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吃到了鱼

武成勇

土地下放以后，父亲好像丢了魂一般，经常走神，说话心不在焉，做事无精打采。

倒是爷爷干劲十足，他虽然腿脚不灵便，但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上山割草捡柴火。出门前，他总要对着我爹他们住的厢房吼一嗓子：“还不起来，日头都晒屁股了”，总让我想起《半夜鸡叫》的周扒皮。

其实，父亲也是勤快人，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白天带头干，晚上还召集社员开会学指示，年底凭工分分粮票布票，我家不比哪一家少；他还组织社员办过砖瓦厂，拉起工程队为公社盖过供销社大院。

包产到户以后，集体的东西都分光了，社办砖瓦厂也解散了，再也见不到敲钟出工，热火朝天的大集体劳动场面。家家户户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养鸡养牛种菜种果树当专业户的，有做鞋子磨豆腐蒸包子到勒品街上卖的。勒品街上开起了几家饭店，每逢星期天勒品赶街，街散了以后，总会看见我们村几位喝得脸红筋涨的村民从饭店里出来，摇摇晃晃地往村里走。

那些身影里没有父亲，父亲不当生产队长以后，只知道盘田种包谷和水稻，他既做不成生意，又当不了专业户，只能靠卖米供我们三兄弟读书。

解放前，爷爷小时候在地主家做长工，看着地主家的土地一年年地多起来，粮仓一年比一年满，就梦想当地主；后来，解放了，爷爷的老东家都被枪毙了，地主梦做不成了，大家都过起了大集体生活，但他的发家梦想却一刻没有停歇过。土地一下放，他就对我爹说：人人都可以当地主了，多开荒，多养牛羊。

我爹说我爷爷有复辟思想，思想比地主还反动，当年斗地主就应该把爷爷也拉去陪斗。

只是形势的发展，好像更符合爷爷的小九九，不符合我爹的大集体想法，爷爷虽然七十多了，手脚也不灵便，但是脑子清醒，眼睛明亮，嘴巴灵活。

春耕的时候，他看见老白家儿子架一头大牯牛犁田，水花四溅，爷爷就念叨：庄稼无牛白起早，生意无本白操心。

我爹被念得心烦，就到信用社贷了五百块，凑了八百块钱，到勒品街买耕牛。在牛马市场，看见隔壁王家村的王庭贵在卖牛，王庭贵是我爹小学时候的班长，从小就能说会道，就跟我爹吹嘘他卖的这头牛是苏联纯种牛的后代，他托了多少关系才从四川良种场买过来的，要不是老母亲病才舍不得卖：“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优惠价卖给你了！”最后以766成交，说是有福有禄。

我爹买回来的大黑牛，一路走一路飙稀，刚开始以为是走热了，吃着晒烫的青草才拉肚子的。第二天还是拉稀，我爹到街上兽医站开了草草药，灌了几次，还是不见好。

过了几天，我妈去王家村走亲戚，听见王家村两个妇女在茅厕里说话，一个说：王庭贵家那条痨病牛着他送脱了，哪一家眼睛瞎会瞧着那种病壳壳！另一个说：听说卖给了湾田村的李有福，还当过队长呢，那个憨人。我妈急匆匆地赶回来，哭哭啼啼地逼着我爹把牛退还王庭贵，我爹为难的说：也是我心甘情愿买的，怎么好意思开口去说。我老爹气得跳脚，一边喘气，一边捣拐棍，把那棵老栎树做的拐棍都捣裂了。我爹蹲在堂屋里，我老爹每捣一下拐杖，他就把头低一寸，直到低无可低，双手抱头，带着毡帽的脑壳像个闷葫芦。

后来，我爹把大黑牛拉去乡上食品组卖掉，一副光骨架，卖得180块钱，我家的耕牛没有了，还背上了三百二十块的贷款。

有一次，勒品花灯社到村里巡演，除了传统的《包二回门》《墙头记》之外，还演了一个现代花灯《花二舅当上了万元户》，讲一个酒醉鬼花二，在县乡干部的帮助下，积极参加科技夜校，栽核桃当上了万元户的故事。在花灯戏中，县农科站的起同志还认了花二做舅舅，起同志唱：舅舅呐，我们致富就要胆儿肥，砸烂酒坛栽下摇钱树；花二唱，只要侄儿相信我，荒山我也要让它变成聚宝盆。最后花二舅卖核桃当上了万元户，在一片锣鼓喧天中，起同志为花二舅戴上了大红花。

