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与未来设计学发展
——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研究系列

文／邹其昌（1.同济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2.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创建中国设计学派（Chinese Design School），可谓学者使命与历史必然。这里首先要特别提出的，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创新问题。提及创新，很显然它不只专属于设计这个领域，而是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应有所展现。若将创新大体分为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从这两大类别对应的创新方向来看，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创新活动尤其聚焦于理论创新，那么技术创新活动应集中在哪些领域呢？答案是在企业。但是就目前很多科研院所和高校而言，其中一些学者和高校教师却把这个方向搞错了。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最好不要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头去找，而是要到市场的最前沿地带，去企业中寻求。技术创新做得好的人才一般都在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则不尽然，属于理论创新的高地。

可以说，自21世纪初开始，我就开启了中国理论创新工程（Chinese Theory Innovation Project），倡导并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Contemporary System of Design Theory in China）。以2004年《营造法式艺术设计思想论纲》①《营造法式艺术设计思想论纲》为我的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4—2005）。的提出为源点，尤其是由哲学转入设计学研究，提出了以《易》《礼》体系为思想源头的中华“考工学”设计理论体系，分别在中国上古（华夏融合圈）、中古（亚洲融合圈）、近古（东西融合圈）3个历史阶段，具体表现为在政、产、学、研四大维度层面的建构范式：《考工记》（先秦两汉——摸索与创立的创构期）→《营造法式》（晋唐宋元——发展与完成的成熟期）→《天工开物》《考工典》（明清——总结与挑战的转型期）。以此为基础，在2010年又进一步提出造物美学或造物文化体系，并在2014年正式提出“中华工匠文化体系”，于2016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及其传承创新研究》立项，2017年“工匠文化”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策，意味着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形成紧密的呼应关系，印证了我在2013年提出的设计产业发展12字方针——“理论先导、政策跟进、产业繁荣”前两个逻辑目标的实现[1]②其总体要求中的指导思想就明确提到“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工匠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特别是“乡村工匠培育”，我从2017 年开始就展开了系列的全国性“中国工匠培育”理论研讨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理论先导、政策跟进、产业繁荣”的进一步印证。。这也是我的学术追求在“个人兴趣—学科建设—国家需求” 三位一体境界之体现，更促使我全身心投入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系统思考与研究。

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亦可称之为中国有根的（Rooted theory）当代设计理论体系[2]、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论体系[3]、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设计学理论体系，也就是有别于世界其他现代化设计理论体系的新型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应该是一种另起炉灶的中国特性的现代化设计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的理论体系和现代西方理论体系之外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现代理论体系——“第三种体系”，从而形成“脚踩东西方理论，构建中国当代理论”的基本框架。当年欧洲就经历了中世纪、启蒙时代、工业革命等创建了一套有别于东方理论体系全新的现代理论体系[4]③雅氏曾指出：轴心时代的东西方理论体系的差异性还不是特别明显。，历史证明，唯有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未来。

一、为什么要建构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

1.1 建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与历史价值

首先，就东西方文化体系发展概况来看。整体观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体系倾向于 “技术与艺术”，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系则倾向于“科学与哲学”。具体来看，在18世纪之前，东西方文化体系各自独立发展，就技术文明形态来看，二者并未产生本质的区别，然而，自18世纪之后，东西方文化体系的发展开始分道扬镳。东方文化体系依然保持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耕读系统，即：耕——生活；读——学术，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西方文化体系则走出了与东方文化大相径庭的发展之路，即以科学实验的方式探索真理，将万事万物进行 “自然化”研究，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将人性还原为自然化[5]，呈现出科学信仰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的特征。这种文化特征可追溯至欧洲的中世纪，全社会的信仰通过神学的净化而使得人们心性处于同一频道，直至文艺复兴以后神学与科学逐渐分离，包括其后的启蒙运动，促使西方彻底走向科学之路（见图1），这在《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7]等著作中讨论得较为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得益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发达，我们当下不论是谈论西方的技术也好，还是研究科学也罢，抑或是讨论资本之时，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神学，以此为基础，宗教、科学、资本、商业等推动社会飞速发展的诸多要素被全部打通，最终模塑出与东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

