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围”与骑射:清代满族八旗尚武精神的弘扬与消颓

刘凤云

尚武是满族的民族精神,而骑射,是满族尚武精神的表达,所谓“我国自开基以来,首重骑射”[1]690。“满洲根本,骑射为先”[2]717。在清王朝逐鹿中原、驰骋天下的征战中,骑射被称为国之利器,所谓“满洲八旗”“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1]380。故“我国家(清朝)以骑射为业”[3]446。但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被视为满族绝技的骑射出现衰退迹象。因此,为保持并发扬满族骑射为先的本色,康熙帝在解决三藩分裂势力之后,便将围猎这一满族传统的演武方式纳入八旗官兵的军事训练中来,在加强对八旗子弟骑射技能训练的同时,以尚武精神凝聚国家力量。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关问题主要聚焦于两点:一是骑射,讨论的是满族骑射文化及其源流与演变、衰落①;另一个是围场,学者或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或从历史地理出发,再或是从围场管理等进行研究②,而以行围为研究对象的则属鲜见[4]。

在学术观点上,王锺翰提出“国语骑射之不能保持,与满族贵族的腐化堕落、直至清王朝的被推翻,不能混为一谈”[5]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但骑射的衰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汉化”后的社会进步。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由盛而衰,都是政治、社会以及自然生态因素及其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行围习武”作为满族祖制,被康熙帝赋予更深的政治意义并置于国家正典之后,既关乎满族文化与习俗的传承,也与国家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在骑射走向消颓的历史中,烙下的是清代国家衰败走势的印记。

一、承祖制建“秋狝”“冬围”大典

行围习武原本是满族打牲部族的生存之道,也是适应战争环境形成的民族特性。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的同时,便将行围纳入军政建制中,形成一套行围布阵制度③应用于战争中,而行围也被制以严格的纪律。天聪年间规定:“凡出兵行猎时,有为盗者,论罪大小,或杀或罚,久著为令。”又曰:“每旗令大臣一人专司统辖,有不随甲喇牛录行走逗留失次者,皆执治之。”[6]797。所以,行围讲武不仅有制可循,且可谓满族的祖宗之法。

入关以后,清廷最初的围场是在京郊南苑,顺治帝虽有塞外行围之举,但更多情况下是猎于南苑。康熙初年,康熙帝先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十年两次北巡塞外,与喀喇沁、翁牛特部等会晤,以加强联系,并准备在边外寻找围场场址。可见,康熙帝意在以满蒙行围习武的共同习俗,凝聚双方政治上的统一性。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在康熙二十年的出巡中,喀喇沁郡王札锡、公吴特巴喇等,“因前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俱有勤劳,故加赏之”[7]。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塞,康熙帝在喀喇沁蒙古王公的支持下,划定了塞外的围场地址,实现了既定目标。

围场原属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从热河北行约四百里,途经隆化县至崖口,由崖口进入围场。其地周围一千三百余里,“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中”[8]2,为蒙古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翁牛特部入贡的孔道,便于各部扈从行围。两年后,康熙帝正式启动“秋狝之制”,开始行围。所以,《清会典》有康熙“二十二年定圣驾行围”[6]804-805的记载。《热河志》也有证曰:“圣祖仁皇帝因藩部敬献牧场,肇开灵宥,岁行秋狝。”“皇上(乾隆)式遵前典,每以八月行围塞上。”[8]1就木兰秋狝设置的动因而言,是清朝别具一格的“抚绥蒙古之典”。“其行围时,蒙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9]诚如嘉庆帝所言:“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为国家大纲。”[10]

需要指出的是,在康熙帝设置秋狝大典的过程中,先于木兰秋狝成制的是设于盛京、吉林的“冬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第二次东巡至吉林时,宣布在盛京、吉林建立冬围之制。他以谕旨的形式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人,将围猎作为训练八旗官兵的首要事项,并列入常年规划。他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11]32由此,在盛京、吉林便开始实施一年一次的“大围”“年围”,即所谓“冬围”。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春、夏二季的小围操演。康熙帝将中国自古即有的帝王四季巡狩之礼纳入清朝的行围典制中,即如《左传》所言“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文化上的双向认同与一统。

盛京、吉林的冬围是最先尝试将满族行围习武的祖制家法落实到军事训练之中的,在清朝的军事乃至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冬围的目的性及其重要程度往往易被忽视。与木兰秋狝不同,冬围是康熙帝为驱逐沙俄侵略者,贯彻永戍黑龙江政治目的的行政手段,是其在东北增兵布防、组建东北八旗劲旅的重要步骤,也是捍卫边疆、建设“满族根本之地”的战略组成部分。

自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后,便以“盛京总管”统兵留守盛京等处,但通计盛京的八旗驻防只有左右翼两梅勒章京(副都统)统辖下的千余人。所谓“世祖诞膺大命,混一区寓,从龙甲士率入京师。其留业于此者,各旗果户外,千百余家耳”[12]。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作出了重大调整,升宁古塔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形成盛京、宁古塔两昂邦章京共治东北的格局。康熙元年,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宁古塔将军驻守宁古塔④。在行政区划上,宁古塔将军的辖区要大出盛京将军辖区的数倍,其北边囊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但是,宁古塔的守军却只有八旗驻防430人[13]518-528,驻防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

