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基于中国省级与地市级的数据分析

焦方义 逄佳宁

关键词：金融集聚；营商环境；资本流动

引言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这一制度软环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2019年《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条例》出台之后，营商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根据世界银行（2021）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已经从2005年的第91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31名，成为当前世界200个经济体中营商环境提升最快的国家。①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奇迹的取得，关键在于政府所主导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出“市场”与“官场”相结合的效用，打造了良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②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完善，却出现地区之间金融资本流动的差异性变化。特别是在不同地区，由于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政策以及招商引资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卢卡斯悖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重现，也就是资本倾向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形成金融集聚，加剧了经济落后地区资本大量流出的现象，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资本是工业经济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积累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中关键的投入要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③因此，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以及集聚成为众多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④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本流动往往受到资本边际回报率的影响，从资本存量较高地区流向资本稀缺的地区，并且资本更容易在资本稀缺地区形成集聚。然而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资本的管制逐渐放松，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数量和发展规模不断增加，跨国资本流动也日益频繁。⑤但数据显示，正如Lucas提出的“卢卡斯悖论”一样，资本流动不会按照预期，从资本边际回报率较低的地方流向资本边际回报率较高的地区。⑥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资本输出国，而发达国家则成为资本流入国。⑦并有学者认为跨国资本逆向流动是一种全球性趋势，而且普遍存在于新兴经济体。⑧这虽然会增加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并带来经济增长，但也会加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等。⑨而卢卡斯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益以及政治风险的存在。尽管以上发现得到了一定实证证据支持，①但是除了卢卡斯认为的人力资本以及政治风险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对资本流动与集聚产生影响则需要进一步考察。

在“卢卡斯悖论”的研究中，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可能是除人力资本、政治风险以外，对资本流动与集聚产生影响最为重要的竞争性假说。例如，La Porta等人从不同国家法律制度起源对投资者产权保护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绩效进行考察，发现英美法系对金融发展以及投资者产权要优于大陆法系，从而揭示不同经济体之间金融发展差异的法律制度根源。②而 Alfaro则基于1970年至2000年的跨国数据进行检验，探究资本流动方向，该研究不仅发现人均资本流入量与初始收入是高度相关，证实了卢卡斯的研究，还提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根源，即不同国家制度环境差异是导致资本从穷国流向富国的原因。尽管现有学者对制度与资本流动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考察，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跨国数据基础上，缺乏相对微观层面的实证证据。特别是不同国家在历史条件、文化信仰、地理环境、制度形成等方面存在较大异质性，这对揭示资本流动与积累的制度根源造成一定困难。因此，本文以中国近期营商环境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营商环境建设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中国近期营商环境建设为例，我们着重研究了不同地区营商环境的变化对其金融集聚的影响，这为理解营商环境对资本流动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以往基于跨国数据因历史条件、文化信仰、地理环境、制度形成导致的异质性估计偏差的影响。二是新时代我国提出“统一大市场的前景规划”，关键是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向“强”转变，其中阻碍转变发展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能力差、资本流转速率慢以及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盛行，而扭转困境的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破除地方性保护政策等妨碍市场化配置的机制阻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本研究对于制定政策和吸引资本具有参考价值，可以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大市场中获取更多的机遇和优势提供指导和借鉴。三是本文通过对营商环境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要素流动与积累的制度基础。因此，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将对消除地区发展差异，实现共同富裕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主要对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的机理进行分析；其次，主要对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以及实证策略进行设定；再次，对相关实证分析结果进行讨论；从次，就营商环境如何影响金融集聚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最后是基本结论与相应政策讨论。

一、营商環境与金融集聚的机理分析

（一）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

营商环境被世界银行定义为是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外部条件和因素，③如法律、行为规范、政府的行为与政策等，是企业在进行商事活动中面临的由政府所提供的制度软环境。就如诺斯所述，制度环境的变迁能够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④从而我们可以推断，营商环境作为制度软环境的变迁，其改善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就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发展而言，金融资本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制约小微企业发展的关键瓶颈。②对此，金融集聚显得至关重要。这种集聚优化了企业的融资环境，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途径，使得融资更为便捷，并有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然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等机构形成金融集聚的行动力在于规避风险和追逐利润。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风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新兴的金融地理学认为，信息风险是影响金融集聚最重要的因素，③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交易效率降低，甚至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为了解决信息风险问题，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显得至关重要。

