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

[内容提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将之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主叙事，可从历史、理论、实践三重逻辑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权势下移趋势，重塑社会重心，是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成为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因此，讲好百年党史才能更好讲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指导思想、实践路径与美好前景，完整呈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麻省理，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课程。纲要课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基本国情和发展历程的讲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新中国史以及改革开放史的重点讲解，一方面培养大学生用唯物史观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准确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主线，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党史观；另一方面在为党育才、为国育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讲话中指出：“讲好思政课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 1] 具体到纲要课的讲授而言，以何种角度梳理、建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脉络，并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规律纳入其中，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系统阐释，让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以此实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授课目标，成为讲好纲要课的关键所在。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在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占据主流的情况下，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比如新革命史、民族国家建构等视角。近现代史领域的学术动态及其研究成果为纲要课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同时纲要课也需要对此作出回应。无论是对标大学教育应有的学术水准，还是纲要课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教学要求，从更为宏观的历史视角，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近现代史的主叙事以及纲要课教学主线，既能融合不同研究范式的优点，同时可以更好满足学生对纲要课教学学术性的要求。2 0 2 3年版新修订纲要课教材明确以“党的二十大召开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作为收尾，正是这一教学思路的反映和体现。纲要课教学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展开。

一、讲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从鸦片战争开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4 7 7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也构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尽管近代以来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复兴视為其历史使命，但最终具备担当这一艰巨历史重任的却只有中国共产党。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之后经过短短二十年余年的时候，整合了从局部到全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各个社会力量，成功塑造了社会重心，提升巩固了民族凝聚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扭转了近代以来整个国家权势重心下移，社会分裂、军阀混战的沉沦态势。

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以及儒家文化圈中的核心国家，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处在引领地位，成为周边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时段中，无论是对自身发展还是人类文明进步，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力，这与中国自西周到秦末汉初期间形成的独特国家形态密切相关。有学者将这一模式称之为“儒法国家”，而作为儒法国家标志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相结合这一显著特征[ 4]，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传统中国政治中的强国家模式，即作为政府所体现的国家力量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强势以及对社会的有效渗透。这一强国家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华民族保持强劲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要素。尽管随着时代变迁，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农民起义的冲击以及改朝换代的影响，但直到1 9世纪初期，这一宏观国家结构模式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

然而，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权势结构。无论学术界对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与已经开启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国家相比，经济发展到底处在何种水平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不同，有一点是确切的，即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既有轨道，此后清王朝代表的中央权威一步步衰落。为了应对内外危机，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最终形成中央权势下移与地方权势崛起这一“区域化集中主义”的权力结构。[ 5]这一权力结构，既有助于晚清政府应对危机，但也为清朝的覆灭以及民国年间军阀割据混战的长期乱象埋下了伏笔，直接影响到此后中国政局以及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向，而来自帝国主义的侵逼又使这一混乱局面雪上加霜。在这一背景下，要想结束国家四分五裂、争斗不已的混乱局面，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进而让中国重现历史辉煌，必须通过组建政党，重新塑造国家权势重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既是中国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3] 4 7 7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奋勇抗争的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改变被奴役、被欺凌的命运，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 6]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多次呐喊与反抗，之所以依旧未能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民族复兴遭遇重重阻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领导力量来看，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虽然政党的参与使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救亡图存运动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仍旧未能将中国带上国人所希望的发展道路。可见，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仅有政党这一新兴组织，而忽视其属性，还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华民族的被动局面。

不过辛亥革命也带来了一个新现象，即政党开始成为左右中国局势的关键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更多热血青年与社会精英也将组建政党视为改变国家命运的最佳选择。纵观世界近代史，尤其是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压迫之苦国家的发展历程，要摆脱受奴役的悲惨命运，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如果不能实现这一最基本目标，那么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达此目标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政党实现对不同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整合与提升，从而带领国家走出沉沦之境。虽然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但实际情况却是另一番样子。“辛亥革命后，具有政党性质的政团多达3 0 0余个，各种政治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但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3] 5 5 2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不在于中国社会缺少政党，而在于缺少具有严密组织与纪律，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政党纲领与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所急需的强有力政党。因此，与众多昙花一现般政党的短暂命运相比，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4 7 7。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国情的认知以及革命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遭遇了重大挫折，以至于不得不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从非武装斗争转为武装斗争，从深耕多年的南方转移到贫瘠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但同样也是在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大胆创新，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成功打造政治认同，重建领导核心，建构一元化领导体制，凭借各级党组织实现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有效治理，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权威畅通于全党。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沉沦态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面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革命成就，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展示出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信心与期望，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汇聚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向世人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决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经站起来了。”[ 7]至此，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入新阶段，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其政党功能亦发生相应变化。曾经的革命党即将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如何协调两者关系，实现不同身份的顺利转变，直接关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败得失。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与执政党合二为一这一政党定位，既促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依旧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勇毅前行；同时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历多次坎坷曲折的重要原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就如何正确看待并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8]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构成了民族复兴的理论逻辑。