大约在三月初的一个街天，我爹突然背回来了一麻袋核桃，说要种核桃。

我老爹自然又是气得跳脚：信用社的贷款都还没有还，又要借钱折腾了。我爹说，不要钱，乡上送的。原来，我爹背米到乡粮所卖，正好遇上乡长在检查工作，乡长是我爹当队长时候的供销社主任，我爹带社员盖过供销社的房子，所以记得我爹。他说县上有一个“百名万元户争先”项目，这一批勒品乡分到一吨新疆核桃种，准备扶持二十户“争先万元户”。他说，你是老村长了，原来是越穷越光荣，现在是争当万元户才光荣，你要带头争先！乡长扳着指头为我爹算了一笔账：新疆核桃早熟、产量高，第二年挂果，第三第四年就丰产，第二年亩产三百公斤，第三第四年产一千公斤，一吨呐，一块钱一斤，就是一千块。把你家那些荒山荒坡咔咔角角都种上核桃树，干它个二十亩，三年就是双万元户！

我爹自然千恩万谢。我老爹却颇为狐疑，他说，湾田村老古老辈就没有见过核桃树，给怕水土不服？我爹说，要相信科学，乡长说了，这叫新疆薄壳核桃，适应性广得很。我老爹没有见过核桃，也没有见过科学，他只听说过村子里小娃娃骂人：狗咬汽车，不懂科学。他不知道科学是什么东西，反正核桃也是白送，也就不再说什么。

没想到这一次，是我老爹说对了，这个新疆核桃真的水土不服。我爹在乡上农科员的指导下，把核桃连麻袋背到小河里泡，他在河邊的沙地里搭了一个窝棚，日夜守着，每过一两个钟头，就把麻包抖一抖摇一摇，第十天，我们帮他把麻包拖到平整好的沙地里，点了三千多塘，又用细沙盖好塘，铺上稻草，引水泡田。

他像老母鸡抱蛋一样蹲在地里守着，十多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直到两个多月以后，农科员看了以后，说不会再出了，扯掉稻草一数，出了六百多棵。

这六百多棵苗也没有保住，核桃苗越长越缩，冷死热死，半年以后，核桃苗只剩下五六十棵了，而且都像痨病鬼一样，黄瘦焦枯，每一棵只有一两片叶子粘着。农科员也承认失败了，说查过资料了，湾田村海拔太低，干热风障碍了，也就是我老爹说的水土不服。

我妈不得，说要去找农科员的麻烦，她甚至揪着我爹，要我爹去找乡长理论：反正是政府叫种的，现在土地也荒废了，劳动力也出了，政府应该赔偿损失。我爹自然不肯去，说人家乡长也是好心，怎么好去闹。

没想到，在一个周末，乡长主动来我家了，他说，老村长呐，我听农科员汇报了，来给你道个歉，这是个教训啊，说明尊重科学很重要。乡长能到我家来，父亲很感激，我老爹我妈看到乡长亲自来道歉，也很高兴，杀了一只鸡招待乡长。吃饭的时候，乡长听说我在勒品中学读书，问我中学的围墙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呢。他说，你们学校要扩建，这个月就要招标了。

乡长走的时候，沉吟了一下，对我爹说，这样吧，老村长，勒品中学要招标，你去竞标吧，你们盖过供销社大院，我相信你。本来要扶持你成万元户的，现在反让你损失了，对不起老村长了，我就违反一次纪律，你拿着我的字条去找陈富生校长，陈校长是我侄子。

乡长写了一个纸条给我爹，我爹激动得久久抓着乡长的手不放，他杂白的胡须抖动着，眼眶红红的。我也很激动，如果父亲能去盖我们学校，我就相当有面子了，说不定，我爹就从此成了包工头，搞大工程，干大项目。那个时候要面子有面子，要钱有钱，我家就不至于要靠卖米来供我们上学了，说不定我爹还可以买一辆自行车给我，我每天去读书就不用走路了。

乡长走后一星期、两星期，没有看见我爹有什么动静。一个月后，有推土机在推我们学校的围墙，有一个圆滚滚的工头模样的人在指挥着，旁边还有几个工人用手推车在推砖头。我围着他们仔细看，一个都不认识。

