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成一榕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贫困地区；农村

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9），已有3亿人从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劳动力。每年至少有600万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76%[1]。由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存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近十年间留守儿童增加了约1.5倍。但由于我國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农民工无法与子女一起生活在城市，只能留守。

针对此现象，中国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只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或者对父母外出务工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然而，对中国特定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追踪其父母的迁移情况的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父母外出务工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

另外在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与非贫困地区存在差异，对经济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不适合贫困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民工无法全部获得高收入工作。因此，期望外出工作产生高的家庭收入可能是不现实的。考虑到生活成本，虽然贫困地区的生活成本比非贫困地区低，但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家长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改善程度可能很弱。从这个角度来看，评估贫困地区留守儿童能否享受到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家庭收入增加对生活和健康的积极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有必要对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弱势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途径。

综上所述，我国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不仅对于儿童健康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促进留守儿童的公平权利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基本现象[2]。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通常是暂时的、周期性的和灵活的，这意味着只有部分家庭成员参与移民，导致家庭成员分裂和部分留守。另外由于户籍、教育、住房、医疗制度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留守儿童的数量众多。在中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约660万增加到2017年的2.44亿[3]。由于近80%的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家乡，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由于群体数量大、成长环境特殊，在教育机会、心理健康、学业发展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城乡迁移背景下的研究显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这些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成就和社会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同龄非留守儿童，因为接触频率较低和家庭贫困导致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症状。基于研究，低社会经济地位与精神疾病发病率之间存在密切且显著的关联[4]。而且如果孩子有抑郁情绪，他们就更有可能患上焦虑症和其他心理健康障碍，难以保持正常的学习时间。

并且贫困儿童比非贫困儿童更容易患精神疾病。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导致他们更有可能经历有压力的生活经历，例如遭受暴力和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这些被认为导致精神健康的危险因素[5]。在探索贫困指标与精神障碍风险之间更深层的关联时发现，最一致的关联与低教育水平有关。留守儿童的教育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呈现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现象。

此外，自杀已成为世界各地各领域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死亡原因。心理问题是留守儿童自杀意念风险较高的主要原因。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13.54%）普遍高于非留守儿童（10.97%）。父母缺席与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显着关联，这意味着父母缺席的孩子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与只有父母一方生活的人（11.65%/14.05%）相比，儿童自杀的风险（14.93%）更高[6]。因此，父母的缺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出现较高的自杀意念风险。

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路径有两条：经济路径和家庭照顾路径。因为父母工作给家庭带来的直接变化就是收入的增加和孩子抚养方式的改变。尽管父母外出工作带来了更高的收入，可以在孩子的成长上投入更多，但父母角色的缺失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也无法笼统推断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核心影响因素。

首先，在经济路径上，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可以帮助孩子减少问题行为，在学校表现更好。许多经济困难的家庭很难为孩子提供电脑和私人课程，也买不起昂贵的衣服、鞋子和其他消费品。因此，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真正的经济安全感[7]。这种经济安全感提供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这是许多人所渴望的。留守儿童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中获得经济安全感，从而带来真实而具体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因此，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

但是，农民工父母带来的经济改善并不高。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廉价劳动力有强烈需求。因此，留守儿童生活状况的改善并不明显。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54.2%）的留守儿童母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非留守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较高——高中及以上。从家庭月收入来看，41.6%的留守儿童家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51.3%的非留守儿童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8]。总体而言，留守儿童家庭的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也相对较低。即使他们的家庭收入比在当地农村工作有所增加，但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经济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低于缺乏家庭关爱带来的消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改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足以弥补缺少父母陪伴所造成的损失。

在家庭照顾路径上，留守儿童的主要看护人对于维持他们的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母外出工作导致主要照顾者发生变化，这使得留守儿童和他们新的主要看护人生活在一起。同时，新的看护人为孩子们提供人身安全和物质支持。新的看护者普遍不清楚自己的责任并且缺乏能力。能力不足是指教育方法、教育关注、人格特质和知识素养四个因素[9]。当父母不在身边时，孩子往往会感觉父母不关心自己，因此他们的孤独感量表比非留守儿童高0.02。而当主要照顾者不关心孩子的情绪时，孩子的孤独感水平比非常照顾时增加了1.07倍；当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不亲近时，孩子的孤独感程度比非常亲近时增加1.10倍[10]。可见，新主要照顾者与儿童的密切关系是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

而从类别上看，留守儿童的监管模式大致可分为单亲、祖父母、其他亲属、教师、独居五种。在比较孩子的孤独程度时，祖父母的得分（0.352）显着高于其他亲属的得分（0.203）；而父母照顾组孩子的人际自信和自我接纳得分显着高于祖父母组[11]。亲子监护有助于保持留守儿童人际自信心、增强自我能力。这也意味着，由祖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更容易感到无助，整体安全感较低，因为留守儿童的代际监护人教育能力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主要照顾者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总之，收入的增加确实改善了孩子的生活环境，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主要照顾者的变化，导致留守儿童缺乏家庭关怀，从而造成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产生负面看法和内心感受的问题。这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显着的负面影响。至于照顾者的更换，新照顾者与孩子的关系越密切，孩子的孤独感就越少。

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比较贫困地区和普通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发现父母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收入工作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几乎没有关系。当家庭照顾方式发生变化时，主要照顾者与留守儿童之间的亲密关系会影响儿童的孤独程度。不良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产生负面看法和未知感受。这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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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ates T M. Masten A S. Fostering the Future： Resilience Theory and the Pra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M]. IN： Linley P.A.， & Joseph S. Eds. Positive Psychology in Practive. Hoboken，NJ：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52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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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ichardson G E.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2，58（3）： 307-321.

[8]梁静.生活事件及相关因素对初中生心理健康影响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 2012.

[9]Campbell-Sills L，Cohan S L， Stein M B. Realationship pf reilience to personality，coping，and psychiatric symtoms in young adults[J].Behaviors Research and Therapy，2006：585-599.

[10]刘贤臣.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检验[J].中国临床心理学，1997（1）：34-36.

[11]王新香.农村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管理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作者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