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小说《文城》中的“荒诞”

王源

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余华是当代文坛最能展现人的存在之不合理性的作家之一。从创作之初，他就一直專注于展示现实生活中的荒谬。余华前期创作中的荒唐无稽与他对现实世界真实性的思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洞察到精神世界的真实性和现实生活的荒谬性。因此，他的作品往往背离常理。在《文城》扑朔迷离的故事中，余华延续了《现实一种》《兄弟》等作品的 “荒诞”。这种“荒诞”是黑暗的、血腥的，也是余华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特质之一。同时，《文城》中的“荒诞”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而这种“荒诞”是浪漫的、柔美的。

一、小说书写人事的“荒诞”

（一）人物身世的“扑朔迷离”

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主要由正文与补篇两个部分构成。小说一开始，简约明了，“在溪镇有一个人，他的财产在万亩荡”。[1]3在描写了溪镇这个人的土地财产后，作家又转而写道：“没有人认识一个叫林祥福的人。他常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挨家挨户讨要奶水，身材壮硕，行动缓慢，在冰雪中看起来像一只粗拙的白熊。”“他不愿意吐露自己从何而来，也不愿意说出自身的身世。”[1]4也许是因为这样独特的叙述，林祥福的背景理所当然就成为了《文城》最基本的悬疑。直到全书的第49节，小说才道出了这个突然来到溪镇的异乡人南行的原委。当晚，林祥福把自己的背景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陈永良，为了找到女儿林百家的母亲，他长途奔波南下，凭借记忆中模糊的乡音，最终决定暂居在溪镇。

而在补篇中，小说的主人公则转变为小美。正文中的小美出人意料地闯入了林祥福的生活中，又扑朔迷离地消失在读者的视野里。这样一个身世成谜、行踪不定的女子在补篇中一层层褪去神秘面纱。小美的一生波浪起伏，十岁进入沈家做童养媳，由于擅自拿钱接济弟弟被休。然后，与丈夫阿强一起从溪镇出逃，远走他乡。在手头紧迫时，又与丈夫分离，委身于林祥福。几经周折，小美无奈离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仅仅依靠胎儿身上剃下的些许毛发聊以自慰，直到在冰雪中凄凉地死去。

（二）天灾人祸的“突如其来”

程德培认为，“天灾兵祸匪患在《文城》举足轻重，没有它们，所有的故事也无从谈起，它们既构筑了《文城》的外部世界，也是人性善与恶的折射墙”。[2]26刘杨也曾表示，“小说中无论是南方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无休无止的暴雪，还是北方‘木盆那么大的冰雹，都显示出自然力量的无常，给人间带来了满目疮痍”。[3]140由此可见，雨雹、龙卷风、雪灾等自然天灾和匪乱、军阀混战等人为祸乱都增添了小说的魔幻色彩，共同构成了《文城》这个荒诞的世界。

首先是对于雹灾的描写。屋前石臼一般大小、能够砸死人畜的冰雹，必定是一种作者刻意设计的细节描写，正如评论家刘杨所说，“余华暗置于写实中的魔幻性，将自然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呈现，实际上和暴力、荒诞一样共同服务于抒情”。[3]140这场从天而降的雹灾，为惊慌失措的小美主动钻入林祥福的被窝做了可信的铺垫。其次是林祥福在溪镇意外经历的龙卷风。经过龙卷风的洗劫，原本安宁的溪镇遍地瓦砾，空气中充斥着悲痛的气息。而向来生性悲悯的林祥福，面对眼前的萧瑟景象，竟表现出不合情理的喜悦之情，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仍沉浸在女儿失而复得的欣喜之中。霞光中喜悦的林祥福与周遭残破的溪镇构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和反差，更进一步增添了小说的荒诞色彩。

“与以上这些天灾相比较，对人群造成更大苦难的，其实是以匪患为鲜明象征性符码的人祸。”[4]首先是军阀混战时期北洋军的到来。虽然顾益民仁义至极，提出了主动款待北洋军的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溪镇的损失，但是，从妓女们的悲惨遭遇看，北洋军的到来仍然是溪镇的一场灾难。另一方面，《文城》最惹人注意的灾祸无疑是土匪的杀戮。作者“表现残忍的才华”[2]27在这里再次展现。张一斧一出场，就显示了土匪的极度残忍和凶狠。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土匪本色，在张一斧一伙血洗齐家村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土匪们像拉羊羔一样把村民们拖出来，用大刀砍掉一个又一个人头；还有的没有出生的婴儿在母亲肚子里被刺死。这些惨烈又血腥的场景，在令人心生恐惧之余，同时也增加了一份荒诞。

