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企业经济复苏之宏观经济政策方向
——基于管理会计理论的解读

许金叶（博士生导师），胡玉明（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持续、地缘冲突加剧、通货膨胀高企、发达经济体金融环境收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都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处于经济复苏的困难时期，企业订单不足、失业率升高、企业员工收入降低，出现员工不想工作、老板不敢投资等“躺平”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等社会经济现象。

有两个经济数据可以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一是GDP。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6月发表的《夯实复苏基础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中所提供的数据，2019 ～2022 年的GDP 增速分别为6.0%、2.2%、8.4%、3.0%，2023年第一季度为4.5%，2023年上半年预测为6.2%，全年预测为5.7%。二是企业利润。国家统计局2023 年6 月28 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23 年1 ～5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688.9亿元，同比下降18.8%；2023年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8.1亿元，同比下降12.6%；同时，自2022年1月开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逐渐减缓，甚至变为负数，利润总额也逐渐降低。

结合GDP和企业利润数据可知，我国2023年反映宏观经济的指标GDP开始呈现增长态势，而社会经济利润出现负增长。为何会出现这种经济现象？应该如何解决此经济现象所揭示的经济困境？为了帮助企业经济复苏，我国推出了许多组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为何微观经济没有出现复苏现象？难道真的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经济滞涨现象吗？为何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没有发挥出作用？为何会出现当前内需无法提升的现象？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认为走出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惰性反应”困境，应该从“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入手，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根源，即把握“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合成与分解的复杂关系，立足于企业经济复苏状态，面向企业未来的经济数据进行预判，依据企业经济复苏的增加收入、降低成本两个需求提出相应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研究综述

1.宏观经济政策概述。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背景是1929 ～1933 年期间在自由经济理论引领下西方国家陷入的一场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国家干预主义，其产生标志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著作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后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著作，他们反对打造宏观经济政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2019）。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传统的国家不干预政策，力主扩大政府职能，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罗斯福在1933 年3 月所实行的“新政”中开始实际推行经济政策，其从多方面推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失灵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要推行、如何推行、效果如何一直是各个国家实务与理论探讨的焦点。

2.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会计与财务研究框架。为医治市场失灵和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割裂现象及其关系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与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缺乏对宏观经济政策与波动和企业微观主体行为与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从宏观到微观的传导机制的研究”（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国外一些研究关注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或企业产出的影响（Robert 和Amon，2003；Yemanke 和Kuttner，2005）。国内姜国华、陈东华、饶品贵等自2013 年发起“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该学术年会至今已举办了十一届，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的课题，发表了不少与此相关的论文。他们开辟了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会计与财务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主体互动过程

图1 演示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第①步，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首先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第②步，受到影响的微观企业行为会影响企业产出；第③步，企业产出会影响经济产出，因为经济产出是企业产出的加总；第④步，经济产出的变化使政府重新评价之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做出改变，开始第二轮循环。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能够缓解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经济行为之间的割裂现象，阐释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程度。这也是从第一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到第十一届研讨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与贡献。

当前，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一致观点，学术研究的焦点逐渐转变为如何恰当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

三、引领企业经济复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1.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一个“从下到上”的研究分析框架。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的现象是指经济学研究重点关注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会计学和财务学研究重点关注微观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所提倡的“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为基础的会计与财务研究框架”及其四步骤研究顺序，“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的现象源于“经济产出”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割裂与不一致。

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经济活动主体（家庭、企业、政府等）共同运行经济的总体经济状态，其主要衡量指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经济制度与市场体系、财政预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劳动就业水平与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经济产出”主要是宏观经济及其衡量指标与内容，而微观企业行为研究的“企业产出”主要是微观企业经济及其衡量指标与内容。企业行为是指企业活动，也就是企业为实现创造价值和利润等目标而开展的经济活动。企业活动的主要衡量指标是管理会计中的经济及会计指标，包括净利润、收入、成本、贡献边际、变动成本等。

“经济产出”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割裂不仅在于它们的衡量指标不一致，更在于它们之间并不是合成与分解的线性关系，而是可能具有涌现性、自组织等复杂关系。

