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诗学视野下的李白研究
——读詹福瑞《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河北 陈玉强

詹福瑞先生研究李白，经历了两次顿悟。一次是不惑之年读李白的《将进酒》，悲从中来，怆然泣下，从而顿悟李白的生命意识；一次是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顿悟生命的本质在于存在的瞬间性与消亡的虚无性，从而理解了展现生命短暂之痛的李白诗。这两次顿悟奠定詹先生《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11 月版。下文所引出自该书者，随文标注页码）的基本研究路径，即文本悟入与哲学阐释。

《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

詹福瑞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出版

这一路径与“以还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路径不同，是从文本细读中直接触及并阐释李白诗歌的生命内涵，“既要从个人的生命悟入，更要依赖于读书，尤其是西哲的书”（第582 页）。然而，生命悟入岂是易事？“生命，不论古今，无论中外，都是一个微妙的、难以勘透的问题。”（第580 页）詹先生这部书，从不惑到耳顺，写了半世，用功最著，这其中包含持续的学术积累和人生渐悟的过程。

詹先生将中外生命哲学的要义融入对李白的阐释中，使此书具有明显的生命诗学视野。按照学界的界定，“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本体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 年版，第8 页）。詹先生探讨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就属于典型的生命诗学研究。

尽管郭沫若早在1920 年已揭开文学抒写生命的本质特征，《生命底文学》一文呼吁“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然而检讨百年来的生命诗学研究，成果远谈不上丰硕。詹先生指出：“很明显，生命意识已经消失于当代熙熙攘攘的众生之中了，忙于世俗生活的人们已经麻木，谁还去关心生命为何、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哲学很少研究人的终极之问，文学亦舍弃了这一重要传统，关于生命的研究内容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只在少数著述中才见涉及。”（第580 页）

少数几部涉及生命诗学的著述，大都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例如吴投文对沈从文生命诗学的研究、陈超对当代诗歌生命诗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家，尤其对李白的生命诗学阐释，学界是有缺失的。詹先生的这部书弥补了这一缺失，通过研究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为学界建构了生命诗学视野下中国古代经典阐释的新路径。

生命意识研究何以是可能的

“生命意识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第582 页），较难把握。作为研究方法的生命诗学首先要在逻辑起点上回答：生命意识研究何以是可能的？詹先生指出：“研究文学中的生命表现，应是文学研究的基本之义。”（第580 页）

其一，生命时间具有客观属性。生命在时间里发生、展开、终结，生命意识的本质是时间意识，只有从时间里才能窥得生命的本质。詹先生引用叔本华之语“时间是我们一切直观先天的必然形式，一切的物质以及我们本身都非在这里表现不可”（第213 页），在哲理上可以佐证“李白对个体生命本质的体认，是通过光阴而获得的”（第14 页）。生命意识之所以可以被研究，正是因为其底层的时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

其二，生命意识具有历史属性。李白是肉体性、精神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的历史存在，他的生命意识是从其所处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受唐代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特定的历史属性。

其三，生命意象具有客观属性。詹先生对李白诗歌中的逝川、石火、春荣、飞蓬、逆旅、过客、春殿、古丘等生命意象有精彩的探讨，揭示了其中包蕴的生命意识。而这些生命意象是客观存在的，故而其比附、隐喻的生命情感空间，也是可以被感知的。

其四，文学具有不朽的永在性。詹先生指出生命的本质是“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第14 页），但李白抒写生命并不是为虚无辩护，恰恰相反，他是以文学反抗虚无。李白创造了承载生命之思的杰出作品，揭示了生命的虚无之痛与超越之途，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因而具有立言不朽的永在性。

詹先生以生命诗学为研究视野，对李白生命意识的研究，首先是以生命意象为核心的内部研究，其次站在中西生命哲学的高度对之加以审视，又具有外部研究的特点，跳出了以往作家思想研究的俗套，开辟了李白思想研究的新格局。

