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健康素养理论对医院健康教育宣传的应用研究

陈 菡 黄桃园 朱 镇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广东广州 510095

随着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大众对健康知识的需求也随之增长。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首次发布了一份与健康相关的官方文件,名为《2014—2020年全国健康素养提升计划》,旨在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2022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增加全社会健康科普知识高质量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1]。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卫士,必须主动承担起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近年来网络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传统媒介如报刊、医学杂志、讲座、电视节目、专业书籍等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对医院的健康宣传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2]。本文结合对群众健康素养的研究,以及使用媒介的偏好,媒介传播对健康行为选择的影响,以思考公立医院需如何利用其专家资源优势,借助媒介多样化量体裁衣,实现高质量健康信息传播,早发现早治疗,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0 理论回顾

健康素养是指获取信息并加以理解和应用,以实现疾病预防与治疗的能力[3-4]。 Nutbeam的原始模型区分了健康素养的三个层次:①功能性素养,指日常生活中有效阅读和写作的基本能力;②互动性素养,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传播方式,积极寻求获得健康信息并应用新知识改变健康状况的能力;③批判性素养,指对获取的健康信息加以分析判断,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健康生活,是更高级的认知技能[5]。研究报告称,高龄、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往往与低健康素养正相关,但未发现与性别有显著关联[6],在某种程度上相反的情况(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素养越高)也并不一定成立。

健康科普通过传播媒介将健康领域的知识、方法、思想传播给大众,帮助公民提高健康素养和学会自我管理健康[7]。全媒体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大量可获得的健康信息来源,它为居民提供了更多获取、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的机会,以解决健康问题,并照顾自己的健康。因此,多元渠道的便捷特质增加了非专业人员的数量,他们能够主动填补自己在健康知识领域的知识空白,并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加深了解,有利于正确描述自己的症状,清楚地得出有效的结论,同时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8],与从前只能从卫生专业人员那里获取健康信息的方法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9]。然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从丰富健康信息中受益匪浅,但同样也很容易迷失在海量的信息之中。尽管网络的优势非常明显,为健康素养较低的人群带来绝佳的信息平台,但同时也伴随六个缺点:信息过载、组织混乱、搜索困难、语言过于技术化、缺乏用户友好性和持久性,并有安全隐患的问题[10]。研究指出,高健康素养患者倾向于从多种媒介查找健康知识,健康素养能力较弱的人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口头来源,而非印刷来源,因为他们有限的阅读能力无法清楚地理解复杂的知识[8]。

健康行为选择是指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或寻求专业医疗保健以预防或治疗健康问题的过程[11]。预防性行为包括各种医疗保健措施,包括免疫接种、健康检查和行为咨询,旨在预防和早期发现疾病。治疗性行为通常包括医生就诊、住院治疗、牙科就诊和与专业治疗相关的行为[11]。研究指出具有较高健康素养的人可能更重视和配合疾病的预防和治疗[8],通过向全媒体获取并利用健康信息,能够更好的做出适当的健康决策,以预防健康风险、使用健康服务和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12]。相比之下健康素养低下的人群较少采取预防性措施,如疫苗接种和医疗检查,而多见于急诊室和住院部治疗[13]。另外,只有在专业指导和特定培训下,自我用药才可能对这些患者有利,但通常情况下,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其获得的成本效益。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开展为期3个月的时间,我们向广州市大约350名16～60岁的人发送了问卷,收集了279份自愿完成的有效回复,回复率为79%。

1.2 问卷调查

问卷共包含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社会学特征,第二部分是健康素养测量表,第三部分是传播媒介,第四部分是健康行为选择。

健康素养采用Nutbeam的14项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涵盖三个因素:功能性素养、互动性素养和批判性素养。其中包括5项功能性题目(例如“我发现我读不懂的字符”或“内容对我来说太难了”)、5项互动性题目(如“我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或“我将获得的信息应用于我的日常生活”),以及批判性题目4项(例如“我考虑信息是否可信”或“我检查信息是否有效和可靠”)。受访者被要求使用Likert5级评分法,从“强烈同意”到“强烈不同意”分别赋予1～5分。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原始模型是不可接受的(CMIN/DF=3.431,p<0.001,CFI=0.866,PCFI=0.704,RMSEA=0.230,SRMR=0.772)。因此,我们使用Lagrange Multipliers,并删除了一些项目,得出了具有有效拟合指数的修正模型(CMIN/DF=2.149,p<0.001,CFI=0.963,PCFI=0.685,RMSEA=0.64,SRMR=0.0547),所有因素均显示出良好的可靠性(F1功能性素养4项,α=0.784;F2交互性素养3项,α=0.739;F3批判性素养3项(见图1)。

图1 验证性因素分析

传播媒介有八个来源变量,包括报刊、医学杂志、网络、讲座、电视节目、专业书籍或手册、家人/朋友/同事以及医疗专业人员。参与者被问到“你从…获得了多少关于健康问题的信息”,回答应该从“我需要的所有信息”、“很多”、“一些”、“一点”到“根本没有”中选择一个程度。

