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豫北地下交通线

牛珂珂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分割、包围和“蚕食”政策，企图各个击破。太行与冀鲁豫两大根据地被平汉铁路沿线日伪统治区分割切断。为粉碎日军封锁，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和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对地方敌、伪、会、匪势力积极开展争取工作，在日伪严密封锁的豫北敌占区建立起多条地下交通线，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从边区交通总站起，经内黄、安阳、过卫河、平汉路封锁线到林县任村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的交通线，和经内黄、汤阴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淇县泉寨村或林县任村的交通线。豫北地下交通线保障了中央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豫北地区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地处平汉线两侧，西依太行山，东向冀鲁豫平原，北抵漳河，是华北、华中通向太行进而去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平汉铁路向华北进犯，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豫北地区很快沦入敌手。

为挽救华北危局，毛泽东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据此部署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等工作。八路军主力部队继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之后，创建了冀鲁豫、冀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冀鲁豫边区抗战新局面。

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的铁路交通，对冀鲁豫边区各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封锁，在平汉铁路以西，由南向北挖了两道300余里长的大封锁沟，沟两边筑起铁丝网，五里一堡，三里一哨，主要路口都有士兵日夜把守，从太行、延安到各根据地的人员来往、物资转运、情报接送和文件报刊传递等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开辟地下交通线，冲破日军的封锁，沟通冀鲁豫边区与太行、延安的联系，至为重要。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完成中央建立交通线任务之决定中指出：中央指示为着保证将来中央与各根据地之文件及干部能迅速地互相传达，除利用武装护送外，必须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冀鲁豫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在开展边区日伪军工作中逐步建立多条地下交通线，以沟通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日军占领豫北后，迅速在铁路、公路等交通要道沿线建立统治区，已没有力量在广大农村建立统治秩序。国民党政府弃地南逃，豫北地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给各种地方武装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有些抗日志士组织起武装，为反抗日军暴行进行艰苦斗争；有些土匪、地主乘机组织武装，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并凭借手中的武装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一些会道门也乘机扩张势力，建立抗日武装，其头领俨然成为当地的土皇帝。这些地方武装以抗日、保民为口号，迎合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希望平安、稳定的心理，因此发展迅速。同时，为了争夺权力、地盘，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矛盾，彼此尔虞我诈、火并不休。

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地下交通线示意图

随着日伪政权的建立，日军在豫北地区的统治渐趋稳定，一些土匪、局子、会首在日军利诱、胁迫下，大多投降敌人，成为拥有一定地盘的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有的俯首称臣，成为死心塌地的汉奸；有的从生存和壮大个人势力出发，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对日军是搞维持的自卫团，对国民党是抗日的民团，对群众则打着维护本地治安的招牌。日军欺压伪军，日伪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这些武装所盘踞的地盘处于太行、冀鲁豫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八路军强大的战斗力对他们有很大威慑，因此他们既依附于日军，又不敢与共产党对立。这为中国共产党分化、瓦解伪军，开展敌占区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地下交通线的开辟具有较大可能性。

1940年5月，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就在安阳东部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护送党、政、军过往人员。不久，又在内黄县设立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负责交通联系等工作。

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林县任村设立豫北办事处，同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建立联系，王百评任办事处主任。

1942年初，八路军总部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冀鲁豫军区要同豫北办事处密切配合，搞好对敌占区伪军的争取工作，把太行到冀鲁豫、冀南等地的地下交通线建立起来，使它畅通无阻，保证党政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过路安全。

经内黄、安阳到任村和经内黄、汤阴到淇县或任村的两条秘密交通线地图

1942年5月，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井店设立沙区工作团，不久改称沙区办事处，王乐亭任主任，统管共产党在这一带的交通站和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

