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雪公主”到“疯女人”
——论安娜·卡列尼娜形象的复杂性

⊙庞蓉［西安培华学院，西安 710125］

托尔斯泰一生创作颇多，几乎每部作品都会涉及女性人物，这就为世界文学人物之林增添了不少角色，同时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托尔斯泰笔下最具典型性的女性形象是安娜。对安娜这一形象的评价与分析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以文化传统的视角为切入点，具有代表性的是学者金亚娜《安娜·卡列尼娜人格魅力探源》一文，该文认为安娜集俄罗斯传统美德于一身，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二是从人物自身性格出发，如秦晋的《叛逆与抗议——谈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认为安娜的美和不朽在于她对封建婚姻的勇敢抗议；三是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下，如王永奇的《托尔斯泰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别文化阐释》分析得出安娜从在文化与经济上依附于男权社会的他者转变为反抗男权社会的叛逆者。这些观点都只揭示出安娜的单面性，实际上，她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女性人物，可以视为成长于不同阶段女性的一个合体，经历了从被凝视的“白雪公主”，到脱离传统的“妖女”，最终成为展现真我的“疯女人”的过程。

一、被凝视的“白雪公主”

早期的安娜是一个天真的女性，少女时期就在姑妈的安排下嫁给年长自己二十多岁的丈夫卡列宁，过着富足又充实的家庭生活，与白雪公主童话般的宫廷生活模式如出一辙。白雪公主的故事从女性主义批评视域来看提出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镜子代表着某种权威……镜子对白雪公主和王后一褒一贬，代表着资产阶级父权社会对妇女的评价”①。故事涉及的三位女性，即白雪公主的母亲、白雪公主和王后都深处皇室、追求美貌，她们都沦为被“魔镜”代表的男权社会“观看”的对象，“凝视”的功能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发生了作用。当这一童话故事模式出现在小说中时，它就成为一种“原型”或“集体无意识”，被带上大量的男性审美因素，不言而喻的是其中的女性群体就会由个性化的人变为典型化的理想妇女。托尔斯泰创造出的安娜·卡列尼娜也逃不出19 世纪女性被“凝视”的集体命运，因此，她也是“白雪公主”在19 世纪俄国的再现。

首先，安娜高贵美丽，与白雪公主一样是贵族女性且拥有人人羡慕的美貌。童话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自出生后就受到父母的宠爱，也收到来自各地人民的祝福。她的白皮肤、红脸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女性魅力，这不仅招来后母的嫉妒，而且也吸引了七个小矮人和王子的“凝视”。而安娜作为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在上层社会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尤其成为贵族舞会的焦点。一方面，她有超脱的气质，谈吐中显露出贵族女性的优雅和才情。尽管对婚姻不满，但她发泄不满是通过回忆美好青春的方式，她描述道：“过了这快乐幸福的阶段，路就越来越窄了，踏上这段路真叫人又惊又喜，尽管它看来也还是光明美好的……谁不是这条路上的过来人哪。”②这种优雅的谈吐、温和的态度显然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特质的想象性反映。另一方面，她外表出众，有一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和一张迷人的樱唇。这不仅感染到以“观赏”美貌为乐趣的男性，同时也使吉娣沉迷，并产生妒忌之心。安娜作为“白雪公主”无法脱离被物化和被观看的生存处境，反映出男权文化统治下的普遍社会心理，同时她接受被“凝视”的事实直接表明，女性群体对自己的认知已经与男性达成了一致，这是“白雪公主”悲惨遭遇的决定性因素。

其次，安娜心地善良，与白雪公主一样甘愿付出、待人友好。这在白雪公主身上，表现为她像对待人类一样对待动物，不仅经常给它们喂食，还讲故事给它们听；再者表现为天真和不警惕，在逃离刺客的暗杀后，白雪公主不假思索地闯入有人居住的小木屋，并且主动要求为七个小矮人做饭打扫，此外她还对后母一次次的毒害毫无戒备。与这种无知和自我牺牲相对应的是，小说中的安娜并没有及时认识到卡列宁对她与爱情的蔑视。提出离婚前，她享受在上流舞会被“凝视”的生活常态；提出离婚后，她又为了儿子甘于忍受丈夫拒绝离婚的折磨，并继续维持自己半圈养式的命运。作为母亲的安娜把自己对于婚姻的职责全都寄托在儿子谢廖沙身上，尤其在她发现自己因爱情萌芽而对婚姻开始动摇时，待在谢廖沙身边成为她抑制不安分的唯一方式。同时，在陶丽的孩子们面前，她的慈母形象也展示出极强的吸引力，“提到每一个孩子，不仅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的出生年月、性格以及害过的病”，因此，孩子们对她的亲昵程度似乎远超于自己的母亲。