健康行为选择共五个项目来测量,这些项目包含面对疑似疾病或症状的不同行为。即:1)行为改变(健康饮食,多锻炼,停止饮酒或吸烟),2)定期检查,3)看医就诊,4)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或5)忽视症状。其中三种是推荐的(行为改变、去看医生和定期检查),其余两种是不安全的(忽略症状或自我用药/自我诊断)。受访者要用“是/否”的形式表示每个行为反应是否存在。

1.3 统计学方法

我们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通过互联网发放问卷,受访者自我完成调查问卷来收集主要数据并验证假设,再通过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验证检验假设。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

样本分为四个年龄组,其中大多数样本在18～39岁之间(63.8%),受访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67%),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 样本的月收入主要在2 000～6 000元之间,受访者报告54.5%受访者自称没有慢性病(具体数据见表1)。

样本中健康素养自测最高均分是批判性素养 (3.8),其次是交互性素养 (3.43),最低是功能性素养(3.09)。最受欢迎的媒介是互联网,有55.34% 的人群表示从中获取很多信息。而只有少数群体从传统媒介如报刊、医学杂志和讲座中获取健康信息。而表示从电视节目、专业书籍和身边人获取到很多健康信息的比例基本持平。样本中健康行为选择百分比如下:改正行为 (65.95%)、体检 (56.63%)、就医 (66.31%)、自我用药 (32.26%)和忽略(2.87%)。

2.2 假设检验1

为研究传播媒介与健康素养有何关联,受访者需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搜索行为,因此样本减少到206个。因此我们作出假设检验1:健康素养与各传播媒介使用强度呈正相关。

2.3 假设检验2

为观察健康素养能力与搜索行为的关系,我们提出假设检验2:健康素养与总传播媒介的平均使用强度呈正相关。

表2 健康素养和总传播媒介平均使用强度的模型汇总

表3 总传播媒介平均使用程度和健康素养系数

2.4 假设检验3

为弄清不同的传播媒介对健康行为选择有何影响,我们提出假设检验3:相关媒介的使用对人们健康行为的选择有积极影响。为此我们进行了方差分析,比较了使用和未使用每种媒介的人对纠正其健康行为的平均情况。唯一有效的F统计量表明发现是当怀疑生病时,健康行为选择里人们会主动去看医生。研究结果显示,一些传播媒介与选择就医行为存在显著联系。与那些避免就医的人相比,选择就医的人从医学杂志(P<0.05)、讲座(P<0.05)、专业书籍/手册(P<0.05)中获得了更多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表4)。在我们看来,鉴于选择杂志和讲座的基数较小,专业书籍/手册往往提供更科学的信息,这使其在指导人们在生病时去就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他们对症状严重程度的看法,更灵活地选择就诊[15]。此外,在媒介选择上和自我用药之间没有新的发现,尽管在我们的样本中有相当大的比例(32.3%)报告说,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希望使用自我药物治疗。这是因为很难单单通过数量来衡量个人的选择,我们也无法从导致人们自我用药的多个媒介来源中确定哪些信息是可信哪些是不可信的。

表4 传播媒介的使用与就诊行为的方差分析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基于Nutbeam的健康素养理论对居民情况的研究,个人批判性健康素养显示仅与专业书籍/手册提供的可信赖信息相关,这可能成为我们研究中引导人们选择就诊的重要媒介。通过从专业书籍/手册中明智地获取、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在就诊行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倾向于积极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能力去阅读筛选信息来源的人来说,不可靠、不准确和潜在危险的信息可能会误导他们的决定,并最终损害他们的健康[16]。观察样本可知,人们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处于一个很大的水平,78.8%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曾寻求过健康信息,其中2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最近一年中经常寻求健康信息。同时,研究发现当感觉生病时,人群自我用药的比例高达32.3%。缺乏媒介管理标准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例如不仅对个人有害的自我用药,而且还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例如滥用抗生素、药物中毒等。然而,中国现存媒体的环境混乱,信息造假或缺乏权威来源、数据更新延迟、广告泛滥、内容易读性低[17]。无需通过筛选就可渗入我们的生活,普通群众缺乏基本健康素养,难以辨别信息真假,对专业信息的处理能力有限[18],容易出现滥用医疗资源,擅自乱用药等危险行为从而耽误病情。尽管大部分的传统媒体晦涩难懂,但却是经过专业人士撰写,审核,不可否认其专业素质和指导意义。因此,作为公立医院应主动承担起传播媒介的龙头作用,以多种途径并存的方式,不局限于新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如医学杂志、线下讲座以及书籍手册,与患者建立长久稳固的联系,明确工作定位,优化资源配置[19],利用医院的官方宣传的权威量身打造适合不同人群的信息获取媒介,提高健康科普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健康科普知识变得生动易懂,正确引导大众使用可信的官方渠道,造提高民众对医院的认可度,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合理规避风险,为疾病的防治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