我跑回家，劈头盖脸地就去质问我爹：你为什么不干我们学校的工程？

我爹苦着脸，用右手顶起帽子挠着稀稀疏疏的头发，说：“没有干成。”

“没有干成，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得了。你晓不晓得这是个多好的机会！爹，你怎么就这样没有志气，连去找一下校长的勇气都没有！”

“我去找了！”他急赤白脸地分辩。

“那怎么没干成，乡长都打了招呼呢，难道煮熟呢鸭子会飞？”

我爹怔了一怔，低声说：“不要问了。”

没想到我爹是这样一个没有壮志的怂人，一想到我爹戴着小毡帽畏畏缩缩的样子，我坐在教室里面就如坐针毡，想着乡长的承诺，想着那些美好的愿望，父亲能怂，我不能怂，我咽不下这口气！在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请了一个病假，说去乡卫生院打吊针，就径直进了乡政府大院。问了门卫，就到三楼办公室找乡长，乡长在看文件，我叫了一声乡长，乡长没有认出我来，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湾田村李有福的儿子。乡长把我引到长条凳上坐下，我伸一伸身子就要说话，他压一压手，示意我不要说。他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他说，你爹真的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于是，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我听了乡长的话，回去就去找我爹。我说，爹，我知道陈督学这样开玩笑是不对，但是，喝醉酒的人，你跟他计较些什么。

“你知不知道，陈大水是一个流氓，糟蹋过女娃娃的流氓有什么资格当督学！他有什么资格侮辱一个村长？”我爹盯着我。

事情是这样的：我爹拿着乡长的字條去找陈校长，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爹。他说我叔跟我说了，乡长推荐的人，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招标还是要搞，我安排一下就行了。

坏就坏在后来的那顿饭上。

我爹说，后来陈大水就来了，陈大水是县督学，到勒品中学检查工作，而陈大水是陈富生的爹。陈富生校长招待他爹一行人，叫我爹一起陪。我爹实在不想去，但想到不能驳了校长的面子，还是去了。

我爹说，陈大水见到我爹就开始阴阳怪气：小李村长呐，这几年发财了没有啊，有没有当上万元户啦。我爹一直沉默着，不接陈大水的碴。陈富生说，李村长，这位是县督学陈大水同志。我爹闷声闷气地说，我知道他叫陈大水。陈督学哈哈大笑，说：李村长还是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啊。

我爹跟我说，陈大水这个杂种就是烧成灰，他也认得。我爹说，陈大水当年在湾田村小学教过书，他糟蹋一个女学生的丑事暴露后，他带人把他绑在村口的椿树上抽，他招供糟蹋过五个女娃娃。陈大水向全村老少磕头谢罪，保证不会再犯，脑门磕出血，流得满脸都是，大家想想那些娃娃还小，名声要紧，就把他放了，没有向上级反映。没想到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当上了县督学。

在酒桌上，喝了五六旬后，陈大水忽然把我爹的帽子脱了下来，说，“哈，小李成秃顶了！”

“把帽子还给我。”我爹说。

陈大水用右手的中指挑着我爹的帽子绕圈圈，左手在我爹的头顶上抚摸着转圈圈：

“老朋友，开个玩笑嘛。”

“爹，你喝醉了，坐下来说。”陈校长劝。

陈大水仍然把左手搭在我爹脑袋上，右手把我爹的帽子高高挑起，脸歪斜着：

“不醉，你爹我什么时候醉过，小李村长是老朋友，老朋友就要亲亲热热呢玩玩，你们谁都不许管！”

“好！”我爹双手按桌弹跳起来，左手抢过帽子往头上一戴，右手一把扣住陈大水的手腕，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说：

“对，我们老朋友就玩玩，你们谁都不许管！”

他从桌子上抓过一瓶二锅头，一把揪住陈大水的耳朵，把酒瓶一下就捅进了他的嘴巴。我爹狠着劲把酒瓶往陈大水嘴里塞，一边塞一边剧烈地摇晃酒瓶。陈大水蹬直了双脚，眼睛蹬得要冒出眼眶，双手像螳螂的脚一样胡乱的扑腾。

等众人抢下酒瓶的时候，一瓶酒几乎已经被我爹全部灌进了陈大水的胃里。

陈大水喷射出四颗血肉模糊的牙齿以后，像一条死狗一样瘫在了地上。听说，那一次陈大水被醉得尿了裤子。

我对我爹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得罪了督学就是得罪了校长，校长是督学的儿子，得罪了校长也是得罪了乡长，乡长是校长的叔叔。我爹不要想得到什么好处了，本来乡长是他的靠山，现在没有了。我已经读初二的下学期，只希望自己赶紧毕业，离开湾田，离开勒品，永远都不要回来。