早期的安娜严格遵循男性观念中理想女性的行为标准，个人活动被限制在丈夫和家庭的范围之内，与白雪公主一样在成为“家庭天使”的同时沦为“受难者”。从本质上来看，不论是白雪公主还是早期的安娜，她们都遭到男性社会的物化，被赋予纯真、美丽与善良的女性特征。究其根源，女性经济地位的不独立决定了其身体和精神上的奴役状态。白雪公主的活动范围不出城堡，受到皇室和人民的供养，而《安娜·卡列尼娜》中多次描写到卡列宁给安娜送钱的情节，甚至在安娜与伏伦斯基私奔后，她还留下了一笔尚未支付的款项。这都表明，“被凝视”的家中“天使”是男性“买卖”的对象。伍尔夫强调，“知道妇女有多少钱和多少个房间重要得多”③。她认为，金钱和空间对女性独立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安娜成为“白雪公主”后缺失了“金钱”和“空间”，也就是说被剥夺了取得自由的前提，当身心的剥削达到一定限度后，安娜终于由被“凝视”走向反传统。

二、脱离传统的“妖女”

中期的安娜一反受人爱慕和尊重的境遇，遭到男权社会的排挤和不认可，当她发出“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的呼声时，她就从男性理想女性的高度跌落到“妖女”的地位。所谓“妖女”，指的是“命中注定勾引男人、出没于晚间森林、十分可怕的鬼魂形象”④，她们的最终目的是反抗父权制社会的摧残与压迫，因此成为“天使”的反面。此时的安娜带有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的影子，她们都是男性传统观念中嗤之以鼻的对象，但勇于挑战权威，展现出女性力量对传统社会秩序的颠覆。

首先，安娜对于感情有明确的选择，这与美狄亚遵循自我内心的坚定达成一致。在希腊神话中，美狄亚为了伊阿宋不惜背叛国家、杀害兄弟，这些看似违背伦理的行为实则是她作为女性追寻幸福的结果，这种女性的决断力在安娜身上则首先表现为她敢于放弃不幸的婚姻。在与卡列宁的家庭生活中，安娜作为“他者”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从带有交易性质的婚姻到对儿子谢廖沙的抚养权问题上，她一直受制于男权文化对女性所施加的压力，因而处于“失语”的状态，但在爱情中她不仅“发声”，而且轰动了整个上流社会——她放弃了高贵的官僚妻子的身份，放弃了倾注自己8 年的爱而抚养长大的儿子，公开与父权制社会决裂，而勇敢追求自己所要的精神上的自由和心灵上的幸福。安娜从一个饱受社交界欢迎的贵妇人到人人鄙视的女人，最大的原因在于她动摇了上流社会男女私通的现有秩序，改变了人人都奉为规矩的条例。

其次，安娜作为一位知识女性，试图用“笔”挑战男性的统治，这相当于美狄亚杀子以维护女性获取幸福权利的方式，但前者更为理智。美狄亚遭到伊阿宋的背叛后，其弑杀行为的意图在于激发伊阿宋的痛苦，从而实现对男性的报复。美狄亚等“悍妇”尽管“代表了男权文化对胆敢逾越尊卑常轨，试图颠覆主流文化的异己势力的贬斥、压制与打击”⑤，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对男权社会的主动出击确实造成了一定威胁。随着时代发展，“悍妇”在成长为“妖女作家”时，“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笔”即写作是男性通过文字与文化主宰社会导向的手段，而女性读书、写字就意味着对男性话语权的挑战。《安娜·卡列尼娜》中多次强调安娜在阅读，并且投入其中，意在表明安娜的个性解放之路开始起步，她作为男性笔下的“他者”在介入男性构造的神话的同时对夫权社会进行内部解构。就阅读内容而言，安娜在离开莫斯科的火车上看的是一本英国小说，其中既有发表演说的国会议员，也有骑马并戏弄别人的贵族小姐。这就激起安娜对婚姻之外生活的想象。起初，她通过写信与人进行沟通，到彼得堡乡下生活后，她“自己找点消遣——模仿英国家庭的方式啰，写作啰，读书啰”，并“通过书籍和专业刊物研究伏伦斯基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尽管安娜没有创造出“一间自己的屋子”，但是与小说中的陶丽、吉娣等女性相比，她已经超出了贤妻良母的圣母型定位，其生存空间不再囿于育儿室。小说中，安娜的起居室“里面点着两支蜡烛，照着她亲友的画像和她写字台上那些她挺熟悉的精美小玩意……桌子上摆着孔雀5 石文具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写字台”“文具”这些代表男性的物品出现在安娜身边，意味着她的思想取得了独立，她已经试图拿起“笔”改写自己的人生与命运。

安娜和美狄亚由逆来顺受变为“妖女”，这是这类女性发现自我需要的过程。从神话时代到19 世纪后期，女性生存境遇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由于缺乏权利和知识而无法准确预判男性统治的目的，因此，她们的反抗总带有焦虑的情绪，表现在美狄亚身上是被遗弃的惶恐，表现在安娜身上则是追求爱情的义无反顾。安娜在精神恍惚中发现了女性自我价值的不确定性，自问她是否又成为伏伦斯基事业的牺牲品。当男性编造的谎言被发现后，安娜希望从客体变成主体，而主动选择死亡使她的颠覆力量达到顶峰，这不仅改变了安娜的他者地位，也从精神上决定了她的女性本质。当她发出自我精神诉求时，她便离开了爱慕虚荣的上层女性群体而成为新型女性的代表，实现了女性群体在饱受身体和心灵双重折磨的情况下对男性霸权的抗议。从这个角度而言，安娜后期观念中的爱情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相恋，而应被看作她用以反抗压迫、颠覆男权的武器。

