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袭与“冒险”：西人征文与求著时新小说活动的发生※

梁苍泱

内容提要：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可从在华西人的书院考课——向社会精英征集论说文——向民众征集小说的时间纵线中予以理解。傅兰雅的身份、文化背景和他对前两类征集活动的参与和认知，皆是时新小说征文的生成因素。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代表的新学堂考课和在华传教士积极展开的社会征文，训练了具有新学写作意识、能力和习惯的人才。时新小说征文的特定背景是甲午战败后全面的社会反思，故主题聚焦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弊病，要求以最浅显文理的小说呈现，实现了征文对象的下移。这既承继了西人对中国语文革新之道的理解，又在主旨、文体和语体上是一场全面突破传统的冒险。

1895年西儒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的求著时新小说活动，彼时反响强烈，也受到当代学界的高度评价，或认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少了它，中国近代小说的故事就无法写完”1韩南：《新小说前的新小说——傅兰雅的小说竞赛》，《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修订本），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或称其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2陈业东：《近代小说理论起点之我见》，《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传统小说走向变革的临界点的发端。3陈大康：《“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近年来，随着《清末时新小说集》影印出版，研究者开始对该批作品予以更深层的研究，包括在史实层面挖掘该批小说未能顺利出版的因由，1许军：《傅兰雅小说征文目的考》，《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在主体层面考察挖掘应征者个体生平与近代文学转型的系连，应征者群体与基督教和新学的关系。2梁苍泱：《清末时新小说征文作者群的考证与印证》，《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4期；姚达兑：《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271页。由此，学界进一步认识时新小说征文在中国文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独特的地位，如从中西小说观念碰撞的角度体察其作为现代小说认识起点的地位等。

倘若说既有研究侧重于时新小说呈现的“横断面”，本文便试图在近代西人在华征文活动的“纵向”历史视域中考察傅兰雅本次小说征文的生成因素，包括征文参与者群体、反馈模式、基本主旨、文体语体等方面的“常”与“变”、“因”与“革”及其背后的主客观缘由。

一 书院考课与传教士征文：“征文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傅兰雅此次征文之广受瞩目，既由于他采用的大众报刊征文的高能信息传播方式，也由于高额奖金的经济激励手段。3这一模式虽非傅氏独创，但在小说写作一域实对后世有示范作用。参见潘建国《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以及潘建国《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如征文结束时的“出案”所言：“今特酬选体格颇清雅者七卷，仍照前议，酬以润资。”4《时新小说出案》，《万国公报》1896年第86卷。一再强调以“润资”稍慰应征者之心血付出。

然而，报刊征文的模式渊源有自。与此征文关系较密切者，一为上海格致书院考课；一为传教士或传教机构通过报刊进行的社会征文。傅兰雅深度参与了这两项活动，二者可谓时新小说征文活动的“前史”。

新学堂的考课形塑了征文作者群体的意义不容忽视。晚清教学至少存在两个系统：一是延续时文、经义教授的传统学校，如官学、私塾、书院等；一是洋务运动兴起后，由在华西人和本土新学人士设立的新式学校。后一类机构从教员背景、教学思路、内容方法到管理方式诸方面，均体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与教育理念。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近代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其名称多有缀以“书塾”“书院”者，香港的宏艺书塾、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英华女塾，武昌的文化书院，上海的中西书院，杭州的求是书院等，便是个中翘楚。

这些新式学校采纳了中国传统书院的考课惯例，以要求撰写课作的方式考察学生。学子提交的成品叫课作、课卷或课艺。考课内外有别。内课为书院常规制度，多由书院师长出题，肄业（在读）学生应试，类似于作业。外课面向社会，师长或地方官员等皆可参与出题，本院内外学生皆可应试，类似于征文。

新式书院的考课则是“旧瓶新酒”，摒弃了经学、诗文，而专注于时务，并在利用报刊这一新传媒吸引多省学人应征方面，较传统考课又“青出于蓝”。

以傅兰雅参与的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该院于1874年创设，性质介于传统书院与教会学校之间，由西人董事与华人董事共同执掌院务。1885年王韬受聘为该院监院，傅兰雅建议其创行士子从事西学新知之考课（包括季课和特课），1886年起，该项举措为二人一力贯彻。1888年傅兰雅在报告中提及：