根据彭德怀指示精神，冀鲁豫军区党委广泛联络上层，发展下层，拆散敌、伪、顽、匪、会道门的联合，对豫北地区的敌伪势力开展广泛的争取、瓦解工作，于1942年夏建立了经内黄、安阳过卫河、平汉路封锁线到林县任村的交通线。此线建成后使用频繁，1943年夏又开辟经内黄、汤阴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淇县泉寨村或林县任村的交通线。

為开辟地下交通线，王百评与时任安阳城西孙家局所副队长的进步青年孙筱尚建立联系，在孙的大力协助下，豫北办事处在孙家武装防区设置多处交通站，建立起由任村到安阳城内的交通线。同时，豫北办事处的同志们通过亲友、同学、同事关系等途径广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争取可能抗日或同情抗日的各种武装力量，在安阳城东建立多处秘密联络站。

地下交通线附近，安阳西部有地方实力派吴守正盘踞；安阳以东，西有土匪王自全称霸，东有伪匪程道合横行，郭清、程明轩、司华生、汪怀秘等匪部环据周围；浚县、滑县、汤阴一带是“天门会”杨贯一的势力范围；此外还有顽伪扈全禄、伪军王天祥等武装在这一带活动。要保证地下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关键是做好沿线地方实力派以及伪军、土匪的工作，使他们能够为我所用。

早在1938年2月，刘少奇就指出：“在日寇的后方和侧翼，必然產生一些由土匪出身的以及其他的抗日武装部队。”“对于这些部队，应该联合他们抗日，同时还应该争取他们来救国，争取他们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与统一领导。”对于伪军，中共认为，“不要把一切伪军都看成是死心塌地的汉奸，因为他们的士兵多半是被迫参加的。他们中间有很多动摇分子，还有一些同意抗日的人埋伏在他们中间”，“我们以国家民族的正义去感化他们，是可以回头的”。同时指出，“华北地区有许多会门……对会门的基本原则是争取和瓦解他们”，“对敌占区的土匪则应很好的利用他们做抗日工作”。

根据中共对伪军、土匪、会门的策略，冀鲁豫边区党委和豫北办事处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利用各种关系和矛盾，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使用正确的政策去争取、瓦解、打击，积极开展分化、争取工作，灵活地运用团结、斗争的方法，取得伪军工作的胜利，使豫北地下交通线始终畅通无阻。

“青道门”会首吴守正为人正派厚道，在安阳西部、林县东部一带颇有威望。日军占领安阳城后，吴守正被推举为抗战联队的大队长，领导队员进行抗战，在安阳县有一定影响。联队解散后，吴守正任白莲坡煤矿矿警队队长，成为这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争取其为合作力量，对于争取安阳其他地方实力派，开辟地下交通线具有重要作用。

位于林州市任村镇任村的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旧址

豫北办事处派一名与吴守正交情甚深的同志做吴守正的工作，向吴介绍了全国的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并针对他愿意当官的思想，指出给八路军办事，既能当官又不会被消灭。经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和统战工作，吴守正同意在白莲坡煤矿建立秘密联络站。为了开展地下交通的需要，豫北办事处奉八路军总部指示，任命吴为八路军总部高参室咨议，不仅负担白莲坡矿警队的一切开支，而且还拿出两万元伪币帮助白莲坡煤矿渡过濒临倒闭的难关。

为进一步团结教育吴守正，彭德怀、滕代远、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接见他，肯定他的工作成绩，并指出：吴守正处在敌占区，又处于地下交通要道，要格外慎重，护送过路人员要事先安排计划好；今后要更加注意策略，注意安全，注意方法，同敌人打交道要大方些，伪军爱财如命，有些事情该花钱就花钱，该请客就请客，不要小气。吴守正为共产党工作的事情被“皇协军”发现后，正是靠送钱才平息了风波。