二、小说“荒诞”的继承与变异

（一）血腥、冷漠的延续

《现实一种》是余华“荒诞”叙事的典型代表。小说中充满血腥暴力的黑色元素，作者以一种颠覆常理的姿态和戏谑调侃的笔调揭示了现实中人性的疯狂怪诞。《文城》中的溪镇同样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杀戮的世界。“《文城》中有 8 万多字都是写土匪的暴行和与土匪争斗的，在全书 24.5 万字的总字数中占比超过 30%，如果去掉小说近 8 万字‘补的部分，占比则达到了一半左右。”[5]丁帆也曾表示，“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中，《文城》从不避讳惨烈的场景，这就是敢于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审美效应，由惨烈到‘壮美的转换，则是由‘同情和怜悯引发的对人物悲剧的审美过程”。[6]13

土匪头子张一斧的出场可谓小说的高潮。他的出现给原本不安宁的溪镇带来了更加沉重的打击，小说的血腥、冷漠和暴力也推向顶点。尤其是溪镇民团与土匪拼死斗争的场景描写，首任团领朱崇伯的肚子被炸开，次任团领徐铁匠的眼球被打出来，第三任团领孙凤三与世长辞。一场战争，溪镇民团三任团领相继英勇战死在城垣。然而，作者关于罪恶至极的张一斧形象的刻画并不止于此。例如，在溪镇一战中败退的张一斧，随即又设计绑缚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并且对其施以酷刑。张一斧对顾益民的刑罚和虐待以及血洗齐家村的暴行，无疑暴露了其内在的嗜杀成性、冷酷暴力的特点。

（二）浪漫、柔美的转变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出了“荒诞哲学”，其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就是反抗思想。这种思想是人在面对荒诞时所应当采取的行动和措施，也是荒诞衍生和发展的结果。《文城》超越了前期《兄弟》《现实一种》等作品单纯地堆积与展现荒诞冷酷的现实，对于“荒诞”的呈示转向了浪漫、柔美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反抗的意味。

这种凄美、浪漫的“荒诞”突出表现在纪小美身上。正文中，纪小美出乎预料地闯入了林祥福的生活中，而后又无声无息地淡出林祥福的世界。在補篇中，余华不仅详细交代了这个身份不明的女子的身世经历，并且对于她的死亡更是不惜用大量笔墨来渲染描写。“小美的脸透明而破碎了，她垂落的头发像是屋檐悬下的冰柱，抬过去时在凹凸的冰雪上划出一道时断时续的裂痕，轻微响起的冰柱断裂声也是时断时续。”[1]342这“透明而破碎”的形象是小说为小美留下的最后的文字，也是小美一生的真实写照。再者，小说结尾林祥福和小美的彼岸相遇更是凄美至极、荒诞至极。余华精心设计的两个情节，是这段悲壮爱情故事的核心，也是小说的精髓所在。“一是让林祥福与小美、阿强再也不能活着相遇；二是让林祥福在寻找小美的过程中以战斗的方式死去，让小美在寒暴天为林祥福祈祷中冻亡。”[7]林祥福生前和小美擦肩而过，一直在等待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寻找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文城”，死后两人终于以一种奇特荒诞的方式得以重逢。生离之痛和死别之美构成了一个苍凉无望、充满荒诞感的闭环。

三、小说“荒诞”叙事的意蕴

（一）以“荒诞”反映现实的苦难

“余华的《文城》是一部怀抱人间、直视苍生的悲怆之作，也是一部标举情义、追击人性的快意之作。”[8]为了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柔软，达到营造苦难的目的，作家以沉着超然的语言，建构了一个荒诞的世界，用冷漠血腥的人事刺激读者的温润之心。简单来说，《文城》从“追随”这一小视角着眼，让林祥福一次又一次踏入历史的骇浪之中，从而发出命运造化弄人的千古长叹。那个曾经富足安谧、木屐声声的小镇，在经历一次次天灾人祸之后，最终沦为荒凉颓败、尸横遍野的万物凋敝之地。洞悉了现实生活的存在的不合理性， 也就认识到了苦难产生的本源。