图1 东西方文化体系发展概况

其次，建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历史来看，中国传统理论体系与西方传统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并不兼容，前述也提到，二者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发生在18世纪——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理论体系独立发展、独树一帜，与西方传统理论体系可谓并驾齐驱，在某些领域甚至是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而18世纪以来，西方以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哲学家构建的理论体系，开始全面影响世界格局。尽管我们现在很努力地将中国传统理论体系予以现代化，希望融入到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理论体系，但就目前情况看来，依然困难重重。因此，需要另起炉灶，以中西传统理论体系为基础，建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即“第三种体系”——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理论体系，也有别于西方传统理论体系（见图2）。这一体系内涵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自主性”，正如“我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就是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GLONASS）和欧盟的伽利略系统（GALILEO）一起成为目前的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8]，属于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其战略意义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图2 建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再次，建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历史价值。自麦哲伦环球航线开辟后的400余年，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从而使西方获得全球霸主的地位，表现为英美霸主的交替，由此引发了世界发展新格局。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突破欧美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开始构建世界新格局。然而，在进步与繁荣的同时，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需要跟进，除了科技硬实力突飞猛进外，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有待大幅度提升与夯实。在共享与应用欧美创造的现代文明的同时，如何创建与发展属于中国自己的超越于现代文明之上的新文明（中国当代体系或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等）,成为中国当代极其紧迫的历史重任和根本目标。对于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以及内含的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建构问题，同样成为中国设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中国当代设计话语体系建构、走向世界，并逐渐引领世界的基本前提，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1.2 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态

就中国传统设计理论的文化发展背景而言，历史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文化圈”。第一个是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原文化圈”，表现为“氏族融合”的文化形态，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本土文化融合系统；第二个是晋唐宋元时期的“四教文化圈”（儒教、道教、佛教、中国伊斯兰教[9]①我在撰写马工程教材《中国美学史》相关内容时，尤其注意将中国伊斯兰教美学置入其中，确保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完整性。因为中国西部包括新疆大片疆域范围内都是信仰伊斯兰教，因此这是绕不开的。但也要注意区分的是，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境外的伊斯兰教恐怖组织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详见：《中国美学史》编写组.中国美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或“亚洲融合圈”，表现为“地区融合”的文化形态，即以朱熹为代表的融合佛教文化的融合系统；第三个是明清时期的“东西文化圈”，表现为“全球融合”的文化形态，即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融合系统（见图3）。

图3 中国传统设计理论的文化发展背景

就中国传统设计理论体系基本形态而言，其源头是以《周易》体系和《周礼》体系（或称为《易》《礼》体系）为核心的“考工学”。作为中国传统设计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考工学” 设计学形态既包含《易》（主要突出的是以自然性为核心的阴阳思想），还包含《礼》（主要凸显的是人工性的五行思想，社会次序问题），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也是最本质的思想，可统称为“阴阳五行思想”，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其中五行思想在世界其它文化形态中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情况，但特别是其阴阳思想，则唯中国文化形态所独有，由此反映出中国文化独具特色的一面（见图4）。从中国设计理论体系发展阶段来看，自上古时期建构起来的《易》《礼》体系（包括《考工记》范式）始，经历了中古时期的《营造法式》体系范式，直至近古时期的《天工开物》《考工典》体系范式等，到目前为止还在发展构建过程之中。与之相应地，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态按其历史发展脉络，可分为“传统考工学设计理论体系——现代设计学理论体系——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这三大历史形态。尤其是对于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而言，目前正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处于建构发展阶段，亟待设计学界各位学者的共同努力。

图4 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态

1.3 国家发展战略是构建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的风向标

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建构与国家发展战略密不可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重要因素。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概括，用于指导国家各个领域的总方略；筹划指导发展国家的实力和潜力，以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方略。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战略，其中就必然涉及文化教育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因此，站在国家发展战略这一高度层面来说，更加现实地聚焦设计学科未来发展的战略需求问题，正是对如何更好服务于国家、如何响应国家发展所需的具体表现。

