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薛 阳，牛子正，段淏文，冯银虎

（内蒙古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呼和浩特 010051）

0 引言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为适应我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量”的提升中实现“质”的有效增长，还是在推动发展的实践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和共享的全面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近年来受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而兴起的新经济业态，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传统经济形式的存在形态、发展路径，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技术创新是支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则直接体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两者的共同作用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持续生成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阐释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作用下，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发挥数字经济红利，进而高效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事关我国长期发展优势的形成与巩固。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认为数字经济从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微观层面，数字经济促使企业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盈利模式[1]，并通过提供更具对称性的信息渠道与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国民收入；中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发展由数字要素增加带来产出增加的数字产业化，进而与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2]；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从供需两侧推动产品的动态均衡，有效地解决了产品市场上供需结构错配的问题[3]，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通过加速信息流动、优化资源配置[4]、降低市场分割水平等方式不断带来新的技术变革，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与风险[5]，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不断提升。三是技术创新通过多种渠道驱动高质量发展[6—8]。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学术界对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涵盖了其二者与技术创新、数字金融、产业集聚、人口老龄化等多个方面的作用关系，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撑与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根据地区间的差异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维度进行了异质性检验；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精准改善其中的作用关系或路径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决策支持。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按照产业经济学中规模经济的基本观点，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节约社会资源的消耗。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数字经济拓展了传统企业原有的单一盈利模式，使得范围经济得以实现。并且通过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结合，探索和挖掘产品服务的深层次价值，重构产业组织形态，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从实践效果来看，数字经济可以不断增强社会吸纳就业的能力并通过带动多样化的就业方式来提升我国国民收入[9]。鉴于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强渗透性和广覆盖性，其发展与应用有效推动了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在数字要素与传统要素结合的过程中，使得各要素资源量质齐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10]。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

1.2 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数字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入现代经济运行实践之中，并通过与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经济运行模式的创新。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的应用与数字信息平台的发展，创新主体可以通过“去中间化”优化组织结构，简化决策流程，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算法”的驱动下，提高了资源要素流动与搜寻效率，缓解了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生产要素浪费和错配，使得由投机主义、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所引起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驱使生产效率低的企业以变革创新回应市场环境变化或逐步退出市场竞争，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进一步释放出其所占用的生产要素，使其逐渐流向较高生产效率的企业，使得要素资源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合理分布与充分利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技术创新。

1.3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按照罗斯托经济起飞模型，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促使经济体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进入新常态以后，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的依靠人口红利、投资、外需拉动等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数字经济在与实体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以一种通用技术的形式向实体经济领域加速渗透融合，进而可以凭借其引领性的技术水平，通过延伸产业新发展领域，开拓产业新发展空间，产生规模效应与乘数效应。并且通过数字经济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区域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来引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高端化、智慧化方向发展，从而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数字经济不断带来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城乡协调发展、现代化产业链、经济结构、创新能力、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经济社会发展具体领域得到改善，从而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1.4 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动能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持续深入演变的过程中，依靠人口红利、投资、外需拉动等传统动能对经济发展的边际贡献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以创新为引领的新发展动能正逐步生成并得到持续加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中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不仅反映生产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重要性，还反映生产效率的高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推动，还可以通过降低市场分割度、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状况，通过引导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领域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领域流动来实现。具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引导资源和要素向高效率部门流动来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同时，由于在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以残差形式出现，而这个残差部分是由技术创新所贡献的，因此在技术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假设5：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两个过程中调节效应可能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这个中介作用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如图1所示。根据Edwards和Lamber（t2007）[11]的研究，调节变量对中介效应的影响表现在对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1）、后半路径（2）的调节。同时，全要素生产率也可能对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路径（3）起到调节作用。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2.1.1 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发展（hqd）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参考潘桔和郑红玲（2020）[12]的研究，根据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选取11个二级指标、15个具体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采用熵权法对相关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测算出我国31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

表1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1.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ig）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杜传忠和管海锋（2021）[13]的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方面选取8 个具体指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然后采用熵权法对相关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测算出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见表2）。

2.1.3 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inv）是本文的中介变量，考虑到专利授权数是从研发活动到直接产出过程中创新投入的真实反映，也是技术创新的必然结果，参考李光龙和范贤贤（2019）[14]的研究，采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

2.1.4 调节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本文的调节变量，参考桑倩倩和栗玉香（2021）[8]的研究，运用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

2.1.5 控制变量

参考刘新智等（2022）[6]、林春和孙英杰（2020）[15]的研究，本文选取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四项指标来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下：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支出规模（exp）的代理指标；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代理指标；以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人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hum）的代理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作为工业发展水平（ind）的代理指标。

2.2 模型设定

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16]的研究，使用依次检验法分两阶段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创新是否为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并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第一阶段，检验技术创新是否为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hqd 为高质量发展指数，inv 为技术创新水平，dig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为控制变量，α为模型的常数项，β、γ、δ为模型的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地区，t代表年份。