康熙初年,清朝开始了就地征兵增员,组建东三省八旗劲旅的规划。顺治十八年,清朝向宁古塔增兵500人,是将内迁的东海女真库雅喇人编旗充兵[14]。康熙十年,又将另一支东海女真墨尔哲勒人编入旗下,为40佐领,有八旗兵丁二三千人⑤。同年,清廷开始在吉林乌拉设置副都统驻守,统领由宁古塔移防的库雅喇人等[13]842。至康熙十五年,吉林将军府自宁古塔迁至吉林乌拉后,驻防官兵约有“新满洲兵一千二百二十一名”[13]527,是吉林八旗驻防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外,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向黑龙江(瑷珲)发兵1500人,其中“满洲兵千,索伦、达呼尔兵五百”[15]。九月,增兵黑龙江,“派乌拉、宁古塔兵五六百人、打虎儿兵四五百人”[11]148。由此建立起黑龙江的八旗驻防。此后,清朝对墨尔根、齐齐哈尔、呼兰等地也相继派兵驻防,其中有大批的“新满洲”被编入八旗,成为驻防八旗的补充兵源。以故,清人西清有论曰:黑龙江的“八旗佛满洲(旧满洲)不过十一”[16]。

“新满洲”作为打牲部族,不乏射猎勇武之人,但“马上技艺稍生”[17],清廷的围猎,是讲求骑兵的阵法和严格纪律的,所谓“马步骑射”“行围习武”不失为训练的最好形式,也是满族“幼丁”继承祖辈尚武精神及骑射技能的成长过程。

此外,东北的自然环境不失为天然的猎场,曾随康熙帝东巡的传教士南怀仁说:“在辽东前方鞑靼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牡鹿和穴居的熊。”[18]并说康熙帝“此行打住的虎有六十多头”。即便是清朝官书《清实录》的不完全统计,康熙帝出山海关后一路行小围,至盛京、吉林,约共射殪37只虎⑥。扈从官员高士奇记载了康熙帝在祭祖后于巡山至哈达城的一次行围。他说:“城在众山间,弹丸地耳。材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我朝行围讲武,使之熟悉弓马,谙练队伍。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名曰围场。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又曰:“行围之法,以镶黄旗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大纛之前,按辔徐行。两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合围。”[19]

此外,对东三省八旗官兵而言,他们不仅有定期的冬围,还要派出代表参加每年一次的木兰秋狝,即“随围”。所谓“随围”,就是各省的八旗驻防派出代表到木兰围场参加以京城八旗为主的行围。先是,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江宁将军瓦岱奏请率标下官兵一年两次行围,康熙帝虽赞赏其行围习武的想法,认为“各省驻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围习武,渐致怠缓,军士将流于玩愒为非”。但却有两点顾虑致其迟迟不允各省在当地举行围猎:其一,“江宁地方驻防虽久,向不曾令其行围,恐民人不知,以为骇异”。其二,“又恐军士行围,借端抢夺,骚扰地方”[11]194。

康熙帝一向认为,“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劳苦”[6]826。为此,驻防八旗实施行围习武的必要性,迫使康熙帝于康熙四十一年谕令:“杭州、江宁、西安驻防满洲官兵,无出差行走之事,徒自安居暇逸,必致颓情废弛。嗣后此三省令该管大员于官员骁骑校及兵丁内,拣选在外省生长之人年力强壮、弓马娴熟者,每省令二十四人来京,学习随围行走。既得学习骑射,亦可分别优劣以备升用。”开启各省八旗“随围”之制。康熙五十年,又议准“荆州官兵亦照杭州等省之例,拣选来京随围学习。其人数定为每省十有六人”。随围之制基本成型。乾隆帝继位以后,以“驻防官兵学习随围之事甚善”,将其推广到各省驻防八旗,令照旧例轮班随围,各省人数有8人、16人、24人不等。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东三省官兵随围名额,盛京24人、吉林21人、黑龙江18人,俱令驰驿来京。旋因三省官兵抵京时日过早,而哨鹿行围日期较远,令嗣后直接前往热河[6]804-805。

事实证明,以行围的方式训练满族“幼丁”的骑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行围原本是满族的基本生存技能,用于军事之后,不仅可以操练满族的马步箭技艺,同时还可以培养官兵的吃苦耐寒的毅力以及布阵后的团队精神与严明军纪。更重要的是,它是满族尚武精神的传递与弘扬。

二、遍布东北的围场及清帝对“冬围”的关注

自康熙二十一年,清廷在盛京、吉林实施“冬围”制度后,两地便建起了诸多的围场,所谓“盛京、吉林围场,每年猎杀牲兽,原为我满洲官兵操演技艺而设”[2]915。围场大多依山而建,“盖有山者,始为围场,山大则禽兽多,山小则禽兽少,故远近不能一致”[20]。盛京围场设于边门之外,刁书仁依据《盛京典制备考》界定盛京围场大致南起龙岗山脉,北至西丰县南,西自威远堡北,东至哈雅范岭,东西180里,南北490里,相当今海龙、辉南、东丰、西安、西丰等五县,划分105围⑦。赵珍则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道光年间的《盛京围场图》为据,指出盛京围场地处盛京北部临界吉林西南部,“东至本省参山,西南至本省边栅,北至吉林界,东北至吉林围场。围场周环约有八百余里,共七十余围”⑧。吉林围场界连盛京围场,集中在吉林辖区的西北角,由吉林西围场、伯都讷围场,以及阿拉楚喀所属蜚克图围场三个围场组成。西围场大致在今吉林省伊通、磐石、桦甸境内,伯都讷围场在今吉林扶余、榆树两县境内,阿拉楚喀蜚克图围场在今黑龙江省宾县、延寿、尚志、方正、阿城境内⑨。

黑龙江围场建立的时间未见史书记载,当是在雅克萨战事结束之后,分别是索岳尔济(索岳勒积)和东荒围两大围场。《黑龙江志稿》有曰:“江省大围场有二,一在东荒,一为索岳尔济山。东荒围场,北逾通肯河,绥楞额山,东逾青、黑二山,周围数千百里。索岳尔济山为内兴安岭之正脉,树木丛生,禽兽繁多,周围约一千三百里。”[21]1165“西界喀尔喀车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乌珠穆沁部落,东与北俱界黑龙江。”[6]825东荒围场自南向北分布于呼兰、齐齐哈尔、通肯(海伦)、布特哈、墨尔根、黑龙江等各个副都统的辖区,面积广阔,以“周围数千百里”而言,不仅大于“环约八百里之多”的盛京围场,也大于“周围约一千三百里”的索岳尔济围场,当是东三省最大的围场。

