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多维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

周 伟，徐子璇，赵骁弈，江宏飞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2.黄冈师范学院 商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0 引言

自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能。数字化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字经济时代，“一带一路”建设的互联互通必然要考虑国家之间文化、地理、制度的多维距离。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Tapscot（t1996）[1]提出，他认为数字经济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世界。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信息载体，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资源，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为引导的新经济模式和业态[2]。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也可能影响国际商务中距离与OFDI的关系。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多维距离构成了企业OFDI交易成本的主要来源。现有文献较少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数字经济时代多维距离与OFDI的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地理和制度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FDI 的影响会产生哪些新变化呢？本文将探究这一问题。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做了以下拓展：第一，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多维距离对OFDI 的影响是否有所变化。第二，测度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考察了数字化水平与多维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交互作用。第三，为在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促进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提供建议。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1.1 东道国数字化水平与中国OFDI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与传统跨国公司相比，数字化的跨国企业拥有不同的成本和新型资产。这些新型资产包括大数据和算法，这有助于他们绕过传统价值链，降低搜索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并找到新的方式来采购、交付产品和提供新的服务[3]。OFDI企业较多使用的数字技术包括平台、机器人、无人机、物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参与全球价值链较多的OFDI企业可能运用更多的数字工具[3]。因而，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有可能影响数字化跨国企业在当地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成本。中国企业正在进一步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管理效率。东道国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安全稳定的数字环境是中国OFDI 企业在当地经营时使用数字技术的“土壤”。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

1.2 多维距离对OFDI的影响

1.2.1 文化距离与OFDI

部分研究发现，文化距离可能对OFDI 产生抑制作用。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距离会增加企业的交流、合作成本[4]。文化距离是信息流动的障碍[5]，跨国文化距离可能会干扰信息的流动和对信息的理解。文化距离会导致较低的信任水平、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社会资本价值。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在当地投资的外国公司被视为“局外人”[5]，从而提高了与当地企业的交易成本。在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也证实了文化距离与OFDI 之间的负向关系[6，7]。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需要面对多元化的语言、宗教、社会结构、教育、风俗习惯等产生的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强化了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市场的外来者劣势。当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距离较大时，企业可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上升、管理协调难度增加、消费者需求差异较大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外来者劣势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对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产生抑制效应。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a：文化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具有抑制效应。

1.2.2 地理距离与OFDI

地理距离一直是企业OFDI 中较难跨越的物理障碍。跨国公司子公司从母国进口原材料、半成品和设备，将产成品出口到母国消费市场，员工的跨国外派和培训都绕不过地理距离的阻隔。对OFDI 而言，地理距离涉及长距离运输、有限的交流、监管成本提升、资源流动困难、信息不对称等问题[8]。地理距离可能造成交流障碍，产生错误理解的风险[9]。在OFDI中，地理距离的增加伴随着一系列成本的提升，地理距离还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及跨国投资经营的盈利不确定性[10]。地理距离通常与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紧密相关。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地理距离差异较大。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部分亚洲国家领土接壤，地理距离较近；而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距离较远。地理距离会产生“冰山效应”，地理距离越大，“冰山成本效应”越大，产生的交易成本也会越大[11]。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b：地理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具有抑制效应。

1.2.3 制度距离与OFDI

关于制度距离对OFDI产生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传统逻辑的“制度接近论”与相反逻辑的“制度逃逸论”和“制度风险偏好论”。

（1）传统逻辑的“制度接近论”

传统观点认为，当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较大时，作为外来者的国外企业需要较多时间去熟悉东道国的经营环境、社会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等。这样，信息搜集的成本较高，资源获取难度较大。因而，制度距离越大，企业OFDI的难度就越大。制度距离会使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中面临较高的成本和风险，这是因为企业缺乏对东道国制度秩序的理解，很难同时适应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需求，面临建立外部合法性的挑战，以及需要应对内外部复杂性的增加[12]。部分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0]，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接近效应。因而，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本国制度环境相似的国家进行投资。由此，本文提出：

