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不休：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
——以东部地区农村为例

牟敏娜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 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 064 万人，占13.50%），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不均衡。未富先老、城乡老龄人口倒置不仅是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经典的学术议题。

“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是农业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手段［1］。以子代养老为主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是农村养老模式变迁研究的起点，从以下几方面概述。

首先，从理论视角来看，家庭养老式微的机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代际功能变动。该视角强调转型时期交换型代际关系取代反馈模式，子代对父代的反馈不足［2-3］。第二，家庭结构转型。该视角遵循家庭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脉络，认为家庭核心化使得家庭原有的权力结构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家庭赡养功能让位于核心家庭的生活本位［4］。第三，文化伦理变迁。该视角认为孝道衰落破坏了家庭养老的文化伦理基础，不仅使得子代不再回馈父母，也使得村庄舆论失去了对子代的约束，由此造成“无公德的个人”崛起［5］，进而引发养老危机。前两种视角将家庭养老式微看作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后一种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其次，从研究的进路来看，则可以概括为问题化视角和功能性视角。第一种视角聚焦于家庭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养老困境，包括农村老年人自杀［6］、代际剥削［7-8］等危机。第二种视角则从家庭策略安排与现代性适应的角度出发［9-10］，将老年人置于家庭发展的过程中，把自我养老视作有主体性的自我实践［11］。从问题导向到功能视角，不仅是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家庭转型的不同阶段：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初，社会转型剧烈，表现为家庭在权力、结构、伦理等各方面的代际冲突；近十年来，随着打工经济兴起，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因家庭养老所引发的矛盾冲突逐渐减少，代际关系进入新的平衡阶段，家庭养老也呈现出新的样态。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的代际关系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均衡—代际失衡［12］—相对理性均衡。与之对应的养老模式可概括为：儿子养老—自我养老—情感性回馈。

最后，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农村区域广泛，类型众多，发展阶段和社会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研究也不能忽略这一中层视角。一方面，按照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中国农村可被抽象成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和原子化村庄，分别对应伦理型养老、规则型养老和情感型养老［13］。概括来看，各区域均呈现出家庭养老弱化的特征，且随着农村市场化和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同区域家庭之间的结构差异逐渐被普遍的城市化发展目标所替代，伦理主导的家庭整合模式逐渐消失，农村老年人在失能之前维持一段较长期的自我养老。另一方面，自我养老的区域差异可以从市场距离和劳动实践的角度切入，概括为中西部地区的“以地养老”［14］和东部地区的“以工养老”。伦理责任与市场距离两个因素形塑了不同的自我养老模式：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15-16］，能够实现家庭功能的最大化整合；而在东部地区和城郊村，由于资源的相对宽裕，则表现为家庭的情感性整合［17］。

综上所述，家庭转型的理论研究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家庭养老式微的原因，具有概括性和解释力，但缺乏微观层面对家庭关系的研究。家庭研究的功能转向相比问题视角具有更多的家庭本位关照，是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但既有研究更重视家庭的功能整合，而忽略了家庭内部的情感整合。最后，功能性家庭对中西部地区家庭转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与东部地区的家庭转型逻辑存在差异，两种理想类型下家庭养老模式变迁也存在差异。本研究将以代际关系的情感性转向为切入点，探究东部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20 年12 月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T 村进行的为期20 天的村庄调研，访谈了街道干部、社保局负责人、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和村民，对当地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老人养老等问题进行较为细致全面的调研。自2011 年新农保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开始搭建普惠型的养老保障体系。从经验来看，在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能够获得基础的保障性收入，在经济供养层面并不存在养老危机。若从经济供养的角度考虑，老年人有退出劳动安享晚年的合理性；但调研经验发现，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表现出对参与经济性活动的极大热情。本研究试图从农村老年人退而不休这一经验现象出发，分析该现象的内在动力，回应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问题。

