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女性科学家家庭关系与职业发展研究

刘欣 李林泱

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我国女性硕士毕业生占比从49.14%增加至55.14%，女性博士毕业生占比从36.76%增加至41.47%，2020年女性博士毕业生总数为66 176人；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我国女性参与R&D人员总数从78.9万增加至185.4万（占比26%）。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女性人才资源的基数和规模不断增大，女性科技人员的占比不断增加，女性科技工作者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关系是影响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在不同阶段作用于女性的成长和发展。女性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創新的主体和职业女性的代表，杰出女性科学家大多是家庭与职业良性互动的典范，通过对中国女性院士家庭关系的研究，分析家庭因素的优势特征，并结合当下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长环境，探讨新时代“家庭—社会—职业”新型关系，以助推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快乐幸福地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截至2021年，中国科学院女性院士82位（占比5.47%），中国工程院女性院士64位（占比5.22%，其中袁晴棠因当选工程院两个学部的院士重复计算），中国“两院”女性院士去重合计145位，可见中国高层次女性科学家人数较少，女性科技队伍质量有很大提升空间。通过分析女性院士成长成才过程中家庭关系的有利因素，可以发挥其“溢出效应”，为培养和塑造更多女性杰出科学家提供借鉴。

中国女性院士的原生家庭情况

女性在青少年时代走上科学之路特别依赖开明家长的指引和支持。145位女性院士中有36位公开了父母职业信息，其中“教师”父母18位，占比二分之一，父亲是科学家的女性院士6位，“医生”父母6位等。从中可见，教师家庭对子女教育比较重视，子女成才几率较大，父亲是科学家对女儿的职业选择影响较大。

中国女性院士的“父（母）—女”人才链中“父—女院士”5对。物理学家李林的父亲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唐崇惕和父亲唐仲璋均是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部院士，父女俩共同从事寄生虫研究；尹文英院士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尹赞勋；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是国学大师钱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长女；我国小麦遗传育种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的庄巧生院士，他的女儿庄文颖院士将中国真菌学引领至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女性院士的新生家庭情况

婚后女性科学家在科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丈夫的支持和鼓励。145位女性院士中有63位公开了配偶职业信息，女性院士的配偶57.14%为科学家或工程师，28.57%从事教师职业。相似的学业科研背景使夫妻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同行配偶更能够理解女性科学家的工作岗位和性质，支持她们科研事业的发展。

中国女性院士的“夫—妇人才链”中累积“院士夫妻”23对，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研究领域相近的18对，其中物理学大类中院士夫妻人数最多（7对），5对“生物医学伉俪”院士夫妻为我国医药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些院士夫妻绝大多数具体研究领域重合性较大，他们共同致力于某项科研事业，例如王振义院士的高徒陈赛娟与陈竺夫妇，师徒接力共同攻克白血病，胡和生与谷超豪一起从事微分几何学研究等；具体研究方向不同的院士夫妻在学科大类中“相辅相成”，例如杨芙清开创了中国软件技术基础研究领域，其丈夫王阳元主要从事微电子学领域新器件和新工艺等计算机硬件研究。

其次，毕业院校相同的12对，院士夫妻大多是大学同学。何泽慧和钱三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李敏华与吴仲华、陈茹玉与何炳林均本科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分别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李敏华与吴仲华）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陈茹玉与何炳林，起初两人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后一起转入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些院士夫妻师出同门，如陆婉珍和闵恩泽师从时钧，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今南京工业大学），后一起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胡和生与谷超豪在浙江大学师从苏步青等。

再次，工作单位有重合的19对，这些院士夫妻大多是同事，工作于或曾经服务于同一个工作单位。其中，共同工作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夫妻最多（9对），物理学科中有6对院士夫妻工作于中国科学院，郑晓静与周又和博士毕业后跟随导师叶开沅工作于兰州大学，陈茹玉和何炳林受恩师杨石先之邀工作于南开大学。高小霞与徐光宪、杨芙清与王阳元均任职于北京大学，陆婉珍与闵恩泽工作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黄翠芬与周廷冲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李兰娟和郑树森任职于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陈赛娟和陈竺就职于上海瑞金医院等。

女性科学家获得事业成功，大多与家庭支持关系密切。原生家庭男女平等、重视教育、热爱科学和中华民族的理念，对女性科学家价值观和职业选择影响较大；新生家庭配偶的精神支持与鼓励，夫妻双方科研合作及家务的分担，亦可推动女性科学家职业的发展。

