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彭公达

张曾

彭公达

彭公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是湖南韶山人的彭公达，比毛泽东小了整整10岁，1903年3月1日出生于一个普通中农家庭。因为目睹农民受苦受难和被压迫剥削的情景，彭公达自小产生了“世界不平”的印象，少年时期即参加革命，中学后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与罗学瓒、郭亮、夏明翰等人相识。他与同学杨昭植等人组织社会问题研究小组，到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补习班听课，共同主编《前进》周刊。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彭公达很快建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夏明翰等人的培养下，彭公达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早期骨干。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年轻的彭公达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有意培养彭公达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广州继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并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等9人为委员，其中林伯渠为主席。1926年3月，经林伯渠和毛泽东推荐，彭公达调到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担任秘书。3月16日和30日，农民运动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次、第二次会议，研究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及有关省的农民问题。毛泽东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彭公达负责会议记录，并在会后将两次记录分别整理刊登在《中国农民》第四、五期上。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作为所长，负责举办了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多次亲自讲授农民问题。其间，毛泽东聘请彭公达为农讲所职员，担任该所中共组织的书记，彭公达则根据党章和毛泽东的意见，将全所的中共党员编为一个支部，在健全党的生活和发展新党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三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彭公达的文章，题目为《农民的敌人及其基础》。此文明显受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启发和影响，对毛泽东提出的“革命首要问题”进行了延伸讨论。这是彭公达现存文字中的唯一的理论性著述，其余皆为报告通讯或会议材料。作为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彭公达为革命牺牲时年仅25岁，且未留下丰富著述，因而这一文章并未得到关注。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便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分析。不久后的1926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文章，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时，彭公达正与毛泽东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事，并积极旁听毛泽东等人授课，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彭公达将农民的敌人列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和劣绅等六种群体，依次分析其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十余种方式，并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的人数总计不过农民中百分之十，他何以能统治农民，把农民的锁链一层一层加紧，这自然有他的组织，使散漫的农民无法反抗”。彭公达认为，农民成为革命基础的前提，是使农民掌控基层政权，要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从而与乡村中的特殊階级作斗争。

彭公达的观点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同彭公达讨论不久后，毛泽东对乡村政权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强调，乡村农民“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理论上，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开始将乡村宗法封建阶级作为关键的革命对象，并初步提出关于推翻旧有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政权的政策主张。

1926年3月，彭公达在《中国农民》发表的文章

北伐开始后，彭公达于1926年7月被党组织派回湘潭，担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为北伐大军做准备工作。他在湘潭各地指导工农群众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和工农武装，使湘潭成为湖南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县区之一。此时的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1927年1—2月，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随后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对农民行动的描述，特别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下的“十四件大事”，表明彭公达等人已经把此前的思考付诸实践。由于在领导农民运动工作中表现出色，1927年4月，彭公达被调往中共湖南区委（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任区委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

1927年5月下旬，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在湖南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湖南的中共组织遭受重大打击。彭公达仍然坚持留在长沙，与林蔚、刘子刚等人组成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坚持同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斗争，并计划发动10万农军围攻长沙，后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阻止而未能实行。6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组织新的湖南省委，彭公达任省委委员和农民部长。次月初，毛泽东被召回武汉，省委书记改由易礼容代理。

8月初，彭公达作为湖南省委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在会上，彭公达对当时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说：“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错的责任完全在政治局”。当讨论农民运动决议案时，他发言说：“只有完全取消地主剥削，农民自然要解决小地主土地的，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富农必定要动摇起来”，“乡村完全应为农会专政，不要什么乡村自治”。

在这次紧急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由于彭公达与毛泽东“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且当时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秋收起义，因此，彭公达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后，新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彭公达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一起回湖南，贯彻中央的新政策并对湖南省委进行改组，以领导和发动湖南暴动，彭公达被指定为新省委书记。彭公达于8月11日回到湖南，因毛泽东尚未到长沙，考虑到时局紧张、召集开会十分困难，彭公达于8月16日主持会议对湖南省委进行了改选，选出了包括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等9人组成的新的省委。此时，湖南全省有党员约5000人，省委与湘南特委及长沙、湘潭、浏阳、平江、安源、醴陵等31个县区的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邓小平所作的八七会议会议记录首页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到达长沙城内，即召开了改组后的第一次湖南省委会议，选举了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常委。从这一天起，中共湖南省委连续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

