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书法观念对明清官方匾额书法的影响

文_饶逸舟

首都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朱熹身为儒学集大成者，将理学思想贯穿对书法的探索，构成了一套以“理”为本体，尊古、养敬，讲究君子气象，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书法观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并在大字书法方面影响深远。匾额是明清书法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官方匾额为典型，其中彰显教化功能。程朱理学是明清两朝的治国之道，朱熹书法观念对明清官方匾额书法也颇有影响。

一、朱熹的书法观念

（一）朱熹生平简述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早年遵父遗愿，师事“武夷三先生”。在家学、师友和生活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他的书法以颜真卿为主要学习对象，并且推崇前贤学人之书。他为官不足八年，但其间拜谒名胜，饱览钟、王遗迹，这使他开始师法以钟、王为主的名家。赋闲之时，他出游闽、浙、赣、湘等地，所到之处，人们除了谛听教诲，还奉上先贤法书，以期题跋。除此之外，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闲居武夷山，翰墨精品也多完成于此。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落后，晚年的他身心旷达，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书法上也豁然融汇。

（二）朱熹书法观念中的理学内涵

1.“理”为本体

“理”在理学思想中指世上普遍适用的道理或研究经典、探求奥义的学问，具有客观性，是朱熹理学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强调“理”是唯一的，是世界的本源，万物因“理”而存在，因其作用而变化；人因之获得个性，故其理学思想的核心便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他的理论中，文字的产生、书体的变迁等也是“理”的衍生物。关于“仓颉造字”这一汉字起源神话，他认为在理的作用下，汉字才得以产生；对于各种书体由名人所造的说法，他也明确否定。由此可见朱熹对文字与书法发展过程认识的客观性。

2.尊古寻“理”

理学家特别重视研究和传承经典，朱熹于是逐渐养成了尊古观，在书法上则表现为对上古法书与篆分遗意的尊崇。他认为，篆分遗意是汉字由天理产生、未经人工的原始之美，是书法的真正源头；书家过分追求汉字的“美”与汉字起源之“理”相违背。他指出书法中的“理”在唐朝已然受损，到宋朝几近崩溃。于是，他呼吁必须复古寻“理”，认为钟繇书作中所含之“理”最为丰富。

3.“敬”以养“理”

朱熹指出，“敬”乃工夫第一要义。这是一种在主客体之间、书家身体内外的互动，是尊敬、敬爱，也是“和”“仁”“德”“理”等儒家重要概念的体现。《朱子语类》中说：“敬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和是‘发而皆中节之和’。才敬，便自然和。……敬存于此，则氤氲磅礴，自然而和。”[1]人们提及“敬”时，总有一些宗教意味或道德意义，“敬”也打通了儒、释、道的融合之道。在书法研究中，“敬”是一个重要范畴，正如蔡邕所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2]这是指在书法创作前须心态平和，心怀敬意，才能写出佳作。而朱熹的“敬”则是理性主义的，“美”要服从于“善”，以“善”和“理”为最终目标，这对后世书法审美及创作影响甚深。

4.不与法缚，不求法脱

朱熹认为书法审美与创作也须有其“理”，他强调法度，要有君子气象，以法度为鹄的而表现于无形，遵法而不为所缚且不失于自然，依“理”而渐变，在有法与无法、有意与无意之间。他看重《十七帖》的守“法”，这是对“理”的尊重；在“宋四家”中，蔡襄因法度严谨，受朱熹激赏；苏轼、黄庭坚人品虽高，但对于他们的游戏之作，朱熹则严肃批评。这种书法观念，显然是复古的，并且影响到了元、明两代，郑枃、项穆等皆有论述。

5.人品即书品

在朱熹的书法观念中，书迹可见人的精神气质、品德修养，等等。在评判书迹时，他以书者品行符合儒家传统道德为首要标准，因此他对蔡襄给予了高度评价。蔡襄师法颜真卿，继承了其端庄宏大、平正宽博的优点，并将其中过于讲究变化与技巧的笔画改造得更显平和安详。而对于王安石，朱熹虽佩服其学问与人品，但对其书迹中的潦草急迫，则认为要加以警策。

二、匾额书法概况

（一）何谓“匾额”

“匾”源自“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3]48“额”在《说文解字》中为“頟”[3]181，宋徐铉注：“今俗作额。”[3]181起初，匾额只用以标注建筑物等，匾多写颂主之词，额为匾之名称；后来，人们逐渐明确了它们的意义，并慢慢美化了文字的造型，使得额的书法价值更高，匾则富于文学意义；而今，“匾额”一词成为专有名词，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匾额文化。

（二）何谓“榜书”