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降低信息风险以及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首先，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法律法规，政府能够保障金融交易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从而减少交易双方的风险和交易成本。④此外，政府可以通过优惠政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区域。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降低系统性风险，提升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其次，营商环境对金融机构的利润追求有着积极影响。金融机构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下能够更便捷、更高效地进行业务操作，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提高其利润水平。⑤此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能激励彼此提高服务质量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使金融相关业务发展更有广度与深度。总的来说，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对金融集聚的发展具有直接作用。

（二）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机制分析

资本的形成与流动是金融集聚的重要驱动力。⑥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过程，我们参考了纳克斯的恶性循环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不足的根源并为我们提供思考金融集聚的新视角。纳克斯的理论指出，贫困、低生产率、低收入和低投资等问题形成的恶性循环是导致资本形成不足的主要原因。⑦在这个视角下，金融集聚可以被视為资本的高级形态，它是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中，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有效流动而逐渐演化形成的。然而，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推动金融集聚的形成，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供给端和需求端。供给端关注的是如何创造更多的资本，而需求端则关注的是如何激发资本的有效利用和投资分配效率。营商环境的优化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外部力量。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提供更多教育和技能提升的机会，激励人力资本的增长，这正是提高供给能力的关键。同时，它可以通过降低市场进入门槛，建立公平竞争的规则等方式，激发企业内在的发展动力，进一步增强经济需求。因此，我们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是打破资本不足恶性循环，推动金融集聚形成的关键途径。在后续的分析中，我们将深入研究营商环境对于金融集聚形成的具体影响。

1.供给循环

从供给端看，在资本短缺的环境中，低金融集聚度与低生产效率之间呈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在生产效率低下时，收入会处于低水平，进而投资需求会降低，这又会进一步深化金融集聚程度低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①因此我们以人力资本作为提升生产效率的切入点。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培训、环境等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相关因素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营商环境作为制度软环境，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重要影响。③一是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提供足够的教育和技能培训资源。这有助于个体与组织获取和提升新技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④就像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所强调的，教育和培训是投资，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二是营商环境所打造的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能够激发人力资本的活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力资本质量高的个体与组织更有机会进入市场，而不受到不公平的竞争制约。这种竞争将推动人力资本持续发展和提升，从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⑤三是从推动创新和创业的角度看，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显得尤为明显。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提供了创新和创业所需的物质与非物质条件，更是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法规，为创新与创业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并且，它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环境能刺激更多的优秀人才涌入市场，释放他们的创新潜力和创业精神。⑥也就是人才的汇聚带来了创新的繁荣，而创新的繁荣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①

在供给端循环中，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这将驱动生产效率的进一步优化，从而提升经济收益，增加收入，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存在互补性，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方，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可能会更高，从而形成资本流动的优势。这与我们之前的论述相吻合，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也预示着更高的经济增长潜力。对于那些寻求高投资回报的投资者来说，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②这样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而大量的资本流入又进一步刺激了金融服务等相关业务的需求，加快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建设进程，这正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关键驱动力。

2.需求循环

从需求端看，当投资吸引力不足时，低投资能力与低金融集聚度相互强化，同样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投资吸引力的匮乏，致使生产率无法提高，产出较低，使得工人收入相对下降。这个过程又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导致市场需求萎缩。紧接着，由于市场需求的减少，金融集聚的进程进一步受到阻碍。这就形成了一种低投资、低产出、低收入、低需求、低金融集聚的恶性循环。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切入点。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载体，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投资吸引和利用的重要媒介，也是金融资本的关键需求方。③因此，我们以企业数量的增长作为提升投资引诱能力的切入点。潘罗斯在企业的成长理论中认为，企业的发展和成长是一种内生动力驱动的过程。④企业规模的扩大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机会，从而促进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与应用，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其对投资的吸引力。

营商环境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对企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良好的营商环境通常以便捷的市场准入流程和较低的创业门槛为特征，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障碍，使新企业的设立和发展更为容易，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企业数量的增长。企业数量的增长带动了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内外资本的投资吸引力。⑤二是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建立并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市场垄断，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和投资者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效益预期，降低了商业风险，促使新的企业在此设立，企业数量将有所增加。⑥三是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提供必要的研发和创新支持，比如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有助于将知识的积累充分发挥与应用。⑦这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⑧四是企业数量的增加不仅反映了地区市场的活跃度和经济活力，还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潜在的高回报。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稳定的经济效益预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一步提高地区的投资吸引力。