课艺的总体目标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literati）基于实用目的学习西方各种知识。课艺以时下流行的通俗文风为基础，而撰写时文正是中国人尤其擅长的艺术。……达到了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完美境界。为了在知识分子中普及西方知识，有必要利用所有此类现存的民族特色……时文是引导中国较高阶层的人士阅读、思考和写作带有实用性质的外国专题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方式。1傅兰雅：《有奖征文：1886、1887上海格致书院有奖征文策划报告》，《傅兰雅档案》第二卷，戴吉礼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傅兰雅还对考课内容、宗旨以及由此出发而拟订的征文文体选择作出阐释，在课题内容上着重新知识的讨论理解，时务局势的分析、批评与建言，“由文字引申之，俾进于格致”2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原序》，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富强斋书局石印本光绪戊戌年，第1页。。

传统书院考课在考核与评定学生作文之余，通常会给予不菲的膏火即补助，并出版优秀课卷集。此类做法也为新式书院所吸收。而且，由于考课题目、奖励名次和课艺出版均会在《申报》等大众报刊上登出，更具广而告之的信息传递和荣誉传播效应，可有效带动应征者的积极性。

在王韬主持的1886年至1894年间，格致书院正课与特课总计考课46次，凡89题。应征学子来自江苏（时含上海）、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天津、河南与山东九省，获奖者累计2090人次。其中，181人次的345篇文章辑为《格致书院课艺》陆续刊出。1熊月之：《导论》，《格致书院课艺》（全四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4页。对格致书院课艺的更早研究可参见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考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86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第278～307页。随着研究的深入，统计数据也在增加，如早些年的研究数据是凡88题，前三等1878人次。被选印者身份多为府学及县学生员、附生与廪生。

由是之故，仅以格致书院一家论，其考课已堪称跨省际的新学传播社会平台，并且不只是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有效汇集了至少九省、数以百计的新学读写者。故有学者称格致书院师生为“群体的西学研究、传播者”2郝秉键：《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以格致书院为典型的新派书院考课不仅为时新小说征文的基本模式奠定了基础，也成了部分小说作者应征时的创作素材。时新小说作者常以故事人物不谙格致书院的先进考题为情节，说明沉迷八股者无益于世。如“中国创设海军议”（1886年夏）在《扪虱偶谈》中难倒了大批不审西学的试子；“水旱灾荒平时如何预备、临事如何补救论”（1887年冬）则在《澹轩闲话》《五更钟》中成为情节设置。

不过，书院考课的应征作者群体可能更偏向于年轻学子，在相当程度上会依赖本院在册学生的人际网络。相比之下，教会的征文更加依赖报刊等大众传媒来组织，可谓公共性更突出，影响也更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组织的广学会五省征文。

五省征文为晚清在华传教士具有代表性的征文活动。自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携新教入华以来，经过几十年的磕碰与磨合，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在华西人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融为一体，作文水平则是科举制下精英阶层的进身之道。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征文方式来拓展在中国精英群体中的影响。

早期的征文或许可表现为传教士刊物如《遐迩贯珍》等的读者“来稿”“来信”，起到的是补充刊物人手不足的作用。3蒋建国：《甲午之前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传播、阅读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8期。系统的征文则首数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及更名后的《万国公报》（系晚清影响最大的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等刊物上发起的活动。1869年，林乐知“拣选圣书中之句为题，请为中国教师、能文教友依题或论或文”1林乐知：《请做文论》，《中国教会新报》1869年第49期。，且将读者来稿作为《中国教会新报》的重要文章来源。1870年和1871年，他以《圣经》“持守美事”与“宜察凡事善者执之”为题，于《中国教会新报》征文，录取三十名，各以金钱奖励。1881年4月又以风水、中西交流、偶像崇拜、耶稣圣教在中国的必需等四题，于《万国公报》登载“拟题乞文小启”，参赛者任选一题，“或论或策，或时文或古文，不拘款式，每篇字数约须一万左右”。之后“评取第一名者送花红洋十元，所取之文分登《公报》”。该题名的征文活动大约一年举办一次，但持续多年。

在这些早期征文活动中，征文者就颇讲究策略。如进行物质激励，对优秀作品提供资助，令部分作者甚至可以此等写作为主业。而在实施精神激励方面，则于事前择取中国知识阶层可能愿意关注的视角，并宣传写作的价值，如“文坛飞将，儒林丈（文）人；侈笔阵之雄谈，抒草庐之圣算。利民利国，教孝教忠；事可备夫劝惩，义不惭乎正则”2《报启》，《万国公报》复刊1889年复刊第1卷。，事后再刊登优秀作品。又或者利用乡试等士子云集的时点做补充推广。如1879年，李提摩太等趁山西乡试，分发《良知之镜》等基督教宣传册，公告了由总税务司赫德资助的征文，后收到论文一百余篇。但征文时，他们淡化基督教因素，只要求“以伦理道德为主题”，意在“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3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页。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价值的上海广学会继承了这一征文传统。1890年8月，该会通过《万国公报》征文，题目有二，“问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同”，“问泰西算数何者较中法为精”。征文延续到1893年10月。4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广学会，提出奖励论文和以考场为讲坛的思路，他希望“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强调要在每一个科举考场宣传学会宗旨，“因为居住在遥远的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1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01、203页。1892年春北京乡试期间，广学会向考生分发了《中西四大政》。