此外还有一些小围场。如位于奉天府金州的“红螺山围场”、隶属盛京内务府的王多罗树围场(由11处小围场组成)⑩,还有吉林恩格木阿林、萨伦等11处小围场[22]45,而西围场也由21个小围场组成。黑龙江除两大围场外,副都统驻防“各城另有小围场”[21]1166。

由此可见,清朝的围场除了京郊南苑、热河木兰之外,主要建在东三省。而东三省的围场几乎遍布三将军的各个军政辖区,其周环八百余里的盛京围场,在东三省域地中以占比面积称最。虽说当时的东三省地广人稀,但清朝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建如此多的围场,足见清帝对东三省八旗官兵在“冬围”中完成行围习武目标寄予了厚望。

可以说,最初的行围是有成效的。但不过十余年,在康熙三十七年的第三次东巡中,康熙帝发现,在行围时盛京将军“公绰克托观射时,不辨士卒骑射优劣,惟务闲谈”。康熙帝立将绰克托以失职黜革,命贝子苏努署理盛京将军。及苏努陛辞,又谕之:“尔至任,勿复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矣。”[11]1002而此次冬围中,八旗官兵的懈怠,也引起康熙帝的重视,遂决定进行整顿。

是年十二月,经议政大臣等会议议准,康熙帝将盛京、吉林八旗中层将领的拣选权收归中央。他认为,“盛京、乌喇(吉林)等处官兵不知法度、不谙军令,皆由协领等员不能约束之故。嗣后,乌喇等处自协领以下骁骑校以上官员缺出,俱于在京八旗内拣选才能者补授”[11]1025。康熙四十六年,以“协领巴勒,马步射俱优,人材壮健,视其管辖围猎甚佳”,超擢升“为盛京副都统”[11]306。而后,康熙帝多次强调:“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为使“武备断不可废”,凡补授武官,“必简用曾经效力及弓马娴熟者,以此人皆互相激劝,学习弓马,黾勉效力”[11]465。

康熙帝在其有生之年始终都在强调以行围狩猎的方式操练八旗官兵,以保持满洲尚武精神,在临终前一月他仍在南苑行围。他对近御侍卫等说他的骑射哨鹿等行猎诸事皆自幼学习。“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他告诫众人:“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11]781正是在康熙帝的影响下,行围作为祖制,为其继承者遵循并发扬。

雍正帝继位后,虽然“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一举行”[23]735,但同样强调,“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乾隆帝说乃父“虽十三年未经行围,而圣心实欲训练满洲,人皆娴于武事”[1]891。嘉庆帝也有同样的表述,说其祖“虽未及亲举行围,而训练满洲之意,未尝一日忘也”[24]514。乾嘉二帝虽有为父祖美誉之意,但也系语出实情。雍正帝在执政期间,反复强调:“武职人员,原因骑射而得功名,当以弓马之优劣为授官之先后。”[23]146“营伍骑射,须时加操演。”[23]205

对于满族发祥地的武备建设,雍正帝也曾有过设想。雍正九年(1731年)十月,他以盛京城小,提议要在中后所一带兴建一大城,专门用于培养满族幼丁的武事训练,使之“公同学习行围、打牲、行军、调遣”等。他谕大学士鄂尔泰等曰:“此等人可进山行围,练习技艺。倘有可使用之处,调遣亦近便。”[25]说明雍正帝对八旗尚武精神及武备技艺高度重视。他在谕旨中对自己十三年未曾举行木兰行围,给出两点原因。他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600

乾隆帝继位以后,以木兰秋狝为“校猎行围大典,岁频举行”[1]330。但对冬围的训练也毫不放松。在乾隆六年的木兰行围中,他称赞:“所有随围之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指出:“兵丁精强,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操演围猎。”要求:“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1]1145为培养“满族根本之地”八旗的骑射技艺,乾隆帝对三地官兵代表赴直隶热河学习行围的事项十分关注。如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因“今岁盛京、吉林两处保送人内拣选新满洲索伦、乌拉齐、达呼尔、库雅拉等送来,锡伯无一人”,遭到乾隆帝的批评,责其“所办甚属拘泥”,“若如今岁盛京将军恒禄等苟且充数、拣选前来,则不可也”[26]。

有关派员学习行围的具体情况,据保留下来的几份档案可知,清廷要向前往学习的官兵发放路费,在学习行围过程中,考核成绩优者清廷还发银予以奖励。如乾隆三十八年秋,盛京学习行围官兵二十四人,按例发放四十日路费[27]。四十七年七月,“派赴热河学习行围,盛京官兵二十四员名,吉林官兵二十一员名,黑龙江官兵十八员名”。“向例,东三省学习行围官兵自抵热河之日起,应支路费银一钱三分”。此次盛京、黑龙江官兵可领55日路费银,吉林官兵可领50日路费[28]。又如,是年秋狝,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官兵六十三人校射,“布靶内中四箭官一员、兵二名,中三箭兵十一名,照例赏给”。“射中四箭,官每员赏银十五两,兵丁每员赏银十两。射中三箭兵丁,每员赏银五两。”“无论曾否射中,佐领七员,每员赏给官缎一匹,防御五员、骁骑校三员,每员赏给官缎半匹,兵四十八名,每人赏给一月钱粮。”[29]次年八月,三省“官员兵丁共六十三员名校射布靶内,中四箭兵三名,中三箭官四员、兵六名,照例赏给”[30]。