式（1）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显著；式（2）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否显著；式（3）在控制了数字经济的作用之后，检验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是否显著。

第二阶段，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来说，就是检验图1中的三种调节效应是否明显。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c_hqd、c_inv、c_dig和c_tfp分别表示经过中心化以后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技术创新水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

式（4）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路径上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式（5）和式（6）分别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介效应调节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1—2020 年我国31 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Wind 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披露的有关数据。对于缺失值，使用线性插值法和趋势外推法进行填补。为减轻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以技术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等数值为绝对数的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观察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系数符号、数值大小及显著性的变化程度，来探究数字经济在不同因素作用下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列（1）中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0.28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数字经济在引领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列（2）至列（5）中依次加入各类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验证了假设1。其可能的原因是，数字经济促使企业将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结合形成多元化的盈利模式，通过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产业数字化，并从供给侧、需求侧两个方面使得产品的供需更加均衡，有效地解决了市场上供需错配的矛盾，改写和重构了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为市场提供了更为透明有效的外部环境，通过加剧竞争降低垄断程度，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3.2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3.2.1 内生性检验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随着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实体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向前发展，从而反过来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此外，高质量发展可能出现“路径依赖”的状况，即上一阶段会影响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程度。因此，使用“高质量发展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对实证模型重新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路径依赖”效应显著存在的情况下，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是合理的。AR（1）和AR（2）的结果说明方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 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工具变量有效。实证结果再次表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3.2.2 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发现各个模型中的组内R2波动不大，说明遗漏变量问题对估计结果不会产生严重影响。通过替换代理变量的方式对基准回归方程（1）重新进行估计，一是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17]的研究，将被解释变量高质量发展替换为GDP来衡量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参考杜传忠和管海锋（2021）[13]的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替换为互联网域名数来衡量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还是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除在大小上存在一定差异，在符号方向与显著性程度上都并无太大变化，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基准模型也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与分析

通过Hausman 检验发现，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至式（6）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列（1）至列（3）是检验的第一阶段，即检验技术创新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列（4）至列（6）是检验的第二阶段，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如表4 所示，列（1）至列（3）是检验的第一阶段。其中，列（1）在基准回归中已得到验证，证实了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列（2）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验证了假设2。其原因在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信息流动等方式来提升经济体的技术创新水平。列（3）中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的确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通过对比列（1）和列（3）中数字经济系数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其从2.182下降到0.097，并且列（3）中的技术创新系数的估计结果同样显著，验证了假设3。

列（4）至列（6）是检验的第二阶段，即在验证了技术创新能起到中介作用后，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列（4）中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即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区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有效。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验证了假设4。列（5）中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强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即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区域，数字经济助推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就越能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正向调节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列（6）中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即全要素生产率对中介过程后半路径的调节作用并不存在，结合列（5）的结果，验证了假设5。

综合上述结果来看，数字经济会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即图1中路径（1）和路径（3）对应的调节作用存在，路径（2）对应的调节作用不存在。

4 异质性检验

4.1 地区异质性

鉴于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别。因此，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考察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如下页表5所示。

表5 分地区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结果分别为0.188 和0.105，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强于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的影响则是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估计结果为-0.176。本文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依靠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其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了“后发优势”，但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凭借天然的区位优势和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得数字经济在东部地区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东部地区的“先天优势”和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中部地区的发展模式仍受到传统粗放式发展的制约，并由于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资金匮乏、人才规模质量不足等方面的影响，中部地区在现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

4.2 维度异质性

为深入考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体维度的影响，本文分别以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分维度回归结果

由表6可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维度异质性。列（1）、列（2）和列（5）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结果分别为0.176、0.040和0.074，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协调高质量发展和共享高质量发展。其原因在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创新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加速信息流动等渠道不断提升创新水平，从而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以信息网络为载体，通过信息化传播跨越了物理层面的限制，使资源调配超越组织边界，将信息数据和经济要素在城乡间、产业间进行传输和整合，从而促进协调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由其自身较强的范围经济效应，通过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将数字化信息传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降低了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的门槛，较大程度地实现了公共资源的供给，从而促进共享高质量发展。列（3）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结果为0.006，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其原因在于，数字经济通过打破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障碍、推动清洁能源的大范围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列（4）中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估计结果为-0.173，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开放高质量发展。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我国对外贸易对内面临着缺乏核心竞争力、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外承受着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需求动能不足等压力，从而导致现阶段数字经济对开放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5 结论

本文采用2011—2020 年我国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1）从全样本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为0.122，直接效应为0.097，间接效应为0.025，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说明数字经济已成为现阶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因地区特征、高质量不同维度两个方面的差别而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西部地区次之，对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仍有待加强；数字经济对创新、协调、绿色和共享四个维度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开放维度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仍有待提升。（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验证了“数字经济→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传导机制，并且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有20.57%是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实现的，表明技术创新是支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正向调节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并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强。但是在研究时段内，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