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可爱的人》背后，还有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叶介甫

提起“魏巍”这个名字，人们会记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炮火硝烟的战争岁月里，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它拨动了时代的脉搏，在爱好和平、勤劳善良的人们的心灵里激起了强烈的震撼与共鸣。为了共和国的安宁与繁荣，为了人类正义与和平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奏响一曲曲震惊世界的凯歌，多少年来仍使人们禁不住荡气回肠，遐思不已。

血与火的战斗触发创作灵感

1950年初，在宁夏当团政委的魏巍被调到总政宣传部。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年底，总政派他和新华社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赴朝搜集了解美军的情况，以便展开政治攻势。到朝鲜后，经过深入美军俘虏营调查研究，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完成了任务。当时，组织上并没有交给他们其他任务，但是大家想到前线去的心情都异常急切，在成员们的请求下，他们终于来到前线。

要准确全面了解情况，就不能仅采访志愿军总部和机关，应深入连队，尤其要深入那些战斗异常艰难激烈的连队。魏巍走访了38军，深入一个个连队，目睹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血腥暴行。在汉江南岸的20多天里，30多架敌机轮番轰炸，成千上万颗炸弹向弹丸之地倾泻，敌人用9个多师的兵力，向我志愿军将士坚守的阵地轮番进攻。在汉江前线的日日夜夜，魏巍一次又一次地被战士们的英雄壮举感动着，每时每刻都处于昂奋、激动之中，以至久久徘徊在阵地上、寻觅那壮烈的场景、寻回那震天的呐喊……

魏巍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地从心里蹦出来的。”他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人们常说生活是一部教科书，而血与火的战争更是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它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我的大学。它一方面使我真正懂得，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什么是同志？它尤其清楚地告诉我，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本性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一种推卸不掉的、神圣的、崇高的责任感产生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创作冲动。”

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是魏巍很久以来就在脑海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

怎样来表现这一主题呢？首先，魏巍希望追求最本质的东西。为了寻找答案，他多次开展座谈会，细细地跟指挥员、战斗英雄、战士、干部、新参军的学生和过去落后的人谈，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魏巍了解到，他们虽然由于经历与认识的不同，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他认为，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这就是最本质的东西。肯定了它，一定要反映它！

写战士怎样才能写得生动？魏巍认为，不仅应写战士的英雄行为，还要写出英雄行为中的英雄的思想感情。不能把战士写得像一个投手榴弹的机器，不能只写战士的一层皮，而要写出英雄的生命和灵魂。如果把活的人写死了，把英雄的人写成了纸人，再出奇惊人的事迹，也觉得不太感动人。当读者感到原来做出这样英勇行为的人，是跟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即使例子不太突出，仍然会感人的。

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写成的，当时只感觉到有股激情冲击着魏巍的心，一团烈火在他的胸中燃烧。文章几乎是一气呵成。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指示该文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位置发表出来。

毛泽东看到文章后，当即批示印发全军，朱德看过后也说：“写得好，好！”

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专门讲了一段话，以此表扬这篇文章，并说：“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魏巍那时才30岁多一点儿，听到这话，未免有些慌张，很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

“最可爱的人”有新传

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战场上，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硝烟散去。在清理战场整理烈士遗体时，意外地发现有3个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他们立即被送回后方抢救，历经数月反复，竟然奇迹般地都活了下来。

他们的壮举已载入部队史册，他们的英名已随着作家魏巍那篇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而被人们广为传颂和纪念。

然而，像没有发生过英雄“死而复生”的事一样，3位“活烈士”痊愈后，回到各自的家乡，都默默地工作和生活着。一直到1985年9月6日，3人中的胡传九在大连病故，遗物中的《革命军人证明书》“暴露”了他的那段不凡的战事经历，人们不禁肃然起敬，赞叹不已！然而，英雄已经不能述说自己的往事。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导致3人中的另两位——李玉安和井玉琢，被先后“挖”了出来。巧的是，他们都生活在黑龙江。两人虽在同一个省，但谁都不知道对方的信息。相关人士得知情况后，张罗着把两位老人请到一起，让两位“死而复生”的战友重逢。

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院子里的绿树丛中，70岁上下的两位老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先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两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望着井玉琢满脸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烧得不剩几颗的牙齿、只剩一小块的左耳和严重抽缩的左手，李玉安关切地慰问老哥的身体。

很自然，话题转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上。李玉安说：“孩子读课文，读到‘李玉安，问是不是我。我细一听文章，可不就是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背过身，抹一抹，说：‘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们是吃糖球长大的，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可孩子们看着像，说：‘是你，你就承认，咱家生活困难，可以找找政府，给点照顾。我很生气：‘找什么找！想想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要是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井玉琢说：“我也是在孩子念课文时才知道自己上书了。孩子问：‘那个井玉琢是不是你？我说：‘是我。孩子也是那话：‘那你怎么不去找找政府？‘找政府干什么？我对孩子说，‘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志愿军战士，不少人死后连姓名、地址都查不出来，我活下来了，还有啥可说的。40年了，咱从来没去找过，咱不能。”

魏巍去世前，一直念念不忘那些“最可爱的人”。2006年，《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小老虎”战斗英雄张立春辞世，当时远在北京的魏巍打去电话，委托辽宁省朝阳市政府代他敬献花圈，并在挽联上写下：“你是最可爱的人。”

2007年，在湖北省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142座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墓牵动了魏巍的心。老人说：“一想起这些长眠于异乡的烈士，我就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为了这项“寻找英魂的故乡”活动，魏巍还颤巍巍地写下了大字：“我们关心最可爱的人，送英魂回归故乡。”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