我爹终日都在田地里忙着，黑了才回家吃饭，吃了饭，一个人缩在角落咂烟锅，咂着咂着，头慢慢低下去像鸡啄米一样就睡着了，直到烟锅噗通从嘴边滑落，他才茫然地看看四周，脱掉毡帽捏着，低着头弓着腰去睡觉。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睡梦中被我爹和我妈的吵架声吵醒了。

“败家子，全部都是败家子！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我爹扬声高叫。我们卧室的门窗嗡嗡地震响。我家的狗发出一声尖利的狂哮，全村的狗也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我爹的声音估计全村都听见了。

“你不要疯，大家都表决同意了，就你一个扛着，胳膊给扭得过大腿！”我妈愤愤地劝。

“管他扭得过扭不过，我就是不同意。哪个敢挖坝塘，我就打断他的腿！”

那一晚，我听见我爹在院子里不停地兜圈圈，像一只受伤的豹子，像被关在铁丝笼里的老虎。我妈劝不住我爹，回房来和我们说，今天晚上开群众大会，村上要把那个五亩的干坝塘承包掉，群众都举手表决同意了，大家都在決议书上签字按了手印，没想到就只有我爹不同意，他扯烂了决议书，砸掉了签字的桌子——那张桌子还是小慧家借来用的，村上除了那个干坝塘，已经没有任何集体财产了。

我妈又去劝了一次，我爹不回屋，就去睡了。我听着我爹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在院子里不停地在绕圈子，听着听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半夜起来起夜，看到院墙角有个红点忽闪忽闪，刚想喊叫，一定神看见是我爹靠在墙角抽烟。

我说，爹，赶紧回去睡觉吧，一个干坝塘，包了也好啊，都闲置了这么多年。

“我不是反对承包，我是反对把坝塘挖掉。当年费了多大的劲，全村社员打石头就打了半年，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干了一年零二十八天，那是我们集体的心血啊！”我爹说着话蹬着地想站起来，却起不来，可能是蹲太久了。

我抓住他的手，扶他站起来，他的手冰凉。我有些心疼，就说：“爹，你已经不是村长了，而且好多年都不是了，你也老了，就不用去管那些闲事，我们过好我们家的日子，现在都是各管各，老黄历不要翻了。”

他抖掉我的手，说：“我要承包坝塘！”

“爹，你怕是疯了，烂胶泥，草都不长，你包来干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想法简直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

“你想想，草都不长的干坝塘，王镰刀为什么要来包，村上为什么要包给他，还同意他把坝塘推掉？”我爹的眼光在夜里也亮闪闪。

我不以为然：“只要拿钱来，包给谁还不是包，包去干什么是人家的自由。”我知道王镰刀是勒品街上的包工头，大名叫王林瑞，专门做政府水电工程，因为算得精，从不吃亏，人称王镰刀。

“王镰刀看上的是砌坝塘的石头，你以为是那个草都不会长的干坝塘。那个承包价，二十块一年，相当于白送！坝塘石头一拆，坝塘就废了，我们村集体唯一保存下来的那点东西，就什么都没有了！”

“承包费倒不贵，问题是拿来干什么？”

“养鱼。”

“水都没有，养什么鱼？”

“我去挖沟！”

第二天，我爹找村长说要承包坝塘。村长说，好嘛，两个人都要承包，那就公开招标。后来抬价抬到两百块一年，我爹把坝塘包下来了。王镰刀说，没有见过李有福这么憨的人。我们村的人也这么认为，只不过，大家都不说，承包费肯定越高越好。

我爹把我家的二十多只羊，一次性吆到勒品街上卖了，卖得五百块，交了两百块的承包费，他把三百块钱装起来，也不交给我妈。

我老爹又是撵着我爹咒：“败家子，败家子！”

我妈哭哭啼啼：“你拿什么供娃娃，你让全家吃什么？”

