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岩鸿,张 雷
(1.《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天津 301617;2.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61;3.《中国体育科技》编辑部,北京 100061)
201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1],指出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应健全科研诚信工作机制,重整学术生态,加强学术伦理建设,从国家政策层面对科研诚信和学术伦理提出了要求。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须按照相关政策、著录规则和编辑规范等的要求,对即将刊发的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的把控。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收到作者关于投稿、修改稿件、稿件刊发、稿件规范化等问题,较为常见的是询问关于通讯(信)作者、作者人数、作者排序等关于文章主要责任人的问题,其中通讯(信)作者是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有研究提出[2],论文署名是一种“学院货币”,揭示出论文署名对于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人员的重要性。如,我国有部分科研机构将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的通讯(信)作者认定为等同第一作者;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也有类似规定。这就导致关于通讯(信)作者的认定和标识越来越重要,与之相关的学术不端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17年百篇中国学者论文被国际期刊撤稿事件,通讯(信)作者愤怒声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署名”。
检索文献发现,通讯(信)作者的概念最早流行于美国的医学领域,在英文中有Corresponding Author、Correspondence Author和Correspondent Author三种表述,其中Corresponding Author最常见,直译为通讯(信)作者,是为了通讯(信)交流而特设的联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