乾隆帝在东巡、秋狝等场合中,还多次借先祖所用弓矢,躬身示范,传达满洲骑射之必要性。所谓“矢计长四尺,弓知劲百钧”[31]。每逢阅射时,“必亲御弓矢身先示度”[32]。60岁以后,乾隆帝“仍每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意”[1]1158。他自诩:“朕每岁行围,犹能于马上驰射,此乃众所共见者。”着通谕阿哥诸王凛遵祖训,黾勉奉行,传之子孙毋替[1]690。

三、重文轻武风气的盛行与八旗骑射技艺的衰退

雍乾以后,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下,重文轻武的风气已经形成。所谓“今天下承平日久,人多重文轻武”,而风气的影响同样波及东三省,如乾隆说:“满洲人等之崇尚虚文,不思遵守旧俗,所关綦重,实不可不急为挽回整顿者。”[1]661但是,受中原儒家文化的濡染越深,重文轻武的风气越重。乾隆年间,不乏官员“不令其子弟挑补侍卫、拜唐阿,惟蓄意图得文职而舍技艺”者,为此,乾隆帝不时予以敲打、警告[33],但却解决不了满族人对儒家文化从心理上的认同。嘉道之际,吉林将军富俊提议在吉林白山书院“课生徒,学习文艺”,遭道光帝严厉申斥。朱批曰:“舍本驱末断不可行。”[34]“东三省为我朝根本之地,原以清语骑射为重。朕屡次申谕,总期崇实黜华,弓马娴熟,俾知共守淳风。富俊系满洲大员,且在东三省年份最久,于该处旗民本计,自应遵照旧规,实力讲求,方为不负委任。乃议课生徒,学习文艺,必致清语日益生疏,弓马渐形软弱。”[35]令传旨严行申饬。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受到道光帝斥责的富俊奏请赏发清文五经与户礼工等部续纂清文条例,以阔见闻、资治理[36],道光帝立即应允,“武英殿查照该将军单开各种书籍,装钉齐全,预备该将军派员祗领”[2]277。

可见,清朝一直视“国语骑射”为国家文化之本,视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国语勤习,骑射必强”当为旗人首要之务。故对在东三省汉学教育的普及势头感到了担忧。但骑射是满族早期打牲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烟稀少、野兽不时出没的山林生态环境之下,在进入中原以后,骑射已与现实生活逐渐脱节,不再是生存的本能或必需,只是彰显满族身份的元素而已。骑射的式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官兵行猎中不以弓箭,多以鸟枪,且雇用炮手。甚至连“民习游牧畋猎,以骑射为能”的索伦部也不例外[21]9。乾隆十五年,乾隆帝获悉这一现象后,备感忧虑。在他看来,“索伦等围猎,从前并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惟图利便,多习鸟枪”,久则必废骑射。谕曰:“我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尤称手快。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致废弛。”责令将军傅尔丹,令索伦此后行围务循旧规,“用弓箭猎兽,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收回”。并规定:“凡遇围猎,毋用鸟枪,仍前专用弓箭,务复旧习。不但超列优等,而善马步射者,可被恩升用侍卫等官。”[1]1130

乾隆帝不惜动用银两来收缴鸟枪,又以奖励升迁的方式激励专用弓箭之人,表达了他对八旗官兵放弃弓箭可能丢失满族根本的极度担忧。在他看来,“若废骑射”,是“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380。不过,令乾隆帝引以为虑的事情早已成为事实。

嘉道年间,以鸟枪射猎已经十分普遍,如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首次东巡,见行围时“吉林官兵习猎者多用鸟枪,亦佩带弓箭”[24]849。嘉庆二十三年二次东巡,“盛京兵丁竟致雇觅炮手用枪击打,杀虎亦不用枪刺,只用鸟枪,其技艺迥逊于前”。据盛京副都统富祥奏称,“每值演围,派兵一千名随往。向例围毕,每兵一名交鹿一只、鹿尾两个。兵丁等恐交不敷额,雇觅炮手数百人用枪打逸出鹿只,卖给兵丁交纳。此项炮手均由将军衙门发给印票随往,以备枪打围外逸兽,如有虎熊亦用枪打等语”。嘉庆帝不由得感叹:“满洲之技艺失矣!”他下令新任将军松筠彻查听任兵丁等雇觅炮手给票之事始自何任将军,明年行围时着严行禁止,并酌议章程具奏[24]835。又曰:“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虽间用鸟枪,并非置弓箭于不用。今该处官兵用鸟枪者甚多,可见佩带弓箭捕牲者甚属寥寥。若不实力整饬,相沿日久,必致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24]849但直至道光朝,非但鸟枪无法禁绝于围猎中,黑龙江将军奕颢在其操演训练章程中,竟有常设火器营和鸟枪营之请[2]1160。而“雇倩(请)炮手演围”的陋习也从未被禁止。

