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介质的出版物：演进、功能与价值

崔波?黄智尚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出版物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指明方向。在思想与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应根据不同的历史需求不断演进。从摸索、萌芽、发展到形成，新时代出版物的功能愈发明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出版物应总结发展演进经验，充分发挥知识传播与教化育人、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社会信息传播与公共参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功能作用，在自我革新中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家园，在建构与完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推动建设文化强国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关  键  词】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崔波，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黄智尚，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数字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21&ZD32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7.003

出版及其具体活动的实现离不开出版的主客体——出版人与出版物。作为客体的出版物是出版人的直接作用对象，同时也是出版精神资产得以传递的基础。学者肖东发曾将出版释义为把人类的精神产品物质化、载体化、社会化，使知识信息由内到外、由隐性到显性、由个体到群体传播开来的生产活动［1］。而其中所言的物质化、载体化、社会化的结果就是出版物。此外，从创作、生产到出版、流通、阅读，出版物贯穿出版活动的始终，成为出版人与社会、作者、读者之间的桥梁，也是承载出版价值的重要介质。如果说，出版活动在层层把关中对先进文化、优秀文化、高雅文化、知识文化进行筛选和传播，那么出版物就是联结上述文化价值与社会大众的“纽带”，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版物以“纽带”的作用实现文化价值，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在创新发展自身功能的同时不断演进。

一、中国式出版物的历史逻辑：思想与技术双重变奏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出版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比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研究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时，指出出版物对政治上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革命、经济上的工业革命、文化上知识与信息传播的革命影响巨大。同时，他特别指出了出版物对其中的知识与信息传播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她撰写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指出，印刷术的应用在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变迁中处于关键地位，并称之为“印刷革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力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以印刷语言为媒介想象出的有边界的共同体，就是现代民族的雏形。在资本主义、印刷技术与多样化语言的碰撞、交融下，想象的共同体形式的革新可能性大大提升，现代民族登场的舞台也在这种新共同体出现时被搭建起来。在西方的历史演变逻辑之下，出版物的内容在影响大众思想的同时，也在不同技术的影响下重构大众的思维逻辑。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版物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作為一种文化商品和内容产品，出版物的核心价值是由知识、信息构筑的。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出版物内含的知识、信息具有不可分割、可共享和重复使用的特点［2］。在知识信息内核与不断革新发展的技术的交织变奏下，技术助推思想传播，而思想又引领技术的发展方向，中国出版物结合自身演变逻辑，谱写独属中国出版物的发展乐章。

1．1921—1949年：出版物肩负救亡图存使命

这个时期是中国式出版物现代化的摸索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具革命精神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自立自强的使命，出版业也随之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摸索［3］。民族危机存亡之下的中国出版物，以肩负救亡图存的国家使命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在波谲云诡的历史环境下，技术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成为当时提高出版效率的主要方法。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置办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出8000张双面成品，相较于传统的出版印刷提高了数千倍的效率［4］。印刷速度的提升扩大了出版物传播的范围，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让先进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一批带有先进文化基因的出版物冲破了历史的禁锢，在思想启蒙之下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导》《先驱》围绕具体时事政治开展舆论斗争，传播“打倒封建帝国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思想口号，《中国青年》《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军人》等出版物针对青年、工农阶级、军人等不同的阅读人群展开思想启蒙，扩大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为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宣扬抗日救国精神、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出版物积极开展思想宣传，配合革命战争。《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等出版物通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具体纪实，向民众呈现其主张与信念，以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版物则更多聚焦于对战绩的宣传和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此外，延安整风运动与《解放日报》的改版促使出版内容更贴合主旋律，也标志着现代出版物的风格论调与作用目的，以及报纸类出版物的出版模式初具雏形，初步展示符合中国实际的出版形式。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下，出版物的任务使命会有所不同，但救亡图存始终是这一时代下的主线。

2．1949—1978年：出版物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这个时期是中国式出版物现代化的萌芽期。相较于初步摸索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成，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出版物更多地围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一主旋律，以政权巩固与国家富强为底色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