当前虽然国内外研究已经关注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关系，并在此前提下开展了会计与财务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为帮助人们认识宏观经济政策、理解会计与财务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饶品贵等，2013；范从来等，2020），但是许多研究仍然集中于宏观经济政策下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理解与解读，主要解释和理解企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如何实施企业行为。这些研究主要是解释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分析框架。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主要用以解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即这些研究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需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研究的核心目的是解决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理解它们的关系与行为。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需要解决下列问题：针对期望出现的微观企业行为应该需要出台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引领微观企业行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时间、空间和程度等。这是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应该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因此，如何为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需要遵循一个“从下到上”的研究分析框架，其研究步骤是从微观企业行为开始，到“企业产出”，再到“经济产出”，从而推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建立在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能够顺应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需要之上，正如治水贵在于“疏”而不是“堵”，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应微观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疏导”而不是“堵塞”。

2.立足于企业经济复苏状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运行，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干预、调节和影响企业行为，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的对象是经济总量和经济参数，但是微观企业行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根据系统失衡与正常、个体企业失衡与正常，系统与个体企业可以构成四种状态，对应的企业行为的四种状态分别为：系统失衡与个体企业失衡下的企业活着的状态；系统正常与个体企业失衡下的企业经济复苏状态；系统失衡与个体企业正常下的经常管控型状态；系统正常与个体企业正常下的财富创造状态（许金叶，2021）。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各种经济状态下的财务理论

目前我国企业从企业活着的状态转向企业经济复苏状态，然后向财富创造状态发展①。不同状态下企业的经营方针不同，遵循的财务理论不同，提供的管理会计信息也不同。同样，政府为之提供的宏观经济政策理所当然地会不一样。企业刚刚从活着的状态走进经济复苏状态是当前社会经济下企业所处的经济状态，宏观经济政策正是要引领企业从经济复苏状态走向财富创造状态。

在系统正常与个体企业正常状态（双常态）下，企业的经营方针是财富创造方针，依据的理论是当前的财务理论，其公式为：利润＞0，收入-成本=利润。该理论指出，企业接受订单的标准是产品定价大于产品完全成本，确保企业有盈利。此方针的着眼点是收入对成本的补偿，量化依据是权责发生制及收入与成本配比原则，考核资产效率的指标是资产收益率。这就是双常态下企业财富创造的财务理论。在财富创造状态下，企业能够依据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而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已经有许多理论来解释，本文在此不展开分析。

在系统失衡与个体企业失衡的双失衡状态下，企业的经营方针是活着的方针，其公式为：净现金＞0，付现收入-付现成本=净现金。企业接受订单的标准是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实现产品付现收入大于产品付现成本，确保企业活着，从而确保整个经济社会能够运转。要实现企业产品付现收入大于产品付现成本，需要整个产业链、整个社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此方针的着眼点是付现收入对付现成本的补偿，量化依据是收付实现制，其资产效率的考核指标是资产现金产出率。这或许可以称为双失衡状态下“现金为王”的财务理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企业个体会陷入“囚徒困境”，会由于追求企业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难以自动实现集体行为，即：企业活着需要整个产业链、整个社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因此，需要政府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确保企业活着，进而走向经济复苏状态。对于在双失衡状态下企业如何确保活着，许金叶（2021）已进行过相关分析，这里也不详细展开讨论。

在系统正常与个体企业失衡状态下，企业的经营方针是边际贡献方针，依据的理论是经营困境下的财务理论，其公式为：边际贡献＞0，收入-变动成本=边际贡献。该财务理论指出，企业接受订单的标准是产品定价大于产品变动成本，确保企业有边际贡献。此方针的着眼点是收入对变动成本的补偿，量化依据是管理会计、业务量与成本的依存关系，以及收入与成本配比原则，其资产效率的考核指标是资产产品产出率。这也是系统正常与个体企业失衡状态下的边际贡献财务理论。表1 列示了不同经济状态下的财务理论应对思路。