其二,兵丁上缴猎物系以银两购自民间。乾隆四十四年九月,皇帝三次东巡后,发现“伊等每年所交鹿只等物而言,盛京兵丁所交者,俱较吉林、黑龙江所交为多,然并非伊等自行射殪者,闻俱以银买民人所猎者交纳”。遂痛斥曰:“满洲旧习,竟致荒废,伊等岂不可耻?此皆缘历任将军不重视,未能勤加教训所致。若不实力整顿,日甚一日,大有关系。”寄信福康安,着令“妥为留心盛京满洲兵,训练伊等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身督率射猎,务令伊等技艺精强,以复满洲旧习”[37]。乾隆帝所以指责盛京将军,是因他此前先已获悉,“从前盛京将军等,有将围猎所获鹿尾变卖者,此乃甚为卑劣之习气”。故兵丁从民间购买猎物上缴,乃属于上行下效。为扭转恶习及颓废之风,乾隆帝先后派出信任的宗室大臣恒禄、增海、弘晌,以及福康安出任盛京将军。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增海在接任盛京将军时,乾隆帝有旨明确曰:“盛京满洲习俗颓废,不堪入目。恒禄在职时,为此辈之满洲语、马步箭平常、习俗颓废而甚着急,尽力整饬。”[38]但衰颓气象已是积重难返,成为乾隆帝第三次东巡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三,行围中,官兵不仅中靶少、管围大臣擅离职守,且有“不拴马”(不养马)者。早在乾隆帝第二次东巡后,就曾斥责“盛京官员及军丁等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39]。至嘉庆朝,盛京八旗已是“骑射多未娴习”。先是,嘉庆十年,皇帝首次东巡,盛京“该处官兵布靶,中三箭者仅止一人”。嘉庆帝便以为是弓箭出了问题,并将中靶少的原因迁罪于盛京将军富俊身上,称“盛京官兵所以未能多中布靶者,总由富俊迂谬,教以硬弓,是以不能善射,徒事虚名而无实用”[24]123。随后,在黑龙江墨尔根的行围中,发生了管围大臣不进围内的严重事件,被行围领纛大臣绵亿等参劾。曰:“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公舒明阿管围平常,本日于墨尔根行围,擅离所管地方,由围外行至看城,竟未进围。”嘉庆帝以“行围所以肄武,法同用兵,阵式务当严密”为由,将二人以疏懒不堪降革罚俸有差[24]156。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帝二次东巡中,发现不少满族旗人不再“拴马”,即吉林、黑龙江兵丁行围,虽然“仍于马上射兽”,但因“年久打牲者渐少,官兵等或有竟不拴马者,遇有差使,雇借乘骑”[24]841。嘉庆帝认为,“此种习气,断乎不可。马上技艺系满洲至要之事,倘不自拴马匹,则技艺必渐至生疏,将来竟有不能乘马者”,传谕将军赛冲阿、富俊、松宁详细察看三省情形[24]640。

从乾嘉两朝八旗官兵在行围中所现骑射技艺每况愈下的状态,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洲本色”已经发生了嬗变[40]。在满族“根本之地”,骑射所必需的马匹、弓箭逐渐在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马匹可以租借,弓箭已被鸟枪、火炮取代。所以,朝鲜燕行使者有评价曰:“行围一事,原为满洲操演技艺而设。”而现实是,“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可谓满洲旧典旷废、本色尽失。嘉庆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嘉庆二十五年初反复强调,官兵若不养马,“则日久于一切行围马上技艺必致生疏”,寄谕吉林、黑龙江将军等转饬该管官员,“务各令兵丁熟练马上技艺,遵习旧业,俾各有勇”[24]841。足见,清朝历代皇帝对满族骑射寄予了高度重视,为唤起八旗军伍的尚武精神,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黑龙江将军奕颢等覆奏行围操练章程。道光帝大力提倡,有旨曰:“东三省乃我朝根本重地,士马骁腾,甲于天下,一切操练断不可沾染绿营习气,工于式样架势,总以强壮便捷为要,而弓箭鸟枪,又以马上娴熟者为要,如此则不失我满洲旧风也。”但对于奕颢奏请常设火器营和鸟枪营,道光帝的批复却颇为犹豫,担心加强鸟枪的训练会误及满族的骑射,着新任将军松箖等详细查明,另行核议具奏[2]527。足见,道光帝的强国观念仍固守在以满族骑射驰骋天下的思想上。

然而,满族八旗骑射的衰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道光年间的燕行使臣成海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之始也,八旗子弟皆魁杰雄勇。”“今升平将二百年,其族类皆颓靡。”[41]

四、东三省八旗骑射技艺衰退的原因

纵观东三省八旗官兵骑射衰退的过程,可以看到它的趋势形态,是大环境裹挟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综合各方因素,可以看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围猎环境的变化。早期围场受到开垦大潮的冲击,被开垦成耕地者有之。后期是盗猎滥伐事件频仍,而大量移民的涌入,致使原本人迹罕至的东三省随处都可见到烟火人家,直接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围场的破坏始于耕地的开垦。清初,为改变东北荒凉的状态,鼓励垦殖,八旗官兵皆分有土地,同时向中原汉人“招民垦荒”。辽东、辽西等地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成皇庄、官庄、旗地以及民地。面对耕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围场被开垦的现象愈加频繁。最初,奉天府“金州、义州、广宁三城兵丁,直至红螺山,在口外行猎”,每年会于红螺山等地狩猎。康熙二十六年,清朝“将柳条边外展,以致所猎八围皆在边口内,陆续设庄头四十九家,于山谷居住村庄甚密,故不见兽迹。再,二围虽在口外,但围内蒙古人亦种田。每年虽合围,因无野兽,兵丁不得习射马步箭,且马膘枉然消瘦”[42]。因此,将军那苏图等奏请停红螺山围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黑龙江和吉林。尽管乾隆五年,清朝对东北实施了“封禁”,但仍阻挡不了大量蜂拥而至的移民潮,以及当地农民、牧民人口的增加。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乾隆帝发谕旨将黑龙江的索岳尔济围场退还给索伦、蒙古。理由是,索岳尔济围场甚远,俱与索伦、蒙古扎萨克接壤,“吉林、盛京地方现成围场甚多,俱足敷行猎,尚不需用索约勒积围场”。实质是要把黑龙江闲置的索岳尔济围场归还给索伦、蒙古扎萨克,以增加其牧场的范围[43]。自此,索岳尔济分属黑龙江、喀尔喀车臣汗、乌珠穆沁、哲里木盟四处。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将军富俊奉旨筹议京旗移垦屯田事宜,对伯都讷围场详加查勘。随后富俊向清廷奏报,“查明伯都讷围场荒地”可备京旗移垦。道光初年,经大学士伯麟等会议,富俊查明,伯都讷空闲围场“既无林木,又无牲畜,约计地二十余万垧,天地自然之利,可资旗人万年生计”[22]165。但由于京旗旗人不愿远行东北,遂实施“招民垦种”。道光四年十一月,伯都讷围场正式招民垦种,而围场被全面放垦是在“冬围”停止之后的咸同光三朝。