“榜”本指木板，后借指悬于建筑物之上的匾额，由于自其诞生之时，便与书法活动相伴，便有了“榜书”之名，但专论之文清代始见，以佚名者所著《书法秘诀》与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主。

“署书”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序：“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4]最初，它或指所有用于标识的文字，狭义指书于牌匾、悬于官府之门者；“榜书”则指写在木板上的字体。而后，因为“榜”悬挂的位置与署书相类，二者混为一谈。

“擘窠”始见于唐。“擘”本为“分裂、裂开”之意，引为“分开”“划分”；“窠”本为“巢穴”，引为界格中每个字的位置。由于书写、刊刻文字时逼于界格，在视觉上给人以大的错觉，于是“擘窠”便有了“大”的含义。又因为榜书、署书以“大”为显著特征，故三者混淆不清。

三、明清官方匾额书法中对朱熹书法观念的体现

（一）背景推究

明清时期，从宏观环境看，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封建社会开始瓦解；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上升为治国之道，思想钳制日益严重；人民在文化上求新求异，以“中和”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审美观念在和各种思潮不断碰撞中被挑战和更新。从物质条件看，书写工具上，大纸巨笔工艺日益进步，普及度显著提高；居住环境上，住宅日益高大，便于巨幅书作的展示。从理论关注看，思想上，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后代的读解与推广下，上达朝廷，下至乡里；书论上，专论大字书法的著述已超越前代，以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和费瀛的《大书长语》为典型，董其昌、丰坊、康有为等人亦不乏其论；另外，帝王及官方机构的重视与倡导也不可忽视。

于是，浪漫主义书风、碑派书风等悄然兴起，大字书法空前发展，匾额书法呈鼎盛之势。整体气息更加平和典雅，十分符合朱熹“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观念。

2.以北京孔庙、国子监为典型的官方机构匾额书法

自古以来，宗庙、祠堂都表现出对先人的尊崇，作为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机构和组成部分而存在，体现着儒家文化的仪礼之美。宗庙匾额一般悬挂于建筑的主要位置，故而同样要求匾额的内容符合儒家思想，书风端雅圆润，充分体现文化正统地位。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祀孔子的专门场所，国子监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其中匾额主要为帝王御书或御制，还有大量为达官显要所题。题写内容大多出自儒家经典；题写风格可以看出各帝王书法审美的异同和对理学思想的重视程度。最典型者当数北京孔庙大成殿的康熙御笔“万世师表”匾额（图2）书法，其点画饱满而又清峻，结构博大而又严谨，有君子气象，可以看出康熙帝自董其昌书法上溯晋唐的书法审美，符合朱熹尊古的书法观念，还体现了清代帝王以程朱理学治国、强调礼法、推崇中庸的思想。

（二）特点概述

官方匾额书法，在识读上要求规范易认，书写内容多出自儒家经典，具有伦理教化、稳固统治之用；在审美上，要求点画沉实雄厚、肉中含骨，结字齐整宏大、紧密匀称，呈现出端庄雅正、正大堂皇的篆分遗意和君子气象，让人望而生“敬”，忌细瘦靡弱、颤抖做作，所以书写风格自然首推颜书一路。在与环境的融合中，要求服务于环境，与悬挂场所相匹配，端庄厚重而不显突兀。

（三）明清官方匾额中的朱熹书法观念

1.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典型的宫殿匾额书法

北京紫禁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是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统治者们希望长治久安，必然要对文化进行控制。故而，紫禁城匾额的书写内容及书风，以儒家“真善美”为基础，强调朱熹主张的“正统”“中庸”与“敬”等观念。最典型的便是“太和殿”匾额（图1）书法。“太和”取自《易·乾·彖辞》：“保和大和乃利贞。”[5]“大”同“太”，“太和”意为天下万物相互作用，协调融合；这件匾额悬挂于紫禁城等级最高的太和殿之上，完全体现出清代官方匾额书法蕴含着朱熹的书法观念—朱熹在书法上强调以“敬”为尚，“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6]，主张书写时内心恭敬，落笔后谨严平和。这件匾额书法点画雄浑沉实，结构平整大气，可见书者当时心怀恭敬；又略参行书之意，使得在恭谨威严之下，加强了点画之间的呼应和单字之间的连贯气息，使得

图1 “太和殿”匾额

图2 “万世师表”匾额

结语

明清官方匾额因其特殊的示范性与教化功能，要求书写内容与书风都须与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书法审美相适应，符合朱熹“人品即书品”的判断标尺、以“敬”为中心的创作状态和尊古、“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的审美理念。于是，以颜体楷书为主的书风成为明清官方匾额的主流，统治者们也借此鞭策自己、警醒臣民、告诫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