这个时期的出版物主要呈波浪式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出台和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基本构筑起新中国的出版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驱使下，中国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都大幅上升。起初，我国大部分出版物选题仍以西方或是苏联等世界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为主，并且将苏联经验视作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照样板。但事实证明照搬他国经验到本国只会“水土不服”，因此自《论十大关系》发表后，中国出版物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这一时期可视作中国本土现代化选题增长速度加快的开始。尤其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更是促使一大批优秀出版物蓬勃而生。《社会发展简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等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为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系列优秀的中国文学出版物反映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下的时代精神和革命力量。此外，《红岩》《红日》《红旗谱》等经典红色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1957年起，在主观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与客观上的自然灾害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出版物面临巨大的坎坷和挫折，中国出版物的增长数量开始萎缩。但就整体而言，在這一阶段下中国出版物促进国家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基调依旧没有改变。

3．1978—2012年：出版物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

这个时期是中国式出版物现代化的发展期。1978年中国开启了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程，如果说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门，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则为出版业推出反映人类现代化道路探索成果的出版物创造了极为宽松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激发了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时间出现了出书难、买书难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在国家扶持下，王选团队经过4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的出版生产告别“铅与火”时代，大大提高了出版物的生产效率。在这个时期，出版业优先生产广大人民群众需求量大的中外文学名著、工具书和伟人著作。1978年3月初，中国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20世纪90年代，一批代表国家水准的图书出版，如《中国青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百科全书、《中医文献学》《机械工程手册》《曲面动力系统》等科技类图书，以及《茅盾全集》《郭沫若全集》等名人全集。

在出版物流通环节，图书二级批发权的出现标志着新华书店一枝独秀的状况被打破，同时数千家民营书店也至此萌发。到2007年，50%左右的发行渠道已经被民营发行机构占据，其中一些颇具规模的民营发行商已经与出版社达成合作［5］。与此同时，国有和民营出版商也将出版物的销售渠道逐渐从线下转移至线上。

在出版物消费环节，一批现象级畅销书涌现，如20世纪80年代港台作家金庸、琼瑶、三毛等的武侠小说、爱情小说，外国的哲学美学著作，《曾国藩》《雍正王朝》《张居正》等历史小说。21世纪初，《杰克韦尔奇自传》等管理类图书，以及以韩寒、郭敬明等为代表的作家撰写的青春文学图书登上中国图书畅销榜。

4．2012年至今：出版物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

这个时期是中国式出版物现代化的形成期。一方面，出版物充分发挥思想引领作用，一系列主题出版物的推出，彰显了出版物的价值引领功能。另一方面，出版技术发生深刻革命，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赋能出版物生产，元宇宙、数字藏品、数字人文延伸至出版活动，出版物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方式加速演进，众筹出版、直播售书、付费阅读的出版传播新模式也登台亮相，出版业的格局生态加速重构。

政府对出版物的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次出版工作会议的讲话和批示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出版物的策划、生产、传播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如：部署谋划国家版本馆建设，指导“复兴文库”和中国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撰出版；考察《读者》出版集团，叮嘱编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在《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之际，提出“打造传世精品”的要求；在《求是》及《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之际，勉励工作人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民出版社创立100周年之际，鼓励工作人员要坚持“赓续红色血脉”；致贺信首届全民阅读大会，提出建设“书香社会”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为了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国还推出《永乐大典》和敦煌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等多个国家级出版工程，让经典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

二、出版物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

1．知识传播与教化育人

出版物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赋予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展中知识传播和教化育人的智力支持功能。

一方面，出版物作为知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以书籍、教科书等形式发挥知识科普、启迪民智、教化育人的作用。如果说出版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那么出版物就是坚守这一阵地的重要武器。层层把关后形成的出版物能够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人民群众文化素质高低的影响［6］。因此，通过出版物知识传播和教化育人的功能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是十分必要的。据统计，2013—2022年间，国内学术专著以65.14万种的出版量占据我国各类图书出版高地，中小学教材与教辅资料占出版总数的11.1%，仅次于文艺作品，排名第三［7］。高比例的专业性图书和教材的出版反映出版物在知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性的进步为出版业提升出版水平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出版内部的理念、结构、流程、载体发生变化，催生了出版的生产、传播、经营、服务、管理方式的变革，其服务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儿童科普读物创新采用绘本、立体书等形式，教辅书、学术专著以及各类大众科普读物通过“短视频+”等形式丰富传播场景、提升传播效果，将晦涩难懂的知识内容以读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传递给读者。此外，出版业积极应用新技术提升水平，通过对出版物的优化改造，更加精准、高效地传播知识，传递信息，提升传播到达率。在应对不同的时代环境和社会需求时，出版业能更快地适应其中的变化发展。疫情期间，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仅用48小时完成立项到发行的全过程［7］。《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除纸质书、电子书外，还形成了有声书、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形成不同的内容传播形式，在大数据的作用下实现精准投放，并按照不同地区语言、民族特性形成不同的图书版本，为民众科普防疫知识，减缓社会焦虑情绪，受益人群超亿人［7］。

