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挪用到设计自信
——由“马面裙”事件引发的设计批评思考

文／何 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学院）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西方的服装设计也开始频繁使用中国元素作为灵感。2022年Dior早秋成衣系列发布会上，其中一条被介绍为“标志性的Dior廓形” 的中长半身黑色裙子，其结构与中国传统服饰 “马面裙”非常相似。该事件引发海内外的一系列争议，以至于被评论界称之为“‘马面裙’事件”。其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称具有明显“马面裙”特征的裙子是“采用标志性的Dior廓形”的“全新”时尚单品，即属于Dior廓形的原创款式，而不承认是一种跨文化借鉴的款式；第二，品牌发布时秀场选址在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以示对韩国而非中国奢侈品市场的重视，这又进一步点燃了中韩文化的敏感点；第三，Dior品牌在“马面裙”事件后仅在中国官网对该裙装下架，并关闭评论，未对此事件做出正面回应，还以“借鉴了、但不承认” 这种公关处理方式激化了矛盾。笔者认为，关于“马面裙”事件的讨论，不能单纯从“文化挪用”抑或“借鉴”来表达此次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一、“马面裙”的历史缘起与Dior的经典廓形

事实上，自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东西方通过频繁的交流和互通，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路易十四非常喜爱身着中国风格的服装，由服装引发的自上而下的时尚流行风潮迅速下渗到民众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这股热潮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消退。自此中国元素被广泛运用在西方的日用品中，形成一种特有的风格与范式。纵观两次中国风在西方引起的关注，其背景一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流频繁，中国风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审美风格备受关注，以中国风格为切入点成为参与全球化的艺术产物；另一个是新时期快速发展的中国文化、国潮国风等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

中国传统服饰中，“裙”是一个核心的产物，在“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中的“裳”便是“裙”。《释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蔽也。”[1]马面裙自古是中国古代女子主要裙装款式之一，属于汉服的一种形制，最早见于《明宫史》：“曳撒，其制后襟不断，而两旁有摆，前襟两截，而下有马面褶，往两旁起。”[2]宋代出现的旋裙中的门襟结构是马面裙的雏形，是女子为方便骑行而设计的一种功能性的“开胯之裙”。在明代，吸收胡服服饰并融合前朝服制之后，马面裙确立了结构简单的服饰形制。由于清代服饰制作水平娴熟、织染绣技艺精湛，以及精神文化的叠加，马面裙出现了百褶裙、襕干裙、凤尾裙等新形式（见表1）。马面裙核心结构为两块竖长方形的围布部分重叠，上端被一条白色长腰带绕身体一圈连接在一起，两块长方形的围布位于身前的交叠量形成裙门襟为光面，称为“前马面”，两块长方形围布在身后交叠为“后马面”，马面处可以打开而不露裤装，4块长方形围布串联腰带。裙门襟之外的围布根据款式的变化有不同的褶裥，主要区别在其褶裥宽度、褶裥方向、结构和是否出现阑干等。前后4块围布重叠，形成了两个光面，比较方便起居坐卧。坐下时，坐在光面上不至于压住褶子，行走时褶裥自然垂下，摇曳中透出裙褶的结构，站定后裙褶收敛，若骑马时，上下马方便也不妨碍骑蹬且能够藏裙下裤装。这样巧妙的设计结合了使用功能和美感美观。服装形制的使用大大增加了男女日常生活的活动空间，结构多元、且群面的装饰丰富。马面裙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并影响到中国边疆地区及东南亚。事实上，马面裙在中国能够广泛流传的主要原因是在魏晋、唐、辽、元、清等时代，统治阶级对“马”的使用频率增加，骑马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马面裙因其与审美并重的功能被广泛接纳。

