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历史形态与现实转向

严 君 郭明飞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是关乎举旗定向、道路走向的重大问题,也是决定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及其话语表达具有漫长复杂的历史,它作为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但其表现形式却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生产的产物,意识形态话语作用在于塑造意识形态,并巩固其在精神领域的支配地位,因而这种话语表达往往具有复杂性。有鉴于此,通过总结分析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诸多形式,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框架去剖析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理论本质,理清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理论关系,成为破除旧有意识形态话语迷思、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基础。

一、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寓藏于历史迷雾中的权力资源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种历史性范畴,是自人类社会步入阶级社会之后便随之出现的精神抽象物。就理论本质而言,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折射出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产物,并且驻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但是,人类历史的演进表明意识形态绝非仅是停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反映,而是一种具有极强实践功能的现实力量。在马克思的语境里,意识形态是一个专有术语,“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认知体系”[1]。并不是所有的象征观念都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仅有那些维护统治关系的思想集合才得以冠名。同时,意识形态虽然专属于统治阶级,但并非由统治阶级创造,而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通过生产加工现实材料建构而成的,从而赋予了意识形态统御社会的现实力量。

顾名思义,意识形态是意识的系统,是观念的体系,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立场、认识和利益。但正如其义,意识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这也注定了意识形态是永驻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物,并不能被意识主体之外的他者所察觉,因此就需要一种介质向外表达,语言成为完成这项工作的重要介质。马克思认为,语言之所以产生是基于人类交流的迫切需要,他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2]161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识决定着信息沟通活动的立场与旨归,而语言则是在现实空间将意识具象化的物质载体。就这一角度而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化工具,是意识的外延,“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161。

除却交流,语言也成为了向外界表达、灌输自身思想的重要载体。在人们进行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交流的主体势必基于自身的立场、经验,对信息附加主观价值判断,使语言变为自己所在群体利益服务的工具。出于自身的利益,统治阶级通过语言材料逐步开始对社会全体成员建构起一套认知框架,最终筑成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人们通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一中介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话语是意识的物质外壳,正因为话语的出现,无形的意识形态逐渐变得具体,使人们得以捕捉它的样貌。但是,话语并不等同于语言。语言是基于口头、书面的表现形式,以符号等作为基本构成元素,用以承载人类精神意识的现实载体,但话语则是人类社会进行信息沟通的中介,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3]。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将意识形态变为一项隐遁于历史迷雾之后的权力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塑造了一个阐发统治者价值立场的表意空间。

审视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的发展过程,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直至启蒙运动,它的样貌才逐渐被学者发掘并描绘,与社会科学一道成为启蒙运动之中孕育的一对双生子。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将意识形态的本质伪装起来。“如果说社会科学要努力揭示社会的真实状况的话,那么意识形态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社会现实,使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其真实状况。”[4]“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2]180在对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完成了对旧意识形态话语本质的清算,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用自身脑海中的臆想取代现实联系的做派:意识形态这种虚妄的观念体系在 “意识形态家们”所编织的话语体系之内,逐渐变为独立且神秘的精神力量,它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引开,坠入意识形态话语的囹圄中,在反馈现实的过程中影响着现实世界的运行。至此,马克思在批判旧有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本质,即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意识形态若仅驻留于精神世界,那它永远不过是现实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但经由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之后,意识形态则化身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资源。

二、虚幻的张力: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历史性特征

马克思在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之后指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5]。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来看,为将社会成员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赋予了意识形态话语新的使命,即通过话语粉饰意识形态的本质,在精神上麻痹社会大众,这便是意识形态话语虚幻性张力的根源所在。总体来看,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贯穿人类阶级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并在时空变迁中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特征。系统性梳理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历史性特征,有助于人们辨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本质,破解其话语表达的迷思。

(一)话语内容的普遍性

在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并通过话语介质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联系。但是,“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2]164由于社会阶级利益的分化,致使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总体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代表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存在。旧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不动摇,便会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中总是把自己描绘成全社会成员的代表,将自身的利益等同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试图将基于自身价值立场出发的意识形态图绘为一种超然而又普世的意识体系,“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180。这集中体现了旧有意识形态作为虚幻假象的本质所在,统治阶级为了赢得更多阶层的拥护,扩大自身的统治根基,会不断向全体社会成员灌输这种价值观念。然而,这种“普遍性”之所以会降生在阶级社会中,不过是因为旧时代的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其特殊利益而使用的表现外壳,从而试图在社会中塑造“虚假的意识形态”,运用话语表达内容上“虚幻”的普遍利益来伪装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实质,在最大程度上吸引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形成一种隐性的权力关系。