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

八路军领导对吴守正的关怀教育，以及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建设成果，使吴守正认识到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更坚定了他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道抗战的思想。此后，吴守正利用各种关系建立多处秘密联络站，为地下交通线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吴守正的生死之交王自全，率领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队伍，占据着横跨平汉铁路的一段地区，是通往冀鲁豫根据地的必经之路。在豫北办事处领导下，吴守正利用与王自全的关系，对王开展了争取工作。他向王自全介绍了与八路军建立关系的经过及八路军所给的礼遇。吴守正的现身说法使王自全解除了思想顾虑，尤其是与八路军建立关系后保证其所属人枪安全这一条，让他颇为动心，当即表示愿与八路军建立关系，并让吴守正转告豫北办事处领导，要求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八路军与王部联合抗日，各守防地，互不侵犯，互相支援；在王所辖地区建立交通联络站，八路军工作人员从其防地经过，王负责护送；双方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如遇日军“扫荡”，八路军干部、家属、伤病员、机密文件转移到王所辖地区，由王负责掩护保管；王向我方提供情报，日军向根据地“扫荡”之前，由王及时将消息通报我方，如来不及报告，在战场相遇，王部则打假仗迷惑敌人，枪口不能打中国人。

为增进与地方实力派的联系，王百评按照中央“和土匪交朋友”的精神，和吴守正、王自全结成“换帖兄弟”，三人合股在安阳城内开办茶庄，作为豫北办事处的联络站；将德国造驳壳枪作为礼物送给王自全；为打消王自全顾虑，还将夫人送往其处作为人质，使王自全佩服不已，连叹八路军讲信义，王百评够朋友。经八路军总部批准，豫北办事处还给王自全发了“安阳保安司令”的委任状，大大提高了王自全与共产党合作的积极性。此后，对八路军过往人员，王自全均能尽力掩护，保证安全，并提供轿车、马匹、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天门会”活动在安阳、新乡两个战略要点之间，这个位置西临平汉线，是控制南北交通和敌人重点封锁区的关口要卡；东靠卫河，是沟通冀鲁豫与太行根据地的咽喉。由于“天门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日伪和国民党都企图控制、利用“天门会”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国民党曾在“天门会”中心区屯子集设立县政府，日军占领屯子后，在此驻守一支小分队，设立伪警察所。“天门会”会长杨贯一迫于压力，曾一度接受日伪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

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了解到，“天门会”对日军的压迫和残酷统治早已恨之入骨；共产党抗日政策深受群众拥护；会首杨贯一具有保家爱国的民族正义感，是能够争取的力量；认为应该争取与团结“天门会”，利用它的合法地位和社会关系掩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军区派一名同志到“天门会”做杨贯一的工作，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启发其抗日觉悟，提高其抗日意识。上层工作做好后，军区陆续派几名同志进入“天门会”，在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的同时，逐渐掌握武装，加强党对“天门会”的组织领导，秘密交通站也在“天门会”建立起来。

为排除日伪对“天门会”地区的控制和统治，杨贯一借日伪让其维护治安之机，要求把驻屯子集的日军小分队撤走，之后又将屯子集日伪区长换为“天门会”会员。这样就使屯子集完全掌握在“天门会”手中，由中共地下党员严密控制，地下交通线得以安全畅通。

为更好开展工作，1942年灾荒时，共产党借给“天门会”伪钞5000元帮其度过困难；当“天门会”和土匪扈全禄部冲突时，共产党支援“天门会”手榴弹等武器，并利用矛盾争取杨贯一认清敌我，增强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同时，军区争取与团结会门群众，使“天门会”伪政权瓦解，从与敌明合作暗不合作的“两面派”，发展为对敌应付，对抗日忠诚。

八路军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前左三）与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

当年部分卫河交通线老队员合影

对于愿意接近共产党但不愿意加入八路军的进步军队，冀鲁豫军区认为，“我们应争取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成为我们的外围军”。“今后对外围军的主要方式是多用政治影响去推动他们，不强迫他们服从自己，不勉强派干部，要维持其原有的组织，一切要宽大，这样去长期艰苦的争取他们。只有在其自愿原则下，才可以使他们八路军化。”军区正是执行这种政策，争取了王天祥部。

