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现实之需、未来之路和动力之源

郝振省?宋嘉庚?王秋红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路径。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两者的高度统一。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在国家战略、行业发展、文明传播、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现实需求；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出版赋能和数字赋能等角度能够探索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未来的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关  键  词】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现实需求；未来趋势

【作者单位】郝振省，中国编辑学会；宋嘉庚，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王秋红，北京印刷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时代网络出版管理机制研究”（18BXW040）。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7.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路径。从国家现代化与出版现代化的关系看，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两者的高度统一。无论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都有必要梳理当前面临的现实需求，有必要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必要找准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以更好地完成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需要与历史使命。

一、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现实之需

出版主体通过技术赋能、管理优化等方式对出版客体进行改造与优化，这一系列过程可被称为出版现代化，出版现代化是出版主体、客体、媒介三者的现代化。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有两个维度：横向上看，至少有国家现代化和行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纵向上看，至少有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的发展需求。

一是国家现代化需要出版现代化

全面服务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出版现代化面向的基础需求。所谓基础需求，不是简单的生存需求，而是包含满足巨大人口体量的基本阅读需求、学习需求、娱乐需求、重塑精神世界和找寻精神动力的需求，这些需求对人的现代化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要素。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阅读则是实现人类自我塑造的重要方式，服务于人的现代化是出版的根本使命，服务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现代化，则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特征和其发展进程中的挑战所在。我国14.12亿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这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将改写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其特点。覆盖更多群体的阅读权益保障需要不断完善，这包括國家级出版文化设施建设、公共出版阅读资源配置、全民阅读工程推进、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农家书屋数字化升级，等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出版现代化面对的深层需求。所谓深层需求是指出版现代化在保障全民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要能够提供、引领、宣传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理念。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生产力的升级，通过生产力的释放打造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富裕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公平结构，一种超越平均主义的新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总体仍归因于人类生产力的整体提升，这种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就是阅读和学习。也就是说，出版现代化在此方面有三个重要任务：一是在出版产业层面继续创造经济财富，拉动内容产业不断成为经济增长极；二是在理念层面不断宣传、传播共同富裕的特征、路径和优势；三是要生产出能够助力人类群体现代化的优质出版物。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出版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需求。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以后，陷于浅层次的物质消费与消耗，远离深层次的精神积累与积淀，物质层面的丰富与精神层面的匮乏同时存在，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出版现代化要面对此类社会问题，通过主题出版和精品出版引领阅读，在人们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层面产生切实的引领效果，面对焦虑、内卷、躺平等社会问题，给出具有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的方法论指引。出版行业需要通过优质内容资源，引领文化产业和教育行业，直面时代问题，给出中国答案，让中国经验得以“惊艳”。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出版现代化面临的发展需求。所谓发展需求，既是指出版行业本身要面临数字化转型，走高质量和低消耗发展之路，也是出版行业要将出版产品和服务嵌入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中，打造新生活空间的需求。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阅读空间始终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重要元素而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阅读空间与自然的深度融合。从出版服务的对象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人类的行为和理念，比如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还包括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坚持拓展绿色出版的应用领域，完善绿色印刷、绿色供应链、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引导企业使用绿色低碳环保工艺和设备，加快构建绿色出版产业链供应链，以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建立健康文明、节约环保的出版形态。

服务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出版现代化的传播需求。所谓传播需求是在出版现代化过程中，要时刻保持传播意识，要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传播开来。在对外出版合作中，全景式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理念的深刻内涵和深远影响，着力宣介我国脱贫攻坚、绿色发展、对外开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对世界的积极影响。出版现代化应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通过对外出版合作和作品推介，让更多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被世界听见、听懂、听进。