表1 不同状态下财务理论应对思路

目前我国企业刚刚从活着的状态走进经济复苏状态，尚未进入财富创造状态，企业介于活着的状态和财富创造状态之间。政府需要依据企业状态的发展情况，从体现指令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现辅助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之间采取体现权变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内容下文将展开讨论。

3.正确梳理“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合成与分解的复杂关系，真正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根源。由于存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现象，导致无法理解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许多人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现象当作“黑箱”或“灰箱”，其间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仍然是未解之谜。本文认为，正确梳理“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合成与分解的复杂关系，是真正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根源。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相应的经济参数来影响“经济产出”，进而影响“企业产出”，从而协调国家与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微观经济主体则通过“企业产出”来影响“经济产出”，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恰好是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和科学性的关键。“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合成与分解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涌现性、自组织的非线性关系。而这至今仍然是一个“黑箱”或“灰箱”。

一般来说，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未能推动微观企业行为的原因在于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目标不一致，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经济产出”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企业产出”不一致或相互背离。例如：“经济产出”中的国内生产总值与“企业产出”中的净利润不一致。激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天然导致企业净利润的增长，从而导致以此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具体原因如下：

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作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至今尚未发现更科学的经济总量指标来取代它。自1993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正式使用“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通常有生产法②、收入法③、支出法④三种方法。不管是生产法、收入法还是支出法，其核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最终结果，即：总产出=产品产量×单位价格，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总规模。然而，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净利润（净利润=收入-成本）的加总，而是收入的加总。

净利润是企业产出的核心指标，它是收入减去成本后的财富增加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导向一致的是企业收入驱动或市场份额驱动的企业行为。许多企业认为，更多的市场份额会产生更多的利润。但是实际上，当企业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而进行产品降价时，由于销量增加所带来的利润增加无法弥补价格降低所带来的利润减少，导致企业利润减少。同时，处于企业经济复苏状态下的“企业产出”的核心指标是边际贡献，它是收入减去变动成本后的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合成或分解的关系。

正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净利润、贡献边际之间的不一致，诱导了宏观经济政策为达到GDP增长目标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提升净利润和边际贡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其同时会提升成本。

下文将继续分析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割裂现象所带来的问题。

四、开源与节流协同的群体宏观经济政策：基于企业边际贡献最大化的视角

1.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运行经常陷入的困境。

（1）企业接受订单的困境。在企业活着的状态下，企业依赖政府或其他微观主体（企业和经济个体）来运行；在财富创造状态下，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独立自主经营。而在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无法再依赖政府或其他微观主体，且企业没有能力自主经营。更重要的是，企业遵循的经营方针不是边际贡献最大化而是净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会依据至少大于单位成本的原则进行定价和接单。由于固定成本被纳入产品定价考虑因素，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容易陷入错误定价的恶性循环之中：企业订单量减少，导致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企业为了确保原来的收入，只好提高产品销售价格；而由于企业提高产品销售价格，企业的有效需求减少，进一步导致企业订单量减少，从而陷入产品错误定价的恶性循环中。同时，为提升营业利润，企业需要降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有利于提升产品价值及感知价值的期间费用。例如：降低产品管理费用中用于帮助客户提升产品效用价值的费用；降低产品销售费用中用于帮助客户提升产品感知价值的费用。

上文所提到的困境必然表现为企业消费需求减少、订单量减少、开工率不足，由于企业经济收入无法弥补固定成本，必然导致企业投资需求不足。这就是员工“躺平”、老板“躺平”现象产生的原因。

（2）期望有效需求增加与降低员工工资的困境：宏观经济中就业及就业率问题。在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遵循边际贡献最大化经营方针，即依据“边际贡献=收入-变动成本”，要实现边际贡献＞0，就必须增加收入或降低变动成本。而在增加收入和降低变动成本中存在一个相互矛盾的两难选择。增加收入就是要增加消费者的产品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就必须增加消费者的收入。而增加消费者的收入实际上就是增加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增加变动成本。这里假设增加的消费者收入（员工工资）都用于消费，由于收入和变动成本同时加上一个相同的增加量，它们的差不变，即边际贡献没有变化。更加实际的是，消费者获得的工资增加量在经济不景气时并不会同比例用于消费，导致企业边际贡献减少。因此，企业不会增加员工的工资，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也难以提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工资是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它们都是建立在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基础上的。如果因为货币政策导致名义工资严重偏离实际工资，将有损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约翰·凯恩斯，2017）。

