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克·麦卡锡《路》的创伤和存在主义解读

⊙丁悦［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一、难以磨灭的创伤之痛

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其风格和所涉及的主题都表明，从创伤角度进行分析似乎既合适又必要。主人公因大灾难而遭受的创伤，实际上是小说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小说中至少可以找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创伤：一方面，父亲和儿子，或者可以说每一个灾难的幸存者，都遭受了个人创伤；另一方面，这场灾难同时也造成了集体性创伤。尽管两种类型的创伤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同一事件引起，但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埃里克森曾指出个人和集体创伤之间的区别：“个人创伤，是对心灵的打击，以残酷的力量突然突破一个人的防御，以至于一个人无法有效地做出反应，而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基础的打击，这种打击割断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损害了普遍存在的集体感。”

在《路》中，这种集体创伤变成了事实：所有社会结构和文明的迹象都被灾难摧毁，留下来的少数人只能生活在一个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世界里，活下来似乎是唯一目的，没有法律规章来划清对错。所有的幸存者只能在一个集体意识已经变成生存斗争的领域里独自徘徊，在这个空间里，不再有任何价值观，没有人可以信任，法律制度已然被古老的自然主义适者生存法而取代。除了这种集体创伤外，灾难中的每个幸存者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受到心理创伤的人物，例如主人公在路上发现的老人伊莱，但麦卡锡将重点放在了父亲和儿子的心理创伤上。就父亲而言，他有许多心理创伤经历。首先，他是世界衰败的直接见证人：自然界和文明都几乎被摧毁，而剩下的生命也进入了一个走向彻底灭绝的渐进过程。此外，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在不堪社会苦难之下，妻子选择自杀。最后，在这个充斥着暴力的世界里，父亲只能在不知道他和年幼的儿子是否能在第二天还活着的情况下生活。在小说的某一时刻，他在猜测何时死亡会到来：“离死还有多少天？十天？不会比这更多了。”就儿子而言，他也陷入心理创伤的困境。他出生在未知的灾难发生后不久，没有机会了解文明世界。此外，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自杀了，让他在一个暗淡凄凉的世界里独自成长。他的父亲意识到让儿子瞥见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是毫无意义的，他避免提及以前的事情和他妻子的死亡，他的沉默进一步加剧了儿子饱受创伤的心理状况。此外，儿子正在经历其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成长阶段，而在整个故事中，他却多次目睹由于普遍缺乏道德价值观而产生的极其暴力和创伤性的事件。在小说中男人和儿子进入了一个谷仓，在那里他们发现“三具尸体挂在椽子上，干涸，尘土飞扬，散落在万光板之间”，后来又经历了恐怖的“食人窟”事件。简而言之，主角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日益充满敌意的世界，食人族团伙四处游荡，寻找幸存者将他们用作食物。他们必须面对道德被人摒弃、人们被当作囚犯关押肢解、婴儿被拆吃入腹、幼小男孩被强奸的噩梦一般的末世。

凯西·克鲁斯对创伤一词给出了定义：“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的重复形式回归。”克鲁斯提到的许多症状都可以在《路》中找到。一方面，父亲反复梦见末日前的世界。这种在梦中对不可挽回的过去的回忆，表明他没有能力同化所发生的事情，并受到创伤。此外，他还会闪回以前生活中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时刻，比如妻子自杀前与他的谈话，她在对话中解释了她想自杀的原因：“我们迟早都会被他们抓住，然后被杀死……你宁愿等着看这一天真的来临。”此外，他意识到，如果他们被食人族发现，他很可能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儿子，以防止他遭受痛苦，而且他反复被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想法所困扰，这也是他心理创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你能做到吗？时候到了吗？时候到了就没时间了。”男孩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与创伤受害者有关的症状。例如，他在晚上一直做噩梦。正如他所说：“反正我没有好梦。它们总是关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此外，很多时候他都在哭泣或拒绝说话。综上所述，在整部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梦境、闪回、重复和侵入性记忆，这些都证明了麦卡锡把他的主要人物刻画成了具有创伤心理状态的受害者。在小说中，围绕着主角们的持续暴力和荒凉的气氛阻碍了他们应对创伤，因此难以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

二、直面荒诞的“火种携带者”

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哲学思考。“判断生活是否有价值，无异于回答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在任何一个街角，荒谬感都可能正面直击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每天被迫按照同样的节奏进行同样的行动，“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待四个钟头，吃饭、乘电车、工作四个钟头、吃饭、睡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遵循着同样的节奏”（加缪，2003：11），人们最终面临着一种无意义的感觉，在认识到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之后，他们开始怀疑生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不仅面临着加缪所提到的无意义的重复感，而且还被持续性的破坏和暴力的气氛所包围。从小说的一开始，麦卡锡就传达了一种无望之感。在未知的灾难发生后，主人公们在新的荒原上进行每天的“例行事务”。在末世中，“没有生命的迹象”，夜晚“黑得远胜过浓墨”，“很冷，而且越来越冷”。这对父子正朝着海岸线南行，但他们并不清楚那里的情况是否会好转。此外，他们被暴力所包围，总是在小心提防着，担心他们随时会被吃人的幸存者袭击：他们的恐惧已成为习惯。局势是如此严峻，事情会得到改善的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至于很多时候，父子俩会问自己，生活是否值得活下去。