二是行业现代化需要出版现代化

服务教育优先发展。当前，教育行业正在转型，转型路径正在变化，教育成为适应、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变量”。随着教育功能定位的变化，教育实现功能的路径也正在发生变化。从教育实践层面看，2022年，教育部启动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以资源和数据为新生产要素，探索“助学、助教、助管、助研、助交流合作”新模式。2023年3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上线，为不同学段学生、社会公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读书空间［1］。教育数字化战略离不开出版数字化，出版数字化正是出版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再到人工智能参与的智慧出版，出版的每一种形态都在有力支撑教育发展，当前阶段的智慧出版几乎与智慧教育如影随形、相伴相生。面向智慧教育的新理念、新体系、新范式、新内容，智慧出版将形成与之对应的出版形态。

从教育理念层面看，教育部社科司连续多年对主题出版工作进行专门部署。主题出版已经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和抓手。《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2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组织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党的历史、迎接党的二十大等图书主题出版工作”。如果说教育行业的优先发展体现在资源和数据的优先使用，那么从上述工作部署可以看出，出版现代化不仅为教育行业提供更加优质的资源和数据，还将在教育群体价值引领方面贡献更大的力量。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近代以后，西方科技迅速崛起，一方面与新技术应用载体有关，比如蒸汽机、互联网等新技术，另一方面与科技成果积累和传播手段直接相关，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大型出版集团的科技出版业务有力地支撑了科技应用和科学传播，《柳叶刀》《細胞》等科技期刊已经成为发布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平台。科技期刊作为展示科研动态的重要窗口，能够反映国家科研基本现状和趋势，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总体上质量有待提高，与科研大国地位不匹配［2］。纵观世界科技发展史，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发现，还是科技的应用和发明，都建立在人类科技文明基础之上，而积累科技文明成果的最直接路径，就是形成重要的典籍、文献、数据库。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科技要素投入和科技创新是推动科技自强的两个重要路径。而科技创新总是在人类科技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的，无论是19世纪英国的工业制造，还是20世纪美国的科技创新，都是在已有科技文明基础上的创新，而科技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就是出版物。土耳其信息科学家埃尔达·阿利坎发表在顶级期刊《IEEE信息理论学报》的文章，推动了华为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优势。无论是科技期刊、科研数据库，还是服务于科研人员的在线知识服务，出版现代化都将在更多领域、更宽赛道服务于科技发展。

服务人才引领驱动。出版现代化对人才引领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基础教材，还体现在产业人才需求和学科建设需求。目前，我国共有580多家（图书）出版单位、380多家音像制品出版单位，300多家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全国各地各类图书策划等民营文化公司、工作室共有2万余家，这些出版单位存在大量的人才需求。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持续培养一大批适应时代发展、符合行业需要的高素质出版专业人才，亟须高校进行专业、完整、系统的培养予以支撑。多年来，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系统性设计不清晰等多方因素，出版人才培养层次和培养效果与行业需求、管理需要的差距仍然很大。高层次人才专业教育与出版实践脱节的情况较常见，部分专业人才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工作实践，不能更好地满足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新需求。

出版现代化催生了新的人才需求岗位，如数字出版编辑、新媒体营销等，同时也对出版学科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要求，出版学科应明确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定位、完善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标准、健全博士专业学位类别设置程序、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据统计，2022年新增可授博士专业学位的专业类别有20多个，超过“可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的专业类别”的2/3，2023年出版专业博士的培养通道已经开启，面对出版现代化的深入，更多更新的人才需求将会不断出现。

三是文化传承和文明互鉴需要出版现代化

文化传承需要出版现代化来引领意识形态。从历史发展看，出版物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又是塑造文化传承方式的重要载体，甲骨、金鼎、棉帛、竹简都曾是出版符号的载体，每个时代无论载体如何变化，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重要的时代文化记录下来、保存下去。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文化传承的手段正在不断丰富，从1949年到2019年，我国共修复整理出版古籍文献近38000种，其中既有《中国古籍总目》等重大项目工程，也有《中华经典古籍库》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专业版等数字出版产品［3］。国家版本馆等基础场馆的建设，就是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保留文化“金种子”。