二、养老模式变迁：从家庭养老到自主养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在中国社会不仅仅是围绕功能实现的组织形式，更是获得生命意义和情感慰藉的重要场所。在传统中国的农业社会，以孝道伦理为核心的规则保证家庭赡养功能得以维系。在T 村也存在一套较为完整的养老秩序：儿子作为家庭延续的象征和家庭财产的继承人，具有天然的养老责任。随着现代化与市场化力量快速进入村庄，本地的养老秩序开始逐渐松动，子代的养老责任逐渐弱化，代际反馈不断减少，使得父代形成一种通过自我劳动，自主积累的新的养老秩序。与中西部地区渐进的城市化不同的是，东部地区农村社会是在一代人之间实现了快速的农民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责任伦理都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并没有像在中西部地区一样产生剧烈的代际冲突，引发养老问题，反而平稳过渡为一种相对和谐、有序、情感主导的代际关系，这与本地的区位条件和社会基础有关。

（一）养老模式变迁的经验呈现

考察养老模式的变迁，要将之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本研究将主要的分析对象聚焦于三代人。第一代为祖辈F1 代，大致是20 世纪40 年代至50 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在年龄结构上为高龄老人，其养老生活维持传统秩序；第二代为父辈F2代，大致于60 年代至70 年代出生，年龄结构上为中老年人，其养老秩序已经发生转变：他们不但需要承担赡养祖代的养老责任，而且要为自己的养老提前做打算；第三代为80 年代前后出生的子代F3 代，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生活，暂时无力在物质上回馈父母，甚至在家庭重要决策上要依赖父母支持。本研究所分析的养老模式的变迁，即F1 代与F2 代之间的养老模式变迁。以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的起点。

YS 今年51 岁，共有3 个兄弟，是家里的幼子。按照本地传统，儿子是养老的主要责任人。目前，其母为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小儿子同住，YS 照料母亲的日常生活，其余几个哥哥会经常回家看望，每年每人给老人5000 元左右的零用钱；若老人生病需要照护，则几个儿子轮流照顾。这种以小儿子为主的家庭照护模式在当地具有普遍性，按YS 的话说“这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我们这里每家都差不多，不养老人的家庭几乎没有”。

对于自己的养老，YS 有不同的看法：

“指望下一辈养老估计是假的，女儿什么时候结婚不知道，结婚以后条件如何不知道，我不想靠女儿养老，将来去养老院可以。就算是个儿子也指望不上，下一代条件都这样。要是生多个孩子，有可能指望得上。我们父母一代可以养儿防老，我和我女儿两代都不一样了，她要上班，客观条件顾不上。毕竟时代在发展，观念不同了。”（YS，男，51 岁，20201217）

YS 对养老的看法在本地50～65 岁的中老年人中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从这个案例出发可以概括出本地养老模式变迁的主要特点：养老的责任主体、资源来源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责任主体：从儿子养老到自我养老

传统时期的养老秩序（F1 代）以儿子养老为主，符合“抚育—反馈”模式。在独子家庭，儿子养老责无旁贷；在多子家庭，则由子代协商一个较为公平的养老方案，父母也可以选择跟某一个儿子同住；在纯女户家庭，则一定要通过招婿的方式来“顶门户”，否则家庭养老责任无法落实。养老责任主体确认具有三重意涵：第一是实现家庭基本的赡养功能；第二是确立财产和人情的继承关系，实现代际之间的资源流动和社会继替；第三是在宗教意义上的价值传承，儿子不仅要赡养自己的父母，还要祭拜祖先，维持家族香火绵延。

当前的养老方式（F2 代） 则以自我养老为主。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大部分中老年父母在子女成家之后就进入空巢阶段，一般要持续到老人失去自理能力，时间为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其次，养老责任归属上，大部分父母不再将子女养老视作理所当然，而是认为要尽己所能自我照料，不到万不得已不给子女添负担。最后，在养老的内涵上，伦理约束和宗教性的价值逐渐减弱，子女在家庭祭祀等活动上参与度降低。养老主体的转变更多来自父辈对自身的角色认知。

2. 资源来源：从代际反馈到多元收入

传统的农业生产时期，老年人随着体力衰退，逐渐退出劳动成为被供养的对象，子代需承担供养父辈的所有花销。在农业税时期，若老人与儿子同住，则父子两代是同居共财的家庭单位，日常开销算在子代家庭的开支内；若父子分家，则子代将相应的费用折合成米面粮油，定期送到父母家中。到80 年代中后期务工的货币化收入取代粮食成为养老的主要花销。养老责任不仅包括生时供养，老人去世安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也要由子代家庭一并承担。