(二)话语立场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批判分析旧时代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现,随着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出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他们以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性幻象”为生,尽管统治阶级运用虚幻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技艺来竭力掩饰阶级斗争的尖锐,但其话语立场携有鲜明的阶级性,蕴含基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的特殊利益。基于如此的叙事框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内容成为了一种虚假的普遍性观念,但从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出发,它是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映射,集中体现社会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这也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立场包含特殊性利益的现实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178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的观点,他指出∶“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2]420-421基于经典理论可知,意识形态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统治阶级物质关系的观念倒影,社会话语强弱地位对应着不同阶级的物质占有的多少,抽象而又虚幻的意识形态话语背后潜藏着旧有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和现实利益。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来看,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所具有的时序特征也是其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事实上,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性就是其立场的特殊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表现,从封建贵族到资产阶级概莫能外,这也就意味着新兴阶级推翻旧有制度进而掌握政权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其扩大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范围的过程,并且整合、规范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内容与形式。“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2]181而当新兴阶级真正成为统治阶级之后,便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中逐步实现“普遍性”特征,扩大自身利益代表的群体范围直至全体社会公民,以此不断扩大自己执政的政治根基,巩固自身对社会的统治秩序。

(三)话语机理的递进性

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精神内核的物质延伸,并且其作用机理具有连续递进的特征,形成了话语表达上的再生产关系。这种话语生产—再生产的连续递进不仅仅体现着时间关系的连续,更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功能机理的递进。

首先,肯定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合理性,宣扬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抽象空洞的,它的话语表达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基于自身的利益出发,旧有的统治阶级力图维持现有的统治关系,意识形态家们热衷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构建来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意识形态家们”建构而起的意识形态话语筑造了保护现存统治关系的精神城墙。因此,在意识形态话语的叙事中,统治阶级所预想的未来愿景被描绘为历史、现实活动演进的必然画卷,其所表达的内容则成为全社会所应认可的观念。

再者,肯定统治主体对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权力运用,并对这种话语权力进行垄断。统治阶级力图确立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意识层面的一元性,奠定统治阶级在社会精神世界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专断地位。在资本主义及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被统治阶级并不能拥有体系化的意识观念,只能被纳入进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话语由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编造而出,并且为社会大众的观念认知划清了界限,即通过对现实社会碎片化信息的结构性重组,使社会全体成员逐步接受并认同意识形态话语所提供的认知框架,沉浸其中的社会大众获得了被设计好的是非认知,最终促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一元化,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塑造为社会的最高支配力量。回顾资本主义及之前的历史,因政治与意识形态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高度的关联性,政治的发展和政权的更迭实质上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更替,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交替走向历史舞台,而非统治阶级的意识立场总是隐于幕后,蛰伏成为社会观念体系中的子空间亦或是消散于历史的洪流之中,这说明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实质上与政治权力具有高度的一元化特征。

最后,在肯定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与权力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统治地位进行合法性辩护。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着力建构起基于自身利益出发的“唯一”的意识形态,最终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去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社会统治地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极力廓清与捍卫意识形态话语的“纯洁性”,这种行为的出发点便是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护统治关系。这种对统治阶级意志的颂扬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使命,也是统治阶级不断获得其合法性的重要政治资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不仅将意识形态的话语内容普遍永恒化,更进一步将统治集团的统治根基神圣化,把统治主体的主观意志潜藏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幕布之后,使统治阶级的行为动机披上客观化、合理性的话语外衣。

(四)话语形式的继承性

意识形态话语的灵魂是其恒定不变的中心思想,即从统治阶级价值立场出发去“解释”和“设计”现实社会,这需要一定的话语形式作为载体去实现。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是保证意识形态统御功能的基本要素,并始终通过一定的方式不断传承。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社会物质关系的投影,人们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在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也在不断地创造历史。虽然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有意识的,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而是基于一定的前提,即“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当人们继承前人一切基础进行新的历史活动时,他们也要接受这种继承的现实关系所规定的规范条件,其中自然包括作为“社会解释规范”的意识形态话语,即在历史代际的承接过程中,这种话语的表达形式也成为历史创造活动的一部分而被保留下来。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这里的“这一历史”指的是人类史,原文为:“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另一方面,人是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主体,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者、分配者和承受者。作为话语生产者,人们通过生产意识形态话语“解释”现实社会,塑造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框架。同时,作为话语的承受者,从历史上继承而来的思想观念也会影响着新一代观念体系的建构。“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6]因此,意识形态话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映照,其内容会根据实践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但作为一种价值输出工具的理念却是历史继承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内容会随着时序特点而更迭、变化,但其价值内核却在历史的发展中得以继承。