曾在驻守林县的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部当团长的王天祥，是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旧军人。他早年参加冯玉祥、吉鸿昌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受挫后，为了继续抗战，投到孙殿英麾下。后因宣传抗日，被宪兵逮捕，押入北平陆军监狱，与中共党员刘子会建立深厚友谊。七七事变后，王天祥复投孙殿英部，与数名中共地下党员一起整饬军纪，积极投入抗战，多次击退日伪进攻。王天祥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民族觉悟大大提高，主动配合八路军作战，与排除异己、破坏抗战的孙殿英产生了很大矛盾。

1941年，冀鲁豫军区派代表与积极要求抗战的王天祥建立了联系。王天祥率部脱离新五军后，便到安阳东部发展武装，受到冀鲁豫军区杨得志、朱程等的亲切接待和慰问。由于王天祥表示自己只讲朋友、不讲政治，军区对他争取未果。后王天祥部遇险，冀鲁豫军区将其营救。此时军区建议王天祥将其官兵编为“抗日民军”性质的部队，并委任王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领导民军坚持抗日。王天祥坚持“不能无功受禄”，决定在安阳东部联合改编当地股匪武装，尽可能争取他们反正抗日。如不可能，就利用灰色面貌，打入敌伪内部上层，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在特殊战线上配合作战，作为对军区的报答。

1942年，王天祥开始收编安阳、内黄、大名、南乐等地的伪匪建立部队。经过与匪首们多次协调，王天祥决定建立介于“皇协军”和“剿共军”之间的“自治军”。冀鲁豫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孤立日寇争取伪军”的方针，指示王天祥以特殊身份打入敌伪上层，以控制和掌握这支伪军，达到利用、瓦解和最终消灭敌人的目的。1942年2月，王天祥接受日军的委任组成“东亚同盟自治军”，并任军长。王天祥收编的四支伪匪部队，都拥有独立的武装。为了加强王对部队的领导，冀鲁豫军区根据彭德怀指示，特批給王天祥步枪400支，增强他的实力。在王天祥部处于困境时，彭德怀指示冀南军区接济粮饷，解其燃眉之急。

1942年，冀南军区分析了“东亚同盟自治军”的具体情况，认为王天祥是八路军的朋友，是争取的主要力量；一旅李成华有抗日救国行动，可争取其在内部予以配合；三旅程道合脚踏两只船，可在争取前提下使之中立；四旅杨法贤依靠国民党，要给予一定打击，使其孤立；二旅程明轩父子顽固不化，是瓦解和消灭的主要对象。因此发动了有针对性地“争取李、中立程、打击杨、消灭程家父子”的元城战役，通过内外结合作战，彻底打垮伪军中的顽固势力，显示党对伪军斗争策略的正确和成功。

冀鲁豫军区在对伪匪程道合、程道生的争取利用和瓦解工作中采取了这种措施。程道合、程道生兄弟控制着卫河两岸，是安阳城东的主要匪首，拥有3000多人枪及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1942年程道合兄弟投靠日军，被编为“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他们筑寨墙、挖沟壕、修碉堡，造枪造炮，派丁屯粮，横征暴敛，成为日军在安阳东部的主要帮凶。程道合部位于冀鲁豫根据地西部边沿，是根据地东西交通的一大障碍，对冀鲁豫边区造成很大威胁。因此，按照团结一切力量进行全民族抗战的精神，争取、瓦解和利用程部，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华北抗日民军和豫北办事处曾先后三次派人同程氏兄弟会谈，宣传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希望他们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起为抗日救国出力。但程氏兄弟动摇不定，既不愿得罪八路军，也不愿得罪日军。

1941年冬，王百评再次派与程道生熟悉的同志去做争取工作，除带一些宣传品外，还带些核桃仁和毛毯作为礼品，争取程部尽可能成为由共产党掌握的武装，确保太行至冀鲁豫交通线的安全。程道合提出，八路军在漳南战役中缴了他们的枪，归还枪后再谈共同抗日的问题。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听取汇报后，亲笔给程道合写了一封密信，指出只要他好好为我们做事情，枪可以还给他。