《文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作者通过写景、抒情、诙谐、夸张等不同的叙事手法，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军阀、匪祸遍地横行的苦难年代。小说中，叙事节奏循序渐进，语言文字精致细腻，余华用抒情化的笔调处理人物、事件的怪诞神秘，极力渲染雨雪风暴的狂放，借助异质性的叙事技巧演绎了一代人的苦难经历。林祥福与小美的与世长辞、戏剧重逢，这是他们注定凄惨的命运。林祥福与顾益民，前者为两人的昔日情义而献身，后者目视前者的遗体送行，死者已逝，生者哀痛。《文城》的苦难抒写在唯美的尾声中渐渐落下了帷幕。

（二）以“荒诞”内隐人性的温情

丁帆认为《文城》中“‘人性的呈现才是直取人心、击溃形式的巨大能量”。[6]4小说中主要人物行动的逻辑都在于“义”。除了主要人物是以“义”为自身行动的主导外，小说中正直、有良心的土匪“和尚”等小人物，都遵循了这一行动准绳，他们最终得到了圆满的结局和尊重，而毫无情义可言的土匪张一斧只能惨死在街头。因此，“《文城》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性格透明纯粹、表里如一，人性应然的光芒扫荡内心深处可能潜藏的幽暗阴影，人物不仅被赋予诗性，甚至具备了某种神性”。[9]

主人公林祥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深入骨髓的善良天性。在小美和阿强路遇窘境时，他慷慨收留。虽然小美和阿强“仙人跳”或 “放鸽子”的陷阱也曾让林祥福怨恨至极，甚至曾经在夜深人静时声嘶力竭。他痛骂小美不是“好女人”，向早逝的父母哭诉自己不孝。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小美怀着身孕返回林祥福身边时，林祥福并未责怪她，也没有追问金条的具体用处，他仍然期待着与小美一起安稳地生活，甚至还宽慰小美，虽然她偷拿了林家将近一半的家产，并且一点都没有带回来，但至少她把孩子带回来了，没有在野外生下林家的骨肉。即便林祥福早已预料到小美可能会再次不告而别，然而他并没有提防或是阻止，反而是放弃祖业，义无反顾地带着女儿寻找小美。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林祥福是一个温柔纯良的重情之人，哪怕他为小美的叛离愤怒不已，还是在她怀着身孕回来时接纳了她”。[10]

四、结语

《文城》中有真真切切的现实，也有怪诞癫狂的虚构；有爱情和道义，也有苦难与罪恶；有比死亡更绝望的命运，也有比现实更荒诞的人性。余华曾表示，自己当前的创作准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事方式……”[11]可以说，《文城》实现了这一目标，它不是余华过去任何一部作品的简单复制，而是作者既有写作风格的一种继承和创新。东北作家班宇如此评价：“士与誓的精神，情与义之幻景，将溪镇变作文城。文城也是一个人的空城。”小说生动展现了加缪《西西弗神话》中“荒诞哲学”的反抗思想，林祥福、纪小美、顾益民等人物在面对荒诞时所采取的行动，也是荒诞衍生和发展的结果。《文城》建构了一个荒诞至极的生存图景，冷酷血腥的现实中又饱含着人性的温情，在虚虚实实间，经由文学这座桥梁抵达现实之境。

注释：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程德培.重复的命运《文城》内外的现象阐释[J].上海文化新批评，2021（3）：15-30.

〔3〕刘杨.极致的张力与审美的浑融——论余华的《文城》[J].当代作家评论，2021（4）：134-140.

〔4〕王春林.苦难命运展示中的情义书写——关于余华长篇小说《文城》[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3）：75-82.

〔5〕李春雨.《文城》：余华对“人”的又一次叩问[J].文艺争鸣，2021（12）：142-147.

〔6〕丁帆.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小说评论，2021（2）：4-14

〔7〕杨雷，肖庆国.原型结构、历史记忆与精神症候——论余华从《兄弟》到《文城》的精神嬗变[J].文艺评论，2021（3）：29-40.

〔8〕洪治纲.寻找诗性的正义——论余华的《文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7）：66-78.

〔9〕李彦姝.《文城》的纯粹与简薄[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6）：86-92.

〔10〕孟觉之，胡小兰.先锋作家的“出城”记——从《文城》看余华创作的再转型[J].南方文坛，2021（6）： 182-186.

〔11〕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