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写”

白家瑞

王占黑是一名90后新锐作家，2018年凭借小说集《空响炮》获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此进入大众视野。王占黑将视野转向大城市中的小人物，描写居住在老旧居民区里的老人、穷人、外来务工者等人物的生活，关注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纠葛。在叙事艺术上，王占黑运用了“贴着写”的写作手法，注重叙事视角与人物情绪的把控，用“侧面烘托”和“同声翻译”两种方式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深入体察人物的情绪，并采取了以外号交代人物的人物描写方式，捕捉市井人物身上的英雄与反英雄特质。本文将基于王占黑的两部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展开论述。

一、题材主题——大城市中老旧社区居民的生活描写

在题材上，王占黑将目光转向大城市中的老旧居民区。她认为，提起大城市，人们往往会想起城市中的高楼大厦，抑或是南方标志性的建筑物之类，很少有人关注城市中遍地的老旧居民区。[1]214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作为居民住所过渡的单元楼成了老小区，成了老人、穷人、外来务工者的居所。这些老旧社区在新城市下“接受一轮一轮的改造，也等待着随时可能降临的淘汰”，[2]252在时间与历史的夹缝中生存。写作是作者关心城市的一种方式，这些小区年代久远，人员混杂，“涌动着复杂的事件、关系和情绪”，[2]252成为作者洞察城市变迁、人情世故、代际交替的一个绝佳场所。纵观两部小说集，无不是以老旧社区为题材，将社区居民、小摊贩、打工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囊括其中，进行了真实的描写。

在主题上，作者描写平民生活，关注社区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者写了三类人物，老人、穷人、外来务工者。其中，《小官的故事》《阿金的故事》《阿明的故事》《老马的故事》《老菜皮》《百步一座桥》《阿祥早点铺》《美芬的小世界》《偷桃换李》写老人，《光明的故事》《春光的故事》写外来务工者，《演说家吴赌》《老菜皮》写穷人，人物的身份往往是叠加的；三种人物处于同一种社区，是一种复杂的杂居状态，又往往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在老人中，他们大多是下岗或退休工人，下岗之后经历了“男保女超”的变革，男人去当保安，女人进入超市打零工，“离开了单位制的束缚，努力营生或浑浑度日”，[2]253如《水果摊故事》里卖水果的，《阿金的故事》里开五金店的，《老马的故事》里到托儿所照顾小孩的，《春光的故事》里冷冻厂切割猪肉的，《阿明的故事》里捡破烂儿的，《阿祥早点铺》里卖早点的，《麻将，胡了》里当保安的，《美芬的故事》里跳广场舞的，《老菜皮》里卖菜的，《怪脚刀》里管理棋牌室的等等。作者认为，下岗不一定是一种不幸，有时候也是一种转机，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尽相同，“我不是很倾向于说什么失败，或者是牺牲，也不能作价值判断，就是说失败的人就是要被同情的，还是要被批判的，我没有资格去做这样的价值评判”。[4]在小说中，王占黑没有描写人们下岗后的颓态或是失败，相反，人们都是很快地投入到了新生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如《怪脚刀》中怪脚刀当上了棋牌室的管理员，“走马上任以来，活动室一下显得秩序井然”，每次下楼都能听到他“裤腰带间那串钥匙在楼道飞快盘旋的声音”，“好像誰沿着楼梯摆了一长串长长的电光炮”，打完牌回家时也是富有精气神的，他在棋牌室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此外，作者也写了老年人/穷人群体的种种境遇，如《老马的故事》写了伺候了一辈子病人的老马，《阿祥早点铺》写了开早点铺度日、老年经历丧女打击的阿祥夫妇，《偷桃换李》中写火化前互换身份的老人，《阿明的故事》写捡垃圾成瘾的阿明等等。