其间，8月23日，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關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的报告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了湖南工作问题，发布《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湖南省委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发动全省起义，并指出在土地问题上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经过反复争议和辩论，直到8月30日，湖南省委终于形成一致意见，决定缩小暴动范围并将起义地点确定在湘东、赣西，同时决定建立工农政权，“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不再用国民党的名义。会议还讨论了《土地纲领草案》，规定“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协会按“工作能力”与“消费量”两个标准进行分配。

由于达成的意见与中央命令有重大分歧，湖南省委同日决定，毛泽东立即前往安源，组织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并组织各县力量策应，彭公达则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送交省委致中央的信，并向中央当面解释。

9月1日，彭公达到达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收起义计划。中央随即召开关于湖南秋收起义的特别会议，作出《对湖南暴动应注意几个问题的指示》，责令中共湖南省委坚决遵照中央计划执行，“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此时，毛泽东很快到达了江西安源，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南省委改组情况、秋收起义计划。

八七会议旧址

彭公达的解释并未得到中央的认可，当他带着中共中央9月5日的新指令回到长沙时，毛泽东早已做好了发动起义的各项准备。鉴于此，彭公达返回长沙后，立即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起义，15日长沙起义。8日晚，彭公达、易礼容发布《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

9月9日，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也就是说，虽然秋收起义的纲领并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起义还是按毛泽东和彭公达等人的预定计划爆发了。

秋收起义爆发后，由于工农革命军战斗失利，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途中遭到敌人反扑，毛泽东于9月14日晚召开第三团干部会，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次日，几乎同时，彭公达和湖南省委根据敌情的变化，也决定停止在长沙市内起义的原定计划。但这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的反对，中共中央根据马也尔的报告致函湖南省委给予其严厉批评，并派任弼时为中央特派员来湘全权指挥。

任弼时到长沙后，于2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彭公达汇报了秋收起义和取消长沙暴动的情况。鉴于敌我形势的变化，会议决定暂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长沙起义计划，并由彭公达继续担任湖南省委书记。

1927年10月，彭公达出席中央常委在武汉召集的湖南秋收暴动问题谈话会，会后写出《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对起义进行了总结。中共中央因不了解秋收起义的实际情况，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再次改组湖南省委，由王一飞任书记，彭公达改任湘西特委书记。11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左”倾思想，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仍在高涨，要求继续组织城市武装起义。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毛泽东、彭公达和湖南省委在指导秋收起义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给予湖南省委集体处分，撤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的省委委员职务，开除彭公达、毛泽东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给予彭公达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虽然受到错误处分，但彭公达仍以革命大局为重，立即奔赴湘西地区开展工作。11月上旬，彭公达根据省委的决定，在常德召开湘西党的负责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彭公达为书记的湘西特委。特委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常德、汉寿、桃源、澧县、临澧、石门、慈利等县党的组织，并建立交通网，与贺龙部取得联系，向湘西发展革命势力。

1928年1月，特委工作又扩展到沅陵、辰溪、溆浦、麻阳、芷江、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并稳步建立游击武装，使湘西武装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这年春节，根据年关暴动的决定，彭公达奉贺龙等人命令，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乘夜袭击了驻扎在盘塘的国民党团防大队，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银钱食物，然后返回黄叶岗，在山洞里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

举办第六届农讲所的广州番禺学宫

1928年6月初，因叛徒出卖，彭公达在湘西难以立足，便赴安源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工作。中共湖南省委于6月7日通过《湘西最近工作决议案》，对以彭公达为首的湘西特委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此后，彭公达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地下，先后化名杨维策、杨春生、毕得成，来往于长沙、安源之间，从事兵运斗争。

1928年7月，彭公达在江西安源不幸被肖希贤部逮捕。在狱中，彭公达继续与敌斗争，以假自首的方式提供假机密、保护自己的同志，但被敌人发现“自首非真”，8月7日在长沙被残忍杀害，时年25岁。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给彭公达养子彭述庄颁发了烈士证，次年4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彭述庄，褒扬了彭公达为革命牺牲的献身精神，鼓励烈士后代努力学习，继承先烈遗志，好好建设祖国。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