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传统文化两创的路径探索——写意

苏婷

没有哪个朝代，比唐代更能代表古代中国恢宏壮丽的万千气象，没有哪种艺术形式比唐诗，更能联通古今华夏儿女内心的情感纽带，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天涯此时到对影独酌……有中国人的地方，唐诗从未缺席。唯独在大银幕上，我们很少看到唐诗的身影，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填补了这一空白，如果说边塞诗人高适和诗仙李白是双男主，“唐诗”就是该片独一无二的女主人公，48首唐诗随剧情时而引吭高歌，时而低吟浅唱，时而杜鹃啼血，共同串联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由衰及治的峥嵘长歌。

选择这样一位“女主人公”需要勇气和实力，“她”的身份和气质决定了，该片必然通过写意实现创新，为了将诗歌的意境在故事讲述的关键时刻和盘托出，影片的绘画、表演、特效、配音相得益彰，无不融入了中国山水画传递精神实质的独特美学。然而仅有这些“术”是不够的，电影毕竟不是单纯的绘画，为了让故事更精彩，让“写意”成为点睛之笔而不是空泛的抒情表意，该片在人物设计和故事构建上可谓独具匠心，同为唐代大诗人，高适和李白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追求、人生境遇，高适的坚忍、执着、正统持重是我们民族性的常态，他的奋斗经历诠释了我们所相信和遵循的“人间正道是沧桑”，李白的浪漫、自信、奇绝飞扬是华夏令人向往的异数，千年来只有一个李白，千年后每当酒杯映出月色，我们的心中仍有他的位置。但这二人又是殊途同归，写诗只是茶余饭后的社交手段和情绪价值实现，报效国家、安定社稷才是大丈夫心之所向的人生归宿和自我实现，于是高适的坎坷成才和李白的误入歧途碰撞出了悲怆的火花，映射出以他们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阶层群像，“诗以言志、文以载道”，诗歌不仅是中华文脉的传承，更是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这也正是電影《长安三万里》洋洋洒洒“写”出的真“意”。

通往“写意”的方法论之一，即古人所说“澄怀味象”，古人面对大好河山时，用虚淡空明的心境领略自然山水的美好形象，超越“致用”与“比德”的束缚，才能将自身体味到的山水灵性和美感融入绘画创作之中。联想《长安三万里》票房大卖之际引发的轩然大波，该片被指篡改历史，发难的乃是某著名古城——今天只能以文化旅游闻名的中原地区三线城市，正如某位央视新闻评论员所指出：该市的网友和历史文学研究机构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表达他们“如此伤心”，背后正是一种当年文化名城不能融入当代经济发展格局的深层次焦虑：被取代、被忽略。更广阔领域的“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焦虑，但是不能被这种焦虑之下的指责带偏了节奏，用历史考据的显微精准，去“斧正”艺术创作的从心所欲，这就好比当《长安三万里》的名场面“诗在、书在，长安就在”让所有观影者感同身受，会心一笑，偏有人要上纲上线：长安在哪里？诗书犹在，此地名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会让人贻笑大方吗？当我们的先人用坚忍和跋涉，用智慧与灵性，用让我们骄傲、吟咏至今的诗与歌，绵绵不绝、孜孜不倦地给岁月以文明，那些文明早就该教会了我们，如何用更为宽广、高远的胸怀去理解、欣赏、传承我们的文明之美，澄净胸怀才能体味一部诚意、精良之作的意趣和主旨，而不是囿于细节不能自拔，睚眦必报按头道歉，这不仅不利于电影市场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给动画电影的主要受众——少年儿童传递一个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以禁锢之心，何来当年大唐万千气象，以禁锢之心，何来今日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