(五)话语符号的系统性

意识形态是现实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映射,现存一切的基本元素都被涵纳在这一观念系统内,或隐或现的各类话语符号排列其间,形成一个悬于社会之上的符号信息系统。福柯认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7]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反复强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来,话语除了是反映社会存在以外,它还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指向性,即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世界,使现实世界朝着话语的指向去发展。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必须首先将自身的情感和认识通过相对固定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然后才能达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因此,话语的交流沟通需要主体双方都互为熟知的特定符号(包括语音、文字、动作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体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实质上就是一种符号系统对社会意识层面的嵌入。通过符号系统进行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实质上就是使用语言或非语言材料建构认知体系的过程,由此可知,旧时代的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话语的专断权力正是建立在对符号能力的垄断之上。可见,话语本身就是由特定的符号系统所组成的,诸多的话语符号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向社会大众进行价值输出,以符号系统的样态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随着人类认知的增长,符号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话语的形式和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去蔽的现实转向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了意识形态话语,人们便生活在充斥话语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且通过这些话语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改造和优化意识形态话语。但就性质而言,马克思认为以往的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反动的,因为“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2]412。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映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精神压迫,其话语表达不过是美化这些精神暴力的说辞,并不能改变以往意识形态作为精神异己力量的本质。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立与发展,成为了祛魅意识形态话语虚幻性、维护大众实际利益的应有之义。

无产阶级与此前的一切阶级具有本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11。自诞生伊始,无产阶级就肩负起消除阶级社会中一切压迫关系、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其在革命实践中“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421。意识形态虽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但它与现实基础却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除却需消灭对立的物质基础、所有制关系外,也需建构自身的思想武器用以直面反击。这意味着,只有无产阶级构建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相应的话语表达,才能捍卫无产阶级的政治果实,彻底清算旧时代的意识形态。

历史与现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发展了社会主义,成为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进、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凝练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智慧,成为擘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经验支撑,也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重要依据。但与之相伴的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错综复杂,隐性的话语将诸多意识形态伪装成学术思想、社会思潮等样态,表现形式隐秘但危害更甚。在此背景下,只有系统总结梳理历史长河中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种种表征,分析把握意识形态及其话语表达的本质规律,建构与现实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才能更好地运用意识形态话语这一思想武器,将它的功能性更好的应用于当前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进而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坚持价值理性:巩固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旧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歪曲和掩蔽社会现实境况,颠倒了社会现实关系。“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152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事框架内,服务于旧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最擅长利用意识形态话语粉饰现存的统治关系,为统治阶级戴上合法合理的面具。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实质上也体现了意识形态工具性的特质,它所展现出的价值倾向,主要是依据它所表达的主观立场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有着超强政治魄力、政治智慧、领导能力和使命担当的政党。”[8]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创新发展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中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成为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和解除旧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伪装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9]为人民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践指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并未停歇,反而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加剧,外来意识形态话语渗透等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势,威胁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因此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穿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全方位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奠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话语基础。

(二)坚持系统观念:推进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实践体系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用系统观念认识、判断和解释现实问题,并将其作为推进国家各项事业的思想与工作方法。

在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实践中,应坚持显性与隐性并举的形式,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系统性建设,从而弱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从作用过程来看,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甚至仪式活动影响着社会。就以仪式活动为例,“政治仪式中的符号虽然大小形制不一、具体抽象有别、复杂程度不等,但都能生成、转换和交换权力信息的特殊分子”[10]。从这个例子可知,在政治仪式中,仪式活动的目的是意识形态主体所传达出的显性内容,而对仪式主体合法地位的政治肯定则成为了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胡塞尔认为:“语词的功能(或者毋宁说,直观的语词表象的功能)恰恰就在于,引发我们的赋予意义的行为……强迫我们的兴趣仅仅朝向这个方向。”[11]可见,任何一个意识体验都有与之相关联的对象。意识活动与其对象严密地处在一种意向关联中,这个意识活动也就是一个意向体验,与之相关的对象则是它的意向对象。直观来说,意识形态话语在社会大众的精神层面植入了一个路标,告诉人们何处是坦途、何处是禁区;同时,意识形态话语也是社会发展的设计蓝图,指引社会个体应该怎样走。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则直接统合了两种话语表达所带来的效应,进而增强主流话语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将主流价值根植于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

(三)坚持战略思维:优化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整体布局

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有序推进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重要方法。从战略角度谋划全局,首先就是要用科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理清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实践层面推进战略部署提供思想指引。就理论本质而言,话语的形成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将外在的客观事物内化于心的结果,但同时有时也会受到经验材料、知识储备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对于受众而言,我们可以将话语定义为人们通过语言或者其他非语言材料建构自身和世界的活动,也就是说受众通过既有的话语材料来建构认知框架,从而去“识别”客观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话语本身就是夹杂着主观价值的信息,会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因而要及时增添现实材料去更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增强其话语吸引力。但是,意识形态话语革新的前提是对话语受众的精神诉求具有相应的态势感知能力,并结合现实社会演进的历史特点进行话语调试,不断修正内容、形式等要素,以适应现实条件的时空变化,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力,以便进一步有序推动意识形态话语战略部署。