原生家庭的优势因素

精英再生产理论强调父母文化程度对子代的影响意义。高文化程度父母更具相对平等的性别观念，女性院士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可为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较为优越的条件。

“三观”的正确引导

父母对子女“三观”的引导是终身的，杰出女性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正面引导。首先，教育子女“热爱祖国”。李林回忆说：“父亲（李四光）爱国、献身科学事业和追求真理的人格，对我的人生之路有着巨大的影响。最难忘的是他对我说，要说老实话，做有道德的人，献身祖国的人。”[1]其次，引导子女“热爱科学”。尹赞勋院士在尹文英年幼时力排众议把她送到私塾学习，并鼓励她旁听家中举行的学术性质聚会，使尹文英树立了“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终生选择，也是我最爱的工作”[2]的信念。再次，培养女儿独立健全人格。钱易的母亲上学时即撰写文章《女子求学之要》[3]，提及“无论男女，皆当自立，如何自立？非求学不可”。

学业工作上的指导帮助

父母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会对女性科学家的成长成才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学业上的大力支持，李四光在李约瑟夫妇的介绍下，帮助李林争取到了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使得李林有机会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归国后发展成著名的高温超导科学家。其次，科研工作上的指导，唐仲璋教导唐崇惕“人生岁月有限，你做一个学科，就要做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父女俩科研合作共同攻克寄生虫难题。再次，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上的影响，从代际流动视角考察杰出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发现父母干部精英地位对女性院士的職业选择和发展具有基础性而非无限扩大的影响。[4]

遗传环境因素的影响

优越的遗传环境为女性杰出科学家的优秀“双商”形成提供先决条件，父母对先赋因素智商的遗传度作用较大，原生家庭环境则影响女性气质特征的形成。相关研究表明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属于多基因遗传，遗传为IQ发育提供物质基础，环境因素开发IQ的潜力，[5] IQ的形成是遗传和环境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6—16岁儿童青少年总体智商的遗传度仅为0.24，女性总体智商的遗传度为0.41，明显高于男性，父母对杰出女性科学家的智商影响较大。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智商的开发、情商的培养起到很大作用，施士元教育女儿施蕴渝：“要培养孩子的自尊心，让孩子觉得自己能够做到最好，而不是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6]

新生家庭的优势因素

自由和谐、平衡增益的婚姻家庭有益于女性科技事业的发展，配偶对女性科技工作者职业成长的支持度是影响女性对其婚姻家庭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夫妻共同取得科研成果

迄今为止，4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夫妇，例如玛丽·居里（Marie Curie）与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等，他们均因共同合作的科研成果而获奖，足见“科学伉俪”之间平等合作、共同成就的重要性。23对中国“院士夫妻”中，研究领域相近的18对，他们在学习和科研工作中互相扶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1946年11月18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在《法国科学院公报》发表文章“俘获中子引起的铀的三分裂”，推翻了物理学界公认的“二分裂”说法，震惊世界[7]。夫妻同为杰出科学家，科研工作中可以互相启发、共同进步，在共同或各自研究领域“比翼齐飞”。

与同行组成婚姻家庭会对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起到正面作用，“科学伉俪”互相成就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同为科学家的配偶在女性院士职业发展关键期给予的理解和支持可提升婚姻满意度，促进平衡增益型工作—家庭关系的形成。

丈夫给予精神鼓励与支持

纵观女性院士的婚姻生活，丈夫除在科研上互相帮助外，在精神世界也给予鼓励。钱三强在《居里夫人传》序中指出：“在科学的道路上，有时，特别是妇女工作者，可能会遇到不应有的压抑和歧视，但只要有信心，有脚踏实地忘我工作精神，保守的枷锁和禁锢是打得破的。”[8]在科研工作中，他同样尊重和支持何泽慧的事业和选择。柯伟院士对妻子李依依给予充分肯定：“我认为她具备女性所有的温柔和关心别人的特点，同时她也有追赶事业上成功的优点，所以她有时候为了追求一个东西特别执着，而且也非常努力，她为了这个努力可以付出很大的代价。”[9]

这些杰出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与配偶对其精神世界的契合度呈正相关，根据交换理论和互惠原则，女性院士从丈夫的支持与理解中所获取的心理、情绪资源会对工作产生积极的情感和行为，从而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丈夫在家务上的理解和分担