表1 清代马面裙种类

相对比之下，Dior品牌自1947年成立后，其经典的“New Look”（新风貌）服装廓形开启了服装的新时代，主要以突出女性线条的“X”型。服饰款式延续欧洲宫廷的女装传统，主要为上小下大的正三角造型，此服饰让细腰身与胸部线条的自然曲线形成强烈对比，用女性身体的自然形态塑造服饰的本来面目。裙子长及小腿，细致均匀的打褶，不仅凸显女性柔美，也适应了女性新形势下的审美追求，呈现出19世纪上层妇女高贵、典雅的服装风格（见图1）。

图1 Christian Dior 经典廓形：新风貌

进一步分析，作为时尚巨头的Dior公司为什么设计一款形制和马面裙一致的半身裙？根据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可以看到，2022年以来汉服爱好者的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数量达850.7万人，市场规模已达125.4亿元，且大部分为“九五后”“〇〇后”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者逐渐成为“国潮”的消费主力人群，且不再受商家流行趋势指南的影响。Dior向来看重中国消费群体庞大的消费力量，作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时尚品牌之一，其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计，投其所好投放产品也是符合市场需求的。

可见，中国的传统马面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不断革新、承继前朝的服饰形制，是兼具功能与审美为一体的文化符号。而Dior的经典服饰款式起步较晚，是“二战”后历经军装的妇女极度渴望新服饰样式来呈现出女性的自然形态、女性特征，Dior的新面貌使服装线条更流畅，款式恰好让女性找回了自信、自由和优雅。其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源起不同，一种基于功能，另一种基于审美需求；其次，历史沉淀时间不同，马面裙形制沉淀时间更长，历经千年不断与其他文化交融，直至骑马不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交通方式，马面裙才真正失去其语境，而Dior的服装形制符合新时代女性特点，自1946年来经典廓形从简单到延续扩展X，H，A等廓形，整体风格典雅简洁。最后，两者的落脚点不同，马面裙体现古典和多姿之美，后者呈现出女性自然之美。但回到此“马面裙”事件来看，引起争议的服装具有中国传统服饰中马面裙的诸多特征。从结构上看，形成了交叠的马面区域；从功能上看，马面处的交叠打开方便行走，又非常具有现代感。可以看出，所谓“Dior廓形”的主体设计部分根本并非原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与中国元素的文化挪用

2.1 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马面裙”事件被西方误认为灵感来自韩国传统服饰，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同时也对古代东亚文化知识的欠缺。一方面，早期韩国高句丽时代贵族陵墓中的壁画里妇女着装痕迹可以看到当地受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明朝为了彰显皇威，“赐服” 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频繁向藩国朝鲜“赐服”以示安抚。《明史·外国传》中记载:“帝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3]其中有“马面裙”赐予朝鲜，而朝鲜王朝内部为了巩固政权的合法性，维持稳定，也乐于接受明朝赐服，朝鲜王朝心甘情愿 “袭大明衣冠，禁胡服”[4]。同时期，明朝女性服饰中主要的裙装以马面裙为主，裙子形制被流传至朝鲜半岛。韩国出土的李氏朝鲜申景裕墓朝服裳采用前3副、后4副的方式连缀，前后片相掩，四周有缘，与马面裙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是马面的光面部分未突出，因此不能称之严格的“马面裙”，而民间以百褶密褶为主，马面裙没有成为他们的一种典型服饰，非朝鲜本土原创或来源于朝鲜半岛。因此，2022年秋冬Dior的发布会在韩国梨花大学举行这一事件本身，仅仅是看重其当代奢侈品消费市场而做出的商业行为，而并不能够据此推断其灵感来源于韩国传统服饰。

事实上，西方文化语境下普遍对东亚文化有刻板印象，作为“他者”的中国风近年来出现中、日、韩3种不同文化的服饰元素混淆情况，别国的误导与宣传也难辞其咎。再加上中国文化在近代真正走向世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彼时中国政府邀请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来到中国，并联合外贸部、纺织部、轻工部，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主办了第一场内部时装表演，从而打破了中国时尚的寒冰，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通道。可以说，中国是在最近40年才开始借助时尚的力量，真正与世界进行交流、沟通，并逐步让世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西方观众常常无法分清中日韩各自文化传统的一个客观原因。