1894年8月，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布《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五道题目皆和新政有关，包括“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维持丝茶议”“江海新关考”“禁烟檄”“中西敦睦策”，总字数在四五千之间。获名次的作品给予奖金，且“择其尤佳者刊入《万国公报》，以期寿世”。2李提摩太：《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万国公报》1894年第67卷。该启事详细交代了此次征文活动的缘起正是格致书院考课的成功。

相对格致书院考课通常的单一主题写作，论文“五题全做”的综合难度更高，对应征者的新学素养显然有更深广的期待。第二年，《万国公报》1895年3月第74卷《广学题名》中，按照次序刊登了各省前14名，共50名获奖作者。其中，康长素（康有为）为广东省第10名；储桂山、项藻馨等11人都曾是格致书院考课榜上有名的作者。其中储桂山、项藻馨、杨毓 等7人皆先后多次中超等，杨毓 甚至有28次排名靠前。

或许是地域限制所致，五省征文收卷期满，作品“惜不甚多”3《广学题名》，《万国公报》1895年第74卷。。但李提摩太认为这未始不是一次成功的宣传经验。二十余年后回忆在广学会的工作时，他仍记述了该征文五个主题，并将此活动记于“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条下。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01、203页。五省征文启事曾提及会请名士审稿。据《题名录》可知，其人即为王韬、沈毓桂与蔡尔康。此三人后来也是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应征作品裁判团的重要成员。5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言》，《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周欣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前述可见，在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之前，彼时在华西人已较普遍地进行了各类主题征文活动。经由他们的牵引和推动，一种比较成熟的“征文文化共同体”已然形成：在征稿的方面，运用报刊发布公告、设置奖励、收集作品、延请名士参与评阅、分等评奖、刊登佳作的流程已经完备，可谓具有可信度的社会文化交流方式，足以吸引潜在的作者群体的关注。在应征方面，新学导向的征文活动已养成具有鲜明新学意识的作者群。他们在应征中锤炼了写作的意识、能力与习惯，浸润、培养了新学知识和思维，获取了奖励，形成了以写作提升自我、影响社会的心志。故而应征作品数量见长，水平不断提高，在征文和应征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双向反馈。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时新小说征文的不少参与者和获奖者参加过前述考课与征文。如南洋公学毕业生储桂山在这几次活动中皆位列高榜。1梁苍泱：《格致散人及其作品考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时新小说征文第四名詹万云、第七名杨树风、第十一名周梦胥、《梦治三瘫小说》的作者钟清源、《无题》作者谭尧阶、广东传教生张志善，都曾有数篇应征之作在《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教会刊物发表。不少参与者和获奖者此后也继续积极撰文。如廖卓生后来在《申报》《中西教会报》等报刊发表二十余篇论说，获奖者杨味西后来亦有十来篇论说见于《中西教会报》。

二 走向大众：命题“下移”与征文形式的“冒险”

李提摩太五省征文五题事关国之大政，堂堂皇皇。书院考课题目也多类此风格。傅兰雅既有早期征文经验，即便要独立征文，也可依样画葫芦，但他另辟新战场，以祛除鸦片、缠足、时文（八股）三弊的新话题征文，并客观上成了文学变革的一个临界点。其间原因值得分析。

概言之，发起征文的1895年正值甲午战败，社会性反思气氛弥漫，为深入检讨缠足、鸦片、八股等与民众生活更为密切相关的话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二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在华体验，傅兰雅希望在征文方面做新文体、新语体的尝试，“三弊”这种社会性话题较之维持丝茶、中西敦睦等“庙堂”话题也更为合适。

不过，在华西人对三弊的具体认识有所不同。鸦片是中西士人有共识的弊害，被议论较多。五省征文中，禁烟即为文题之一。格致书院考课此前亦有如何有效禁止鸦片（1889年夏）的题目，西人主办报刊也屡为之发声。如1878年，《万国公报》第488卷、第501卷和第518卷就分别登载了《戒烟会告白诗》、《北京戒烟会五次纪实（并诗）》、福建报馆征戒烟诗等，1893年第51卷有达贯吾的《戒烟宜恒说》，第56卷有林乐知《论鸦片烟之害》等。