外来务工者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小说中写了送奶工（《光明的故事》），老知青（《春光的故事》），“是熟人空间里操持别种语言的特殊角色，他们所拥有的地域文化和气质，比如吃苦耐劳或孤高自傲，不时与外部环境产生互动，有些融入其中，有些仍在适应，但确已归属于本地空间里了”。[2]252外乡人在融入社区生活的过程中经历了挫折与挑战，如送奶工光明刚来小区的时候因为不讲卫生，被杂货铺的女人们追着暴打，而后他“不耍滑头，不扯瞎话，渐渐被大家接受”，融入了社区之中；知青春光不愿意返回上海和姊妹抢房子，选择留在社区，虽然孤高自傲，“一年四季总是板着面孔”，但社区也确确实实成了他家乡之外的第二个家。

综上所述，作者对三类人的描写是真实、贴切、细腻的，是生活在社区人群的真实生活状态。除了表现人物的生活际遇，作者也透视了诸如养老问题、代际沟通等，表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

二、艺术手法——“贴着写”的运用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运用了“贴着写”的手法。她在小说的后记中写道，自己在小说写作中也受到沈从文告诉汪曾祺的“贴着写”的手法的影响。[2]252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其写作受后者极大影响，他回忆了沈从文关于“贴着写”的论述，即“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5]45王占黑的小说较好运用了这种创作手法。

（一）叙述视角与人物情绪的把控

小说在叙述视角与人物情绪的把控上体现了“贴着写”的手法。在叙述视角方面，除少数作品如《空响炮》《麻将，胡了》《偷桃换李》使用全知视角叙事，其余大多是人物叙事视角，作者往往以“我”的身份出现。“我”往往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信息，从而展开对人物人生轨迹的书写，“我”又往往是社区的一员，会在文中穿插回忆性的文字，甚至与人物发生了交集，产生了互动。

学者郜元宝提出，“贴着写”不仅意味着作者要做人物的“同声翻译”，直接抒发心理感受，同时也要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外部信息的勾勒烘托人物的心理感受。在王占黑的小说中，两种方式均有所体现。

一是“侧面烘托式”的描写。郜元宝认为，人类之间本就存在着近乎天然的隔膜，“承认这隔膜，不要‘贴得太紧，而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心理分析的陷阱，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从一定侧面切入，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彼此的理解和沟通”，[6]7对人物的外部信息的勾勒更有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美芬的故事》描写了一对母女之间的矛盾，穿插回忆与现实，凸显主线，表现两代人婚恋观念的冲突。小说多对人物的心理进行侧面烘托，如美芬得知女儿准备结婚后，“汰碗也笑，锁门也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酒席之后，发觉女儿的做法与自己的设想大相径庭，“怎么女儿现在走的路，让她美芬越来越看不懂了呢”，为后面美芬一件件翻找给女儿和外孙准备的东西，情绪集中爆发做了铺垫，对人物心理的侧面烘托也发挥到极致。最初，美芬翻到一双白袜子，回忆起过去满怀憧憬为外孙准备东西的经历，心情还较为稳定，而当翻到一对金手镯时，“美芬忽然站不稳了，头昏眼花”，后悔在酒席上没有当面质问女儿为什么不办酒席、不生孩子，压抑在内心的情感翻涌出来，以至于美芬恍惚间甚至看见了外孙戴着它的景象，“眼前模模糊糊的，凳子在脚底下晃起来了”，内心受到极大动摇；接着，美芬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她想打电话给女儿问清楚，而这时候来了女儿的短信，愤怒到达了顶峰，“美芬盯牢屏幕上这三个字，几乎盯出火星来”；最后，美芬发微信质问女儿未果，意识到关于女儿的婚恋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切由不得她做主，“美芬说不下去了，眼泪水啪嗒啪嗒地掉下来”，愤怒化为无可奈何，人物的情绪趋于平静。作者未描写大片的内心独白，而是通过美芬的几次反应侧面烘托了人物的内心感受，贴切生动，更能让读者贴近人物，理解她站在母亲立场上的悲凉心境。