杰出女性科学家家庭在处理家务时，更多的是夫妻双方互相的理解和帮助。屠呦呦不擅长做家务，丈夫李廷钊全力支持屠呦呦进行科研工作，“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10]张文裕也曾操持家务，尽全力支持王承书的事业和抱负，才造就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11]。“志同道合、互相关心；彼此支持、相互理解。”李兰娟的总结基本概括了大多数科研夫妻的相处状态，他们在生活中相互搀扶，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在科研事业上屡获佳绩，且家庭幸福美满。

减轻家务劳动可增加女性科学家科技事业成功的概率，丈夫或其他成员适当接手部分家务可解放女性的家务束缚，女性科学家可以通过弱化家庭角色全身心关注科技事业，取得科研突破。

女性科学家的成长成才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女性个人以及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社会、单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协调“家庭—社会—职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不断扩大女性杰出科技人才的数量和提高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队伍的质量。

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

在女性从孩童到学生到成为科技工作者、再到成长为杰出科学家的过程中，原生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从对中国女性院士原生家庭的分析看，原生家庭对女性教育培养的重视程度和精神富养，对其能否成长为杰出女性科学家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在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制度应在女性成长初期给予价值观的积极引导，注重激发女学生对大自然的探求欲，探求女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同时加大对女性科学家的正面宣传，坚定女性从事科技事业的信念。再次，在高等教育阶段，发挥“名师出高徒”的带动作用，发挥导师在科研选题、研究方法、治学态度、人际关系、名望和成就方面对学生的积极影响，尤其需注重女性导师对女性科学家的培养，她们在情感、交流和社会关系处理上更容易引起共鸣。同时，科技职业女性需终身学习，不断加强知识经验的积累，不断提高自身人力资本。

新生家庭与家政服务的良性互补

女性科学家是群体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她们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家庭中的女儿、儿媳、妻子和母亲，多重角色必然会影响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进阶为杰出女性科学家。通过对女性院士新生家庭的研究，发现与同行组成家庭，对女性院士职业发展的良处颇多，为使女性科技工作者专心科研，需发挥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家政服务的积极作用。首先，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家务的适当分担，会增加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时长，进而促进女性科技职业的发展。其次，发挥家政服务的积极作用，利用好市场家政服务、家务机器人、家用智能工具在做家务方面的优势，提高家务劳动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程度，为女性科学家平衡家庭—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女性个人与社会支持的协同带动

国家需实施“一揽子”工作—家庭平衡支持计划，实现国家政策支持与女性自我调节的协同带动。首先，加强女性生育政策支持，女性承担着生育、抚育下一代的义务，这会影响自身职业规划，甚至可能错失良机，客观上阻碍女性科学家的成长，建立起由个人、单位、国家三方共同承担的生育体制，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改革完善现有的公共托育机构和服务，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女性生育解决后顾之忧。其次，女性科学家本人需努力寻求自我突破，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避免劣势效应累积，同时加强自身心理疏导，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及较高强度的工作和职场生活压力，工作单位和社会组织也应考虑为她们提供及时的关心呵护和心理咨询，帮助她们以更好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战。

综上，发挥杰出女性科学家家庭关系优势特征的“溢出效应”，重视原生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引导、新生家庭的鼓励与支持，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家制度政策的支持，来共同助推科技职业女性家庭与职业的良性互动，不断完善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长进阶这一系统工程。

[本文相关研究受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J2023013）资助]

[1]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社员风采： 中国科学院院士（已故）——李林. http：//www.93.gov.cn/syfc-lyys-zgkxyys-yg/221372. html[2018-08-23].

[2]熊燕. 动物学家尹文英院士： 山高水长路多花. 中国科学报， 2016-03-28（08）.

[3]徐静. 从青丝到华发躬耕讲台60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 教育家， 2018（15）： 16-19.

[4]张李玺， 石彤. 社会支持与女性人才成长.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00.

[5]林田. 人脑与智能的发育问题. 优生与遗传， 1988（04）： 64-68.

[6]刘振兴， 雷宇. 施蕴渝院士： 追求理想没有性別之分. 中国青年报， 2019-07-29（07）.

[7]喻思南. 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钱三强——严谨治学， 敢于质疑.人民日报， 2020-11-24（12）.

[8]艾芙·居里. 居里夫人传.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

[9]刘晓东. 师韵.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12： 23.

[10]陈墨. 屠呦呦： 隐身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党建文汇， 2015（11）： 9.

[11]王文木. 夫妇院士： 张文裕 王承书. 福建乡土， 2018（03）： 7-9.

关键词：女性科学家 两院院士 家庭—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