假设2c：制度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具有抑制效应。

（2）“相反逻辑”的“制度逃逸论”和“制度风险偏好论”

Witt 和Lewin（2007）[13]提出的“制度逃逸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倾向于到那些与本国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OFDI。当这些企业到制度环境相对于母国较好的东道国直接投资时，可以摆脱一些母国制度的约束，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Buckley 等（2007）[7]证实的“制度风险偏好论”认为，当发展中国家企业到制度环境相对母国较差的东道国OFDI 时，东道国较差的政治制度环境反而成为了企业OFDI的比较优势。这一比较优势使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制度风险偏好的特征。另外，发展中国家企业OFDI可能会为了寻求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市场规模去克服相关的制度风险，从而表现出制度风险偏好的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d：制度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具有促进效应。

1.3 数字经济时代的多维距离与OFDI

1.3.1 数字化水平在文化距离与OFDI关系中的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东道国与母国之间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文化距离会造成较高的企业交流、合作成本[4]，导致信息流动障碍[5]，产生信息干扰和误解。这些不利影响会随着互联网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而变得更加透明化，并被广泛传播，甚至被放大。从而，使得作为“局外人”的外资企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那些不利于文化之间“求同存异”因素的传播也可能会导致冲突和摩擦增多。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a：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文化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抑制效应。

1.3.2 数字化水平在地理距离与OFDI关系中的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的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OFDI的客观因素。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在国际化方式中，企业出口的成本可能低于OFDI 的成本。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借助跨境电商平台能较容易地寻找到东道国的买家，出口贸易中地理距离就仅涉及产成品的运输。而OFDI不仅涉及原材料、设备、半成品、成品的国际运输，也包含跨国外派人员来往的成本。在这样的成本对比之下，跨国企业可能在OFDI、出口等国际化方式中选择出口，从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b：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地理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抑制效应。

1.3.3 数字化水平在制度距离与OFDI关系中的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可能在数字化平台、数字生态系统、社交平台中更加透明化。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在数字化条件下能较容易被跨国企业所识别和知晓。不论是传统逻辑的“制度接近论”，还是相反逻辑的“制度逃逸论”“制度风险偏好论”，都是在阐述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的影响。而这一制度距离会在数字化条件下变得更加透明，并被快速广泛地传播，从而，强化了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c：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制度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抑制效应。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设计与测度

2.1.1 因变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选取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存量作为OFDI的衡量指标。

2.1.2 关键自变量

（1）数字化水平（DL）是指东道国和母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发展状况。参照Park 等（2015）[14]的研究，选取固定宽带订阅数、移动宽带活跃用户、互联网用户数、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移动蜂窝订阅、互联网带宽等作为衡量数字基础设施的指标。数字技术应用指标包括ICT 双边贸易流量、ICT 产品出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ICT产品进口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等。本文采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综合指标，取值区间为[0,100]，数值越大表明数字化水平越高。

（2）文化距离（CD）是指东道国与中国在行为准则、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选择权力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四个文化维度来分析文化距离。按照Kogut和Singh（1988）[15]提出的文化距离测算指数（KSI）来计算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计算公式为：

其中，CDjt是第t年东道国j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值，Iijt是第t年东道国j在i文化维度上的值，IiCt是第t年中国在i文化维度上的值，Vit是第t年i文化维度的方差。

（3）地理距离（GD）。使用东道国首都与中国北京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衡量。

（4）制度距离（ID）是指东道国与中国之间在制度质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法治水平、腐败控制、监管质量、政府效率、话语权与问责制6个制度维度上。与文化距离计算方法相同，制度距离计算公式为：

其中，Iijt和Iict分别是第t年第j个国家和中国在第i个维度上的得分，Vit为所有样本国家第t年在第i个制度维度上的方差。其中，ID值越大，说明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距离越大。

2.1.3 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一些影响OFDI 的因素：国家开放度（OPEN）、通货膨胀率（IR）、汇率（ER）、市场规模（GDP）、经济发展水平（GDPC）、劳动力（LAB）和投资保护协定（BIT）。

2.2 计量模型设定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基准模型（见式（3））来考察多维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OFDI 的影响。然后，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以检验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见式（4）。