“吃鱼！”我爹大吼。

我们村的干坝塘倒了好多处，乱石滚得坝塘里到处都是，死猪死狗烂瓶瓶罐罐破塑料袋铺满坝塘。从小河引水的水沟已经坍塌了多年，三公里的沟路，起码倒了七八处，大部分都被牛羊踏平了。到坝塘的最后五百米本来是有沟路的，土地一下放，就被坝塘边有田地的人家占了，集体的成了自家的了，我爹用我家的六分水稻田，才换得这五百米的开沟权。

我爹是彻底不管家里的事情了，他全身心扑到了挖沟、修坝塘上去了。我们三兄弟也不得闲了，放学了还要去帮我妈干活，我老爹拄着拐棍还要找猪草，煮猪食喂猪。我们一家的生活乱套了，天天都要忙到摸黑才回家煮饭吃，天不亮我妈就出去干活，我老爹就要出去找猪草。

全村看我爹就像看一个疯子。我们和他也渐渐疏远了，有时候听他半夜回来，有时候好像没有回来，我们留给他的饭，有时候好像吃了，有时候好像没有吃。

我们在白天看到他在挖沟，看到他在抬石头，无论晴天雨天，无论白天黑夜，他就穿一条剪掉裤腿的半截裤，裤子已经分辨不出颜色，裸着上身，带着毡帽。我有时候干活经过他身边，他好像没有发现身边有人，自顾自地挥着锄头，对周围的一切都置若罔闻。我想叫他休息一下，最终还是开不了口。他全身已经变得黑漆漆的，黑亮的肋骨根根清晰可见，头上的毡帽已经被汗水腌制得油黑发亮。

到了冬月，天气冷起来了，我爹上身虽然披上了棉衣，下身还是穿着分不清颜色的半截裤。

一转眼就到要过年了，村子里零零星星响起了鞭炮声。

大年三十早上，天蒙蒙亮，我们被我妈的嚎哭惊醒了。

“你死在外头得了，永远不要回来，灾星！灾星！灾星！”

没有人回应，只有远去的脚步身，门轻轻叩响的声音。

沉默了一阵，我妈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像狼嚎，嚎到后来，断如游丝，阴风惨惨似鬼哭。

我老爹让我们去抓了一只大公鸡，过年了，鸡还是要杀的。我妈还是从床上起来，把我们三兄弟的还有我老爹的衣服每人收了一件，准备为全家人叫魂，我看她没有收我爹的衣服。

村子里的炮竹声是愈来愈密集了，别家是在过欢乐年，我家却冷火秋烟，大门紧闭。我们几弟兄都不想出去玩，摊上这样一个爹，真的是把一家人都带害了，像我妈说的不错，我爹就是个灾星！

大约早上十点多钟，我家大门被拍得啪啪响，门外人声喧哗。我妈刚一打开门，就拥进来一群人，我爹伏在一个人的背上，脸色惨白汗珠滚滚，他的左脚脚掌晃荡着，断了。

我爹被石头砸断脚以后，我妈变得小心翼翼，有点神经质起来。他认为是她的诅咒起了作用，才让我爹遭了灾。她请了我们村神医老起文为我爹打起夹板固定好伤脚，她为我爹端屎端尿，擦身子。我家三只老母鸡下的蛋也不卖了，我妈蒸鸡蛋煎鸡蛋煮荷包蛋轮流做给我爹吃，还杀了两只母鸡给我爹补身子。我老爹好像也不唠叨了，他也发挥出当长工时候训练出来的手艺，为我爹打造了一对清香木的拐杖，一副可以半仰坐起两人抬的滑竿。

半个月过去了，我爹的脸色红润了起来，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容光焕发，老起文为他换了两次药以后，他能拄着拐杖下地吊着左脚走了。

正月十五过后，我們三兄弟把我爹抬到了坝塘边，在坝埂中间为他搭了一个小窝棚。我们全家人齐上阵，继续着我爹的工程，我爹指挥着我妈和我们三兄弟干活，好像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我们的假期要结束了，我们坝塘的修复工程也完工了。当我们把小河水引进坝塘的时候，我爹流了眼泪。三天以后，当一个碧绿的坝塘呈现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来观望，他们想不到一个干坝塘居然蓄满水了，我们村废弃多年的水渠、坝塘又都恢复了生机。