我一直主张“学科”属于国家战略和人类福祉，而不只是一个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具体来说，目前我们所处的设计学科，就属于典型的国家发展体制中的内容，那么在这个体制内从事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活动，就必须要考虑到国家战略发展问题。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概念，而是有形与无形的统一体，其无形的方面表现为由无数独立行为主体构建而成的理论建构体。从国家与设计的关系这一视角来说，国家的本质就是一种设计文化体，因此可以把国家可以理解为一类由多种要素构成的设计集合体。比如十三经中的《周礼》，开篇即云“惟王建国”，其注曰 “天地之所合”“四时之所交”“风雨之所会”“阴阳之所和”[10]。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名词“天地”“四时”“风雨”“阴阳”既有概念的自然属性（如天地、风雨），也有人为属性（如四时、阴阳），分别与动词“合”“交”“会”“和”联用，则强调“国”是天工与人工共同作用下建构而成的设计体。此处所谈之“国”显然与我们当下所谓的国家概念有所差异，但至少强调或突出了其概念内涵，即“国”可视为一个设计物或设计品，它在客观自然界当中天然是没有的，而是通过人工“建”构起来的，属于典型的人为设计之物，蕴涵着设计的成分和要素。因此，学科发展战略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方面，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人类发展的重要的方面，所以要和国家所需联系起来。

就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而言，二者既有差别，也有联系。简单来说，学科与学术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学术是个人的，学科是国家的。具体而言，“学术研究更具有个体性或自娱自乐性质，而学科建设则必须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相关联，切忌自娱自乐”[11]。从设计研究和设计学研究的关系来说，论及二者的关联，当然可以将“个人兴趣—学科建设—国家需求” 多维结合，针对某一设计问题充分展开研究。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当学者面对设计学科建设这一问题时，其核心必须围绕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即便是存在个人兴趣取向与之不一致时，也要调整至这一方向，因为学科发展战略就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不是一时一刻的事情，而是关乎到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发展战略是构建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的风向标，而目前中国当代设计学科恰逢前所未有的变革和转型，任重道远。

1.4 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是设计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

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若将其视为金字塔的顶端，具体到设计学科本身的系统建构，可视作金字塔的底部或基础，而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中国设计学科建设中的“国家发展战略”，属于顶层设计问题。中国设计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完成、深化，对新时代的重大设计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之相应，通过设计实践活动，可以进一步修正和完善设计理论体系。就目前国家大力倡导和推行的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指导方针来看，体现了清晰的由宏观到微观，由理论建设到实践落实的发展逻辑。其中的理论建设就涉及对乡村设计学体系的系统研究、建构与深度展开。而乡村设计学的提出[12]，恰是对政、产、学、研、城乡“五位一体”中“研”的集中体现，即充分利用高校和各级科研院所的研究资源优势，将学科建设以系统理论予以呈现。可以说，这既是整个当代设计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更是跨学科、多维度、交叉性的政产学研等多元互动与展开研究、实施的重大工程，意义十分重大。

进一步看，国家发展战略内在要求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建构应重新回归设计世界的全息性本质，这就涉及到设计学体系建构蕴含的设计单复数问题。具体而言，就设计总体（单数、广义的设计）而言，设计即世界。“设计世界”（Design World）可视为一种抽象概念，是对人工世界、第二自然、人类社会的高度概括，是以“人工”的方式作用于纯粹自然，从而创造出来的以人工物为主体的世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工世界，并非决然独立于第一自然，而是依然要以其存在的各类规律作为创造的客观依据。也就是说，设计世界是一个全息性复杂体，呈现出“天工”与“人工”的交融与统一。就设计个体（复数、狭义的设计）而言，设计即问题。“设计问题”（Design Problem）集中于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人们面对的均是具体问题，因此须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式予以应对，针对性地解决和攻克，从而收获创新成果。人类社会几次重大的技术（产业）革命，就充分体现出多层次、交互性、跨界性等特征。尤其是面对人类最近一次的数字技术革命，在强大的人工智能加持下，虽然当下还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如目前的ChatGPT，尚未完全实现以人工/人造数字工匠为主体的人工智能自主设计，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甚至是“超人工智能时代”指日可待（见图5）。从二者比较来看，如果说“设计世界”具有宏阔而广博的创造性，那么“设计问题”则倾向于具体而精微的创新性。

图5 “设计问题”背景下的人工智能时代与“数字工匠”

正因为存在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是设计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这一基本前提，国家发展战略内涵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的建构应具有工匠精神。这里的工匠精神并非圏囿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更多强调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尤其是处于当下或未来数字时代的创新主体——“数字工匠”，须全面改造或更新整体思维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或陷入目前设计学界津津乐道的“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从而摆脱与现实需求脱节或滞后等问题，培育锻造更多理论高端化和技术高端化的复合型设计人才，从理论建设和实践创新两方面助力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的建构，从而为建构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贡献力量。