缠足与否，虽有识之士论之已久，如清时袁枚、李汝珍、龚自珍等皆假笔记、小说以规讽，但仅抒发一己之见，“对大众生活并不发生影响”2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以小脚美为标杆的缠足之风依旧盛行神州，屡难禁绝。1燕贤：《八旗妇女之缠足》，《采菲录·采菲最录》，灵犀编，天津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5～6页。而且缠足直接与婚配机会相关，越是士绅家族，越是讲究缠足。“万国交通，政俗互校”2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李又宁、张玉法主编，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08页。后，在华西人实际上是反缠足的新动力来源。如《万国公报》在1875年至1895年间刊登了二十来篇批判缠足的文章。如1889年第4卷秀耀春的《缠足论衍义》，1893年第50卷抱拙子的《劝戒缠足》。1894年教会所刊《劝放脚图说》更以生动的一文一图方式，从缠脚的原委、样式，裹足的痛苦、罪孽，放脚的时机、方法等诸多方面展开。此图说在当时多次重印，影响时人之观念或更甚于纯文本论述。

率先以团体形式倡言废缠足的也是西人。1875年，英国传教士麦高温（Rev.John Macgowan）在厦门组织戒缠足会，为最早的反缠足组织。1894年该会成员已达800余人。1895年4月24日，英商立德之妻立德夫人（Mrs.Alicia Little）在上海发起成立天足会，以沪会为总机关，并在无锡、苏州、扬州、镇江和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借助《万国公报》等刊物以造声势。此举对华人社会震动极大，而以“外人犹为我谋解放，岂可自暴自弃为辞”3邹英：《葑菲闲谈》，《采菲录续编》，姚灵犀编，天津书局1936年版，第180页。自勉，《申报》特发社论云：“西人寓华已久，深知此为风俗之一大弊，故亟思设会以救之。吾知中华不乏有识之士，亦必有著为论说挽回此风与西人相为表里者，使千余年之恶习，竟有改革之一日。”4《闻泰西妇女设天足会感而书此》，《申报》1895年5月4日。傅兰雅积极参与过立德夫人的天足会活动，格致书院是天足会联络地点之一。与傅兰雅征文启事同在《万国公报》1895年第77卷上刊出的，也有天足会和广学会同人所作的《缠足两说·匡谬，正俗》。

而八股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更加难以撼动。在华西人对时文的认知也颇复杂。《万国公报》1875年的文章尚能从文体价值角度讨论时文，认为时文不值得推重乃因体格卑下，艺术功用甚至不如戏曲，但其不认可“八股坑人极于天下”之类激切言论，强调观点需“平允”，反思明显胜于批判。5《时文论》，《万国公报》1875年第360卷。1892年该报登载《时文为真道之证》，将时文类比传道文，完全肯定时文文体天然，正如真道本乎上帝自为之证。6朱悟真：《时文为真道之证》，《万国公报》1892年第42卷。此文又转载于1893年《中西教会报》第35期。但在华天主教主导的《益闻录》对此显然不以为然，1890年该报刊登来稿泛论时文取士的得失，1《时文取士得失论》，《益闻录》1890年第1003期。1895年又数次刊文，直斥“八股与治道政事了不相合”，“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埋没人才，2《科举说》，《益闻录》1895年第1485期。提出改八股制艺为策论算学之说。3《改制艺为策论算学论》，《益闻录》1895年第1512期。这与1896年梁启超《变法通议》论改学校变科举已有观点上的相似。4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校二》，《时务报》1896年第7期。可见，鸦片、缠足和八股三弊固然是今日中国人的共识，但在1895年傅兰雅征文之际，尚未等量齐观，实际上至少更多体现了在华西人甚至傅兰雅本人的价值关怀。傅兰雅将三者并举，目为“中华积弊之最重大者”，并试图通过激发作者群来进一步改变大众意识，可谓选题上的突破与“冒险”。