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人员执行完任务后在卫河岸边休息

为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苏振华遵照刘伯承指示，从华北抗日民军中调拨长短枪50支，连同一些礼物一起送往程部。程氏兄弟看到刘伯承的信及送来的枪支礼物，态度有所好转。同时，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伪、伪匪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程氏兄弟产生了以八路军为靠山的想法。因此，此次会见双方顺利达成三条协议：一是程部向东不得越过卫河，如不得已配合日军“扫荡”，须事先向八路军提供情报；二是保证八路军过路人员及物资运输安全；三是八路军派代表驻程部。程氏兄弟及所属武装在其地盘内建立南故城、辛村、豆公等地下交通站，并负责护送八路军过往干部和来往运输物资的车辆。程部虽然在此后态度有所反复，但基本能为我所用。

在对程部上层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的同时，中共对其下层伪军也进行引导、教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在掩护八路军过往人员、交通联系及传送文件、情报等方面，这些人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冀鲁豫军区通过对土匪武装既拉又打的方针，争取一部分土匪，也打击一部分伪匪，还团结争取到一些中间势力，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占区群众中的影响。

为确保地下交通线安全，必须扫清沿线的反动武装。冀鲁豫军区指出，对顽固不化的反动势力，应予以消灭。

汤、浚、滑、淇四县“剿共”土匪司令扈全禄盘踞在平汉铁路西日伪管辖区，其封锁重点主要是淇河。八路军对土匪扈全禄部多次打击、争取，但其匪性不改，仍投靠日伪军，残害人民。在1938年秋八路军发动的漳南战役中，扈全禄部几乎全部被歼。为团结抗战，中共对扈全禄尽力争取，但扈全禄死心塌地为日伪军效力，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于是八路军决定对其进行坚决打击。

华北抗日民军游击队为打击扈全禄的嚣张气焰，夜袭扈匪，缴获万余袋面粉和300多袋食盐。扈全禄垂涎“天门会”地盘，密告日军“‘天门会’有共产党”“杨贯一私通八路军”，并派部至“天门会”地区寻衅滋事。中共支持“天门会”武装对扈部进行严厉打击，歼其大部。扈全禄仍顽固不化，投降伪军杜淑部，任伪第二十七军第三旅旅长，对冀鲁豫根据地形成威胁，冀鲁豫军区于1943年发起卫南战役，歼敌5600余人，除扈全禄及10余名土匪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

中共对扈全禄部的多次军事进攻，打击了扈全禄的嚣张气焰，最终将平汉路东的延津、浚县、淇县、汲县四县边区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且赢得了淇河两岸人民的拥戴。八路军过往干部大多依靠当地群众的掩护成功渡过淇河，邓小平曾安全地通过这条交通线。

据曾任秘密交通站站长的王化棠回忆：1944年春天运送3000发炮弹由太行山到冀鲁豫，以做棉花生意为掩护，将炮弹藏在棉花里，由数辆马车载运，浩浩荡荡通过了100多华里的敌占区。途经汤阴县任固集附近时，伪军一个小队前来抢劫棉花，其队长被我军接应人员当场击毙，其余皆缴械投降，此后这一带伪军再也不敢拦路抢劫。对顽固势力的坚决打击，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地下交通线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层层封锁的严峻形势下，共产党以秘密、隐蔽的方式在豫北敌占区建立的长达300里的地下交通线始终安全畅通。交通线沿途设立了很多商店、茶庄或货栈作为地下联络站，形成一条条安全的秘密通道。作为革命斗争中的特殊战线，豫北地下交通线不仅打破了日军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还保存了主力部队的有生力量，支援了根据地的對敌斗争，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沿线伪军、伪组织的掩护下，战斗在地下交通线上的共产党员运用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与敌人巧妙周旋，或化装成伪军巡查，或假作夫妻走亲串户，或扮作商旅过境，或在深夜潜行偷越，从日伪军自诩为“共产党的苍蝇也休想飞过去”的平汉铁路，护送过往干部1万余人次，从未出现意外。