2.宏观经济政策的落脚点：开源与节流，提升边际贡献。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企业经济活动就没有社会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是微观企业经济活动，摆脱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运行所陷入的困境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落脚点。如何解决市场机制引起的微观失灵和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等经济问题，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是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从广义角度来看，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收入政策、人力政策、消费指导政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围绕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运行经常陷入的困境协同有序地引导企业开源与节流。

（1）财政政策的落脚点：采取政府购买或财政转移支出来刺激创新，扩大内需，提升企业收入。我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重拾企业信心，培育企业的造血功能，让企业有意愿进行投资与生产，以保住市场主体，让更多人有就业机会。企业收入=产品销售量×产品单位价格=消费者有效需求。而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收入，这是支出消费的特质基础；二是消费意愿。消费意愿随产品价值的提升而增加，增加消费者收入则会面临企业变动成本的提升。因此，无法应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消费者有效需求并同时提升边际贡献，只有通过政府购买或财政转移支出来提高企业有效需求。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所提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一个人的消费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可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我国大部分的消费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因此，消费者倾向于把原来应该用于高层次需求（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就导致银行的储蓄增加而不是消费增加。因此，提高员工工资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增加。同时，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加大，说明其对未来预期的风险意识增强。这就需要国家重新建立经济安全的信心，让消费者有能力消费，敢于消费。为增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需要降低消费者在未来的医疗支出、养老支出、教育支出，提高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选取财政政策中的政府转移支付工具，政府通过增加医疗支出、养老支出、教育支出，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企业消费需求。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 年降至0.468。虽然收入基尼系数累计下降0.023，但是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基尼系数仍然超过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范围。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公平程度偏离度高，也进一步说明收入用于消费的难度较大⑤。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收入结构出现分化差异，富人的收入难于用于消费，居民收入未能用于当期的消费，从而进一步减少了社会的有效需求。因此，要提升企业收入水平，增加企业订单，仍然有必要采用财政政策，除了采用企业活着的状态下的短期救助措施，还可以采用政府投资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消费意愿随着产品价值的提升而增加，这就要求企业为提高产品内在价值而进行投资。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投资：一是增加企业变动成本的投入；二是增加企业固定成本的投入。由于固定成本的投入金额大、回收期长，在企业经济复苏阶段，企业一般没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意愿。而变动成本的投入取决于增加的产品价值是否高于企业增加的变动成本，如果能够增加边际贡献，就会促进企业进行变动成本的投资。因此，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为目标的固定成本的投资，依赖于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投资。当然，这个固定成本不是单个企业的固定成本，而是整个社会创新的固定成本。这也是前几年政府投资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如果政府投资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则会给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压力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在固定成本方面的投资仍然可以侧重于整个社会关心的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以普惠整个社会。

（2）货币政策的落脚点：降低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企业成本。除了提升收入，还可以降低成本以提高边际贡献，推动企业经济复苏。

第一，降低变动成本中的要素投入，主要降低要素投入的价格。由于生产同样的产品，要素投入量的降低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还要有固定成本投资作为条件。对企业来说，就是降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一般来说，整个社会经济处在下行阶段，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由于缺乏需求而处于降低状态。由于员工工资具有刚性，其作为变动成本的组成部分，难以进行降低。同时，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降低员工工资会减少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因此，员工工资一般不列入变动成本降低的范畴，而是在消费者有效需求增加时通过提升员工工资来提升员工工作及创新的积极性。使用货币政策中的利率降低工具，可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用于购买能源和原材料的资金使用成本。

第二，降低固定成本中的资金成本。虽然在经济复苏阶段，企业不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但是之前企业也存在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固定资产投资数额较大，通常会使用银行贷款等。因此，降低利率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降低已经投资和即将投资的资金成本。