2．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

中国式出版物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保留了社会发展的痕迹，为后代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遗产，是赓续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传统［8］，中国出版物自诞生起就被赋予文化传承的使命。这种文化代际传播的历史记录是出版活动得以产生的动机［4］。因此，从陶器款识、甲骨铭文时代到竹木简牍、帛书玉石时代，到纸本时代，再到目前的互联网时代，文化纵向传播的观念一以贯之，延续至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出版工作放在思想领航、培根铸魂的高度来认识，始终把出版工作放在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高度来把握。中南出版集团的“湖湘文库”、山东出版集团的“齐鲁文库”、贵州出版集团的“阳明文库”、安徽出版集团的“安徽文库”等一批大型文化丛书出版项目通过对地域范围内传统文化的研究，呈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也是典型的中华文化基因传承的例子，这套丛书历时10余年的编辑工作才得以出版，千年历史得以重现。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9］。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拿大经济史学家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将传播媒介划分为偏倚时间和偏倚空间的媒介。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作为所有补救性媒介的补救媒介，互联网以及当前的融合出版思想使出版物无论是在纵向的文化代际传承，还是在横向的文化交流互鉴中都具有可操作性。技术的加持丰富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促使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活”起来。如北京磨铁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汉字为灵感来源，以漫画的形式展现汉字精妙的系统。其线上漫画《中华字库》在多个平台发布后，还匹配各式玩法和衍生品发布渠道，不断提升这一文化IP的影响力。

3．社会信息传播与公共参与

社会信息传播是出版物的基本职能之一，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各式新型电子出版物进一步丰富了读者获取信息的平台。同时，现代出版物通过设置传播议题和舆论引导，兼具引导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发表观点、促进民主参与的功能。

在这一功能下，出版物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主题出版。中国特色的主题出版是对党和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进程的折射，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政治、技术、社会共同作用于主题出版的历史事实。现代化背景下的主题出版在传递现代化建设与新时代背景的同时，发挥了引导主流舆论的作用。2021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大批优秀出版物如《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小家与大党》等不断涌现，报纸、杂志等其他形式的出版物也都贴合主旋律。在这一时期，出版业通过主题出版进行议程设置，顺应时代发展背景与社会需求，展现党的光辉历程和现代化发展方向。

随着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微信公众号、知乎、豆瓣、抖音、快手等一系列内容生产发布平台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出版物的宣传渠道。此类平台基于高达10.79亿的网民规模，使得信息与民众接触的频次大幅提升，并依托其载体和形式呈现短、频、快的特征，在极大程度上拓宽了出版物的传播渠道。此外，出版社依托互联网技术，能更迅速地接收和回复读者的反馈，并按照读者的反馈对出版物予以适时调整，加强出版物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

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并不只是满足绝大多数民众，长期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精神需求也是现代化出版物的服务范围。一方面，技术的革新使得出版物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文字，短视频、音频等多样化的形式加强了出版物的可读性和易读性，将阅读的受众扩展至弱势群体。另一方面，实现全民阅读的出版意识促使出版物的“长尾”得到重视，满足农村阅读需求开展的“农家书屋”工程，针对盲人群体出版的盲文图书、有声读物等都是具体表现。