二、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建构现状

2.1 中国当代理论体系及其建构问题

中国当代理论体系及其建构并非意味着唯理论研究，而是关涉两个重要因素，即“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目的和任务这一角度来说，理论建构指向 “体系”，实践探索指向“品牌”，虽然二者的侧重有所区别，但又表现为殊途同归的关系，即落脚点最终都表现为合一的“体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品牌”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概念，而是具有抽象意义层面的价值属性。以下就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相关具体问题展开讨论。

其一，关于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称谓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中国” 作为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前缀，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和高速发展，一旦整体国力的强盛超越目前以美国为领先的经济体时，是可以考虑将其“拿掉”的，即可正式表述为“当代理论体系”，这就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和价值。正如现在我们每每谈及 “某某产品达到美国标准”，言下之意即“这类产品达到了世界标准”，也就是说目前的“美国标准”即“世界标准”或“国际标准”，而当中国的国家整体实力超越美国时，那么“中国标准”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世界标准”。

其二，关于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性质问题。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中国当代设计学发展的顶层设计，即“我们要做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顶层设计”，绝不是应对当下问题的一般具体层面的顶层设计，而是具有长远价值、关乎民族命运的顶层设计。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师就是马克思，他在100多年前创立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和发展，昭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功。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马克思的伟大理论，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

其三，关于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内涵问题。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建构是需要全方位展开的，绝不是依靠设计学界新创几个概念自娱自乐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建设工程，其内涵涉及到：核心话语创造与传播设计理论体系、核心技术创新与研发设计理论体系、核心制造系统与服务设计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体系建构也绝非口号，而是要能够切实地引导设计实践，通过设计理论体系与设计实践活动的有效互动，促使高新尖技术能让设计产品生成、落地，真正做到为整个设计产业活动服务。

其四，关于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方法问题。对此我曾提出了 “六字方针”——打通古今中外。所谓“古今”，指时间的开放与融合；所谓“中外”。即指空间的开放与融合，所谓“打通”，即指实践的开放与融合，特别是“打通”，作为最后关键性动作，唯有充分把握“古今”“中外”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走向融合创新之路。而运用这一方法的前提与核心就是必须保持 “开放与融合”的心态，尤其对中国学者而言，更是其神圣使命，这就对目前理论创新领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要熟知中国本土的设计理论体系，对本民族的设计历史、现状、未来发展充分把握；另一方面，还要熟悉国外理论体系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前沿的最新理论发展动态。这种 “学贯东西” 的治学方式是与当前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因此，相较于西方学者而言，中国学者更是要付出双倍的艰辛努力。好比在研究过程中若按西方文献中的话语（关键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检索，是很难检索到内容的，比如就拿“设计”一词来说，若在《四库全书》中检索，几乎查阅不到与之相关的内容，因此，唯有学者通过花时间、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地地阅读、整理、消化、理解，方可有所得，这种理论研究也是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这类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所无法取代的工作。

其五，关于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路径问题。这是与上述方法问题一脉相承的，可表述为 “传承—借鉴—创新”。提及“传承”，一般都只涉及对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与把握，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除此之外，还要广泛借鉴、吸收一切世界先进设计体系，尤其是反映当下鲜活设计文化的相关内容，这是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的世界经验，如美国体系下的美国设计体系仍是我们目前需要虚心学习的对象。对传承民族本土资源来说，就要在中国设计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设计与民族生活方式、设计与民族文化精神这3个方面进行着眼。就拿目前举国上下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这一基本国策来说，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人”的高质量发展，具体现实是亟需乡村设计人才，反映在高校领域，对于乡村设计人才的培养则显得捉襟见肘，较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乡村设计人才的系统培育，这就反映出教育滞后于政策和产业的现况。对此，近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具有设计学背景的高校成立乡村设计专业，因为既然有城市设计专业，那么就理所应当地开设乡村设计专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8亿人，占36.11%[12]，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口数量绝对值占比。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的文化根本是在乡村，而不是在城市，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这样。因此，只有以“传承”为基础，同时广博地吸收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理论的养料，才可能提出真正扎实可靠的中国当代理论体系之 “创新”。而这种创新，对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而言，则是一种“政、产、学、研、城乡”互动模式，其中“政、产、学、研”是手段，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是生活在城乡的，所以这些手段和方式都必须为乡村和城市服务（见图6）。