在需求端循环中，营商环境扮演着企业设立的催化剂角色。当营商环境优化时，企业数量会增加，由于企业需要资金以支持业务扩张、研发创新及技术提升等各项投资，地区对资金的需求随之上升，进而提升了投资的吸引力。随着投资增加，为资金流入地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支持，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这个过程能够激发资本流动，加快交易速度，产生更多的信贷关系与需求。在这一阶段，企业和个人都依赖于金融服务来支持他们的经营活动，金融市场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将不断深化发展，进一步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

由此可见，营商环境改善可以促进金融资本的流动，特别对那些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营商环境越完善，将越有利于资本流入，进而改变地区间资本要素空间结构，形成金融集聚。这将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不从穷国流向富国”问题中的潜在机制。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利用2006、2008、2010、2012、2016、2019六年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①对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index_finit为地区i 在第t 年的金融集聚指数，核心解释变量businessit为地区i 在第t年的营商环境。Xit 是一组与金融集聚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城镇化率（city）、产业结构（second；third）、财政规模（scale）、物质资本水平（material）、人均GDP（pergdp）以及经济增长速度（sgdp）等。最后，α，δi，μt，εit 分别为截距项、时间与空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的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金融集聚指数（index_fin）。主要是借鉴王如玉的方法，②通过各个省份的相关金融资源占全国比重的方法进行衡量，最终对各项数值进行赋权的手段加以度量。选择这种方法度量金融集聚的主要原因是，这是经过多位专家学者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而且测算获得的结果比较符合事实逻辑，这样能够保证数据测算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由此，分别利用各省金融机构的存貸款总额（fund）、金融业就业人数（employment）、上市公司数量（listed）占全国各指标中的比重，构建金融集聚指数。此外，我们用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capital）作为金融集聚的替代变量。本部分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历年分省《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

解释变量：营商环境（business）。选择企业经营环境的评分去度量，主要在于该指标的构建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更多地采纳企业经营者对各方面营商环境的直接评价，相较于世界银行依靠专家估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该评价结果能够更加贴近于我国不同省份的实际情况，所获得的数据可比性更强，并且，我们选择市场化指数（market）作为稳健性检验中营商环境的替代变量。此外，在研究中我们选择健康总指数（health）作为营商环境的微观研究中的衡量指数。数据分别来自王小鲁等人《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①《中国分省分市场化指数报告》、②《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8》、③《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20》。

中介变量：人力资本（human）是由个体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才能组成，这些要素能够对个人、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这一概念，我们决定采用实际人力资本存量的对数值作为度量标准。企业数量（compay）我们选择企业法人单位数作为衡量企业数量的指标，由于部分数值缺失则用插值法来补充缺失值。这部分数据选自《中国人力资本指数报告2022》、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分省《统计年鉴》。

其他相关变量的度量。城镇化率（city）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过计算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来度量。产业结构（second；third）指的是不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或贡献程度，文章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第二产业与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与GDP的比重。财政规模（scale）可以反映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以及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主要选择财政收支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物质资本水平（material）反映了一个地区或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程度，主要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人均GDP（pergdp）是评估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速度（sgdp）是评估经济健康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以上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分省《统计年鉴》。

表1给出了参与回归分析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从表1可以看到，自2006年以来全国各省金融集聚水平整体有显著提升，金融集聚指数均值从2006年的2.433上升到2019年的2.466。而各省份营商环境也有所改善，从2006年的2.884上升到2019年的3.653，增加0.769。由此可见，营商环境的改善与金融集聚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下页表2，我们给出了2006—2019年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展示了采用双边固定效应且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两者之间关系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采用企业经营环境评分度量的营商环境每增加1个单位，金融集聚指数分别上升5.9左右。接下来，我们在列（2）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速度等与金融集聚相关的控制变量，通过双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考察。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在选择双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指数之间依然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采用营商环境每增加1个单位，金融集聚指数分别上升3.3个单位。

（二）内生性偏差与两阶段回归

通过比较表2中列（1）和列（2）我们发现，加入控制变量后，虽然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出现较大变化。这一结果表明虽然我们采用双边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并且控制住一系列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随时间变化的缺失变量所产生的估计偏差的影响，但回归结果依然受到因缺失变量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差的问题。

为克服内生性估计偏差的影响，进一步识别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因果效应，我们选用建国之初各地人均苏联援建的项目数量（project）作为各地区营商环境程度的工具变量。①选取人均苏联援建项目地理分布作为营商环境工具变量的逻辑如下。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苏联投入