2.2 中国元素的“文化挪用”

千年传统的“马面裙”再次闪耀在聚光灯下，是“挪用”还是“原创”？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最早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这种相互借鉴、杂糅、融合的现象是“二战”之后人类学家在殖民地进行田野考察时将非西方元素的“挪用”。加拿大哲学家詹姆斯·欧·扬（James O Young）出版《文化挪用与艺术》（Cultural Appropriation and the Arts）中，“文化挪用”被定义为“某文化背景的人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他认为，一种文化的成员对另一种文化的产品所有使用行为都应该被视为文化挪用，他区分了文化挪用是否被接受的类别，同时将艺术中的文化挪用细分为5种类型：物品挪用（object appropriation）、内容挪用（content appropriation）、风格挪用（style appropriation）、主题挪用（motif appropriation）、题材挪用（subject appropriation）及声音挪用（voice appropriation）[5]。他将题材挪用类型中题材的完全拿走，称为是一种有害的挪用，也是不能被接受的类型，但是内容的挪用如果促成了艺术作品的阐述，如把观念和风格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珍贵的艺术品，则属于作者支持的类型。作者也提出了文化挪用有两个理解层面，一个是美学层面，一个是道德层面[5]。道德层面的挪用事实上被解释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挪用，这种挪用可能对于强势文化来说只是一种霸权主义或者文化多元性的征服，但并未完全理解弱势文化中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弱势文化中一些元素一旦被误用，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权中，从而无法辩解。比如在2018年Gucci的秋季发布会上，锡克教的头巾被作为服饰元素成为了模特的配饰，对锡克教徒来说，头巾是比生命更加重要，因为代表着他们的精神信仰，而设计师在使用元素时完全忽视锡克教教徒的信条。以Gucci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锡克教头巾的佩戴方式和用途很容易被误解。类似的挪用在设计领域尤为多见，设计师在进行创作时经常会使用其他文化的艺术作品和视觉现象来作为设计元素，在服装设计中提倡使用“灵感版”设计方法，把抽象的感官具化为视觉图形来呈现，同时反复刺激灵感，常常用“剪切和粘贴”手法将挪来之物异化、变形、解构、重组，以完成设计。这是否属于“挪用”？在快节奏的时尚圈中，每个季度大量的服装设计创作产出，需要汲取源源不断的服装元素，设计师并不能精准地了解每个元素背后的深刻文化含义。

再来看当代服装设计中对少数民族或少数群体特有的民族元素使用。设计师与艺术家深入到土著人的社区中，往往是抛开参与式观察，直接进行参与式设计创作。这不仅挪用了当地文化，也常常使得设计与艺术造成了一种符号式的“样式主义”。这种离开其文化语境的案例有几个是在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之后所作？文化人类学家桑德拉·尼森在《时尚、牺牲区和可持续性》 一文中把这种土著人看作是“牺牲区”，其特殊的文化元素被搬上T台之后，将面临原始的文化闭环被打破的境遇，因工业时尚的扩张而被破坏。事实上，当代对于“文化挪用”的关注点在于是否改变传统文化格局。弱势群体若在“文化挪用”中被卷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并随之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会在完全陌生的外来文化中迷失方向，而需要寻求解决文化失衡的有效方法就是保持自身与众不同的特性。

显而易见，文化挪用不仅容易被当代服装设计介入，其他艺术形式也难免都会涉及。毕加索在《阿维尼翁少女》画作中受到了非洲雕刻的影响，分离的躯体所产生的侵略性与暴力性的表现在毕加索风格中融入了多元文化。事实上，跨时间、空间、事物的设计融合每一季服装发布会都会形成舆论点。在“马面裙”事件中，品牌方的处理方式是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回归其设计本身，笔者认为这甚至不能构成“文化挪用”，原因是追求效率的设计师根本不会去了解各元素背后的文化内涵，而是简单地把精神与形式剥离，简单借用其表面形式。因此，也更不构成Dior在申明中所提及的“全新的原创设计”。