当然，征文求振兴之策，是新式书院考课一贯的重点，如格致书院有“中国近日讲求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论”（1886年秋）的命题。而傅氏1895年5月征文的特殊背景，乃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危机时刻，社会气氛有所不同。此前，旨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推展已逾三十年，表面上颇有气象，故征文一般是“如何求富强”的具体政策建议。1895年4月，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从大国梦的青云跌落。5月2日发生公车上书，群情汹汹，举国上下遍知旧弊深重，知识人的注意力从“更上一层楼”的“求富强”基调扩展到了更基础层的“解弊害”，形成了不从头痛作革新便事不可为的新的社会共识。5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页。在华三十多年，傅兰雅敏锐觉察到这一新风潮中的巨大能量，感受到“战争在社会各阶层引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的巨大爆发”6傅兰雅：《中日战争》，《傅兰雅档案》第二卷，周欣平主编，第123页。，如果善加利用的话，或有奇效。1895年5月2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最近的中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局”，“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已经出现了强烈追求西方知识的潮流”。7Ferdinand Dagenais,Calendar of the Correspondence,Publications,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of John Fryer (1839-1928)with Selected Excerpts,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7,Version 2: 22 May 1895.两天后，傅兰雅在《申报》求著时新小说。虽然目的仍是助中华兴盛，“知所改革”，途径却是以小说“感动人心，变易风俗”，提供善法，祛除鸦片、时文、缠足的积弊。其针对大众启蒙，取道已不同于五省征文等“肉食者谋”风格的大政方针的讨论。

傅兰雅长年出入书院，底色是教育家，而非向朝廷献计的政策专家。对他而言，若征文能以更通俗的文本形式、更宽泛的主题范围推动更广的民众启蒙，或许比在精英中激发出上佳的时务策论更有意义。

时事危机促成了傅兰雅命题对象的下移，但扩大征文的讨论范围和接受群体，却非傅兰雅一时兴起，他一直致力于激发大众对“三弊”的关注。1893年，他在中华教育会三年会议上便慨叹与劝戒鸦片和缠足相关的作品匮乏。1Books Needed,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2—4，1893，p.28.利用甲午战败后社会的全面反思，扩大对三弊的广泛思考，实属天赐良机。故而，此番带有明显傅兰雅个人印记的征文焦点更为泛化，关注点明显下移。征文不重专业学理分析，而可以情动人，对象的覆盖性、包容性大为增加。就结果看，该征文活动收获了“中国作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了参与者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2姚达兑：《主体间性和主权想象——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源头之一的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可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尤具文学史意义的，是傅兰雅对时文之弊的强调。这一对弊害的实体认定，与他对揭弊文章的形式选择相辅相成。

前已述及，新式书院考课和教会征文内容虽然趋新，在体裁上却不排斥八股文。1863年的《中国教会新报》征文便称“如中国考试经书文章之作法，四股八股亦无妨”3林乐知：《请做文论》，《中国教会新报》1869年第49期。。该报1870年第80期登载的《戒淫文》更注明“制艺体”三字。毕竟，八股体是有志于科举的中国士子习惯甚至擅长的文体。接受这种文体，未尝不是提高征文效率、增强宣传效果的必要需求。

傅兰雅与中国学人交往甚多，并被尊为“英儒”，对科举优劣的认识也胜出其他西人。征文之际，傅氏已明确指出，“中国的危笃状态很大程度是她非凡而独特的教育体系，即科举考试的直接结果”，“中国教育制度的唯一目标是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升官发财，而不是因为兴趣。其结果是受教育者沦为文字机器，像留声机、打印机，缺乏创造能力。4傅兰雅：《中国的教育——过去、现在和未来》，《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周欣平主编，第181页。在征文数年后，傅兰雅还专门撰写了《中国的八股文》一文，直斥八股是“风雅的谎话”“阻碍了所有的进步”，不仅“只是在复制过去，而对创新严加阻挠”，而且“颠倒是非，把无结果的事弄成极其重要的大事”。1傅兰雅：《中国的八股文》，《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周欣平主编，第252～258页。易言之，傅兰雅对八股的排斥态度，强于彼时大多数的华人和在华西人，其征文自然也不会接受八股文体。他对“小说”体的强调，亦可起到抵抗八股体的作用。不过，这一文体选择未必缘于他对彼时中国的小说艺术价值有更高的期许。

19世纪，中国传统小说随着石印技术的发达而大量再版，庞大的读者群开始形成。“仅识字之人，有不懂经，无有不读小说者。”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然而，在西人眼中，中国小说的价值本可商榷。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虽也阅读小说《镜花缘》等书，但他在公开评说中国小说时颇为吝啬。其重要汉学著作《汉学菁华》共五卷，有一卷介绍“中国文学”，笔涉诗人诗歌、儒家经学、散文、书信、寓言和《圣谕广训》等说教作品，对数量巨大的传统小说及作者却不赞一词。该书于1901年出版，大概可作为19世纪晚期在华西人对中国小说的一种代表看法。