伴随大量荒地及围场被开垦、移民人口增多,以及森林覆盖面积减少,野兽也逐渐减少。乾隆八年,乾隆帝东巡盛京时,“十余围内,即杀十余虎”[1]665。吉林将军冬日行围,“所获麋、鹿山积,择其肥者以进,岁率千余”[44]。但不过数十年,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盛京将军统领的围猎,“此次仅得五虎”,乾隆帝十分不满。谕责将军琳宁,认为是“行围之人避虎而行,杀此数虎充数耳”。他说:“捕杀老虎,亦系我朝满洲才技,断不可失。果因地方险峻,捕虎实不得力,使用鸟枪射杀一二,亦无不可,但不可只图易得,俱赖鸟枪也。着将此一并传谕琳宁,嗣后围猎务必寻往有虎之处捕杀,以期多得,断不可如此枪杀数虎,塞责充数。”盛京围猎,通常是要满足朝廷每年祭祀所供之物,关系到国家的大祀祭礼。而且,在乾隆帝看来,野兽繁多还寓意着由打牲起家的清王朝国运的昌盛。他说:“本朝元气深厚,野兽繁殖方才如此之盛,实风水所系也。”[45]但他却无法扭转已成趋势的围场乱象。

嘉道以后,围场又出现盗猎、滥伐的危机。据道光七年盛京将军富俊奏:围场内不但有人“私行放入民人偷砍树木”,而且猎物几乎被盗猎者猎光,“上年(道光六年)行围,猎打数围未获一鹿,且围场内时有贼人支搭寮棚”[2]915。可见,已有盗猎者长时间潜伏在围场之内,而偷挖鹿窖已成为一门盗猎技能。以故,自道光元年至六年,偷挖鹿窖案件接二连三。道光帝为此处分了前任盛京将军晋昌,以其失察、不胜将军任调回京城,但继任者仍然杜绝不了盗猎的发生。同治八年(1869年),皇帝说:“东三省举行冬围,非徒为捕进口味,实以操练官兵技艺。本届奉天冬围捕打虎只,未能足额。该官兵等平时技艺生疏,已可概见。且围场卡伦均有官兵戍守,若非任令匪徒偷打牲畜,鹿只何至稀少!”[6]825

其二,盛京八旗兵丁大都以农为业,成为自耕农,而行围则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据记载,雍正年间,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在一份奏折中对所辖八旗兵丁行围状态作了陈述。他说:“臣所管锦州城十三佐领、陆路八佐领、三关口兵人等,俱令验射,其甚弱者解退,生者记名,交付该佐领指教,至于箭好者,给弓价银各二两,平常者给披子箭价银各一两,以资鼓励。又因兵丁等阑带撤袋,故臣从京城造撤袋百副带来,以给有功之兵丁等。于围猎所看兵丁帐房,破烂不堪,故每佐领给帐房各四副。”[46]可见,彼时盛京实施行围不过四五十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兵丁的贫弱与装备的不堪。

在历次的行围中,盛京八旗多以骑射不佳而屡受叱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乾隆帝在三次东巡后,更是直接申斥曰:“阅盛京满洲兵行围杀兽,不但不如吉林、黑龙江兵,尚不如京师满洲兵。”[1]642盛京八旗骑射虽然不比出自渔猎、游牧部落的索伦、达斡尔、锡伯、鄂伦春等,但他们又为何连京城八旗都不如呢?作为当年奉命留守看护“根本之地”的盛京八旗何以衰落至此?同治元年(1862年),盛京将军玉明在奏折中应该讲清了这一问题的症结。他说:“盛京八旗官兵与各省驻防情形不同。当初旗丁讨垦地亩务农为业,后设充兵额,因饷糈不足,食用又无甲米,复奏拨随缺伍田以养赡身家,并历经议奏复准,一年分两季操演,以四个月为制,春季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底止,秋季自七月初一日起,至八月底止,余隙归乡耕作,借资务农谋生,是以屯居者十有八九,城居者尚不及一二。虽官至协佐,仍多寄寓,故世族寥寥。所有居官住省者,均系各部文员,其子弟亦皆另图进取,多就文职,不愿入伍。至各兵平日在城,则有分班看守城池、仓库、监狱、巡更、值宿,及在衙署各旗办理文案、书写事件、驰递文报、解送案犯,并边外看管围场,各台驻班巡防等项差徭,倘遇征调缉捕防堵之役,先尽精壮者挑派,每逢比查户口之年,各旗佐领即按照册档查验幼丁,粘签标记。已至十七八岁者,即传至城中教以骑射、枪技,并无饷糈,自备资斧。每佐领下各备有一二十名不等,遇有甲兵缺出,即以此项幼丁挑补。”“近年来,征调频仍,一有缉捕防堵之差,所有官兵虽遵例住操,后亦不能概准回乡务农,大半在城听候备用,几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未免赔累。是以近来幼丁竟视拣选行伍为畏途,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专赖食饷养家者迥乎不同。”且“查明近山各城闲散(兵丁)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且均不愿远行,废其农业”[47]。从玉明以上表述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盛京八旗原本就有“饷糈不足,食用又无甲米”的规制,需要自己种田维持生计。不比京城与各省八旗有固定的禄米来源,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二是平常时节,每年要拿出四个月的时间行围操演,本就影响业农,且“并无饷糈,自备资斧”。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兵丁的经济负担。三是道咸以后战事不断,兵丁“几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因此,兵丁既不愿行围操练,更不愿远行而旷废农业。玉明说:盛京八旗“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专赖食饷养家者迥乎不同”。也就是说,盛京八旗兵丁的身份已在依赖农耕维持生计的过程中逐渐向普通农民转化,“均不愿远行(围猎),废其农业”。而且,这些旗丁自幼就缺乏骑射技艺的训练,以至于“近山各城闲散(兵丁)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以故,他们为完成上缴年例的贡物,不得不购买于民间猎户。也就是说,盛京八旗是为亦农亦兵的双重身份所累。与京城及各地驻防八旗单纯依赖俸饷不同,东三省八旗自驻防以来,他们需要自己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雍乾以后,盛京的“佛满洲”大都成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他们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附着在土地上。而吉林、黑龙江的“新满洲”也都经历了从“编旗充兵”到“滋于稼穑”的转换。因此,八旗制度在东三省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八旗兵丁自身骑射技艺的发展,而尤以盛京八旗最为突出。

