味的佳品。笔者尤喜张岱《陶庵梦忆》，繁华过后见真淳，富贵乡里可优游，困顿处不减风致，陶庵小品是清贵而流丽的典范；喜沈复《浮生六记》，其人率真淡泊如儒林中杜少卿，沈复写与妻子的琐细生活、凄美爱情尤为动人。

辑录两则明清性灵小语，供大家玩味赏析。

明代袁宏道劝内弟作诗：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致李子髯》）

此文为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作了很好的注脚：写诗以独抒性灵，情有所寄；“胡乱做将去”，强调不拘泥于古人作诗的格套。

清代袁枚诗话小品：

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随园诗话》）

诗话属随笔小品，笔调活泼，文字轻松。袁枚标举性灵说，深谙学古人与抒自我的辩证。

综上，明末性灵小品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清代有所衰落，而仍延绵不绝。性灵小品之所以能成为明清文学创作主要流派之一，和其抒发天性、率真为文有关，这是其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遵循自己的本心生活和写作，这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有人需要、践行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同时也和其篇制短小、体裁多样分不开。众多名家争相创作，又赋予这一文体以多元色彩和蓬勃的生命力。

仍以诗话论，明清之际的诗话也较为繁荣。由清人何文焕收入《历代诗话》的明代诗话有：徐祯卿《谈艺录》、王世懋《艺圃撷余》、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而近人丁福保编撰《清诗话》，则专门辑录清人诗话，有43种、51卷之多，其中王夫之《姜斋诗话》、叶燮《原诗》、沈德潜《说诗晬语》及王士禛、赵执信、翁方纲诸作，都是清代诗论中的代表作品——这其中有系统的论诗著作，也有短简书札式的随笔，后者如袁枚《随园诗话》则是性灵诗话小品的代表作。由此可知，清代的诗词、词论已臻成熟，各成体系；而由诗话的繁荣，也可窥见当时小品文写作的盛况。

（四）性灵文学的余响期

性灵小品至近现代仍在赓续，但随着时代的大变迁而衰落，盛况难再，已然成为时代余响；同时，这一脉余响又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精神荣光。

明清性灵小品对于后世的五四文学及现当代文学创作，皆有一定影响。20世纪30年代，小品创作蔚为大观，取得较大成就的有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夏丏尊等。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闲适、性灵、幽默，独树一帜。以林语堂为主创办的三份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主要刊登小品文，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新时期的小品创作，应有更积极的态度，关心民生，关注现实，而不能一味地闲适隐逸和追求风雅。鲁迅曾发起关于小品的争论，他批评林语堂、周作人等为主的“论语派”创作是“麻醉性的作品”。但鲁迅同时也肯定小品文的积极性：“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这一点，我们在选读、品鉴时不可不知。小品之丰之广，可有真知灼见、人生感悟，可叙读书交友、赏心乐事，可抒家国之思、身世之慨，可观奇人异事、世相百态……还有专注于某类专业领域的写作，如郑逸梅写清末民国文苑人物的逸闻趣事集《艺林散叶》，笔墨卷舒之间，见人情练达与知趣合一，饶有风致；再如周有光的《语文闲谈》则是语文知识小品之集大成者，作者信笔“闲”写，却是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读者自可从这样的趣味闲谈中增长语文的知识与智慧。笔者深爱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寻常事物景象，皆可涉笔成趣，忧乐关心，笔调从容，可见一代文人的襟怀、性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时代等原因，近现代的小品文，题材更为广阔，对于家国、民生、世情、人文的关注早已超越了明清之际文人较为狭隘的一己怀抱；另一方面则是走向精深，有了专业领域的深耕细作，且能自成一脉。

三、结语

见字如面，读其文，想见其人。小品之中有大观，最可观者，莫过于世道人心，莫过于时代风气。小品的为文之道，我们如能加以揣摩，必能助益于自身的写作；弄清其来龙去脉，我们便可有更好的传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