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说儒》中的民族意识

刘舒颖

《说儒》是胡适儒学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从政治文化方面来看，他也是“全盘西化”口号的支持者和奉行者。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胡适对于儒学也应该是持否定态度的，就会有失客观。胡适作为新旧文化交替潮流中的一份子，必然有着其复杂的一面，这也影响到了胡适的文化观点和学术观点。自《说儒》发表以来，学术界对其争论不断，由于一些的原因，到20世纪80年代后，《说儒》研究才真正谈得上步入了学术层面。本文拟就《说儒》如何体现民族意识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粗略分析和探讨。

一、胡适与儒学

（一）胡适的生平概述

胡適的性格特征和生平思想与儒学密不可分，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方面，其思想深受传统旧道德的影响，另一方面，胡适又是新思想的先锋人物，他在不断的求学和探索中，积极为中国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

胡适对于儒学的看法的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少年时代受父母教诲，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尊孔尊儒。胡适出生于绩溪，绩溪多商人，经常往来于大城市，因此受大城市风气的感染，胡适父母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胡适读的第一部书便是其父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学为人师》：“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义之所在，身可以殉……穷理致知，返躬践实，黾勉于学，守道勿失。”其母虽是小脚女人，但也跟随丈夫的教育理念，注重对胡适的培养。从小受儒学启蒙，也为胡适后来思想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代的留学生活，使胡适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促成了他儒学思想的转变。在国内就读期间，他接触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笔名“胡适”中的“适”就是来源于《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凭借其出色的国文成绩，胡适借读于一个美国基督教家庭，开始了留学之旅。留美回国之后，胡适思想变得激进，其中对胡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他开始批判孔子和儒学，也赞成“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是随着新的社会矛盾凸显，胡适对于全盘西化、全面否定儒学的思想进行了反思和纠正，从更加理性、客观的角度看待儒学，《说儒》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多诞生于这个时期。

晚年的胡适，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想观念，都有着比较明显的儒学倾向。

（二）胡适与《说儒》

杜威的实验主义对胡适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实验主义是20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随着西学东渐逐渐传入中国，影响了近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而当时进化论思潮的流入也不容小觑。进化论是中国近代的主潮。胡适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探讨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律例是不断前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来假设、推测一个事物的可能性，再用以上求证之方法，来检验这个事物是否有实用之处，结合“历史的态度”分析这一事物形成的背后原因，来评判一事物是否为真理。

据此，我们也可以窥探胡适《说儒》的基本演绎模式和写作动机。结合具体文本，我们发现胡适经常使用“大胆假设”“猜想”等来陈述观点，有的观点尽管没有诸如此类的词语，依然有作者直接推测的意味。此外，胡适还大量运用了实验主义方法溯源儒学以求得儒学真面貌。他的《说儒》一文阐释了儒的起源、儒的生存原因以及孔子与儒的关系，包括孔子为什么可以成为儒的领袖、为什么可以复兴儒等。可以说，《说儒》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研究学术问题的一次具体尝试。然而这种方法论也为《说儒》带来了非议，一些细节的考证并不严谨。比如胡适把儒与殷商联系起来，认为儒服就是殷服，但是冯友兰等人就认为不能把个案扩大到整个群体，“儒家拥护传统反对变革者，故其言服亦不随潮流变革”。

另外一个方面是胡适“历史的态度”，胡适治学并不仅仅是研究儒这门学术问题本身，其目的是要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态，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这就是胡适《说儒》中暗含的民族意识。除此之外，随着沸沸扬扬反孔反儒运动的落幕，胡适也对这股思潮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进行了反思。胡适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儒，为什么儒能够经久不衰，他想厘清这些问题。因此，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如果紧揪着胡适的政治立场，而否定说儒的时代价值，是不正确的。《说儒》更像是我们研究当时人们思想的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儒、对于时代格局交替的迷茫和徘徊，而且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内省，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声音——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二、《说儒》中的民族意识

（一）从社会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待儒的起源

在对儒的古义的论述中，作者大胆推想最初的儒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殷服，行殷礼，并且通过丧葬礼仪、服饰等方面论证这一观点。暂且不论这些论据是否经得起推敲，我们发现作者一直想把读者的注意往殷、周两种文化的冲突上面引导，强调殷文化是儒文化的发源中心，而殷和周分别是强大的统治者和不屈的被统治者。