图6 中国当代理论体系的路径问题示意

2.2 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

就目前中国设计理论的发展现状，面临着如何建构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属于中国理论创新工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庞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不仅涉及设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还与中国理论建设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因此需要设计领域包括研究型学者和实践型设计师们在内的各届人士的共同努力（见图7）。与此同时，因为“设计学”才刚诞生不久，可谓“古老”而“新兴”的学科，因此也应清晰地认识到设计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才刚刚开始。就近20年的研究进展而言，我们认为，依据当代设计实践领域及其未来发展需求，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主要由三大核心板块构成：基础设计学体系（元本设计学体系）、应用设计学体系（实践设计学体系）和产业设计学体系（社会设计学体系）。

图7 当代设计学理论体系的三大核心板块

基础设计学体系（元本设计学体系）重点探索与研究的核心领域是：设计的设计学问题——设计之所以为设计的本元性（设计本体、设计世界等设计总体性）问题，即设计“一”的问题。这一体系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单数设计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设计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性质问题、顶层问题，具体包括设计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设定与建构，也包括设计学的基本原理、总体设计发展史、设计未来探寻等。

应用设计学体系（实践设计学体系）重点探索与研究的核心领域是：具体的设计学问题——设计面临对象的宽广性（设计客体、棘手问题等设计具体性）问题，即设计“多”的问题。这一体系从性质上来说属于是复数设计问题。复数设计的领域与人类活动领域密切相关，呈现出“设计无处不在”的整体特征。这个问题也是设计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各门类设计学的基本理论、核心概念、范畴、命题的设定、研究与建构问题，特别是各具体设计领域技术理论体系、操作系统、历史发展以及实现规律等问题。

产业设计学体系（社会设计学体系）重点探索与研究的核心领域是：综合设计学问题——在基础设计学体系和实践设计学体系整合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与发展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从性质上来说属于综合设计问题。因此，对这一体系的探索、实施与拓展对设计者的素质而言有更高的要求。真正的“设计世界”（设计秩序与社会秩序）的构成是在该体系中完成或实现的，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天人合一”系统。具体来看，社会设计学体系主要包括社区设计学体系、乡村设计学体系、城市设计学体系、区域设计学体系、国家设计学体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设计学体系等。社会设计学体系的核心建构范畴主要有设计资本和设计治理[14]。

上述三大核心板块，只是设计学体系建构的初步探索。另外还有当代设计理论体系的外围学科，如：设计哲学、设计美学、设计人类学、设计经济学、设计生态学、设计文明学、设计管理学、设计社会学、设计文化学、设计心理学、设计产业学等。由此看来，对于当前设计学理论框架的整体架构和重大突破，还有待更加深入的设计实践和系统理论研究（见图8）。

图8 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整体示意

2.3 设计学科体系建构问题

首先，设计学科体系建构与学者个人研究。就我个人研究志趣方向而言，并不在于目前设计学界热议的有关设计学科目录的编制问题，而是重点关注和探讨设计学科在未来升为门类，成为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因此我的思考聚焦于：设计学（Designology）“本应”是什么？即设计学的本体或本位问题。从设计学科体系建构中如何定位这一角度来说，设计学——不只是艺术学科，也不只是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只是经济学科，也不只是工程学科，更不只是技术学科，而是一种有着自身独有学科属性和特性的全新学科。

其次，设计学科体系建构与教育体系。为什么在西方设计学界没有产生类似这种中国设计学科建设变革引发的争辩或困惑呢？这是由相关教育体系（体制）的差异导致的。比如美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工智能之父、设计科学的创立者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曾在论述人工科学问题时认为，设计学科是工程学科不可或缺的核心课程，但不属于工程学（工学）体系。虽然他表明设计学科不能设置或局限于工学范围之内，但包括西蒙在内及其后的学者并未对此做出进一步系统论述和研究，这就与美国教育体系有关。因为美国高校的学位点没有统一规定，博士点的设置也不存在“申报—评审”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基本是依据研究者（教学者）的研究兴趣而自行设置，相关教育部门一般不会对此做过多干涉，因此主要表现为以学者团队研究为主体。至于与研究课题相关的学位授予、学科分类、专业归属等，譬如设计学科究竟应该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这些相对于课题研究本身来说则是次要因素，当然就不必过于考虑学科之间的逻辑结构问题，也并不会先入为主地制定严格的规定，因此对于他们从事设计学科建设或探讨，不存在此类问题。而中国的学科设置则是由教育部统管，诸如教育考核指标、人才培养目标等内容都由教育部统一制定，然后分级执行，呈现“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模式，目前最新制定的学科目录调整，就是学科建设的阶段性发展体现。综而观之，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设置“设计学”可谓一种创举，没有可借鉴和参照的外国经验，唯有中国学者通过自身的研究工作来建构和完善。