其三,财力的匮乏导致晚清行围的艰难,意味着满族骑射复兴的无望。自咸丰以后,清朝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因用兵征剿,官兵不敷差遣,财政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行围大典的举行时兴时废。嘉庆二十二年,清廷缩减黑龙江木兰秋狝随围人数,原因是“黑龙江之索伦、达呼尔等技艺本能娴熟”,“若每次派善猎人员照例前来,路途遥远,恐伊等未免糜费。嗣后将随围之黑龙江善射人员三十名裁减一半”[24]402。而木兰秋狝也在道光帝继位后,伴随国力的衰弱而废止。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在上谕中说:“我朝木兰秋狝,原以习劳肄武,嘉惠蒙古。朕临御以来,尚未举行。”[2]744自此,象征盛世气象、国力蒸蒸的木兰秋狝大典不复举行。

相较于木兰秋狝,冬围是在咸丰二年(1852年)、三年在东三省各将军的奏请下,先后暂停。但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同治小皇帝登基不过半年,朝中就有人上“饬练东三省官兵一折”,以“盛京、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夙称劲旅,从前各处用兵均能冲锋陷阵,所向无前,近来屡次征调,渐至疲软”为由,请恢复东三省的行围。随即两宫皇太后批准了这一奏请,令玉明、景纶、特普钦三将军督同副都统等严定章程,无论在城、在屯一体训练。三将军中唯有盛京将军玉明表态,“盛京遵照旧章举行围猎,惟挑选余丁,势多窒碍”。景纶、特普钦直接回绝,曰:“吉林、黑龙江库款支绌,若添派余丁,无项可给,仍请暂缓围猎。”[48]358盛京将军玉明虽然应允举行冬围,但从其“挑选余丁,势多窒碍”陈说中,可以判断出玉明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兑现行围的承诺。而且,他还提到,盛京冬围自咸丰三年暂停后,虽亦筹议再举,但因连年征调,“不但兵不敷用,且每次围饷必需一万数千两,因经费支绌,是以按年奏请停止,迄今已逾九载”。

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清朝在财政上一向对东三省实施倾斜政策,乾嘉时期,清廷每年按数拨付东三省八旗官兵俸饷银120万两[49]。此外,并给予主管东三省财政的盛京户部拥有定期“赴京领饷”的特权,以随时增补款项[50]。除了部拨之外,还有外省的协饷接济,也就是说,东三省八旗官兵的俸饷是清朝必须保证的财政支出,但在行围中,不仅俸饷无着,就连行围所需的万余银两也无所筹措,甚至需要将军向商户借垫。这足见国力的衰弱,已经难以支持国家正常的军事演练了。

同治七年九月,再度有人奏请东三省举行冬围,所谓“现在各省军务渐就肃清,东三省官兵陆续凯撤回旗,正宜及时举行围猎以复旧制”。皇帝下旨曰:“自军兴以来,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该官兵等弓马技艺不免生疏,围场之内游民溷迹。”“着都兴阿、奕榕、富明阿、德英查照旧章奏明举办。”并承诺“所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官兵应领俸饷,或按季全数发给,或加成开放”[48]383。但从可以查阅到的档案资料获悉,同治年间举行冬围的主要是吉林、黑龙江的官兵。光绪年间偶有行围的只有黑龙江的官兵,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俸饷欠发和冬围经费不给的问题。如同治七年末,吉林将军富明阿奏称:“早年捕打冬围,官兵所需行装、资斧、口粮,一切均系借支本身俸饷。自军兴以来,需款浩繁,所有吉林官兵俸饷均遵部咨减成发放,加以垫办。本省各项差务冗繁,核计每官每兵每季所得俸饷尚不及半,况因项款不接,每于散放时无不寅指卯项,尤难养赡身家。”同治四年虽奉旨给予全饷,但有名无实,“吉林库款空虚”,若于明岁捕打冬围,须将全俸拨给,计41.2万余两[51]。清廷虽然允准,但饷银却迟迟不至。同治九年七月,清廷再度降旨要求,“吉林本年冬季举行围猎,随围官兵应领赀装等项银两,除抵用外实需银一万二千余两,拟请在河南驿站存剩银内拨给”[48]968。不得已,是年十月,署理吉林将军毓福自陈,将统领1500名官兵携带锅帐进山[52]。

黑龙江的情况与吉林不尽相同。嘉道以后,行围地域主要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呼兰、呼伦贝尔、布特哈六城,道光十七、十八两年,此六城官兵仍按制举行冬围。但冬围的范围、次数,以及参与的人数都在减少。同治元年呼伦贝尔、布特哈两处兵丁分别由呼伦贝尔署总管那尔胡善、布特哈署总管讷依棒阿督带官兵在库木尔等处按照旧章围猎[53]。同治八年十一月,黑龙江将军德英奏报,其此次参加围猎官兵只有530余人[54]。可见,黑龙江八旗的行围也是衰败态势,而且他们同样存在经费拮据的问题。同治十二年,在清廷一再的督促下,黑龙江将军德英拟重振八旗士气,决定大演冬围,但提出拨饷的请求。他在“遵旨督饬黑龙江各城官兵一律裹粮进山围猎”一折中说,此次参加围猎官兵有两千余人,照旧章需饷14870两,应由河南协饷。但因迟迟得不到河南起解饷银的信息,这次冬围的款项不得不先期向铺商借垫。此后,盛京、吉林鲜见有行围的记载,唯黑龙江偶有举行。

