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基于宏观经济治理实践

周绍东, 刘 健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1］近年来,学界对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渐涨。周文(2020)提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宏、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最好的时代,中国经济学建设时机已经成熟。［2］刘伟(2023)等人提出,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面。［3］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4］(P.322),这实际上也提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满足的前提条件。

在经济实践中,实行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以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是党和政府肩负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管理的职能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程霖等人(2023)以“标识性概念”作为切入点,将1949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分为“综合平衡”“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三个历史阶段。［5］付一婷等人(2021)提出,宏观经济治理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调控范围、调控方式和调控力度等方面与传统宏观调控存在较大差异。［6］孟捷(2021)概括了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7］

已有研究主要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对象、逻辑主线、构建原则等方面进行了抽象探讨,未能运用具体的理论演进案例展开分析。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具体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治理的政策措施展开分析,未站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进行探讨。换言之,既有的第一类文献缺乏实践支撑,第二类文献缺乏理论提升。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基于“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动态调整视角,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演进脉络进行梳理,提出了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的三个形式,以此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适用于理论体系的演进,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而言,需要厘清理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与分散的知识相比,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强。知识体系是否自主,取决于理论体系是否完备、是否科学、是否不断进步。

拉卡托斯将理论视作一个历时性的连续系列,这一系列理论可体系化为一个完整的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反面启发法”和“正面启发法”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硬核”是研究纲领的核心和基础,承载着特定理论的基本原理及性质,是区别不同研究纲领的本质特征。因此,“硬核”在纲领竞争中不轻易被批驳或修改,是由与时俱进的理论命题加以保护,这便形成了环绕于“硬核”之外具备一定理论张力的“保护带”。“保护带”由细化的辅助性假说构成,用以证实“硬核”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并承受源自现实反常或竞争纲领的质疑,使之不直接触及“硬核”。可见,“保护带”作为纲领的首要屏障,必须依托现实进行不断调整或替换。

科学发展是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和迭代的过程,这使得确立评价理论科学性的客观标准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区别于朴素证伪主义者对理论“即时合理性”的执迷,拉卡托斯更加看重理论在长周期内的预测能力,并基于理论进步、经验进步和启发法进步三方面的内容,构建以问题转换为特征的纲领演进模型。他认为:如果一个研究纲领能够不断衍生出有效的理论内容,并使之在实践中得到经验上的证实,便可认为其构成了“进步的问题转换”;反之,如果纲领仅仅能够在事后作出解释性说明,试图“以纯粹语义学的、非科学的方式解决矛盾”［8］(P.38),那就意味着其陷入了“退化的问题转换”;一个科学的纲领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进步的。

进步纲领势必在竞争中淘汰退化纲领,这表明前者在准确涵盖后者所具备的合理内容的同时,能够“进一步表现出启发力”［8］(P.84)。不过,由于衡量纲领启发力标准的模糊性,即无法判定当下所观测到的事实在历史中是否足够重要,加之“不应要求纲领步步都是进步的”［8］(P.144),因此,特定纲领的科学性往往只能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在事后得以明鉴,这被拉卡托斯认为是“较慢的、但可能是较为安全的”理论验证过程［8］(P.46)。

以上对进步纲领和退步纲领的界定,使得我们可以判断哪些纲领具有自主性。长期来看,如果研究纲领能够呈现出应对反例、自行发展的能力,那么就可被称之为“自主知识体系”。反之,那些能够被即时证实或证伪的理论显然是难以自主的。

在引入“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第二阶段为1978年至2008年,第三阶段为2008年至今)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提出宏观经济管理科学纲领1.0、2.0和3.0版本,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最新发展,展望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纲领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调整对策,希望对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有所裨益。