完善话语反馈机制,提升话语解释能力,是当前推进我国意识形态体系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2]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去设计规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完善话语反馈机制,将有利于推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有效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效能。立足当前,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受众的反馈及时地调适。创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可以有效地在思想层面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减少话语本体与话语受众的距离感,增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扩大话语认同的群体基础。

(四)坚持全域覆盖:扩大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作用范围

从经典理论出发,意识形态是观念上层建筑,是带有鲜明阶级立场的抽象物。但同时,它具象化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文化艺术、新闻舆论、理论学术等各个领域都闪烁着它的身影。当意识形态话语作用于这些场域时,它就不再是停留于人们精神层面的想像,而是以新闻舆论、文艺作品、学术思想等人们可以直观接受的信息样态表达而出,并被不同的社会个体的感官意识所捕获,逐渐对社会个体的意识进行持续性的价值输出,从而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践功能。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先后召开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与工作指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向全领域覆盖。一方面,这些会议涵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领域,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现状的科学判断。因此,针对不同领域的实践特点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话语创新,向这些关键方向重点突围,在实践中实现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全领域覆盖,成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发展、全面提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作用范围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坚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在全领域覆盖,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正本清源,“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工作导向”[13]。这一系列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体现了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整体性把握与全局性考量。在思想上为当前意识形态话语建设设置了参考坐标和工作原则,保证了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价值立场,指引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发展的前进方向。

(五)坚持科技应用:提升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作用效能

借助话语外壳,意识形态成为渗入现实社会各个角落的精神力量;而依托媒介,意识形态话语所包涵的价值观念才得以“驶入”受众的脑海,拓展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得见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形态。从这个视角来看,话语是意识形态的承载工具,而媒介则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运送渠道,媒介技术的变革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效能。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不断推进媒介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发展,使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成为加速思想传播的前奏。这意味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意识形态话语的呈现样态愈发丰富多彩,极大地提升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效能和传播效率,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技术动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14]。在当前的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中,理应注重新兴媒介技术和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应用融合,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平台,集中多种媒介形式向社会大众进行持续性的观念输出,从而为社会大众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信息环境。同时,要善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以信息受众的情感倾向等主观因素为基础进行人群分类,并以此为据进行话语信息的生产、分发和传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精准性和话语传播的靶向性,提高社会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认同度,全面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实践效能。

四、结语

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今天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同样涉及意识形态话语建设与表达的问题,并且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效与结果。为此,从意识形态本身的话语特点与形式转变上,深入探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问题,是当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

从理论逻辑来看,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需要在相应的话语表达之下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话语是将意识形态变为现实力量的基础性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意识形态和国家一样是阶级社会中用来维护统治关系、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长期以来,国家、政党等实体组织作为现实社会中政治活动的主要单元,因而备受研究者关注,以致学界将意识形态研究与国家、政党等范畴紧密联系。诚然,以今人的视角来看,意识形态话语的功能强弱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国家政治建设日益完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功能性也愈发高效且系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叙事框架内,意识形态话语在国家力量的加持下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意识形态的思想整合功能性也因此而被放大。结合经典文本,将研究的主体视角复归于阶级,着重探讨阶级、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理论联系,才能更加深刻地解读出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理论本质与作用机理。

从历史逻辑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是堆砌意识形态的砖石,也是包装意识形态权力关系本质的装饰。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时期,一方面,正因为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虚幻的张力,因而由此塑造出的意识形态才具有了掩盖现实、统摄人心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话语的伪装下,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在观念层面的集中体现被描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共识,成为压制异见、引导价值的精神力量。这就导致在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样态也各不相同,封建贵族的“荣誉”“忠诚”、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都是典型例证。以唯物史观为支撑,透过意识形态呈现的种种表象去归纳分析,可见意识形态话语始终是作为表达工具而存于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历史性特征实质上也折射出它的价值传达工具性。

从现实逻辑来看,在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中,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已经摆在了首要的位置。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无时无刻不在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意识形态进攻,即利用极富迷惑性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伪装自我,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传达扭曲的价值观,达到破坏其社会稳定乃至政权颠覆的目的。基于如此现实,一方面我国应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这将有助于人民群众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现实与发展道路,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我们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所得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绿色生态观等理念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向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时,更应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更好的向世界人民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气象,以期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价值贡献。可以说,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时代要求,也是我国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理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依据实践条件的特点结合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历史规律,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出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既定道路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