再次，设计学科体系建构与传统本土设计资源。就传统设计思想而言，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当属 《周易》与《尚书》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理论，这在前述中也有所提及。这里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易》《礼》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元典性文献——《周礼》，真正实现了阴阳五行思想的全面整合。可以说，中国传统理论体系的源头在《周礼》，包括其中的《考工记》，则成为中华考工学的经典文本。从设计学科体系建构来看中国传统设计理论体系，其本质不存在学科交叉问题，因为中国传统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历来都是自成体系，融汇贯通，并且“设计”本来就涉及多学问的综合运用，更遑论学科交叉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环境中，当设计者（主要是工匠）面对现实的创新问题时，首当其冲的绝不是思考如何“交叉”的问题，而是基于自身的职业生存问题为首要目标，他们竭尽一切所能，运用各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这其中有很大成分是“熟能生巧”，呈现出由经验知识转换而得的技术创新。由古论今，当今所谓学科的设置，恰是人为所设，其目的都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以科学系统的方式应对知识的传授，这可视为一种典型的演绎思维的方法论产物。在面对复杂设计问题时，通过明确的学科交叉协作，可以综合解决问题，即设计的复数问题，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应看到，面对愈发复杂的设计世界时，尤其是充斥着各类人造物的人工世界，设计应是全息性的，集中表现为哲学层面“一”的设计，即设计的单数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看设计学科的交叉，可谓无所谓“交叉”问题了。

三、未来设计学发展方向

3.1 未来设计学的两大板块

未来设计学亦即新型设计学，是设计学升为门类后的建构与发展问题。总体来说，未来设计学建构包括理论建构与学科建构两大板块。对其理论建构而言，未来设计学应是一种开放式的系统，具有动态发展的综合理论属性，直面设计的核心问题，以及具有面向未来设计的话语体系；对其学科建构而言，未来设计学的学科发展基于对现有设计学科的总体评价基础之上，制定并建构科学系统的门类，并对其做出畅想和展望。

3.2 未来设计学的理论建构

未来设计学理论体系应是一个流动与开放的系统。具体来说，未来设计理论体系一方面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设计实践，一方面又对当下和未来的设计行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未来设计学的理论建构亦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学科范畴，随着不同时代设计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断变化，未来设计学在理论建构层面也不断调整着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未来设计理论体系建构及新型话语系统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学科建构的狭小范围，关乎到整个民族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根据现有的相关学科门类理论体系建设，未来设计学理论体系大致可由三大核心板块构成，即未来农学、未来工学、未来艺术学。其中未来农学聚焦于扎实的新农业技术，未来工学围绕尖端领先的高科技，未来艺术学则能提供深厚的艺术人文视野。在此基础上，未来设计学融合新科技、新技术、新人文、新艺术于一体，就其综合属性而言，应是综合一体、全新形态、动态发展的未来设计学，建立在设计实践、设计产业、设计理论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理论结构基础之上，呈现出多维度性、多学科性、多层次性、跨文化性等特征。

未来设计学理论体系建构面临3个核心问题。第一，未来设计学与民族生活方式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未来设计人类学、未来科学技术人类学、人类文化整体发展观，其中人类整体文化发展观依赖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实践。第二，未来设计学与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分为纵向历时维度与横向共时维度看待，其中纵向历时维度主要与设计思想史有关，横向共时维度则与设计现象和设计研究相关。第三，未来设计学新型话语系统路径的选择和方法论问题。关于路径选择，基于面向未来、放眼世界的战略目标，因此要保持严谨务实、深思熟虑的态度，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多学科综合研究、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的广泛借鉴相结合。