其中，i表示东道国，t表示年份，OFDIit表示t年中国对第i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CDit、GDit和IDit分别表示t年第i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CDit×DLit、GDit×DLit、IDit×DLit是多维距离与数字化水平的交互项，μit、εi为随机误差项。由于模型中含有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因此，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VIF 检验结果均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际电信联盟、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Hofstede文化距离数据库、CEPII 数据库、UNCTAD 数据库、商务部官方网站等。由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中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的数据始于2010 年，因此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2010—2019 年作为样本期。数据较完整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44个①4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按区域分类如下：亚洲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黎巴嫩、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阿联酋、越南；欧洲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北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非洲国家包括埃及。。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列（1）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对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1。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支持了假设2a。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 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机效应回归没有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3.2 内生性检验与2SLS回归

运用Davidaon-Mackinnon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国家开放度（OPEN）存在内生性。因此，选取其滞后一期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剔除内生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回归结果

表2 中列（1）的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支持了假设1。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 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与假设2a一致。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都变得显著。其中，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假设2b。而制度距离正向影响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符合“制度逃逸论”和“制度风险偏好论”的逻辑，与传统逻辑相反，因而，假设2d得到了验证。

列（2）至列（4）依次加入了数字化水平对多维距离与中国OFDI 的调节效应。从实证结果来看，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的负面影响，验证了假设3a和3b。同时，也强化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与假设3c一致。可见，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越高，使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文化、地理和制度方面的差异越透明、传播越快。从而，强化了这些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参考Park 等（2015）[15]的做法，对数字化水平的多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国家层面的数字化水平。即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水平指标代替用功效得分法构建的指标。稳健性检验结果中核心变量系数方向及显著性与2SLS的实证结果一致。

3.4 异质性检验

本文将总样本分为欧洲国家、亚洲国家两个子样本来进行实证分析。从下页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列（1）和列（5）显示，欧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高于亚洲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普遍高于亚洲国家。

表3 异质性检验结果

在文化距离与中国OFDI 的关系方面，欧洲和亚洲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都对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亚洲国家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对中国OFDI 的负向影响几乎是欧洲国家与中国文化差异的负向影响的两倍。这可能是因为亚洲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差异较大。

在地理距离方面，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普遍较近，因而对中国企业OFDI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制度距离对中国在欧洲与亚洲国家OFDI的影响截然相反。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中国企业在欧洲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遵循“制度接近论”的传统逻辑。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普遍存在。当在制度环境比较陌生的欧洲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可能会选择那些制度与中国更接近的国家。所以，欧洲国家的样本支持了假设2c。而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与总样本的实证结果一致，即中国企业在亚洲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符合“制度逃逸论”和“制度风险偏好论”的逻辑。这可能是因为亚洲国家不仅包含以色列、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也包含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腐败程度较高、市场潜力较大、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

欧洲和亚洲国家数字化水平对多维距离与中国OFDI关系的调节效应如列（2）至列（4）和列（6）至列（8）所示。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均强化了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 的抑制作用，这种被强化的抑制作用在亚洲国家程度更大。另外，亚洲国家的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 没有显著的影响，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而欧洲国家数字化水平稍微弱化了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 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欧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普遍较高。亚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正向影响，这与全样本结果一致。然而，欧洲国家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10—2019 年中国在44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东道国数字化水平大大促进了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越强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越能吸引中国企业投资。（2）多维距离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的关系有所不同。其中，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中国OFDI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制度距离促进了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3）数字经济时代，东道国的数字化水平强化了多维距离与中国OFDI 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化使得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在文化、地理与制度之间的差异更加透明、更广为人知。

基于以上结论，对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提出以下建议：（1）搭建数字经济交流平台，促进数字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充分降低企业OFDI 的交易成本。（2）加强线下、线上文化交流，从根本上促进不同文化的沟通与融合，降低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 的抑制作用。（3）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理上互联互通，借助数字化技术降低客观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数字经济时代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对物流运输的跟踪、调度，减少地理距离带来的OFDI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