过了两个月，我爹拆掉夹板，一瘸一拐地进城了，下午，县鱼苗厂的拖拉机拉着我爹和几个鼓囊囊的袋子进了村。

我们村第一次养起了鱼。

我们全家又为鱼儿们操心了，我爹白天晚上都盯着鱼塘，他已经搬到坝塘边住下了，生怕有一些闪失。一开始是我爹割草喂，后来我老爹也帮着割草喂，后来我们三兄弟加了进来，后来我妈也加入了割草的队伍。但我们是快乐的，看着鱼儿一天天长大，看着那些鱼儿风卷残云般地吃草，看着满池都是一张一合的小嘴巴。

到了腊月间，我爹买来了拖网，买回来两个铁皮箱。在一个星期天，我们父子四个终于打了两箱鱼，我们舍不得吃，都让我爹赶着毛驴驮到勒品街上卖。

晚上，毛驴驮着空桶回来了，我爹也酒气熏天趔趄着身子回来了。我老爹问，鱼卖完了？我爹说，卖完了。我妈问，钱呢？我爹说，请客了。

我们都盯着父亲看，父亲抹下毡帽抓着，拄着膝盖蹲在堂屋中间，头上白白的一圈冒着汗，几棵稀稀疏疏的头发被汗水濡湿了贴在头皮上。原来，我爹刚卖完鱼，我们村的王贵就撺掇我爹请客，一开始是一桌，后来你约我，我约你，吃成了流水席，整整吃了四桌人，有些还不是我们村的。

我老爹听我父亲说完，这一次他没有捣拐棍，说，原来饥荒年吃大户，大户再怎么小气都要放粥，不然，饥民会把大户撕碎。你还没有成大户呐，就被人家盯上了。

“他们哪里是什么饥民，那些来占便宜的哪一家不比我们家有钱！”我愤愤不平。

我爹再不说打鱼卖的事了。但那些鱼却好像在飞快地长大，我们割草的速度已经跟不上它们吃草的速度，鱼咀嚼青草窸窸窣窣的声音震耳欲聋，鱼儿拍水噼噼啪啪的声音彻夜不绝。

进入冬季，小河就进入枯水季，沟水只有手杆粗的一小股，村里种菜种蚕豆种甘蔗的都来抢水放。原来沟倒了没人去挖也就过了，现在我爹挖通了水渠，有了水，家家都理直气壮：“集体的沟，你放得，我放不得？”

我爹又开始夜夜守水放，轮到一次，放不了两个钟头，就被下一家催，放不进鱼塘里多少水。鱼塘水开始浑浊起来，变成了酱油色，有些鱼开始浮头，不吃草，只是拼命张大嘴往水面上冒。

我爹去买了两台增氧机，浮头的鱼终于不见了。有一天早上，天蒙蒙亮，我爹发现鱼塘一片白，拿手电一照，死鱼漂了一塘。

死鱼捞起来一闻，一大股刺鼻的味道，好像是被农药闹死的。我爹仔细搜寻，在鱼塘边的杂草里发现了四个敌敌畏空瓶子。

捞出来的死鱼倒在坝塘边的箐沟里，白茫茫一片，过几天臭起来，绿头苍蝇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整个鱼塘上空一片嗡嗡声。

鱼塘里的鱼大约还死的剩下三分之一，夜晚噼里啪啦欢跳的声音没有了，偶尔才听得到一声鱼响。如果下毒的人再多倒五六瓶敌敌畏，那整塘鱼恐怕就全部报销了。

我爹拆了窝棚，把铺盖搬回家去了。

有人问：不守了？

我爹说：不守了。

腊月二十七，过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个尽头街。

我妈问：还不打鱼卖？

我爹说：不卖。

大年三十早上，我们村的广播叽叽地发着噪音，好多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响了起来，我爹的声音传了出来：各位村民请注意了，各位村民请注意了，我们村坝塘今天放水拿鱼，不管是大人娃娃，男人妇女都可以拿，不要钱，都不要钱，人人有份，人人有份。

我们跑到坝塘边，看见坝塘水已经快放干了，只有半腰深的水，鱼塘里鱼头攒动。

村民们喜出望外，大家喜笑颜开地跳进塘子里，后来有人拿来了撮箕篮子水桶，还有人把我家的抬网也拿出来了。

那一天，我们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出动了，大家齐心合力拿鱼，老人们指挥，青壮年抬网，妇女们拿撮箕提篮子，在一阵一阵的欢呼声中，小孩子们抢着去抬网里抱鱼。

那一年的大年三十，是我们村最欢乐的一天，从早晨到黄昏，坝塘里整日欢声笑语、人头攒动。

那一年，我们全村人都吃到了鱼。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