重点建设的150项援建项目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重工业领域，①在国家经济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苏联援建项目所提供的资金与技术的支持成为国有企业数量增加的重要因素，虽然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工业落后的情况，②但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苏联援建项目的“命令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被边缘化。③援建项目的相关企业通常受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模式和技术，很难进行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而且援建项目的集中投资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失衡，缺乏灵活性和效率，导致了项目投资较多的省份，经济和产业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家政策和资源配置，限制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④此外，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也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给民营企业创新和发展带来了困难。①可见，正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性，造成了援建项目较多的地方当前国有经济与重工业比重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形成了营商环境越差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联援建项目作为工具变量与营商环境发展程度之间相关性的前提假设。其次，苏联援建项目的地理分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难以对当前金融集聚能力产生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要求的排他性假设。

综上所述，虽然苏联援建项目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时期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等多重因素叠加制约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营商环境较差。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强市场竞争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关键一环。

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详见表3。在表3列（1）中，我们给出了建国之初各地人均苏联援建项目数量与营商环境之间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时代人均苏联援建项目与营商环境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人均援建项目越多當地营商环境越差，而且第一阶段回归F统计量大于10，意味着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列（2）中，给出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其结果表明，采用工具变量解决营商环境的内生性问题后，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依旧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列（2）中可以看出，营商环境每上升1个单位，金融集聚指数可以提高6.26左右。这一回归结果与之前表2列（2）相比，回归系数显著增加。这表明在未采用工具变量的前提下，通过双边固定效应得到的回归结果受内生性估计偏差的影响，其结果存在低估的可能，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偏差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通常情况下，金融集聚的地区会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并使得存贷款业务规模扩大。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规模作为金融集聚的代理变量。虽然这与金融集聚指数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但资金的供给和流动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存贷款规模反映了资金供应的状况，同时也证明了金融机构在特定地区的活动规模和活跃程度。因此，我们将一个地区金融机构存贷规模的对数值（capital）作为金融集聚的代理变量，来考察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在表4列（1）中，我们展示了营商环境与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度量的金融集聚指数依然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营商环境评价每上升1个单位，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增加1.895%。这也更加印证了营商环境的改善将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

2.替换解释变量

市场化指数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发展程度的指标，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以及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也反映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对此，在表4的列（2）中，我们将市场化指数作为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来考察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最终回归结果显示，采用市场化指数度量的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与基准回归的预期一致，再次验证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金融集聚的观点。

3.剔除直辖市

直辖市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具有特殊性，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和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些城市的特殊行政地位和经济优势，这类地区的数据可能会导致对整体的分析结果产生偏倚。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在表4列（3）中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四个直辖市。从列（3）可以看出，在剔除直辖市以后，企业经营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变得更加显著，进一步证明了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重要性。

4.地级市层面微观证据

尽管通过构建省级跨期面板数据，我们考察了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并且使用工具变量及两阶段回归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依然缺乏更加微观数据的支持。我们选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提供的体现中国城市政商关系的健康总指数（health）作为地级市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考察我国109个地级市①营商环境差异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给出了采用每个地级市拥有人均苏联援助项目（project）作为营商环境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其中F值为16.05，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表5第1列，给出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如果当地人均苏联援助项目较多，那么当地健康总指数较低，符合我们基本判断。在第2列给出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采用健康总指数度量的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其中健康总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金融集聚指数上升0.007左右。这一结果从微观层面上验证了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的关系。

（四）异质性分析

1.营商环境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全面评估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从不同角度探究营商环境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我们选择政府政策公开公平公正（equity）、行政干预与政府廉洁（honest）、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law）、金融服务的融资成本（cost）四个指标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各省金融集聚指数（index_fin），回归结果在表6（见下页）给出。最终结果表明，在以上四个维度中，政策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1.065、3.148以及1.519。可见，一方面政府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提高廉洁度，实现政策公开公平公正，将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良好的法治环境不仅对投资人产权提供有效保障，有利于资本流入，同时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降低违约风险，增加合约执行效率，进而易于形成金融集聚，但在企业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对金融集聚没有显著影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始终是不同地区各级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企业融资服务依然是改革的深水区。

2.不同地域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政府在不同地区实施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可能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通常受益于更早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和资源支持。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和扶贫开发政策。这些政策差异可能对营商环境和金融集聚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进一步探究不同区域内营商环境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

从表7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域的金融集聚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指数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已经相对发达且拥有较高的经济活动和金融资源的集聚，营商环境的改善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有限。然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指数的影响是显著的。这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在金融发展方面相对滞后，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商业机会，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资本流入。

