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是工匠，也是大师

付顺利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罗哲文先生曾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跟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调查、测绘了大量古代建筑，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和亲历者。罗哲文先生在文物建筑保护、长城保护、大运河保护、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等领域有卓著的贡献。

2012年5月14日罗哲文先生驾鹤西去，离开了他为之奉献一生的文物保护事业。这位88岁的老人，把自己生命中70多年的时光都献给了深深热爱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他以睿智宽广的胸怀、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在中国文物保护的重大实践活动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大文物保护项目、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到大型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包括长城保护和大运河申遗等，都可以看到罗老的身影，都有他在其中的全力推动。罗老或许没有留下关于中国文物保护的理论著作，却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留下了巨大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遺产。

追忆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表达我们的诚挚怀念与敬仰之情，也将先生的崇高精神薪火相传。

梁思成的为人治学

影响他一生

罗哲文认真绘画的模样以及出众的绘画天赋感染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决定由自己亲自向其传授技艺。

1924年，罗哲文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农民家里。1940年，16岁的他考入中国当时唯一的古建筑研究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是该学社的主要成员。

刚进入营造学社的罗哲文协助整理资料并测绘古建筑，那时的他还是个贪玩的孩子。一次，他闲来无事在地上画画，陶醉其中的模样感染了恰好路过的梁思成先生，梁思成先生先让他画个民居建筑，罗哲文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和天赋让梁思成先生当即决定：由自己直接传授绘图技艺。这样，罗哲文成为梁思成先生的亲传弟子。

梁思成先生对罗哲文寄予厚望，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环节，他都耐心地向罗哲文传授经验，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最规范的训练。梁思成先生把罗哲文引入了广阔的建筑艺术殿堂，他和罗哲文谈线条的艺术性、图纸的艺术性，罗哲文领会着建筑艺术的美，开始着迷于古建筑研究。

师母林徽因先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他补习英文，多年后，罗哲文惊奇地发现，自己查阅、利用英文资料居然得心应手，而这得益于林徽因先生为他打下的厚实的英文功底。

梁思成先生是传统知识分子，一生踏踏实实治学、朴实无华做人，对金钱、地位没有奢求，梁思成先生为人、治学的精神影响着罗哲文。“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也成为他做人的标准，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成为他毕生追求的事业。

时隔半个多世纪，罗哲文先生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依旧动情：“他们很爱护年轻人，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做修复长城的工匠

面对北京金山岭长城的单面墙，罗哲文先生利用山羊把砖驮上去，他说：“一只山羊能驮两块砖，天下的事，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做不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只有28岁的罗哲文，让他负责，先行制定长城的勘察规划。

接到任务的罗哲文感到光荣、兴奋，连夜和几位助手筹划行动方案。他发现，长城虽然分布范围很广，但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保存完整的段落已不多。他建议，首先选择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进行勘察、维修。

建议得到批准后，罗哲文和他的助手开始了艰苦的实地勘察。通向八达岭的山路异常崎岖，随时有掉下山谷的危险，他们从老乡家借来毛驴，走上大半天，才到达山顶，那时天已全黑，他们枕着荒地、吹着寒风，和衣而眠。

渴了喝山泉，饿了啃干粮，罗哲文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工作，得到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三个月后，回到北京，罗哲文连续加班几天，拿出一份针对八达岭长城的维修计划，绘制了草图，并带着草图请老师梁思成审定。

周总理让马路拐了个弯儿

梁思成先生手执罗哲文拍下的照片和收集的资料，向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建议。周总理最后拍板：马路拐个弯儿，保留住价值连城的团城。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中国营造学社从宜宾搬到北平，梁思成先生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更名为中国建筑研究所，也搬进清华大学。罗哲文离开四川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1948年底，解放军包围北平并派人找到梁思成先生，表达要保护文物古迹的强烈愿望，这让梁思成先生既激动、兴奋又惊讶不已，他和妻子林徽因连夜在军用地图上一一圈点出禁止炮轰的古建筑。这期间，罗哲文一直跟随他们，协助完成这张特殊地图的绘制。

北平和平解放后，共产党再次派人向梁思成先生请教在解放战争中如何保护全国的文化遗产，梁思成非常赞同和支持，由他亲自指导，罗哲文直接参与编写、刻印、装订的长达１00多页《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编印完成。这本简目，列举、标注出全国各地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对在解放战争中保护文物和古建筑起到了切实作用。

有个叫团城的古建筑，位于北京古城中心，是辽、明、清等历代都城建筑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北京古城最精华的部分。1953年，一些主管部门为了贯通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要拆除团城。罗哲文夜以继日对团城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拍照，写文章、附带照片发表在报刊上，希望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梁思成先生心急如焚，最后手执罗哲文拍下的照片和收集的资料，向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建议。这些浓缩着团城精华的图片和资料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他两次到现场考察，最后拍板：马路转个弯儿，保留团城。