1942年，刘少奇通过安阳敌占区到太行根据地返回延安。他化名胡服，以山东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由王乐亭护送通过地下交通线。沿途许多与中共有秘密关系的伪军据点，都能尽力护送，王自全还用轿车将刘少奇送过平汉路封锁线，一直到其辖区边缘。在另一联络点，伪军安排刘少奇随根据地运货的车辆一起通过敌人封锁沟，顺利到达根据地交界地区。其间，刘少奇针对地下交通和伪军工作指出：对伪军要保持警惕，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万一我们被扣住，有三条办法，第一，派代表谈判，晓以大义；第二，花钱通融，伪军多是土匪出身，扣人就是为了钱；第三，如果两个办法都不行，就调部队突袭，抓其家属，交换人质。这三条可以应付意外事变，保证安全无虞。总之，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这些指示对豫北地下交通线的巩固给予了有力的指导。

北务地下交通站遗址

1943年，邓小平由冀鲁豫边区返回太行时，由沙区办事处同志护送，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抵达目的地。在交通科长马赛的带领下，邓小平一行顺利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天门会”地区，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宜沟集铁路封锁线。邓小平高兴地说：“咱们能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安全通过，说明你们交通线工作做得不错。如果能在这个险要的关卡，从敌人内部做好争取和瓦解工作，就会对咱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更有利。”遵照邓小平指示，地下党组织很快歼灭宜沟封锁线的伪反动排长，换成地下党员，并争取其他伪军暗中为地下交通线工作。

1944年，陈毅由华东赴延安时途经冀鲁豫军区，由沙区办事处同志护送前往太行。陈毅一行化装成伪军，在王自全部护送下，安全通过平汉铁路和危险区域，顺利到达八路军前线指挥部。

据《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张磐石回忆，1941年冬季前往太行时，有两个旅的兵力护送、接应，没能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1942年5月和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一起，经豫北敌占区地下交通线前往太行时，仅由办事处的几名同志陪同，就顺利进入了太行根据地。这充分反映了地下交通线在当时共产党干部過往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豫北办事处在地下交通线附近建立多处货栈、商行作为联络站，并设立固定的收购点和采购站，大量收购根据地的棉花、红枣、花生等土特产，利用与敌占区商人建立的贸易关系，来换取枪支弹药及其他物资。办事处还派人到敌占区进行采购，有些伪军把成箱的子弹都卖掉；有的采购员还借党政军领导人或知名人士的名义，通过关系直接向伪军或土匪头目索取枪支弹药。这些物资，多以经商为掩护，通过地下交通线运到安阳，再转至北平、天津、郑州等地，又从那里换回造币纸、印刷机、电池等根据地的奇缺物品。

地下交通线还将收购、采购来的食盐、医药、布匹、粮食等，源源不断地运至根据地。抗战期间，经地下交通线运往太行根据地的粮食达百万斤以上，棉布达10万余丈之多，子弹200余万发，食盐更是不计其数，最多的一次出动了230多头牲口驮运。太行根据地生产的枪支弹药、印制的冀钞，也是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冀鲁豫边区。豫北地下交通线不仅保障了部队的物资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对敌斗争，还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由于豫北办事处的出色工作，王百评曾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

1942年以后，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对于冀南、冀鲁豫及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文件，太行根据地出版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多由地下交通线转递各地，有力指导了各地的对敌斗争。

通过交通线还准确、及时地传送了大量情报，配合了各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由于对伪军工作的成功，冀鲁豫军区派同志打入伪军专门搜集敌伪情报，使日伪军“扫荡”的情报能够及时、准确地送往八路军总部，使八路军能够有效地制订战斗计划，主动打击敌人，歼灭大量日伪军，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