当前东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较为充裕、多元。首先来自相对完善的社保体系。一方面，在常规化的收入上，即使没有购买社保也能享受每月490 元的最低档农保金，基本能够覆盖老年人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本地社区也为老年人提供部分照料资源，包括送餐、上门进行房屋改造等等，对生病和失能老人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次来自老年人的务工、务农收入，为每年几千到两三万不等。本地中老年人一般有自己的积蓄，以备生病等不时之需。最后来自子女和亲友的馈赠，一般发生在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是小辈给长辈的礼物和心意，一般作为老年人的零花钱。

3. 生活样态：从颐养天年到退而不休

在传统时期，老年人在儿子成家之后就可以逐步退出劳动领域，心安理得接受子女的供养。如YS 86 岁的母亲，在小儿子结婚之后就不再参与农业生产，每日的生活就是饭后到邻居家里和其他同龄老人一起打麻将。村里人和YS 都认为，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到老了该休息，享享清福，并不干涉老人的日常生活。可见对高龄老人而言，退养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合法性，老人是否参与劳动取决于自身的意愿。

当前，大部分中老年人则积极参与到各类经济活动中，按照年龄来看，低龄老人一般进入附近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或低端服务行业工作，月收入在2000～5000 元不等；中高龄老人则以零工就业为主，例如城市的绿化清洁和环境打扫，一般单次在70～100 元不等。老年人普遍认为只要有能力就要一直干活，否则会被评价为懒惰。在养老方式上，休闲安逸是不可取的，以老年人的话说就是“老年人的事情就两件，不做小工，就带小人”。

以54 岁的CHM 为例，她在2021 年就可以享受每月1800 元的社保金，但仍然帮人煮饭，每月收入2000 元。在她看来，“要等有20 万左右的存款才能退休，存钱老了可以去养老院，如果孩子有急事也能支持一些，不想着依靠子女”。（CHM，女，54 岁，20201218）

（二）养老模式变迁的社会基础

总结来看，东部地区的养老秩序的变化不是渐变式的，而是在一代人之间完成的快速的转化。中年父代一方面依旧承担对老年父代的赡养责任，另一方面却并不指望当前的养老秩序得以维系，而是通过自我照料、制度支持和自我劳动来积累养老资源，实现了一种从传统的家庭养老到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过渡。这种转变的发生与东部地区发达的地方财政资源和近市场距离高度相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经济基础：就业模式工业化

东部地区自20 世纪80 年代就开始逐步建立工业体系，工业化就业的形态比中西部地区早十年。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市场分工，更有竞争力的年轻劳动力一般从事正式的、工作条件舒适、有保障的工作，例如白领、公务员和村干部等等。而非正式的、工作内容辛苦且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被年轻人所排斥，中年一代恰好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和工作意愿，因此能够实现非正式就业。

工业化的就业方式对代际关系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能够实现本地就业，父子两代都可以通过工作获得收入、积累社会资本，家庭整体的资源禀赋较高，更有能力应对城镇化的转型和现代化的冲击。其二是父辈通过市场就业积累收入，保持父代在家庭中的经济优势和权威地位，不容易因资源产生家庭纠纷。

2. 政治空间：家庭结构少子化

江苏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较早，执行力度严格，因此自20 世纪70 年代起，当地的家庭结构由于政策影响发生明显的转型，家庭结构呈现出少子化的特征。少子化的家庭结构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从消极的视角来看，少子化使得赡养难度增加，4-2-1 的家庭结构使得传统的子代养老模式难以为继，有形成养老危机的可能；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少子化的家庭结构也削弱了家庭政治生成的空间，使得父子两代之间不容易因家庭资源分配产生矛盾，给家庭内部的情感性实践保留了较大空间。

3. 制度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化

本地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且在城镇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从养老保障制度来看，当地通过土地换社保、鼓励老年人购买养老保险等方式实现了养老保障的全覆盖。按照政策规定，即使达到退休年龄没有购买养老保险，也可以享受农保托底，标准为490 元/人/月。针对高龄老年人有额外的高龄补贴，针对失能老人生病的问题，也有对应的医疗保障制度和长期照护补贴，能够形成整体的、对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健全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分担了一部分养老责任，减轻了子代的赡养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家庭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重新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预期，当地老年人普遍有较强购买社会保障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子女养老和自己每月都有收入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通过购买养老保险能够在老年时拥有一种不求人的底气。正是基于这种底气，老年人不必像北方农村的老人，为换取儿女的赡养而过度卷入子代家庭的发展过程中，进入“老人不老”的状态。