胡适把周民族比作“东胡民族”“西来民族”等被殷民族仇视的群体。“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周民族形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这里作者并不是有意强调周民族的残酷，因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作者是想强调殷遗民在被压迫阶层是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的，那就是通过儒的文化力量，也就是文中所说，“殷商民族文化终究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作者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几个原因。首先，殷在东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人口众多，文化潜在势力强大，并不是武力征服可以付之一炬的。其次，尽管周对于前朝的文化是嘲讽、看不起的态度，但是殷礼和殷制自身的优越性已为周统治者所用，不得不吸取殷制的长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殷民族“团结力”的中心——宗教以及“儒”这一新兴的阶级与职业。作者把“儒”这个行业塑造成一个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是不卑不亢、高风亮节的群体。他们虽然被压迫、被奴役，但是依旧背负着殷礼“保存者与宣教师”的身份。

“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败罗马帝国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士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这里不难看出胡适对于文化的重视，从胡适的政治运动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想办法挽救中国的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陈词滥调，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他还努力寻求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点，希望能够合理改造中国文化。他以为，在那个动乱年代，只要民族文化得以振興，人民得到自信，就能谋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从民间角度建构儒的形象

往往我们提到儒，都是“饱读诗书”的“圣人”。但是《说儒》中却从职业以及儒的现实谋生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姿态进行反思。作者解构了儒的形象，认为儒以及“儒教教主”孔子有失百姓的期待，不能为后者所理解、接受。他说儒的古义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这里就说明了儒的职业。他又说“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则多是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不能完全跳出“因人之野以为尊”“既须靠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节气了”，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讲，你既然领别人的工资，靠别人吃饭，尊严和气节自然要放在一边了。这毫无疑问说明了儒家文化与百姓知识的断裂，儒的哲学思想过于深奥，不要说普通百姓了，连孔门弟子子路也难以理解。再者，儒家所宣传的思想和民众的诉求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只有王室、贵族才会讲究这些治丧礼仪。《说儒》中对孔子所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解读是“他的民族遗传下来的职业使他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正如老子不能不替人家治丧相礼一样。但他的理智生活使他不能不维持一种严格的存疑态度”“这种基本的理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一个儒家运动的历史的使命了。这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中国‘弥赛亚的使命是要做中国的‘文士阶级的领导者，而不能直接做那多数民众的宗教领袖”。这都说明了儒的非民间和精英化。但是，文中作者并没有责怪民众，批判民众，而是反省自身的缺点，以谋求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集合点。

胡适提出这样的观点有着现实原因。就社会环境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主权被掠夺，胡适认为民族文化对于凝聚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需要缩小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鸿沟，才能调动更多革命力量参与战斗，因此塑造了一个民众期待的儒，成为一种理想；就自身而言，民族危机加重，他有着被排挤在中心之外的失落感，觉得“多数青年人不站在我这一边”；就学术环境而言，晚清在“欧风美雨”等新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经学、儒家、诸子等传统文化都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推动疑古运动大兴，章太炎等人对疑古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这股思潮不利于民族文化意识的建立。胡适以“科学方法论”自居，倡导“求是”，对疑古思潮的勃兴产生重大影响，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也对自己的方法渐生疑窦，并且进行了反省与重新思考。

（三）有意神化孔子形象

作者根据犹太民族历史和基督教创教史，结合《左传》《论语》《史记》的记载，有意建构出一个中国式的“悬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孔子就是那个应运而生的“救世圣人”。作者首先列举了一系列古籍来论证这个预言在当时的真实性，如《玄鸟》篇中的“武王”、《左传》等等，并且把孔子之后的一些思想与这个“预言”结合起来，说他有强大的自信心，“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将孔子去世之前的慨叹说成“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绝望的叹息”。

这里作者描述的孔子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年轻的时候就被预言选定为圣人，孔子也以“仁”为己任，孜孜不倦心怀天下，相信自己受命于天。其实仔细考证，会发现作者的论证有很多模棱两可之处，比如他引用的《玄鸟》就没有讲述预言。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引用都是不可靠叙述。首先《论语》就是孔子的弟子记录的，对于老师说的话难免有记录偏差，其次还有孔子去世时《檀弓》的记载，很可能是旁人为了迎合这个预言和夸大艺术效果所捏造的，所以上文“绝望的叹息”论就十分可疑。胡适也在等待那个“救世圣人”，他通过塑造一个神化的孔子来告诉民众：我们也会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来救我们于水火之中。至于那个人是谁，胡适也属于困惑阶段，或者说，不一定要是“人”，也许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解放。

三、结语

自《说儒》发表以来，争论不断。笔者认为，对于本文的探讨不应该拘泥于胡适的政治立场的细节考证，而应该更加深入地挖掘胡适这样写，这样说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意味，从而窥见当时社会对于儒的基本看法和具体期望，辩证地看待《说儒》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