三、展现真我的“疯女人”

当中期的安娜在被压制与主动抗争的矛盾中坚持寻找自我时，她逐渐走向崩溃，并在小说的后半部精神错乱，成为“疯女人”。“疯癫意象以非理性方式表现了对非人性和反人道的反抗激情，以‘野蛮’显示了对‘文明’的挑战。”⑥对安娜而言，“疯”是她更为激烈的反抗方式，展现出不可抑制的女性力量对真正男女平等地位的争取。

文学作品中疯癫者的精神世界经常是真实生活的幻象，而它的虚幻性往往是疯癫主体主动创造的结果。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疯癫就首先表现为她不断营造出将被伏伦斯基抛弃的错觉。爱情作为安娜的救命稻草在后期已经完全转变为一种占有欲和控制欲。在她看来，伏伦斯基的爱和生活只属于她一个人，“她往往凭蛛丝马迹，从妒忌一个女人转为妒忌另一个女人”，甚至偏激地将女儿的出生看作是夺走自己爱情的一个因素。其次表现在安娜情绪的不稳定。安娜自己不愿走出伏伦斯基爱上另一女子的假象，并因此陷入痛苦，她寻找各种理由进行发泄，认为一切悲惨的现状都源于伏伦斯基，比如她抱怨因为伏伦斯基不能与儿子相见，也因在伏伦斯基身上感受到她所没有的心安理得而恼怒。安娜在激发自己对伏伦斯基的厌恶后，又不断悔改自己，既希望摆脱无端的猜疑，又笼罩在绝望的阴影中，乃至后来她不得不用鸦片来缓解这种境况。

在男权文化中，女性是被男性“定义”的存在，而“定义”的标准便是男性权威，当女性认识到这一点后，走向“疯癫”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她们在尽力成为贤妻良母的同时又质疑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女性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安娜的疯癫源自她反抗男性秩序与抗争无果冲突下的痛苦，是身体疾病在心理状态上的直接显示。苏珊·桑塔格认为，人患病时的个人意识，是其个体性受压抑后真实自我的吐露。对安娜而言，一方面她作为男权社会奴化的对象对自身的处境充满危机感；另一方面，在她的潜意识中，女性与男性一样需要拥有自我，需要被社会认可。两种对立使安娜身患“疾病”，这种“疾病”是她主动寻找女性自我的直接反映。

与《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相比，安娜一直是出场的人物，她由理智到疯癫的诱因在读者看来显而易见，但被作品中两位男性主人公，即卡列宁和伏伦斯基所忽略。这种忽视就本质而言，是安娜精神疾病受传统文化及社会伦理抑制的结果，同时也表明，男权社会极力贬低女性独立价值这一现状根深蒂固，仅仅依靠少数个体的醒悟难以实现女性集体的翻身。在社会话语或文学作品中，“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在这种现代观念中，健康本身成了颇有争议的东西”⑦。就这一意义来说，安娜的病态与卡列宁和伏伦斯基的理智形成鲜明对比。两位男性对待事业、婚姻和爱情的理性态度代表了19 世纪俄国严肃分明的社会秩序——通过扭曲女性自身价值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统治。而疯癫的安娜则直接显示了这种“自然”秩序下“非自然”因素的存在。因此，安娜形象的关键在于其流露出男权文化病态的导向问题——女性的反叛成为与“自然”秩序相对的“不自然”。最终，安娜在精神错乱中卧轨自杀，她在疯癫状态下的死亡暗示了叛逆女性的集体命运，也把“疾病”的隐喻重新拉回到道德惩罚的时代。

四、结语

通过对安娜形象的解读，可以发现这一女性人物的自我解放意识是逐渐生成并增强的，她经历了服从和认同男性权威到主动改变命运再到寻求女性精神需要的三个阶段，再现出女性生存与生长的过程。因此，她的每一阶段都是不同类型女性的缩影，当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遇合时，安娜又代表了全体女性。托尔斯泰创造出安娜这一形象，其意义不仅在于表现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可以从女性主动颠覆传统中见出男权社会消磨女性本体价值的真实意图。安娜执着追求爱情并试图拿起代表男性话语权的“笔”来进行书写，表明了女性内心的真正需求以及摆脱男性控制而进行的自我塑造，但她的这种解构行为最终被作家扼杀在车轮下，这进一步表明男性强大的话语权对传统女性的操纵和对反叛女性的惩罚。

①黄梅：《“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人与小说”杂谈之三》，《读书》1987年第10期，第84页。

②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③〔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II》，王义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④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⑤ 杨莉馨：《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3期，第47页。

⑥ 陈力君：《新时期文学的疯癫主题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8页。

⑦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