4. 生活方式：居住空间城乡分离

近市场区位对家庭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居住形态上。在中西部地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决定了父子两代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远，无法进行有效的情感互动和生活照料。而在东部地区，就近城市化使得子代家庭和父代家庭形成近距离的“城乡两栖”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安排既能避免两代人因共同生活所产生的生活政治［18］，又保持了两代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子代周末回家看望父母，父母种植蔬菜给子代家庭，代际之间各自保持相对独立的空间，呈现出一种“亲而不密，远而不疏”的良性代际互动。

三、退而不休的内在动力

家庭研究经历了从相对固定的对家庭角色的研究转变为对家庭策略性应对的研究，例如学者关于“啃老”的研究，从将现象置于负面的评价体系中转变为转型家庭中的价值重组［19］，对于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路径变迁。因此不能将“退而不休”单纯地视作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现象，而应将之置于特定的家庭发展过程中去分析，看市场化的力量如何冲击家庭原有的秩序，家庭又如何以整合代际资源应对变迁。中老年人的退而不休是子代家庭发展压力传导的结果。

（一）子代家庭的城市化发展压力

在T 社区，村里有70%的家庭都在城里买房，买房的主要原因是子代的工作或者孙辈的教育，也有少数家庭因婚姻成本提高而购房。在购房的方式上，一般采取代际合作的方式，父代出首付，子代还按揭，能够全款买房的家庭约占10%左右。城市化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转变，也是生活方式的转型，子代所面临的是类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压力，在消费主义和阶层跃升的双层压力之下，子代家庭不仅要完成在城市置业、就业的转变，还需要在生活消费和教育投入上提档升级，这种压力一方面使得子代客观上没有资源回馈父辈，呈现出家庭资源的向下输入和伦理的下位运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子代家庭只有依赖父辈积累的资源才能实现家庭转型。

子代城市化发展的压力在两方面作用于父代家庭。其一是家庭竞争的锚点从村庄转向城市，村庄内部的竞争被市场化的买房话语主导，提高了父代家庭完成人生任务的成本；其二是以发展为主导形成一套更有利于子代家庭的话语，要求父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子代提供帮助。同时，子代家庭也因资源需要和情感需求，更加依赖父代家庭，也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与父代家庭的互动。

1. 竞争与村庄的话语转向

村庄社会父辈所生活的熟人社会，社会内部共享一套价值规范。虽然工业化的就业方式和市场化的消费方式冲击着村庄社会内部原有的伦理价值，但并没有改变父辈的参考系和竞争锚点；与此同时，近市场距离保证父代即使到老年也能享受城乡一体化的基础公共服务，父代对村庄社会有较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父代家庭的竞争面向依旧面向村庄。

村庄内部的竞争主要可以概括为两项竞争。其一是刚性的人生任务完成度竞争，即是否帮助子代家庭结婚，随着婚姻与城市化目标绑定，父代完成刚性人生任务的成本上升；其二是弹性的、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包括自己积攒养老资源为子女减轻负担、帮助子女完成隔代抚育、支持子代的工作发展等等。在传统时期，父辈完成第一项责任后就可以退出子代家庭，而在城市化的发展压力之下，父代的弹性支持呈现出“义务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第一，父代家庭对子代的经济付出不求具体的回报，只是抽象地希望子女过得好；第二，村庄是社会形成偏向子代的舆论约束，开始认为老年人有劳动能力但不干活就是懒，这种不利于老年人的社会评价逐步削弱了父辈退养的合理性。由此，子代家庭的城市化压力通过资源需求和不利于父代的村庄舆论共同作用于父代，使得父代积极投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形成退而不休的局面。