三、从“中国元素”到“中国风格”的当代服饰创新之路

无论如何，“马面裙” 事件也带给中国服饰设计诸多思考，对此笔者谨从设计批评的视角提出3点意见。

首先，坚定立场，探索中国风格的设计主体性表达。当下新时代中国向前迈进的历史节点，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催动下，“中国元素” 成为新的文化要素在西方设计语境中反复被提及，坚定正确的文化立场，挖掘文化自信，探索中国风格的设计主体性表达。中国服装设计先锋一直在尝试进行中国本土设计，但是无论是整体设计的审美水平还是制作水平与西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大部分的设计是在西方的设计中添加中国元素，运用元素堆砌、工艺繁琐，色彩对比度高，整体缺乏美感。特别是乡村旅游兴起之后，以龙凤纹刺绣、色彩不均的蜡染扎染、棉麻服饰等，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以民族特色元素售卖同质化强的旅游纪念品，没有差异化，缺乏思考设计中国化，缺少挖掘本土文化基因，只能“挪用”“抄袭”在西方强势之下生存。然而，近年来中国原创设计师的力量呈井喷式增长，对于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在现代的西方语境中基本实现了从中国元素的个案到中国风格的形成。一方面，对内“中国风格”是中国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探索，是中国元素基于国际视野的中国文化提炼与升华，是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载体之一；另一方面对外设计师需要坚定中国优秀文化，理解优秀文化，传承优秀文化，阐释中国文化内涵，凝练自身优势，坚持中国设计主体性，探索当代服装设计的中国风格的在国际场中的设计新秩序。

其次，承嬗离合，建立设计基因库及评价标准。面向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庞大的设计材料和基础亟待整理和推广，同时需要建立中国自由的评价标准。事实上，在“马面裙”事件发生之前，作为中国主流的服饰形制，马面裙具体的形式、风格了解的人较少。在西方服饰知识体系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被悬置在历史空间中，已经成为过去的记忆，需要以时间为脉络，溯本逐源，梳理中国历朝服饰文化，解读其蕴含的审美与哲学思想，提炼当代设计基因。面对当代服装设计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四大服装周的大品牌手中的历史现状，借助数字化来储存和继承优秀文化，高效提炼设计基因，熟练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合理利用好中华民族这个巨大的知识宝藏，形成中国主体设计评价标准来反击西方。

最后，融贯中西，完善当代服装设计产业路径。从设计实践和设计产业上来看，中国市场目前已成为国际时尚产业最重要和最具发展前景的消费市场，西方服装设计把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国。对于中国元素的直接“挪用”，西方设计师对中国文化存在较深的误解，“文化挪用” 除了事件本身引起的舆论，也反应了所带来的殖民批判、跨文化交流、民族身份认同、本土知识再建构等拒绝接受西方是设计的中心，挑战其权威。立足本国服装设计产业和国民需求，马面裙的形制能够不受流行的影响，传承千年，其原因就在于坚守从实用出发，才能兼具实用与美观。当代设计行业与设计师也提倡从用户出发，只有认真分析中国服装市场需求，在学习西方立体裁剪的服饰制作工艺基础上加强中国传统服饰制作方法，才能形成以审美、技术、内涵三方交互的中国服饰设计自信。

四、结语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西方民众对于中华民族认识的不断加深，对于中国传统设计的应用与传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文化自信也是国家软实力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基于此，设计实践需要强调传统造物思想和时代精神的融合，当代服装设计的发展更需要吸纳中国传统造物思想和现代技术的融合。近年来，当代服装设计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服饰在国际设计舞台上崭露头角，吸引了更多的西方设计师和消费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设计。从设计批评角度来审视，“马面裙”事件不仅是一场“文化挪用”的讨论，更需要大家以此为警戒，从而认真审视和总结中国服装设计的未来之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国文化捍卫者亟需利用舆论在国际时尚界的发声，设计批评领域对此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中国设计界来说，也应该正视传统文化内涵，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从而加快形成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主体性设计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