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公开批评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如列夫·谢斯托夫、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因为他们在面对不可能找到存在主义问题的答案时转向了宗教。“存在主义哲学，我看到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建议逃避。通过一种奇怪的推理，他们把压垮他们的东西神化，在使他们贫困的东西中找到希望的理由。这种被迫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加缪，2003）加缪显然受到尼采及其“上帝已死”宣言的影响，他拒绝了对来世的希望，而是声称“荒谬作为有意识之人的超自然状态，并不通往上帝”（加缪，2003）。在《路》中，麦卡锡也邀请他的读者斟酌这一观点。从小说一开始，这个世界就被描述为“无神”，尽管在整本书中，读者可以发现男人多次试图与上帝对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上帝。“你在吗？他悄声问。我最后能见到你吗？你有脖子，好让我掐死吗？你有心吗？你这该被永世诅咒的，有灵魂吗？哦，上帝呀。”主人公进行的旅行实际上是一次没有精神向导、没有启示之书的旅行。

加缪也认识到，自杀确实是解决荒诞的一个可能办法。加缪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当面对荒诞感时，许多人决定自杀。这样一来，他就开始分析自杀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荒诞的一种解决办法。正如他所指出的：“荒谬不在于人，也不在于这个世界，而在于二者的结合。人的思想之外再无荒谬，于是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荒谬止于死亡。”而他拒绝认为自杀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在直面荒诞时，加缪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当我们背离它时，它才会消亡。仅有的几个前后一致的立场之一便是反抗。”在《路》中可以清楚地找到自杀与反抗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书中人物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存在主义空虚做出反应。一方面，一些人物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希望和生存意志。显然，最能代表这一群体的人物是男人的妻子，她甚至在主角们的旅程开始之前就自杀了。她决定自杀的事实表明，她已经认识到“没有任何深刻的生存理由和痛苦的无用性”（加缪，2003），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抛弃了自杀这个选择，麦卡锡在《路》中似乎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因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妻子的自杀决定往往被描绘得很负面。此外，书中的人物尽管处境恶劣，却从未放弃，如男人和男孩，以及灾难中的其他幸存者，不管是不是吃人的掠食者，他们在全国各地游荡，尽管生活毫无意义，但仍存在活下去的希望。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加缪将那些永不放弃的人的态度与“荒谬的英雄”西西弗斯的态度进行了比较。根据希腊神话，西西弗斯被众神责罚背着一块石头上山，一旦他到达山顶，石头就会再次滚落。尽管被指派了这样一个无望的任务，西西弗斯还是能够适应他的处境，享受此时此地的乐趣。正如《路》中的父亲，无论他和儿子的现实条件有多糟糕，在整部小说中一直在努力寻找生命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两位主角的忍耐与坚持成为反抗荒诞的主要文学表现。

加缪认为，是反抗使生命变得有意义，麦卡锡在陈述这个故事时似乎也有这种想法。然而，笔者认为，除了强调在荒诞的世界中保持生存意志的必要性之外，麦卡锡还有第二个存在主义的关注点：分析人们面对这个荒诞和备受蹂躏的世界时所遵循的道德准则。荒诞感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危险的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可以被用来为可怕的行为辩护，如杀害他人。于是，在关于伦理道德方面，当面对一个荒谬的世界时，又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方面，虚无主义者可能决定摒弃伦理，为所欲为，从而转向自相残杀；另一方面，选择反抗的个人可能会通过肯定生活的意义并且按照正义原则来真实地生活。同样，在《路》中，麦卡锡对灾难中的幸存者采取的两种立场进行了区分。一类是在面对荒诞的世界时，什么都不相信，因此不再关心道德的“坏人”，他们不介意杀死其他人并吃掉他们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另一类是那些想忠实于自己的道德原则更真实地活下去的“好人”，或者象征性地被称为“携带火种的人”，因为他们不会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而将其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路》中的父亲和儿子，他们是这一群体的最佳代表，既与死亡作斗争，又与邪恶作斗争：尽管在最恶劣的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的生存意志，并且无论如何也要坚守人道精神。在整部小说中，父亲和儿子一直忠于他们的道德原则，即使周围其他幸存者早已摒弃道德伦理。因此，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采用吃人的方式苟且偷生。这对父子代表了文明的剩余部分，他们甚至用火种携带者的标签来称呼自己。携带火种指的是道德价值观的传播，是指不是简单地为了生存而生存。携带火种既指保持生存的意愿，也指以一种真实和道德的方式去做事。因此，对于父子二人来说，携带火种成为他们面对结构性创伤时的一种韧性复原形式，也是一种与末日时的抑郁作斗争的方式。父子二人是火种携带者，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派英雄。

三、结语

当从创伤研究和加缪的存在主义这两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时，对这部小说更全面的解读就会浮出水面，小说的优势在于既描绘了集体创伤的情感影响，又传达了面对末日存亡时的存在主义信息。此外，本文认为，《路》中人物所处的情况可以作为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处境的隐喻。正如父子的情况一样，暴力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战争、恐怖主义、强奸、种族主义等事件使人们对创伤和生存焦虑的认识越来越深刻。通过描写两个能够在没有任何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或社会制度的荒诞世界中保持忠实于自己的道德原则的人物，麦卡锡似乎在宣称，与加缪的反叛英雄一样，无论在多么困苦的环境中，都有可能以人道的方式行事，依靠善良和爱传递希望，这一信念在我们当代社会也具有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