揭示李白生命意识的内在构成

李白没有提出任何生命哲学的理论，“但是，他通过个人的感受、体验和艺术表现，不仅触及个体生命本质问题，而且极为深刻”（第14 页）。李白的生命意识集中体现在他对生命瞬间性、虚无性本质的焦虑与反抗上，他的生命之悲与乐、功业渴求与英雄情结、孤独与崇高、逃逸与解脱，均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一方面，生命的瞬间性、虚无性必然引发李白的焦虑，在诗文中体现为生命短暂的悲叹。詹先生精当地指出：“惊惧时光的飞逝，嗟叹生命不永，是生命意识在李白作品中至为突出的表现。”（第160 页）另一方面，由于生命短暂，终归虚无，李白又努力追求生命价值的生成。“李白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认，给其心理带来巨大的焦虑，同时也为其人生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动力”（第14 页），詹先生研究了焦虑与动力双重驱动下李白的生命意识。

李白的生命意识具有复杂性，他对现世乐与身后名，时褒时贬，有一些矛盾的表述。李白《少年行》“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否定身后名，肯定现世乐，对徇节徇书以追求身后名的行为表示不屑；《江上吟》“功名富贵若长在，江水亦应西北流”，认为现世乐不长久，转而赞赏“屈平词赋悬日月”，又有“身没期不朽”（《拟古》其七）的一面。

如何阐释李白的这种矛盾呢？詹先生认为，现世乐与身后名在李白思想中是并列的。其一，李白接受的文化本身存在矛盾。“造成矛盾的原因，不在李白，而在于他所接受的文化。”（第240 页）在生命目的的认识上，儒、道重精神，《列子》重感官，造成了思想的对峙与分裂，“李白接受的就是这种分裂、多元的思想”（第240 页）。其二，李白人生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心境，导致不同的生命意识。“李白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情境和心境不同，他的诗中故而出现了或高扬功名或高扬感官快乐的矛盾”（第240 页），整体上呈现出早年求富贵、晚年求身后名的特点，当然其中还有更具体、更复杂的原因。

事实上，李白以快乐主义的生命观弥合了现世乐与身后名的矛盾，将“现世乐与身后名和谐地统一为一体”（第235 页）。詹先生指出，李白“否定功名富贵与肯定身后名的立足点正是在现下的快意之上，而且是无待，即没有任何负担的快乐”，“携妓纵酒与兴酣草诗，都是逞一时之快。这种诗酒生活，既可以释放受到现实压抑的情感，又可以留下诗文传世”。（第239 页）

也就是说，李白对身后名的理解，不由循节循书而来，而是由其笑傲诗坛的诗才而来。进而言之，他追求的不是道德不朽，而是诗文不朽。在李白看来，现世乐是荣身乐命，身后名是基于快乐主义的诗文不朽，二者本质上并不矛盾。

李白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当世，因此他的功名心甚强。“崇拜英雄，建功立业，追求声名的不朽，这是李白为个人生命找到的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也是李白诗歌的主调，是李白作品中最能感发人的意志的内容之一。”（第15 页）然而，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又催生了李白强烈的孤独意识，加重了他的焦虑。“李白一生的主要困扰是强烈的功名心与怀才不遇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加深了他生命苦短的焦虑，造成心灵的极大困扰。”（第16 页）故而李白诗文常常抒写孤独无依之悲、孤芳自赏之傲，赋予其文学以悲感与崇高感。

李白有两种解决焦虑的途径，一是以诗文不朽作为生命不朽的快乐之源；二是推重精神自由，沉入审美境界，超脱现实不快。詹先生指出：“李白习惯于求助庄子，追求精神的自由放旷，以此来达到一种快乐的生命状态。”（第16 页）詹先生由李白的游仙诗、饮酒诗探讨李白心灵的逃逸与解脱，由李白的山水诗探讨李白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揭示了李白复杂的心路历程。