二、讲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9]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巨大影响，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小到家庭生活，大到国家发展，都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纵观人类社会，自从地理大发现到步入早期全球化，一国一民族，未有指导理论错误而能发展起来的，也没有指导理论正确而迟迟不见发展的。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坎坷曲折、多灾多难，一方面在于国家权势重心的下移与失却，另一方面在于众多仁人志士先后尝试的救国之方在实践中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这些救国之方，有的侧重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改革方案；有的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资源为纲，如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先后推出的改革与革命方案。这些救国方案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也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中国近代以来的被动局面。这一局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才有了根本改变。

1 9 2 0年1 1月2 5日，已经在思想上由改良转向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明确表达不同意那种缺少主义统摄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碎解决办法，在他看来“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 0]。毛泽东这里讲的主义，正是当时已经在一批知识青年中和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此前众多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病根的判断与剖析更加深刻，更关键之点在于寻求从根本处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性理念和思路。而这一总体解决方案，既满足了苦苦追寻富强之道而不得的一批批先进中国人的迫切救国想法，更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艰辛历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人民改变命运的强大理论武器之原因所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七十多年的反抗运动中，并“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1 1] 1 5 1 4。中国几乎尝试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一切挽救时局之方，更奇怪的是被中国人视为老师的西方国家非但对这位来自东方一心向其学习的学生并不看好，反而一次次上演“老师欺负学生”的咄咄怪事。正是在中国思想界处于彷徨与苦闷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1 1] 1 4 7 1。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跳出了以往国内不同政治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既有方案，向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全新的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方案与实践路径，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之源，更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尽管也走过弯路、出现过失误，但在总体上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充分展现出历史主动精神，紧扣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进理论创新，视之为各项创新之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 9]“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 3] 1 0 6而只有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才能实现全党的思想统一，才能更加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思想动力支撑。

具体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创造性解决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成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难题。晚清民国之际，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及其后继者北洋政府，扫除中国社会前行的重重阻力和障碍，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但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尤其是社会革命，仅仅有革命的土壤还远远不够，作为革命领导者如何发动、规划、引导等主观努力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更为关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突出贡献，就在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正确革命道路，并在革命成功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伴随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和展开而不断发展完善，成功解决了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飞跃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代背景下，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传入中国不久，即对中国社会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力，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1 1] 1 5 1 5。虽然在百年党史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针对的具体问题，以及面对的现实环境不同，其理论创新的侧重点及其重点和难点也不尽相同，但是贯串其中的主线却始终如一，那就是结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伟业。

三、讲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1 2] 5 7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错都有可能导致复兴之路受阻甚至中断，以至于前功尽弃。因此，复兴之路上各个环节之间必须进行密切配合，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指导，还要找到一条符合国情、适应时代趋势、充满活力的实践路径，才能达成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充分证明，以开放性和包容性为显著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与必然选择。

1 9 8 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他深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 3]。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指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上以苏联模式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标准，并对此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模仿。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在外交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在国内建设上向苏联模式看齐，这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历史选择。这一模式选择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的迅速恢复，并在工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同時也存在着严重弊端。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即提出要“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比苏联模式更高效也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此，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 4]虽然这一总体思路上并没有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但也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思想指导还是具体的方针政策上，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正是在思想观念上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使得中国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唯一一个既做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和探索的国家。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来之不易，也才能更加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贡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澄清和论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1 2] 7 8。正因为两个时期本质追求并无不同，所以既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更不能以前者否定后者。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虽然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区别，也有着不同贡献，但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并不会因此而割裂。正是既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相通性，又对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有着思想理论上的高度自觉与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更能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在国家建设上的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人深有体会。看着今天的建设成就，回望曾经的建设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 1 5]。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具体从何而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不久就对此作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 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 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 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 7 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 0 0 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8]。从历史的纵向角度来看，以更长历史时段作为分析和观察背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中华文明的传承发扬结合起来，更加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和重要意义。

自党的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其不断丰富发展完善。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明确定位，最大限度避免了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既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也更加细化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路径；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并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指导思想，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涵盖其中，同时还提出党在社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2 1世纪的推进作了规划设计；进入2 1世纪，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科学阐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在总结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提出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涉及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命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时代课题作出了全方位的系统性回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蓝图。与此相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同样推进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经过一百年的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6]更让人感慨万千的是，那个曾经任人宰割、备受屈辱，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从容就义的古老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康庄大道，短短几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1 6]。

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整旗鼓、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命运紧密相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之后，先后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因此，纲要课只有讲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党史，才能讲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指导思想、实践路径与美好前景，完整呈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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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