文明互鉴需要出版现代化。从现代化本质上追寻文明发展，可以发现：现代化本质以科技力量塑造新文明的过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实现了从农业文明为主过渡到以工业文明为主。从目前的信息化数字化力量看，从工业文明快速过渡到信息文明（或者叫作数字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挑战源于与工业化同步的中国信息化建设，这也意味着两种文明形态可能会短时间共存，也就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进行碰撞和摩擦，这有可能产生新的文明形态，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些文明冲突。这为出版现代化带来了新的使命：对内要完成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字文明的塑造和融合，形成优秀的文明成果；对外要塑造新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这种文明形态的传播，不是用某种文明形态替代另一种文明形态，而是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特征性，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出版现代化需要紧紧依托文明交流互鉴原则，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将民族和国家的文明成果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二、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未来之路

一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服务支撑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是两者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出版本身就是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主力军之一；另一方面，出版通过精神生产、学术生产、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等，促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五个方面的逐步推进和相对建成。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提出了若干领域的繁重且光荣的任务，同时又为完成这诸多任务提供了实现的舞台与空间。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文化素质，目标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版现代化直接服务于全民阅读战略。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第10次写入“全民阅读”，继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后，再次提出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高度重视。将全民阅读纳入国家战略，意味着党和国家坚定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打造全民阅读的良好学习氛围，促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主管部门应围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采取必要措施，以平衡区域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距，在出版相关优惠政策上向落后欠发达地区倾斜，协调区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区域内、各区域间出版现代化的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现代化的美好向往。

二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及科学文化素养的高度统一

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以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同时还要考核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和养成程度，了解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知识与技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而出版人担负着提升群众思想境界、增强群众科技文化素养的重任。尤其是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期，如何满足人们在阅读需求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与出版功能完成转型升级的巨大需求有关，这对编辑出版人的文化素养、精神境界、伦理道德等多种素质与技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出版人承担着文化教育责任，中国式出版现代化需要通过现代化的出版物和出版成果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出版业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生产部门，应坚持社会效益原则，准确把握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新期待，将是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多样化、更加品质化、更加个性化的出版产品和服务，使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具有丰富而优秀的精神文化内容支撑。国家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离开了人的现代化，再好的科技产品也不能推动社会发展，再完善的管理也不能提升效率，现代化工具、制度、要素的创造、使用和改进都需要现代人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和最为关键的因素，所以，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满足的不仅仅是人现代化的需求，更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路径。

三是如果从数字赋能的角度来理解和规划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它是保留传统出版技术与最大限度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新兴出版技术的高度统一

在生产端，编辑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武装自己，就像我国近代出版业借助机器、印刷术形成编辑的职业分工，进入现代出版企业的时代一样。出版业借助和依靠作者进行精神生产、学术生产、知识生产与文化生产、文艺生产，满足从消遣娱乐、通俗读物到深度学习、深度思考，再到激发再创造的不同层面的用户需求。

在消费端，出版业实现了与生产端的充分对接与信息同步，生产者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阅读学习需求，提供不同的呈现形态与不同的交互体验。消费者拉动生产者尽快进入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者不得不追随新的技术潮流，用新技术来武装自己，生产者与消费者明显存在的隔阂与鸿沟将逐渐被抹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性化特征将不断凸显和实现。综合实力强劲的出版单位至少1/2的营收份额属于数字出版，但目前全国能达到这个份额的出版单位还不到10%，这就需要出版单位努力做好文章，特别在体制融合方面做好文章。

《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出版企业大胆探索融合发展质量评估体系，建立以创新价值和综合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更好地促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4］。主管部门深入实施出版融合发展工程，在数字出版平台和出版融合发展人才两个方面遴选出行业优秀代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如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项目反映了我国出版业融合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并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爱课程平台、人民交通出版社的车学堂APP等传统出版单位开发的平台产品涌现，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使用体验，表明行业视野将更加开阔，切实促进传统出版单位和新兴出版企业优势互补、相互借鉴、深度融合。

四是从出版赋能和数字赋能的角度来理解、规划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它将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高度统一