重视中国小说价值，并模仿创作者也不乏其人。早期传教士期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就感受到了语言浅显的白话章回小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下层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这些期刊不仅普遍刊登中国白话小说，而且竭力模仿白话小说章回形式的写作，论、史、新闻、杂文等各类文章，都可见白话小说的印记。3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9、80～82、101～105页。德国传教士、高产作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屡屡撰文强调小说的重要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他1838年出版的《开放的中国》也设专节介绍中国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9、80～82、101～105页。其《常活之道传》《赎罪之道传》等更是“仿诸中国小说形式”的作品。5Wylie Alexander，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es，Shanghae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56.《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也最先译介中国古典小说，并附文评述赏析，涵括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为流行的小说作品，影响了西方读者选择和阅读中国小说的取向。6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9、80～82、101～105页。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的作者、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也曾告诫学生，可以通过“阅读中国通俗小说”，以一种愉悦有用的方式，从中国思想和国民性两方面获得知识。1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第234页。由此可见，对多数肯定中国小说价值的在华西人而言，中国小说的意义与其说在于艺术熏陶、美感浸染，毋宁说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文本资源，贴近中华民众阅读和接受状态的手段。

傅兰雅同样基于实用价值看待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认为尽管很难在其中发现任何对现今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但若“真心希望理解并接近这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的内心”，便只能认真了解中国文学。2傅兰雅：《中国的文学》，《傅兰雅档案》第三卷，周欣平主编，第214页。从这个角度看，傅兰雅为此大众话题，选择小说体征文，更有一份真诚在。他希望的不是带有教化性质、义正词严的论说文，而是具有生活感性的、可以直抵人内心的作品。

这也在不经意间开创了历史。从现有记载看，傅兰雅此次征文之前，从未见征求独立新撰叙事小说者。目前仅见1877年“寓沪远客”于《申报》刊登的“《有图求说》出售”广告，征求“看图作文”。但此活动历时半年多，应征作品竟仅二部，且“俱未见甚佳”，最终草草了结。后来报刊中时见的搜求小说文稿的广告，意在出版前人所撰稀见小说或常见小说之不同版本，而非以激发新撰著者为目标。3参见潘建国《由〈申报〉所刊晚清小说征文启事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文娟对小说征文活动在晚清的起点有不同意见。她认为申报馆在1874年开始征求小说书稿，之后又陆续出现“白辣”、机器印书局、“寓沪远客”等小说征求活动，见文娟《结缘与流变——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299页。但解读“寓沪远客”前的征求活动的广告文本可知，它们实为已有小说文稿的搜求。小说产生在征求之前，广告本身不对小说命题或手法做限制。征求的直接目的是出售已完成的小说作品。征文则不同，直接目的是促进写作，产生文稿，出版与否尚在其次。故本处从潘说。可见，傅兰雅以新文体征文的“冒险”，与征文主题的“突破”可合并考量。在此之前，在华西人多是在“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4《时文论》，《万国公报》1895年第360卷。的维度上接纳八股文形式的征文。傅兰雅从内容到形式全面摒弃了中国知识人群体熟知惯习的写作方式，其征文活动构成了一次对时文的挑战，并凸显了小说的文体兴革价值，从而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文学史意义。

当然，文体兴革，兹事体大，并非西人一呼，即可百应。傅兰雅本人几无小说写作经验，此次征文亦未对“小说”文体提出明确的识别标准，彼时读者与作者对“小说”概念本身也缺乏共识，存在古今、中西的多重抵牾，1梁苍泱：《中西观念的碰撞与认知的“误会”——论英人傅兰雅的晚清时新小说征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期。导致最后应征的“小说”多有议论为主的文字。但傅兰雅的小说文体选择并非完全无意识，这可与英文材料中所见他对语体的自觉选择结合起来考察。

三 最浅显文理：语体倾向的“冒险”

与八股体式以及较高文化水准的应征对象相应，书院考课或者《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益闻录》等刊物的来稿、征文往往被相对典雅的文言所主导。对该传统，傅兰雅的“反叛”显而易见。

时新小说中文启事中规定的是比较笼统的“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2《求著时新小说启》，《申报》1895年5月25日广告页。。《教务杂志》1895年6月刊登的英文广告“Chinese Prize Stories”（《中文有奖小说》）则表达得更明确：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moral.story）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和缠足的弊端有生动的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教师、学生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都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以最浅显的文理、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so.that.some.really.interesting.and.valuable.stories,.in.the.easiest.Wên-li.,.may.be.produced,.of.a.Christian.rather.than.of.a.merely.ethical.tone），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3Chinese Recorder，June，1895，V.26广告页。