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以综合平衡为硬核

(一)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迫切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初步确立,国民经济建设全面展开。此后,我国国民经济既实现了高速发展,也经历了剧烈波动;既在重工业、国防工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也出现了产业间、区域间、城乡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和矛盾。为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实际上,与当时其他学科相类似,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955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第一版在国内发行,全国迅速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恢复调整三个不同阶段,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大幅波动交替出现,产生了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在理论上要求学界把以苏联理论为代表的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纲领”。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具体内涵的多种理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中国人民大学计划教研室(1962)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国民经济的基本方法［9］(P.30);杨坚白(1961)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灵魂,综合平衡和计划管控差不多是同义语,我们做计划工作大多是做的综合平衡［10］。从综合平衡的任务和作用看,邝日安等人(1959)提出,国民经济平衡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社会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进行分配以及劳动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上的节约,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比例,节约地利用这些资源,以达到国民经济的最大经济效果和最高发展速度。［11］也有学者从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角来看待综合平衡问题。例如,漆琪生(1960)提出,综合平衡的基本任务不仅要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来安排社会产品与国民收入在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合理平衡,实现扩大再生产,而且还要正确处理生产关系的各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证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提高。［12］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意义来说,杨坚白(1960)认为,综合平衡的意义就是要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平衡与不平衡问题。［13］

无论对综合平衡作怎样的理解,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平衡增长都是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任务。对于一个资源掌握十分有限的新兴政权而言,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哪些领域便成为宏观经济管理首要解决的问题。从科学范式演进看,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政治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理论硬核的研究纲领。

(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的保护带

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一理论硬核的屏障,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形成了五个方面的保护带。其中,某些保护带从形式上看属于宏观管理机构、政策和方法,但实质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管理思路(如图1所示)。五个保护带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保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运行。

一是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大规模、高速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国民经济管理工作量同步增加。截至1965年,我国设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基建委等部门32个,此外,还有包括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建筑工程部等在内的第三产业管理部门。在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启动协作区建设工作。1958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同时要求各协作区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尽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这些宏观经济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方法和工具之一。1951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计划局编制了195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点,这是中国第一次编制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在此基础上,1952年8月,中财委编制出了“一五”计划草案,1955年3月编制完成。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7年开始,中央向地方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改变为分级管理模式。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体制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采取以地区为主、自下而上的逐级编制计划和平衡经济指标的方法。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提供了短期规划目标和行动指南。

三是以“三个并举”促进产业平衡发展。“三个并举”是指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土法、洋法同时并举,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并举)(1)这里的“土法”和“洋法”,实际上指两种不同的生产技术路线。所谓“土法”,大体指生产中较多地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技术,而“洋法”则指生产中较多地投入资本的生产技术。用现在的经济学语言来表达,“土法”可以理解为劳动密集型技术,“洋法”可以理解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孙冶方认为,这里的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涉及资本有机构成问题,土法生产是指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而洋法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参见《孙冶方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2～463页。。具体到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两大部类之间关系的政策表述是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同时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和农业,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消费需要。虽然这一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工业与国民经济比例存在失调问题, 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四是生产力空间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区域间和区域内的经济平衡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区域间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大部分工业企业集中在华北、东北等地区的大中城市。为了改变这种经济布局上的不平衡局面,同时也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并建立起一系列的经济协作区,完成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上的重大调整,极大地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后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奠定了物质基础、积累了探索经验。

五是搭建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等政策载体。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宏观经济管理的各种决策必须得到微观主体的配合才有可能发挥作用。在这一时期,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政策载体和抓手主要有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平赎买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逐步在工业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手工业方面建立起以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所有制。1958年,我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借助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些微观主体的建立和完善,为贯彻国民经济计划提供了基础保障,成为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重要微观载体。

(三)现实反例的冲击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形成了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硬核的研究纲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增长幅度波动剧烈。1953年至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7%;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2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53%;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工农业总产值下降幅度较大,三年总计下降了16.3%;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一整套调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国民经济增长逐渐恢复,截至1966年,国民经济一直处在中高速增长状态;1967年至1977年,国民经济增速缓慢,GDP年均增长仅为6%(2)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经济增长率的剧烈波动实际上是对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提出的诘问,这是该研究纲领必须面对的“反常”现象。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层次弊端。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信息在科层制的经济架构中传递不畅、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成本高昂等因素,导致计划编制与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时滞,失去了对生产活动的指导作用,产品供给往往难以满足需求变化,致使供需平衡被打破,且恢复平衡需要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国营企业”两类关系中,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是十分有限的,其职责主要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计划指标,缺乏超额完成计划和开展创新的动力。中央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放权让利”,给予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一些经营自主权;在“预算软约束”等计划经济体制的固有制度下,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往往又会形成投资冲动。这就使得国民经济陷入一种“过热—严控—消沉—放松—过热”的循环,国民经济始终处在一个被动平衡的局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也就意味着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理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