未来设计学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新型话语系统建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两个层面展开。纵向层面——立足“考工学设计体系”为代表的深厚的民族传统设计文化资源（包括设计实践、设计理论、设计思想）；横向层面——关注未来世界及中国的发展趋势，这就须要一方面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设计理论、设计思想等设计文化资源，一方面还要实现 “政—产—学—研—城乡” 的多层面有效互动。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和构建出出“概念术语—理论范畴—逻辑架构”相统一的未来设计学新型话语系统。

3.3 未来设计学的学科建构

就未来设计学的学科建构而言，究竟如何定位或分类呢？依据上述对未来设计学的理论建构的探讨，我们认为应该构建未来设计学科体系。而未来设计学科体系建构的前提，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升格为一个门类，这是由未来设计学理体系的开放和流动的综合属性决定的。按照理论构建和未来学科发展趋势，未来设计学门类可下设5～8个一级学科（见图9）。

图9 未来设计学门类

（1）基础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通用问题，如算法问题，涉及到编程设计、数字设计、人工智能设计（又可分为弱人工智能设计、强人工智能设计、超人工智能设计的迭代）等。

（2）工程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工程问题，如结构设计、材料设计等。

（3）技术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技术问题，如操作设计、规范设计等。

（4）产业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设计中的产业、市场等问题，如配置设计、流程设计、品牌设计等。

（5）社会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社会问题，如社区设计、乡村设计等。

（6）园林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自然植物的人工设计问题，如景观设计、植物设计等。

（7）人文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人文素养问题，如审美教育、美学设计等。

（8）艺术设计学——主要探讨和系统研究未来设计中的艺术形式问题，如图形设计、色彩设计等。

未来设计学科建构还只是我们对中国当代设计学科未来发展形态的畅想。总体而言，未来设计整体升为门类，将更合理有效地整合设计学科（本身就是交叉学科）领域内的各种优势，有利于当代中国设计学科建设带来历史性的转型升级，也符合学科发展战略需要，更加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各类设计人自然成为学术共同体，从而具有学术研究的归属感。就个体而言，一方面，未来设计学门类中的各个一级学科领域，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设计人的基本职能或特色，有利于设计人在自己的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研究，更有利于设计学科评价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在这种由未来设计学的学科建构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中，通过各类一级学科的通力合作和交流，有利于打通原有学科壁垒，能大大增强设计人的创新设计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未来设计学门类的建构，相应地对管理者和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对管理者而言，必须面对国家的发展战略和设计未来发展需求，具有高端的管理能力以及高端的设计学知识体系建构能力。对设计教师队伍而言，必须面对国家需求与未来设计学科的发展，实现自身理论的高端化或技术的高端化，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社会。

总之，围绕未来设计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构，其关键点不仅在于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要两条腿走路，实现互动式的双向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的核心与落脚点则在于人才的高质量发展，不论是直接参与学科建设的研究型学者，还是从事设计实践的设计人，都是未来设计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四、结语

本文在作者近20年的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探索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与未来设计学发展的相关问题。

第一，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自我在2004年提出后，进行了长时段的系统研究。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亦可称之为中国有根的当代设计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论体系、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设计学理论体系或中国当代设计学体系，是中国当代设计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统一体，是中国设计领域的顶层设计问题，是一种有别于世界其他现代化设计理论体系的新型设计理论体系建构问题，是一种另起炉灶的中国特性的现代化设计理论体系——“第三种体系”。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是国家发展战略内在本质需求，也是中华考工学设计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更是中国未来设计学体系发展的健康基石。

第二，就如何建构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问题，通过长期系统研究，我提出了打通古今中外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的三大板块理论（元本设计学体系、实践设计学体系和社会设计学体系），基于此，涉及一些新概念、核心范畴、新理论等，包括以《易》《礼》体系为思想源头的中华考工学设计体系、工匠文化、设计立国、设计资本理论、设计治理理论、技术设计学体系、乡村设计学体系、气象设计学体系、工程设计学体系、生命设计学体系以及设计产业发展的12字方针“理论先导、政策跟进、产业繁荣”、中国工匠培育与国家发展战略等。

第三，依据中国当代设计理论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与社会实践，应立足设计学升格为门类，积极探索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创造美好生活世界的未来设计学发展问题，包括未来设计学理论体系系统建设与发展问题、未来设计学科体系亦即新型设计学科体系建设与发展问题、尤其是面对高科技新型设计教育理念建构与发展问题等。对于设计学升为门类后的新型设计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作者有着更美好的畅想与信心——设计立国、设计强国、设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