次月，《教务杂志》登载了傅兰雅好友艾德博士的评论：“作品要求以最为浅显的文理写成。惟其如此，那些故事方能明白易懂，被帝国的各个阶层所接受。”（Only the very easiest Wên-li style will be accepted,so that the stories may be intelligible to all classes all over the empire.）4Chinese Recorder，July，1895，V.26.“最为浅显的文理”成了“故事文本明白易懂”的必要条件。此段话为傅兰雅摘录刊登，言中之意自也得到傅氏首肯。

“Wên-li”音近中文“文理”1有传教士为其注音为 “wunle”，C.Goodrich，A.B.C.F.，T’ung-chow，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andarin，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May10-24，1877，p.218。，在传统诗文论中多指行文理则。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清代科举将“文理优通”“文理明顺”“文理畅达”等作为行文能力考核的重要指标。前述英文启事与评论的“Wên-li”当为19世纪传教士根据“文理”的官音直译。

明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便已认识到“（印刷）在中国尤其重要。所有异教都是通过书籍，而不是口传，发展壮大起来的”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书札》，P.Antonio Sergianni P.I.M.E.编，芸娸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新教入华以后，在华西人更相信“声音和出版是传播福音的两种主要方式”。对于文盲阶层，声音是唯一的方式。3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May7-20，1890，p.556.《圣经》翻译之语体选择也因此确定。初期教会所译《圣经》都使用文言，后教友日众，遂由高深文言变为浅近文言，并进一步变为官话土白。4王心治：《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在此过程中，产生了“High Wên-li”或“Classical Wen-li”（深文理、古典文理）“Easy Wên-li”或“Simple Wên-li”（浅文理、简单文理）的区别。1890年，传教士大会决定出版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务求做到文笔顺畅又忠于原文。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本、浅文理本、官话本三种不同语体的圣经版本翻译。

“浅文理”等概念的产生与《圣经》翻译通俗性及基督教文学通俗性的尝试有极大关联，是传教士们对复杂的汉语系统进行的一种知识分类，以便为选择最合适的翻译语言提供参照标准。5凤媛：《19世纪最后20年新教传教士关于汉译〈圣经〉“浅文理”体的讨论与实践再探》，《史林》2020年第4期。至于“文理”“官话”在当时在华西人语言系统中准确含义如何，其实很难界定。如“官话”通常被彼时传教士们分为“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分别以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为代表。6刘云：《白话、文言与方言：19世纪中期官话〈圣经〉译本的诞生》，《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2期。因此，更直观的做法，是借助当时《圣经》翻译的语例观其大要。如《新约·行传四章十三十四节》翻译各本为：

众见彼得、约翰侃侃如也，识其未学蚩氓，异之。又知其从耶稣，而见得愈之人偕立，所以无言可诘。（深文）

众见彼得、约翰侃侃而言，又知其原为无学问之小民，遂觉希奇。且识其为随从耶稣者，惟见痊愈者与伊等同立，则无言可驳。（浅文）

众人看见彼得、约翰放胆辩论，又知道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便觉希奇。认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只因为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站在一处，就无话可说。（官话）1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May7-20，1890，p.708.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者的区隔很明显。“Wênli”大致相当于古典中文书面语，即偏于深奥、古雅的文言。而“官话”含义近于书面的普通话，也接近彼时传教士文章的特点，如由短语和单句构成，形式自由灵活，很少运用典故或难懂的词句，用白话加文言虚词予以直译，以读者能读懂为目的。这是与士大夫正经文章不同的风格。2刘永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除《圣经》翻译外，“Wên-li”也在教会学校的教材读物编纂中得到广泛使用。时新小说征文前，传教机构已经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文理本”或“浅文理本”的基督教小说作品或故事性读物，3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第239～375页。用作教材或休闲读物。