三、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以总需求调控为硬核

(一)总需求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关注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宏观经济管理的侧重点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的侧重点从对生产和供给侧的严格管控转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满足这一需要的政策也相应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为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党的十二大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围绕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这构成了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的体制背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强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为主要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被引入我国,并对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科研和经济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中国经济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总需求调控”思路,从1982年开始,理论界和政界先后提出了“宏观管理”和“宏观控制”等概念。1985年“巴山轮会议”提出要把宏观控制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于1986年形成了“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思想。由此,以总需求调控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已初步形成。当然,这个理论硬核也可以更完整地表述为“以社会总需求为侧重点进行宏观调控”。

(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的保护带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承袭了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内涵也愈发丰富起来,既包含了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微观规制和参数诱导功能,也允许政府对宏观经济实施行政控制。因此,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具有多样性,既有经济和法律手段,也包含必要的行政干预手段;既包括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包括市场环境管理政策。总体来看,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的保护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如图2所示)。三个保护带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共同保障以社会总需求为侧重点的宏观调控战略目标达到预期效果。

图2 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

一是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5］(P.478)为了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政策调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保障措施。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计划成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后,这一工具得以保存并持续发挥作用。但是,宏观经济计划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管理供给侧的“生产计划”转变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的“规划”。2006年开始执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是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第一次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相应地,1998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3月,将国务院原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并入,改组建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计划与规划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实质上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根本差异(如表1所示)。在性质上,“一五”计划属于指令性计划,“六五”计划则包含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十一五”规划则属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从资源配置方式看,经济计划主要是以计划配置资源,而规划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导向上看,计划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进行生产和供给管理,规划时期的侧重点是社会总需求调控。从涵盖范围上看,规划内容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远远超过计划的覆盖面。把“五年发展计划”转变为“五年发展规划”,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并保持五年发展规划工作的连续性,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表1 五年计划与五年规划的对比

二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西方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手段,我国也将其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但同时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货币政策看,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组建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人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经济管理部门负责人,在分析研究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制订货币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各种结构性金融工具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在维持通货稳定的基础上影响社会总需求。

从财政政策看,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独特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成为我国财政政策调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微观载体。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事权和财权进行了分工。中央财政和国税比重大幅度提高,倒逼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本地经济以获得税源,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拟企业化”地方政府和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地方政府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入驻,进而带动投资需求、地方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为国家在宏观层面的社会总需求调控提供了重要的微观基础。

三是在中观层面实施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战略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还需要在中观层面寻求支点,包括产业和区域两个维度。在产业维度,一方面,积极推动产业升级,重点支持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大基础设施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拉动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瞄准国际市场,着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国际贸易中扩大净出口需求。在区域维度,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沿海地方率先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通过深化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完善市场流通渠道,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些举措实际上都指向调节社会总需求,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中观载体。

(三)宏观调控遭遇的“反常问题”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走向成熟,以社会总需求调控为理论硬核的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在经济实践中开始遭遇一系列“反常问题”冲击。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9年的6%。从投资需求看,制造业市场日渐饱和,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现象日益严重,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导致投资需求萎靡不振,已经无法承担起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主力军责任。同时,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高收入群体消费显著不足,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严重受限,消费升级受到阻碍。从净出口需求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缓慢的复苏期,“新冠疫情”影响、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导致世界普遍对经济持悲观预期,净出口需求大幅度下降。需求侧存在的多重不利因素使得以总需求调节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面临巨大挑战,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迫切需要升级,特别是要重新审视供给侧在宏观经济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再次考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深邃含义。

四、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Ⅲ:以新综合平衡为硬核

(一)正向启发法推动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的持续进步

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集中出现使得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并由此出现了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难以解释的各种“反常问题”。这些“反常问题”指向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的硬核,对“通过宏观经济调控干预社会总需求达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这一核心判断提出了质疑。