2. 依赖与反馈的情感实践

子代家庭中产化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子代家庭为了应对城市化发展压力一般会采取贷款等提前消费行为，增加家庭的金融风险。在现代性的压力和不确定的风险面前，子代家庭没有出现个体化、脱嵌化的核心家庭的价值转向，反而出现对父代家庭资源和情感的双重依赖。一方面，父代家庭的强资源积累能力是子代进城置业的启动资金，子代家庭对此心怀感激，为回报父母，子代也会通过给父母零花钱、带父母看病、给父母买药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父代养老的重视，代际关系的和谐削弱了父代家庭的被剥削感，强化了父辈为家庭付出的意义感；另一方面，子代也将父代的家看作是自己的价值和情感归属，因此会通过常回家看看、给父母带礼物、多表达感恩等方式重新构建与父代家庭的日常互动。由此，从子代获得的情感回馈代替伦理需求，成为父辈甘心为子女付出的内在动力。

（二）父代家庭的内在动力与调试策略

1. 内在动力：情感回馈与自我实现

父代家庭退而不休的内在动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子代家庭给予的情感回馈，主要表现为父子两代间进行密集的资源交换和充分的情感表达，部分老人在访谈时谈及：“生儿子给祖宗烧饭的老传统现在不适用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现在的钱早晚也是他们的，攒着不给子女反而关系搞不好。”可见在传统时期，家庭内部呈现出伦理主导的特征，而现在则更多呈现出情感主导的特征。父辈不再为虚无缥缈的传宗接代而奔忙，却愿意为满足子孙的当下需求而持续务工。“打工赚点钱，孙女想吃什么，想要什么玩具我都可以给她买，自己也自在些。”

其二是自我实现的价值追求。相较于普通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而言，东部地区的老年人有更便利的条件，能较好地把握市场机会。这一方面使得父辈能够通过务工获得收入，以经济资源维持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必面临依附子女和“学会做老人”的尴尬局面，父辈在家庭生活中保留较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工业化的就业方式也形塑了老年人的劳动价值观，即使在家庭资源相对充裕，代际关系并不紧张的情况下，老年人也愿意积极进入劳动领域，通过劳动换取货币化的收入使老年人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从而通过实现社会化再嵌入，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价值。

2. 调试策略：积极的代际互动

家庭策略视角是家庭在面临现代化危机所采取的主动积极的调整与适应，其中，低龄老年人模糊和灵活的角色使其能够在家庭发展过程中发挥家庭的“稳定器”的作用［20］，在东部地区老年人“退而不休”的现象中，依然能够看到策略性的调试。

首先，父代主动延长退养时间。多数中老年人并不以获得养老金作为自己退休的起点，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延长劳动时间，为自己和家庭积累更多的资源，以对抗未来不确定的风险，是对子代家庭处境的体谅。

“身体能做到八十岁就做到八十岁，不能休息，一休息下来都是病。能干就干一点，说是为自己干，实际上为儿女干，我们穷，不能让子女再受穷。”（LS，48 岁，20201217）

其次，主动降低养老预期。父辈主动转变自己的观念，不再要求子女按照自身赡养父母一般给予足够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是将之转化为一种情感期待，只要子女过得好，得空能多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就感到满足。

“养老自己能解决，国家解决，我和老伴生活够了，不需儿子负担。”（WZ，69 岁，20201214）

再次，重新整合子代家庭。在传统时期，父子两代在分家之后，子代家庭从父代家庭中分离，父代家庭会经历一段空巢期，直至父辈有养老需求时重新整合进入子代家庭。而现在，只要子代家庭有需要，父代家庭可以重新将子代纳入家庭，共同吃饭共同生活，帮助子女料理家务，以实现子代家庭更好的发展。

“儿子辛苦，还要回来洗衣服做家务，我们看不过去，才烧饭。一起吃饭可以维持家庭团结，我们的家庭成员关系比一般的家庭好。有的老人思想上不解放，挣到钱存着。我们想得通，一起吃饭，钱现在花了，大家也开心。存着钱以后还不是子女的，都一样。” （YRB，73 岁，20201216）

最后，父代主动承担照料孙辈的责任。当地有句俗语叫“一代人管一代人”，表明在传统时期父代对子代所承担的是一种有限的责任；而现在，子代家庭双职工就业使得家庭抚育功能外移，市场化的解决方式成本过高，父代不得不将带孙子也转化为自己的责任。

“年老的不干活就要带孙子。不带孙的也有，看婆媳关系怎样，没事的话肯定要带。不带孙子会影响婆媳关系，何必把关系搞得这么僵，除非家里有矛盾。但是关系不好的很少，老人基本上都会带孙子。不带孙在家玩，别人会说闲话。”（YLS，70 岁，20201210）