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追求，更是这些年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本土化走向国际化，既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追求，也是中国出版改革释放出来的出版生产力寻找新市场的迫切追求。我们现在更多地强调版权输出，但也存在实物在走出去过程中码洋较低等问题。这种情形应当有所转变，以适应新发展需要。在数字出版物、数据库出口和网络文学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传统出版物的真实出口量包括本土化生产量应该翻番或呈几何级增长，这对中国出版业的编辑队伍、经营队伍、技术群体都提出了国际化的系统要求，如何与国际化更好接轨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新问题。由于区域、民族、文化传统等客观壁垒的存在，直接简单将文化进行迁移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只有完成文化转化与塑造才能更好地破除跨文化过程中的交流障碍。

中国式出版现代化要求我们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还要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当前阶段，已经有很多走出去的新路径、新趋势，比如：截至2022年底，网络文学板块已有超过万部的海外输出作品，网络文学实体书授权数量也超过6000部，在提升内容池深度的同时，已拥有稳定的阅读群体，并以此为延伸，产出了相关的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内容产品，网络文学板块正在成为包含新技术、新符号、新内容的“新容器”。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推进了数字应用，也推动了出版的国际化进程，出版现代化在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和版权认定等方面面临难题，这让本土出版和国际出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共同应对技术难题和伦理难题。新兴技术应用加快了出版业国际化发展趋势，尤其是AI大模型和多模态AI技术的融合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AIGC技术的通用化能力和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将给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交互方式、文化内容供给与文化消费需求带来深远影响。出版现代化对编辑队伍、经营队伍、技术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断跟进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了解并利用新兴数字技术进行工作，以适应市场变化并与数字化更好地接轨融入。

五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

由于我国出版业兼具公共属性和商业属性，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5］。只有充分发挥出版企业的主体作用，人才工作的强劲和营商环境才能得到根本性好转。在确立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经济效益才得以实现。从国内讲，出版业的精神生产引领意识形态方向，出版业的学术生产服务于教育科研部门，出版业的知识生产直接赋能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只有出版业的文化和文艺生产能量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出版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国内市场。从国际上讲，以打开国内市场为前提，在此基础上突破创新，出版业方能具有更广阔、可持续发展的市场。从技术上讲，出版业实际上有传统和新兴两个市场，其以不同的维度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相辅相成的保障。总之，技术上的两种市场与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市场、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充分沟通，确保了两个效益的高度统一，使得出版业有可能进入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殿堂。

面向国家现代化的出版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形式也发生变化。在社会效益方面，主题出版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双效统一增长点，在优先实现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加快了双效统一的节奏；在经济效益方面，出版业以高品质内容、品牌IP影响力与资源的深度开发为依托，将更加充分调动市场资源，深入研究用户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为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用户的内容消费升级和快捷强大的支付能力也为产业发展带来持续动力与有力保障。

三、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一是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使命责任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出版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和奋斗目标。从世界范围看，德国的“制造质量立身”、日本的“质量救国战略”、韩国的“质量赶超计划”都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制度、提升产品声誉、加强产品竞争力等方面有所作为，同时也成为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聚焦我国的出版业，目前出版业已经具备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显示，出版业整体实力与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本身就是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驱动力量，理念本身就包括了对出版品种结构的调整、出版环节的重构、出版成本的控制、出版服务人群的精准聚焦等。有关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已经对我国图书出版种类数目、基本机构进行了专门立项，正在对目前我国图书数量与质量关系、编辑人员工作任务量等信息进行调研。另外，从我国书号数目的管理、图书质量的检查、优质图书的评选等方面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理念已经得以贯彻，并逐渐显露成效。

高质量既是对发展结果的要求，又是发展壮大出版业的实现路径，高质量包括发展动力、经济结构、供给体系、实现模式、社会保障、综合效益等多个方面，可以说，高质量理念不是简单的指标考量，而是要形成完善的发展体系与流程，而这个体系又与国家战略直接相关，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发布，明确由中宣部牵头，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参加组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出版业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重要阵地，该意见为出版业数字化建设和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和新的任务要求。