为保护文物奔走一生

“走的地方、做的工作、写的报告、提的意见太多了，政协的提案和发言也写得太多了，数也数不清。”虽然这些提案、报告和意见数不清，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文物保护的。

罗哲文先生是文物保护的工匠，也是文物保护的大师。已故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先生，已故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城市规划专家、设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倡议人之一的郑孝燮先生和罗哲文先生被称为文物保护界的“三驾马车”。罗哲文先生介绍：“我们都在营造学社学习过。几十年了，我们三个一起，为了保护文物和古建筑，到处救火。”

“在全国政协的时候，每当文化组开文物保护会议，郑老、单老和好多老专家、老学者都会过来，大家对文物和古建筑保护都很热心。全国政协每年都组织委员和专家考察、调研文物保护工作，很多老专家、老学者都跟着一起去考察。”罗哲文对很多事情，都记忆犹新，有些地方，去過很多次。不被人理解的情况司空见惯，遭遇不友好也是家常便饭，罗哲文对这些都只是笑笑而过。

1985年春天，罗哲文、郑孝燮等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提案，这份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此后，罗哲文参与了起草申报文本，1984年1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由此，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的缔约国。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次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包括长城在内的６个遗产地全票通过，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罗哲文先生说：“世界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骄傲，更能够唤起人们对祖国的认同感。”

在考察实践中，罗哲文先生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像洛阳、西安这样的古都，倘若单独保护一个古迹，很难奏效。于是，他和一些专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建议，作为政协提案。

基于我国世界遗产地方管理的弊端，罗哲文先生希望我国能够借鉴美国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做法，罗哲文先生和多位政协委员提出“世界遗产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提案。“目前，有些热门景点乱收费、乱涨价、疏保护，反映了由地方管理世界遗产的弊端。”罗哲文先生拿出有关景点门票涨价争论的报道说，“一张门票二三百元，实在是有些贵了。认识不到位、经济利益当头严重影响了遗产的保护。”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整体形势与世界遗产保护带来的国际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接轨，共同构成了我国文物保护发展的良好氛围。在这一时期中，罗哲文先生开始强调文物保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开始强调如何在文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方法上，包括世界遗产的保护中，体现、融入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罗哲文先生在许多场合不断重申：中国自己的、传统的观念，应当在文物保护中得到充分的表达。这一观点，充分反映了罗老对中国文物保护发展方向的思考，反映了他的开阔的视野与睿智思想。1994年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更促进了罗哲文先生对中国应当形成体现自身文化特征的文物保护理论的思考，并且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罗哲文先生的观点引发了中国文物保护界广泛的讨论，对于不同的意见与激烈的讨论，罗哲文先生总是报以他的宽容和微笑，对于后辈的不同观点，他从来都是以平等、探讨的方式与后辈们讨论，甚至鼓励后辈们的思考。他的这种努力促进了2005年以后中国文物保护理论的新探索，影响了2007年由国家文物局、相关国际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北京召开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和实践国际研讨会”最后文件《北京文件》的形成，也影响了2008年关于彩画保护的国际研讨会的会议结论。

文物保护是一项社会事业。文物保护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保护文物的技术问题或理论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问题。解决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文物保护行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它必须依靠社会的广泛参与，依靠社会的普遍关注。罗哲文先生对这一问题始终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而他晚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都投入到了鼓励、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的工作当中。

申报、评审、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文物保护的一件重大工作。罗老参加了从第一批到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评审工作，他总是积极鼓励地方政府申报更多的项目，在评审过程中也是强烈支持把更多的项目列入名单。罗哲文先生是一个很少和别人争论的人，但在评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时却经常和老同事、老朋友们争得面红耳赤。罗哲文先生总是强调：这些文物都面临着消失的威胁，能多保一处，就给后人、给我们的民族多保留一份遗产。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罗哲文先生为文物保护而奋斗的一生。

罗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融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走突出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道路。从社会的角度：团结、凝聚社会各种力量，建立广泛的文物保护统一战线，更多地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

2010年10月，经历5·12地震灾害劫难的世界遗产组成部分都江堰二王庙修复完毕，罗老不顾86岁高龄，亲自赴工地现场验收工程，他高度赞扬修复工程体现了中国文物保护的特点，建议国家文物局给予奖励。这是罗老一生中一个平常的瞬间，但对文物保护的后辈来说，这些指点和教诲却长久回荡心间，每每想起，备受鼓舞。

罗老离开了我们，转眼间已10年。然而他对文物保护事业的执着与坚守就像一面永恒的精神旗帜，引领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前行。作为后辈，唯愿将罗先生为之鞠躬尽瘁的事业更好地发扬传承下去，以此作为对罗先生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