四、“老人不老”与“退而不休”的比较

家庭养老与代际关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养老为代际关系的“功能性内容”，代际关系是养老的“结构性条件”［21］。也可以说，养老情况是反映代际关系的重要表征之一。关中地区的“老人不老”现象和东部地区的“退而不休”现象实质上都是家庭代际关系重构的结果。从两者的结果来看，都是父代无法顺利完成角色转型而固着在原有的角色身份上，但从代际互动的具体形式和家庭整合的关键力量来看，则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一）两种养老模式的比较

在一般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以子代家庭城镇化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家庭扩大化再生产重塑了农村养老实践。具体表现为，父代家庭“老人不老”，深度卷入子代家庭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无法实现角色转型。在养老方面具体表现为，父代践行着永无止境的责任伦理，其老化的过程非但无法使其获得被赡养的权利，反而因无法持续支持子代家庭而被排斥和边缘化，形成养老危机。

在东部地区，家庭发展的压力传导到父代家庭与中西部具有相似性，但因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相对充裕的市场机会，使得父代家庭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市场行为实现相对体面的自我养老，老人并非被动被卷入，而是在理性、价值与情感三者平衡之下做出的积极选择。老年父代不仅有较早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积累能力，还能够通过劳动建构社会关系，实现自我价值。

（二）两种代际关系的比较

“老人不老”呈现出的是交换型代际关系。父代以长期付出的资源来交换子代的养老，更多是给予功能进行的家庭整合，代际之间的情感交往和亲密的表达并不多，反而因为父代要依附子代发展进行村庄竞争。在代际关系的演化路径上表现为：代际均衡—代际失衡—代际剥削［22］，反馈的断裂并没有使代际之间收缩走向个体化，反而通过资源的进一步不均衡实现农村家庭的发展目标。

“退而不休”呈现出的交往型的代际关系，子代家庭对父代有高度的资源依赖，两代人通过密集的资源互动和情感表达共同构建起相对平等的交往关系，两代人在家庭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通过情感互动实现价值整合，父代在家庭中的权威和价值得以被保留，呈现出较为积极的、通过劳动自我养老的实践。在代际关系的演化路径上为：代际均衡—代际失衡—代际关系情感化。

表1 两种代际关系的比较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转型期中国家庭的养老模式和代际关系转型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并非按照学界预设的个体化和现代化转型所导致的家庭核心化，进而形成理性的、类接力模式的代际关系。在资源相对充裕的东部地区和城郊村，代际关系呈现出理性温和的面向，以代际间的情感互动为主要整合力量；在资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普通农村，家庭转型会带来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张力，但并未使家庭走向解体，反而加强了家庭内部以功能为主导的代际整合，使得中国的家庭在应对现代化转型的风险和压力时具有较强的韧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回应转型期养老模式变迁所反映的代际关系转变问题。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家庭养老模式变迁呈现出快速和彻底的特点，即在中年父辈一代人之间就实现了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到自我养老的转变。这种养老模式以父代家庭“退而不休”作为具体表现，父代在有一定养老保障的基础上依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既是老年人自我实现的价值需求，也是子代家庭发展压力传导的必然结果。

进一步将“老人不老”和“退而不休”两者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的共性在于子代家庭城镇化的发展压力传导到老年人身上，但由于市场距离和资源禀赋不同，家庭养老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代际关系的转型方式也不同，资源变量能够润滑代际关系，使得代际关系呈现以交往理性为前提的情感性转向。本研究在经验层面上展示了中国家庭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变迁的不同路径，证明中国经验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是对家庭现代化理论和个体化转向的重新反思与再认识。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想回归现实，讨论家庭养老的模式问题，经验表明，在家庭资源充裕，社会保障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退而不休”的方式参与市场劳动，从而形成老人为主、子女为辅、政府兜底的多元养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有利于实现老年人晚年有尊严地生活。诚然，东部地区的经验有其特殊性，并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值得借鉴的点有两方面。其一是引导健康的和低龄的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其二是倡导子女重视传统孝道文化，给予父母更多的情感回馈与精神慰藉，由此形成更为多元的家庭养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