此外，在回归分析中发现，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要远高于中部地区，这可能在于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些资源和优势可能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商机和投资机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和金融活动聚集，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需求。而且，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通常被认为是经济欠发达或发展滞后的地区，然而，在经济落后地区，营商环境是否更能够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3.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研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按照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回归。这种处理的优势在于，传统分组仅仅是依托地理区位进行分类，缺少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侧重，造成一定样本选择偏差。而依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分组，更有利于突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内部观测样本差异对考察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根据不同地区人均GDP水平差异将我国各省份划分为三大区域，即高经济发展水平组、中经济发展水平组、低经济发展水平组，①回归结果如上页表8所示。

表8前三列分别给出了低、中、高经济发展水平三个组别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我们从中发现，随着用人均GDP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企业经营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有所不同。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组别，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指数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中、低经济发展水平的组别中，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完善对金融集聚影响越为重要。接下来在表8的后三列，我们给出了剔除四个直辖市后小样本的估计结果。在小样本回归中，估计结果与之前全样本基本一致。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营商环境对金融市场发展的特殊意义。即当营商环境得到改善时，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进而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其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增加了投资机会。当营商环境有所提高时，经济不发达地区成为吸引资本的热点地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意味着投资的风险和成本降低，能够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高的资本回报潜力。资本倾向于寻求报酬率高且增长潜力大的市场，而经济不发达地区正是具有较低的市场饱和度和较高的发展潜力，这使得经济不发达地区能够吸引足够的资本流入，形成金融集聚。其二，经济不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流入，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其吸引资本和金融活动的能力，更进一步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其三，营商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的发展潜力。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鼓励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推动新企业的涌现和现有企业的扩张。这能够增加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企业数量和规模，更多的企业活动和竞争推动市场的发展，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商机和投资机会。可见，经济不发达地区能够通过营商环境的完善吸引企业和资本，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

四、营商环境影响金融集聚的机制检验

以上实证结果均表明，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如本文机理分析部分所述，营商环境之所以会影响金融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与企业数量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接下来我们主要就此进行考察。

首先是人力资本的影响。我们利用之前的省级面板数据，选择实际人力资本存量的对数值作为衡量人力资本（human）的中介指标，探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从下页表9列（1）中可以看出营商环境对人力资本是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一个公正、公平和高效的商业环境能吸引和塑造优质的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地区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如列（2）所显示，又能显著推动金融集聚。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有效地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动，推动金融集聚的形成。

其次是企业数量的作用。我们采用衡量企业数量（company）的标准是企业法人单位数。通过进一步研究营商环境、企业数量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其回归结果见表9列（3）与列（4）。在列（3）中可以看到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增长企业数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表明一个公正、透明和高效的营商环境能降低创业门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而鼓励更多的创新和创业活动。而在列（4）中，我们看到企业数量对金融集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说明企业数量的增加可以推动金融市场的繁荣，因为企业数量的增加会产生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促进资金流动，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深度和广度，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作为资本流动和集聚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要素，也是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决定性内容。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基础，研究其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地市级截面数据为样本，探讨营商环境的改变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营商环境中政策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干预和政府廉洁度。以及法治环境等要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法律环境，使得资金更容易流动和集聚，进而形成金融集聚。

其次，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从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相较于经济发达地区，营商环境的完善更有利于增强经济落后地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促进资本流入并形成金融集聚。

最后，营商环境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是通过人力资本和企业数量这两个关键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营商环境不仅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供给端循环，还能够通过企业数量增加投资吸引力推动需求端循环。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之下，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基于本文研究发现，我们也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加快以“放、管、服”为主要内容的优化营商环境进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打造廉洁高效的阳光政府，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让利率信号引导资本流动，加强资本配置效率，推动资本聚集化和集群化，进而达到金融集聚的目标。

二是以提升营商环境为核心，以法治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着力点，通过完善法治环境，加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增强对企业经营者与投资者的正向激励效应，充分发挥企业经营法治环境对金融集聚的保障作用。通过提供公平、公正、透明、法治化和廉洁化的营商环境和激发企业资本需求，吸引资本流入，形成金融集聚。同时，政策环境的公平性和稳定性对企业数量的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可通过建立友好的创业环境以促进新企业的产生和既有企业的发展。

三是深化经济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领域的体制机制，通过修炼营商环境内功，增加区域内的融资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可以采取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在落后地区投资和创业，增加就业机会和产业链效应。此外，还要加强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优化人力资本布局和培养，提升其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加快资本流动，实现金融集聚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