李白生命意识研究的多维路径

“就李白说李白，无法说透李白。”（第581 页）因此，詹先生跳脱出来，从哲学、历史诸层面，探讨李白的生命意识，建构了生命诗学的四个维度：哲学之维、历史之维、审美之维、现代之维。

其一，在哲学维度上，梳理中西生命哲学理论，揭示李白生命意识的本质、渊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高度。詹先生认为先唐生命哲学是李白生命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儒墨的轻生观、老庄的重生观和列子的厚生观，此三者都影响了李白的生命意识”（第18 页）；以西方生命哲学为参考，“找到了李白关于生命本质和价值的内在逻辑，就使李白生命意识的各个方面得到了贯通”（第581 页）。

其二，在历史维度上，注重探讨李白生命意象的历史渊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厚度。例如，詹先生研究李白“石火无留光”（《拟古》其三）的石火意象，先梳理李白之前《关尹子》、汉乐府、《抱朴子》、曹植对石火的用典，再阐释李白石火意象的独特性，认为喻指生命短暂的石火意象包蕴着生命稍纵即逝的本质，比源出孔子、喻指时间持续逝去的逝川意象更强烈、更震撼。

其三，在审美维度上，抓住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象进行审美分析，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深度。詹先生以研究对象映照自身，将自身对生命与诗艺的理解，作为文本悟入的契机，剖析李白的时光流逝之叹，写得极为精彩。

其四，在现代维度上，探究李白生命意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和人文价值，体现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温度。詹先生对李白的研究不仅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而且站在贯通古今、会通中西的现代立场上，阐释李白对于当下的价值，其功于李白研究甚大，对当代文化建设亦有意义。

李白生命意识研究的价值探讨

詹先生此书不同于以往从道德层面塑造李白的成果，他从生命意识这一根本层面阐释李白，探讨李白的生命意识与当下的关联，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自古以来，对李白的快乐主义不乏偏见，詹先生为李白辩护，认为李白追求及时行乐的“内在思想基础是其对实现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外在原因是社会对其追求思想的阻碍，使李白追求生命价值的努力遭受打击，其生命力受到挫折，此时的及时行乐就是执着于生命的矫激行为”（第233 页）。李白及时行乐的目的，并非颓废的发泄，“是以最强调的形式指出生命的顽强性”（第234 页），是“他挥发生命力的表现”（第14 页）。

詹先生进而指出快乐是生命的目的及人类的权利，“其实快乐是生命的唯一或曰终极目的，它合于生命的本质，无论是追求物质的快乐，抑或精神的快乐”（第14 页）。为了说明这一点，詹先生广引中西快乐主义生命哲学作为佐证。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身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纷扰都是恶，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端和终点，它是首要的和天生的善；中国儒、道重精神快乐，《列子》重感官快乐，也是对身心快乐的肯定。

詹先生认为李白诗文中及时行乐的思想也不出快乐主义的范围。追求身后名是延长生命的一种精神上的价值追求，追求现世感官快乐是尽可能占有生命空间的一种物质上的努力，“两者同样都是面对生命苦短的现实而自然生成的提高生命质量、增加生命力度的行为方式。追求快乐行为，合乎人的本性，因此也是合理的”（第232—233 页）。詹先生举德国思想家霍费尔的观点，认为追求快乐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夺取人的快乐，是对人的原始权利的侵犯。

总之，詹先生这部功力深厚的李白研究专著，哲思与文采俱佳，学理与情怀兼备。从李白的快乐主义生命意识中发掘与当下的关联，探讨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可见詹先生的李白研究寄寓着一种深刻的情怀，即对人的生命权利、快乐权利的肯定。詹先生此书既弥补了李白研究的短板，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开辟了生命诗学研究的新路径，又将研究结论指向当下对生命意识漠不关心的普罗大众，展现了詹先生关注现实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