二是“同声翻译式”的描写。郜元宝认为，在侧面烘托的同时，也应该允许作者“适当地钻到人物的眼睛后面，把人物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允许作者适当地钻进人物肚子里，以人物的心为心；允许作者钻进人物的语言习惯中，以人物的语言为语言”。[6]7王占黑在小说中也多采用“同声翻译式”的描写，直接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如《空响炮》中描写众人对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不同反应：赖老板因爆竹生意难以为继而忧愁，看着李阿大的香烛店率先卖起电子炮仗，“头上眼热，脚上硬是不肯跟风”；李阿大率先卖电子炮仗，赢得了先机却“名字臭了半条街”，对着除夕夜的满桌饭菜，“只觉得满桌都是黄连，真真说不出的苦”；孤独的瘸脚阿，对着安静的夜晚“心里不畅快”；负责纠察的“烫头”抓不住私自燃放烟花的人的高兴和苦闷；公交司机马国福对突然安静的夜晚的不习惯，“好不容易没了炮仗，自己却不习惯了”；“老棉袄”为不用打扫街道的高兴。众生百相，纤毫毕现，寥寥数语，展现了不同人物真实的心理感受，体现了作者“贴着写”的功力。

（二）以外号出场的叙述人物方式

王占黑采取了以外号出场的人物叙述方式，体现了“贴着写”的写作手法。她认为，既然街道是一种江湖，那么人物便要以绰号行走其中，名号要叫得响，还要能传给下一代。小说中作者更多地强调人物以为人所熟知的外号出现，真名罕为人知或不怎么被提起，如“我只隐约记得他姓诸，诸葛亮的诸”（《怪脚刀》），“他姓蔡，又或者姓柴，两个字差不远，反正大家都叫他老菜。没有人追究他到底姓什么，要知道按城市市民的社交惯例，一个叫得响的绰号是结识各路英雄好汉的最佳招牌”（《老菜皮》），“阿金姓汪，名字也不带个金。只因他常年经营一家五金店，大家都喊他五金五金，后来不知怎么，渐渐喊成了阿金阿金”（《阿金的故事》）。有些人物的名号传给了下一代，如怪脚刀父子，真正成为行走江湖的名号。这些外号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或是乳名或排行，或与职业相关，或与地名相关，朴素响亮，不拗口，不书卷气，贴切生动，是“贴着写”的重要体现。

（三）人物英雄与反英雄的特质

“贴着写”还体现在人物的英雄与反英雄特质上。对于英雄特质，作者强调了人物身上的活力。王占黑在关于《街道英雄》起名缘由中谈道，这些老旧社区的下岗工人都在以各种方式努力完成着自己的生活，之所以称他们为英雄，是因为“每个人确实是生龙活虎的，没有病恹恹的”。[4]作者描写了下岗后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以一种鲜活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使是在棋牌室里打牌的怪脚刀，也以打牌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生活价值。其次，人物身上确实体现了传统的英雄气质，如社区门口看门的小官，年轻时也有因打人被送到大西北改造，抽血救命的传奇事迹，在看大门时经常关照外乡人，身上体现出一种平民英雄的气节。

对于反英雄特质，作者也描写了人物身上不那么英雄的一面。如作者在《街道江湖》中的后记中坦言，一开始写了富有平民英雄气节的《小官》，过了几年后发现，“去看这个空间内群体生活的凋敝，远比追溯往日的荣光和真善要紧”，[2]252因此再写时便加入了反英雄元素，如偷吃狗肉被年轻人打，年轻时的平民英雄小官，“自从落了几颗牙，也露出了不太英雄的马脚”，完成了迟暮英雄的落幕。同样写《水果摊故事》中在社区门口卖水果经常敲顾客竹杠有点狡黠的老黄，《阿金的故事》中经常打牌不顾家的阿金，《怪脚刀》中都是流氓的怪脚刀父子，《演说家吴赌》中在公交车上散布流言蜚语经常逃票的吴赌，他们并不是品质上完美无缺的人，作者写他们身上较好的一面，也呈现他们身上更真实的一面，即普通人的恶。这些人物都是英雄特质与反英雄特质的结合体，与E.M.福斯特所论述的“圆形人物”有共同之处，即“不断盈缺，而且像个真人一样有不同的侧面”。[7]59正是这种人物的真实显示了作者“贴着写”的功力。