4．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出版物的商品属性注定其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其价格是出版物经济价值的体现，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尤其是“十二五”以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新闻出版体制深化改革，出版行业发展方式结合市场运作规律转型升级，出版物的经济效益稳步提升。据统计，2020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营收超1.6万亿元，资产总额超2.2万亿元、净资产超1.1万亿元，版权输出1.38万项，预计在“十四五”时期末实现2万亿元左右的年营收［1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版社重视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将有利于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6］。新时代，出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不仅成为GDP万亿产值的大行业，而且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进文明互鉴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版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依旧明显。整体上看，中国出版规模虽大但影响力不强，整体质量虽有高原但无高峰。从版权贸易上看，2021年全国音像、图书、报刊及电子出版物的出口总额仅10522.95万美元，進口总额达80546.85万美元，仍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方向的出版物亟待提升效益，把握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统一关系。除了通过全程营销提升销售额，出版社还可结合先进数字技术，在形式、内容、渠道上多维度推进融合出版，延长出版产业链，提升品牌效应。近年来，业界不乏融合出版推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例子，如电视剧《觉醒年代》爆火后，其同名图书、音频数字藏品也相继出版。安徽人民出版社构建出版传播矩阵推广文化IP，扩大其影响力，同时通过与北京大学联名开发文具、手办、服饰等文创产品，在延长产业链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其中的价值。

三、作为精神家园的出版物的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出现的文化繁荣现象，无不伴随着出版物的创新发展。出版物促使历史长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绽放光芒，代代相传。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得到世界各民族的理解与尊重，出版物的存续功不可没。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在确保当今中国文化精华和中华文明内核的同时，也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1．个人层面：建构世界观的出版物

作为精神家园的出版物经过生产、流通环节，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一旦进入读者视野，出版物就在影响和塑造读者的世界观。这一塑造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读者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

前者的“工具”即读者的基础需求。课本、科普读物或是音像出版物能直接满足读者对基础技术层面等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开展的扫盲运动，用出版物“扫”去了愚昧，为民众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角度，同时也促使妇女等各群体的意识觉醒。《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课本出版种数为90143种，新出版课本种数为20075种，同比增长1200种，为读者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提供了工具基础。

后者的“价值”则是偏向于读者看待世界的方法论层面的内容。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服务于人的现代化是出版的根本使命［11］。出版物能够传达出版人的思想，影响和引导读者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形成。朱永新教授在《梦想因阅读而生》一书中表示：“读书会让人知道世界的深奥，会让人明白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会让人产生敬畏之心。而敬畏之心是建立信仰的重要基础。阅读不是为了帮助我们逃避生活，逃避与人打交道，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积极地面对生活，拥有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共读共行，才能同心同行。”［12］出版物，尤其是优秀的人文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被称为精神家园，是因为其中蕴含具有相当深度的思想观念，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的深刻思考和获得的心灵慰藉是出版物作为精神家园的最大价值。毫不夸张地说，出版物能把读者托举得多高，取决于读者触摸过多少文字；出版物能把读者带向多远，取决于读者品味过多少书香。

2．民族层面：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出版物

社会的运转需要核心价值体系和共同思想基础。阅读是建设人们精神家园的基础，是把人们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民族精魂。文化素质高的民族是酷爱读书的民族［12］。作为滋养精神的文化产品，出版物拥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陆费逵先生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13］出版业与国家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纵观中外出版活动，出版物在民族文化的形成、国家血脉的延续中发挥了非同小可、不容替代的地位。在出版、流通、消费的具体过程中，出版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基底对出版内容进行把关生产，读者通过阅读领会出版物蕴含的优秀文化思想。阅读是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增进共同性的主要方式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统编教材建设和通用文字教育对提高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重要性，并在2019年9月27日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此外，他还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

出版活动本身是一种共享与互动式的文化传播。美国学者杜威认为，传播的意义在于大家共享并认同一些东西。出版物传播除了简单的信息传递，还让读者有机会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形成对现实世界的共同理解。此外，出版物的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功能，使得读者共享同样的历史与文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凝聚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中国式出版物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现代思想的传播往往与现代出版发展相伴相生，其速度、广度、深度都离不开出版物的生产、流通。

四、结语

从远古文明到封建社会，再到发展至今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得益于从未停歇的出版活动与代代相传的出版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思想文化在出版物的承载下踏浪而来，在出版技术的层层加持下历久弥新，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出版场域下与新时代的思想文化交融、碰撞，迸发新的火花。在时代的洗礼下，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不断自我革新，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与任务，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与物质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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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东发，等. 中国出版业十年观察［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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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出版年鉴［M］. 北京：《中国出版年鉴》杂志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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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朱永新. 梦想因阅读而生［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3］陸费逵. 陆费逵自述［M］. 济南：泰山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