拉卡托斯指出,“反常问题是永远不会完全消除的”［8］(P.58),趋于理想化的纲领“硬核”注定会长期遭受现实反例的冲击。因此,纲领如何应对反常问题,使得理论能够在逐一解释反例的同时也能推进“保护带”的建构,成为研究纲领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拉卡托斯将这一方法称为“启发法”,并作出了正反类分。其中,“反面启发法”禁止反常问题与“硬核”直接关联,将其引向辅助性假设并进行检验。如牛顿学派科学家在面对行星运动的反常问题时,通常会相继检查如大气折射规律、光的传播规律等内容,而非怀疑牛顿力学定律本身。［8］(P.6)之前,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Ⅰ转向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的过程主要由“反面启发法”推动,即通过应对和解决“反常问题”来更换保护带和修正理论硬核。但是,“正面启发法”则是“几乎完全不顾及‘反驳’的”［8］(P.61),其引导研究者根据纲领内在的原理和逻辑不断创新具体理论,持续推动纲领发展。而既有理论中的不合理因素,也终将在科学推演中被舍弃。在此意义上,“正面启发法”实际上是内化反驳的策略,比“反面启发法”更为灵活。［16］

(二)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的“新综合平衡”作为理论硬核

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Ⅱ向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Ⅲ的转变,并不是要放弃社会总需求管理这一宏观调控硬核,而是要重新审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力图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现“综合平衡”,而这种综合平衡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综合平衡相比,又具有本质差异,它是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的“综合平衡”。［17］

供给和需求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供给与商品或服务的生产相关,需求与商品或服务的消费相关,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生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供给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水平取决于供给的潜在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18］(P.101)。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使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二,其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其三,其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18］(PP.105～106)实际上,这已经基本勾勒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即提质量、调结构、抓改革。在实践中,应当从这三个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求侧”是相对于“供给侧”而言的,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扩大内需战略不同于单纯的需求刺激和需求扩张,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配合起来,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19］因此,党中央从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出发,提出要协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辩证关系,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因此,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Ⅲ以供给和需求的新综合平衡作为理论硬核,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机结合。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硬核的指引下,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逐步转变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再次实现突破性创新。

(三)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Ⅲ的三大保护带

为促成新综合平衡的实现,研究纲领Ⅲ构建了三大保护带,分别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以及党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如图3所示)。［20］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的“新综合平衡”。

图3 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Ⅲ

第一,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实现宏观上的供需平衡。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行了更为清晰的界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让市场机制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使市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中发挥根本性的引导作用。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则是让政府权力进一步从市场退出,转而将自身职能聚焦于维护市场秩序、强化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等领域,为供需综合平衡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动态调整中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保障实现“新综合平衡”。

第二,构建更为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从制度上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把基本经济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体系之中,构成了宏观经济管理研究纲领的坚实的保护带之一。从宏观经济治理政策上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五大宏观经济治理政策进一步拓展为七大政策。其中,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微观政策主要包括市场秩序治理政策和激活市场主体的政策;改革政策主要包括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和推进制度开放等方面的政策;民生政策主要包括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就业政策;区域政策主要包括区域重大战略举措和区域间协调发展政策;科技政策主要包括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强化企业市场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政策。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要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协调政府各项职能为目标,以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财政、金融、科技、产业、区域、营商环境、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为重点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强化国家各项调控制度建设,统筹各项政策手段协调应用,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促进国民经济实现“新综合平衡”。

第三,加强党对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作为市场的对应面,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保障经济平稳增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而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则是核心领导力量。推动供给和需求的综合平衡,促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相协调,就必须让政府部门履行宏观经济管理职能,并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8年4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组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担任主任。建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党中央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做好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党中央对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党中央集中决策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部署,再到下级党委具体落实决策部署;二是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法律法规,到国务院的具体部署,再到三大核心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职能部委具体实施;三是从国务院的统一指挥,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具体部署和执行的传导机制。这三个方面既有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宏观调控配合协调,也有纵向的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传导和反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体系,为实现宏观经济的供需平衡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本文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为研究主题,采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主要的借鉴性意义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因此,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提炼理论命题和学术范畴。特别是在保护带的凝练过程中,理论和政策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一些具有鲜明理论特色的政策本身就可以成为保护理论硬核的重要命题。第二,科学研究纲领的进步是由“正向启发法”和“反向启发法”共同推动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演进表明,为应对实践中的“反常问题”,通过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更换保护带,并对理论硬核进行调整所形成的新研究纲领存在着一些缺陷,这就提出了要依靠“正向启发法”,更加紧密地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推动研究纲领升级。第三,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研究纲领的演进是从简单的计划管控向宏观经济调控转变,再由宏观经济调控转向更为系统、覆盖面更广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也更为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起来的分析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