（3）将增值税改为所得税或降低增值税税率，以降低企业变动成本。虽然增值税是企业流转环节的“价外税”，但是增值税是产品最终消费者以提高价格的方式来承担的，会导致企业的销售收入降低。沿着产业链逆向回溯，产品单位价格的增加无疑等于增加企业产品的变动成本；此外，由于增值税的存在也会导致附加税费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产品的变动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增值税可看成是企业变动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同时，企业需要预先支付增值税进项税额，而后才能收到销项税额，导致经济下行时期企业的现金流受到影响。另外，企业坏账影响导致销项税额无法收回，增加了企业成本和现金流的流失。最后，增值税仅抵扣有交易事项的进项税额，企业的员工工资不作为增值税的抵扣项目。因此，增值税的“增值”有被夸大，企业存在多交流转税的情况，多交的税费基础是员工工资。综上所述，建议将增值税改为所得税或降低增值税税率，以降低企业变动成本。

3.依据管理会计理论，并不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企业管理会计中收入与成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必要，而货币政策中的降息工具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或资金使用成本，增加社会的投资。同时，由于社会经济产量减少，货币流通量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也说明无须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商品的流通。根据经济复苏的情况，社会商品价格应该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并向工业品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转移。但是目前消费品价格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工业品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出现降低，而能源和原材料等的价格上涨了。这给企业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从反面证明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企业经济复苏。

五、结语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割裂”的现象源于“经济产出”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割裂与不一致。“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研究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理解它们的关系与行为。如何为制定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需要遵循一个“从下到上”的研究分析框架，其研究步骤是从微观企业行为开始，到“企业产出”，再到“经济产出”，从而推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能够顺应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需要，正如治水贵在于“疏”而不是“堵”，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应微观企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疏导”而不是“堵塞”。

立足于企业经济复苏状态是引领经济复苏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正确梳理“企业产出”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合成与分解的复杂关系是真正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割裂”的根源。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摆脱经济复苏状态下企业运行经常陷入的困境（企业接受订单的困境及期望有效需求增加与降低员工工资的困境）的主要思路是：开源与节流，提升边际贡献。具体来说：一是采取政府购买或财政转移支出来刺激创新，扩大内需，提升企业收入，这是财政政策的落脚点；二是降低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企业成本，这是货币政策的落脚点；三是将增值税改为所得税或降低增值税税率，以降低企业变动成本。最后，依据管理会计理论，并不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总之，通过管理会计理论分析可知，宏观经济政策应偏向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倾向于采用降低利率以降低企业成本的货币政策，但不支持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

【注 释】

①系统失衡与个体企业正常下的经常管控型状态，是指在疫情下有些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行业企业处于有利状态，而整个社会的经济处于失衡状态。因此，需要政府的经济管控。这属于特殊的经济状态，此外不展开阐述。

②生产法，即使用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总和进行核算，各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各产业总产值减去中间消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核算数，都是以生产法为准的。

③收入法，就是用劳动者（个人）收入、国家税收（含规费）、企业的利润和折旧三者的总和来核算。

④支出法，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库存增加+净出口。

⑤基尼系数是1943 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 时，居民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0.2 ～0.3 之间时较为平均，在0.3 ～0.4之间时比较合理，在0.4 ～0.5之间时差距过大，大于0.5 时差距悬殊。通常把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 ～0.36之间。

【 主要参考文献】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著.宇琦译.经济学原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范从来，姜国华，陈冬华等.新时代宏观影响微观的新视角及微观检验宏观的新证据——第八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交叉研究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20（1）：198 ～203.

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9 ～18+94.

饶品贵，石孟卿，姜国华等.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关系研究——首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J］.经济研究，2013（2）：150 ～154.

许金叶.重大灾变下企业财务理论的缺陷与突破：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J］.财务研究，2021（6）：15 ～21.

约翰·凯恩斯著.金华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7.

Robert A.Korajczyk，Amon Levy.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1）：75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