在传教士论著中，“Wên-li”也常于优劣互较的语境中，与“Mandarin”（官话）或“Colloquial”（口语）对举，与“Classical”（经典）换用。到19世纪后半叶，在华西人有关浅文言与官话孰优孰劣的讨论日趋热烈。传教士要求使用北京官话的呼声日高，并编译了《语言自迩集》《中国文化教程》《汉语入门》《官话指南》等一系列读本。这些教材的文本材料以白话小说为重要内容，均试图摆脱章回体的浅文言（或称作旧式白话），而采用北京官话。还有人将文言小说、戏曲改写成白话小说，或用官话重写话本小说，或对原文进行缩写或提供摘要。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如《语言自迩集》将《西厢记》婉约优美的文学语言，改为生动活泼、经过一定润饰的口语。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有与会者提出“针对普通读者的基督教文学写作，无论采用官话或文理，都需浅明清晰。官话作为思想的媒介，相较文理，在表达的明确性和精准性上优势显著，故此应在写作中尽可能采用官话”1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Shanghai，May 10-24，1877，p.221.。1893年5月，中华教育会三年大会上，中文古典名著（classics）是否应该在教会学校采用、删节本是否必要等问题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一些与会者支持浅文言（Easy Wên-li），指出多数中国文学作品以文言写作，官书、私契和布告等尽管形式较为简单（simpler style），采用的也是文言。只不过应寻求文言形式的简洁，从无用的、炫学的典故和修辞中解放出来，这在书信写作等实用方面尤其重要。2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 2-4，1893，pp.15、16.并认为古典名著是所有中国文学的基础，名著知识对高级教会学校的教材理解甚为重要。浅文言而非官话是未来的书写语言。3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 2-4，1893，pp.15、16.但傅兰雅则针锋相对地支持把官话变成中国的通用语，故肯定学校教材和讲课应使用官话。他认为中文一直在自我更新，有能力表达任何新观点。4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 2-4，1893，pp.16-17.即官话可以表达文言表述的所有内容。傅氏的观点在之后的讨论中得到众多呼应。多名发言者都强调了官话读本编纂和官话论著出版的需要，特别是初级读本应该用官话，而不是浅文言。5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Shanghai，May 2-4，1893，p.28.征文时，傅兰雅将“Easy Wên-li”推到了“最浅级”的“Easiest Wên-li”，当大致介于上述浅文言与官话之间，其形态或近于官话教材试图摆脱的古代章回体的浅近文言。傅兰雅没有直接以官话为代表的白话作为其青睐的语体，或许与叙事性的文体有关。教材和讲课本身旨在说理，即便用官话表达，也不会过于俚俗。而叙事小说要求“语意以趣雅为宗”的话，恐怕还是要有一定的“文理”来支持。时新小说的“出案”还批评部分未获奖作品“出语浅俗，言多土白”“满篇俚句”。

可见，叙事小说的文体和最浅显文理的“传教士语体”相辅相成，既是傅兰雅反八股的新语文实验的有效载体，也维护着他的文学趣味。“言不甚深”的同时需要“文不甚俗”。即便从语言或文学角度认为傅兰雅本次求著小说的文体语体“冒险”不算成功，种种“不彻底”和矛盾也并非源于傅兰雅个人的局限，而是反映了在晚清语文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名在华西人试图调和语言文白时必然遭遇的困难。

结 语

学界此前对时新小说征文的研究，大体聚焦于征文主旨反“三弊”的别出心裁，征文文体的独出机杼，以及“时新小说”改造社会思想的目的。本文联系傅氏长久被忽视的英文征文启事，旨在发掘求著时新小说活动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现象，实有长期的征文写作传统和傅氏求新的文学意识作为支撑。

一方面，傅氏征文的发生深入嵌套在在华西人的文化视野和事业之中。另一方面，傅兰雅在征文主旨、文体、语体等要素中，多有反思在华同道征文的得失，实现了其别具只眼的突破。傅兰雅于在华西人征文的成熟语境中开创了一个求著小说的新纪元，成为“小说界革命”前夕的关键探索，认识现代小说的重要起点。

但主旨、文体、语体的因革流变既令时新小说获得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又会造成对应征作品的拘牵，征文者与应征者观念的龃龉被放大，应征作品文学性普遍薄弱的问题得到凸显。求著时新小说活动“高开低走”，未能出版，在彼时并未造成对小说写作的明确影响，傅兰雅中途离华固是重要因素，更多伏笔或在傅氏征文发生时便已埋下。

对此，傅兰雅作为彼时的历史行动者，或许并未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陈说，研究者却不得不直面正视并尝试抉发。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在晚清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转型准备阶段，报章文、小说、新学诗、新剧等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很多可以追溯到传教士文化。1王飚：《传教士文化与中国文学近代化变革的起步》，《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

傅氏征文的独特价值、包括其特殊性，也应于在华西人征文的整体场域中予以观照，才能在更长的时间轨迹和更广阔的历史现场中，厘清近现代小说的变革与新小说兴起的线索。当我们讨论近代诸多“浮出地表”的文学现象时，大约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