三、语言——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贴合

王占黑小说语言，也具有“贴着写”的特点。即“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話，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5]45

第一，小说运用大量的方言和口头语贴合人物。作者在人物对话中运用了大量吴方言，如“白相”“事体”“侬”“辰光”“伊”“赤逼”“覅”“戆”等，且人物的语言是口语化的，如《麻将，胡了》中的对对吴和葛条龙两人是麻将桌上的冤家，葛条龙感叹“我四囡前世欠伊多少债，这世倒霉，天天盯在伊屁股后头吃灰”，对对吴回应“我偏偏和四囡一道白相”，和人打牌吵架“吃的进就打，不服气就滚，有本事覅要做一条龙”，经历被举报聚众赌博的风波后，“葛四平重返岗位。对对吴坐在亭子里，他讲，赤逼，倒没饿死在牢监里啊。葛四平笑，牢监里有的吃有的睡，比你这值班亭不要好太多噢”等等，语言短促直白，符合平民人物的身份。

第二，书面化的表达贴合人物的身份。王占黑笔下的人物虽然都是底层人物，有时候也说出一些蕴含平民智慧的话语，如《麻将，胡了》中众人说葛条龙吃不起苦，葛条龙讲，“不是我不肯吃苦，是你们没想通，人活一世不容易，总归要做点顺心的事”，对对吴生病后照样打牌，“人生一副牌，本来就手气差，做到这一步，只好由他去了。行有余力，不如把眼前这一局摆摆挺括”，《怪脚刀》中怪脚刀替经历生老病死的工友感到不值，“人这一辈子，活是活给自己的，死么，死是给别人看的”，《偷桃换李》中陶宝兴和曹复礼两人感叹，“做人一世，就好比瞎驴拉磨，到阴间也要自己还上”，贴合了人物的人生阅历与感慨。作者通过人物的眼睛观察世界，语言是符合人物个性的，如葛条龙探望躺在病床上的对对吴，“望过去，好像是馄饨店的药纸上躺了一只蟑螂，动弹不得，又像是葛三囡扔在卫生房里的一包剩菜”，对对吴吃饭，“喉咙口咕咚咕咚地蠕动，像只田鸡”，《偷桃换李》中师傅喊两个老人吃饭，“两个人转过头来，脸上的老年斑，全部和窗户上的水珠子一样密”等等，均体现了“贴着写”的手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占黑在小说写作中，将目光转向大城市中的老旧社区，描写平民生活，在艺术手法上体现了“贴着写”的特点，在叙述视角与人物情绪把控、以外号交代人物出场的叙述方式、英雄与反英雄气质、语言艺术等方面均有所实践。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虚构并再现了大城市中老社区的生活场景，对某些问题提出了独特的思考，引人深思。

注释：

〔1〕何平，陈楸帆，笛安等.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2018年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南京站）作家对谈[J].花城，2019（1）：206-216.

〔2〕王占黑.街道江湖[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

〔3〕王占黑.空响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

〔4〕澎湃新闻.专访王占黑：一个90后作家眼中的下岗潮、老龄化和社区变迁[EB/OL].（2018-10-10）[2023-07-20].

〔5〕汪曾祺.汪曾祺论沈从文[M].刘涛，評.扬州：广陵书社，2016.

〔6〕郜元宝.“要贴着人物写”——“这是小说学的精髓”[J].南方文坛，2019（4）：5-11.

〔7〕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