二是数字技术的赋能

从数字赋能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它应该是保留传统出版技术且将现代数字技术、智能技术高度统一的新型出版技术。未来，数字赋能的份额至少占全行业总营收的一半，或者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也可能不再需要我们将数字出版的营收额单项列出与统计。技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予以出版现代化新含义，技术赋能的贡献在于：内容数字化与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用户终端和丰富的用户使用需求相适配，给用户的阅读、使用带来更优质便捷的产品体验，多种形式的数字出版物也为出版内容池注入全新内涵，高效多元的传播特征为跨越时空获取信息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赋能也在积极助力行业整体营收的提升，短视频平台、知识分享平台等多样化的社交媒体为出版物的营销丰富了受众群体，借助于各互联网平台的用户画像系统与定向流量推送策略，帮助行业实现精细化的读者推荐，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读者需求和阅读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进一步挖掘读者群体的需求，提高出版内容销售量；数字化技术为提升出版效能提供了契机，自动化运维可以帮助出版企业快速、高效地管理大量的系统，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降低人工维护的成本和风险；数据仓库搭建出的集成化数据环境也在为出版企业在分析性报告生成、决策支持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实时的看板数据洞察体系，增强内容生产、分销、消费等多链路数据的可视化、对比化；数字赋能对提高出版效率、用户体验和推动知识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技术赋能正在逐步深入出版的各个链路之中，其价值也日益彰显，传统出版技术与现代出版技术、智能技术深入融合，为行业整体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起到引领与支持作用。

三是高素质人才的基座

出版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更加丰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全国共有28所高校获批出版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出版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特色鲜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先后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招收和培养文献与出版、现代出版、编辑出版学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经教育部备案，武汉大学正式设立出版发行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正式设立编辑出版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博士教育的基础上，一些有出版方向博士点的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招收出版方向博士后。此外，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等经批准也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22年新版学科目錄发布，出版专业能够招收专业博士，助力出版专业教育进入新阶段，高素质人才的新高地正在逐步搭建。从整个出版专业高等教育体系看，出版专业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基座不断夯实，面向新需求、新技术、新业态的人才培养机制也在不断涌现。以北京印刷学院为例，“韬奋班”“童趣班”等新模式的培养路径正在成熟，一种打通高校内外、联合行业资源的协同培养模式正在形成。

四是学科建设的规划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出版学科建设。2018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出版业务局室安排相关调研课题，委托项目给有关高校的出版学科，鼓励产学研结合，倡导出版学术界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升学科发展水平。2020年1月，中宣部召集全国部分高校出版学专业负责人召开专题研讨会，研究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会议对出版学科建设当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学科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2020年12月，全国出版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强调要加强出版学科建设特别是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2021年2月，《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健全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形成新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2022年7月，在中宣部的指导和教育部的支持下，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召开。2023年7月，23家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入选机构正式亮相。2023年8月，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暨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中宣部指导下的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正在从更大范围、更优资源、更深层的合作等方面扎实推进。

四、推进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建议

一是现代经济方面，对标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出版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实现“重心转移”

在经济领域，出版现代化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出版业自身要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包括绿色出版、智能出版的理念，要在产业实践中得以实践；第二层是出版业不仅要对标国际出版业发展趋势，也要对标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而言，从国家出版业的数字化程度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出版业数字化收入占比均已超过或接近20%，而我国的出版单位数字化收入占比超过10%的机构数量并不多。对标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述国家的出版业不仅在数字创业产业等新兴领域有所收获，而且也积极推进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我国出版业需坚持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节奏同步，以避免“先纸质书，后数字化”的现象［6］。从出版的经济贡献方式看，对照国外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巨头，我国出版业转型成为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这一步还没有全部完成。如果说在人工智能进入出版领域之前，出版业是知识服务提供商，那么人工智能加入后，出版业提供智能式解决方案能否成为新的可能？如果说数字出版是实现了出版业从“提供知识”到“提供答案”，那么智慧出版就是出版业从“提供答案”到“提供智慧”。围绕这个转变，出版业应在专业化数据库建设、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继续发力，持续推动服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变革。