至光绪元年(1875年),黑龙江八旗举行了最后一次冬围,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呼兰、巴彦等驻防八旗,分两队进入东荒围场的青山、黑山,在围猎的同时,兼行剿匪。黑龙江、呼伦贝尔的驻防八旗因距东荒围较远,未能参与,但最重要的是无行围经费,“咸丰以后,部拨装银岁岁短解,官兵无力自垫,时或停止。自光绪元年大行围后,遂不复举。”[21]1166清人徐宗亮所记黑龙江的围猎有曰:“旧制春秋皆有例操,而冬季行围,尤为巨典。霜降冰合之期,将军诹吉,会副都统以下官出临旷野,历数百里不等,大集各城兵官,布场校猎,三数日后,获禽以归,遵旨分别赏罚有差。军兴而后尚拨定专款万五千金,由山东协解,虽多寡迟速,时数无定,而停止各围,银归别用,则已奏明有年矣。”[55]清廷引以为傲的八旗骑射也预示着复兴的无望,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走向了衰落。

清朝的“行围习武”,从生存之道演变为国家制度,由绥抚蒙古到弘扬满族尚武精神,在清朝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围的内容及其仪式感,始终承载着清朝实现国家一统的政治使命。但行围毕竟是打牲部族在森林与草原环境下的产物,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日久、深度融入儒家文化的大环境后,行围已与自然生态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产生了背离。清朝统治者寄望于在满族发祥地的东三省地区固守这一“国语骑射”的努力,显然带有更多的一厢情愿。而满族的骑射在面对船坚炮利的现代武器面前,已经失去了其引以为傲的“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的效果,而八旗亦兵亦农的身份带来的双重负担、晚清国力衰弱造成的经费支绌等等,都成为加速八旗骑射的衰败的因素。

注释

①参见郭军连:《简论清代索伦人与清语骑射政策》,赵志强主编:《满学论丛》第3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李理:《骑射开国武功守成——清代宫廷制作的精美兵器》,《文物天地》2017年第3期;关锐:《满族入关后骑射文化变迁刍议》,《满语研究》2017年第6期;王凯旋:《清代国语骑射与八旗科举》,《辽宁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王成旭:《清朝满洲八旗骑射文化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张林:《略论满族骑射文化》,何晓芳主编:《满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21年版。②主要有韩光辉:《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吴强稼:《清代吉林围场与移民屯田》,《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黄松巧:《清代吉林围场的设置与开发》,《东北史地》2007年第5期;赵珍:《清代盛京围场处》,《历史档案》2009年第4期;周爽:《清代盛京围场纳贡机制探析》,《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9期;关亚新:《清代盛京围场管理机构的演变》,朱诚如、徐凯主编:《明清论丛》第14辑,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③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时,凡行军出猎,法令森严,不得喧哗作声。“编五牛录为一队,行则一路,止则一处,依次而下,战则攻一处。披长厚甲者、执长矛及长柄大刀战于前,披轻网甲者、持弓箭从后射之。所选精兵骑马立于他处观之,见有不胜,相机助战。故每战皆能取胜。”“以十牛录合之给箭一枝而行。如此,则每遇行猎,一牛录人,得进围底二三次。该十牛录之人,若不行一路,或有一二人逃离本队,与他牛录人行于围底,则罪之矣。”《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页。④乾隆二十二年更名为“镇守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简称“吉林将军”。⑤康熙前期对“新满洲”编旗,多以50或60人为一左领。参见阿桂等:《乾隆盛京通志》卷五十一,《兵防一·盛京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辽宁》,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832页。⑥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一至一〇二,康熙二十一年二、三、四月。⑦参见刁书仁:《清代东北围场论述》,《满族研究》1991年第4期。⑧参见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94页;引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道光《盛京围场图》,故机058030,军机处档折件057611,围场四至的绘图贴说。⑨参见吴强稼:《清代吉林围场与移民垦田》,《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任玉雪、李荣倩:《清代盛京围场的隶属与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分界》,《东北史地》2016年第4期。⑩参见刘俊英:《清前中期满文档案中王多罗树围场经营情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清宣宗实录》卷三二八,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壬子。“盛京将军耆英奏:遵旨禁止雇倩炮手演围。”又见《盛京将军耆英奏为复查盛京演围委无私雇民人混迹冒充捕牲售卖情弊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2963-060。俞拓基:《沈行录》,《燕行录全集》卷三十八,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版,第160页;《清仁宗实录》卷三二一,嘉庆二十一年八月辛巳。参见黄松筠:《清代吉林围场的设置与开放》,《东北史地》2007年第5期;刁书仁:《清代吉林、盛京围场开放述略》,《史学集刊》1993年第4期。参见《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一,道光七年十二月乙未;卷一三二,道光八年正月甲子。参见《黑龙江将军哈丰阿、齐齐哈尔副都统舒伦阿奏为齐齐哈尔等六城官兵围猎操兵事》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2961-066;《黑龙江将军哈丰阿、齐齐哈尔副都统舒伦阿奏为齐齐哈尔等六城官兵秋季围猎操兵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2984-066。《黑龙江将军德英奏为黑龙江官兵围猎所需资装银两请饬催河南照数迅速解送盛京等事》同治十二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档号:04-01-03-0061-006。官兵一律裹粮进山围猎,按旧章,准照实银之数拨给:将军支银18两,副都统二员16两,城守尉总管协领15员14两,副管佐领47员,支银12两,防御、云骑尉47员,每人支银10两,骁骑校47员,每人支8两,职官共159人,甲兵2200名照章每人支6两,共计1487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