二是现代政治方面，加强发展主题出版板块，助力完善政治系统功能

根据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政治系统包括提取能力、调整能力、分配能力、象征能力和回应能力五种能力，所谓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从政治学视角看，就是五种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从出版业主题出版板块的功能看，板块功能直接与政治系统的提取能力、象征能力、回应能力相关。主题出版选题反映了国民对精神生活的基本诉求，优质主题出版作品的输出代表着中国对外形象，相当多主题出版作品的生产创作就是为了回应民众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关注。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中国科技之路丛书》等，这些主题鲜明、内容厚重的主题出版物，通过内容传播加强现代化政治系统能力。大力发展主题出版，不仅要在出版系统发力，还应在重大项目、重要群体、重点领域建立主题出版作品的生产制度，保证资金和人员充足，从根本上保障主题出版内容生产和输出，以此不断增强和发挥主题出版的内容生产优势、组织传播优势。

三是现代社会方面，加强阅读权益保障，提升社会流动性

所谓社会流动性，是指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人将逐步实现阶层跃迁和圈层迁移，打破所谓的阶层板结。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人通过教育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和提升。出版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如何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贡献出版力量［7］。而出版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阅读行为是重要的自我教育方式。我国通过建立公共文化设施和开展阅读活动，保障了人们的基本阅读权益。但是，从更深层的发展需求看，如何引导人们从浅阅读走向深阅读，如何使阅读行为从操作手机到阅读纸书，如何使人们将注意力从分散集中到专注，如何促使阅读纯粹化而非功利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出版人探索。传统社会中，依靠阅读可以实现自我提升，现代化社会中，依靠阅读也应能够实现阶层流动。出版业当前应聚焦从满足阅读到引领阅读的角色转变，通过壮大全民阅读领读人队伍、丰富各类主题阅读活动、探索数字阅读新方式、开设数字阅读专业课程、树立新时代阅读榜样人物等措施，不断强化阅读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四是現代意识形态方面，服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汇聚意识形态建设新资源

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意识形态的作用非常重要，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进化论等思想，形成了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不仅指导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人们选择了不同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模式，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就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同样，我国的出版业要积极服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融合和重塑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视角出发，在打造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国家文化专网、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完善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等方面，出版业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应继续加快产业间融合，汇聚意识形态建设新资源，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五、结语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深入建设，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我国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从国家层面、行业发展层面以及文化传承与文化互鉴层面等多角度来看，实现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既是现实需要，也是历史使命。中国式出版现代化是多层次、全链路、高质量的现代化，出版的发展、创新也在技术赋能优化、人才队伍与学科建设等方面面临新挑战，其现代化征程的总体目标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打造高素质人才基座，完善学科建设，加快完善面向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出版法规制度建设，并逐步实现传统技术与数字出版技术、智能技术的互联互通。从未来之路来看，中国式出版现代化必须以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积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国家、各出版从业主体、用户读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参与，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创新思维和方法，逐步提升顶层设计的前瞻性与底层逻辑的可持续性，推动实现中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和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智慧教育是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EB/OL］.

（2023-09-15）［2023-09-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7085818972842059&wfr=spider&for=pc.

［2］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科技期刊改革发展［EB/OL］. （2019-08-16）［2023-09-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2011297210148780&wfr=spider&for=pc.

［3］段涵. 人工智能技术群落与古籍文献整理出版思考［J］. 出版广角，2023（12）：48-52.

［4］徐丽芳，罗婷. 中国出版企业融合发展绩效评价研究［J］. 出版广角，2023（12）：4-11.

［5］刘宇阳. 出版业数字藏品发展路径探究［J］. 出版参考，2023（6）：5-8+23.

［6］李彪，王梦丹. 数智技术赋能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路径与展望［J］. 出版广角，2023（2）：29-34.

［7］周蔚华. 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时代内涵、本质特征与动力机制［J］. 编辑之友，2023（1）：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