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赛博时代的自然

后商

后商，诗人，评论人。读书千余册。渴望着，行动着，清醒着。

最早的‘在路上故事是塞万提斯的骑士故事和约翰·班扬的讽喻故事，这些真的只是故事的故事，大概是为真理做出的滑稽又辛酸的尝试，而这就是我们重新出发，面对世界的最大的缘由。

近几年，自然、生物类的书籍大规模出版，比如商务印书馆的“自然文库”“自然感悟”，分别是译介和原创。1980、1990年代涌现了很多本土环境保护类书籍，比如吴国盛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那是1983年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后政府与民间合力推进的成果。相对而言，近期的“自然热”兼有世界视角和本土视角，重视实践也重视学术。

上阳台

2022年我最喜欢“勇敢者的阳台——营养、材料与未来生态”，并几次长久地与展厅入口处的阳台盆栽架对视，这个作品没有名字，它被暂时称作《社区共创项目》。邢丹和南湖渠、后沙峪社区居民共同搭建了这个盆栽架。桁架搭建起一个现代溶洞，摆放上花篮，种植上寻常的花草。如此多的生命出现在一个冰冷的建筑中，它们内化了水、光，以及仅对它们展示的记忆，此时它们的活力如此惊人地呈现给我，我被告知，这就是生命。是啊，我想它们揭示了一个我远不了解的秘密，那就是我也是生命，我并不总是认知到自己是生命，我生活但并不总是在于生命。但看到它们如此坦然或者不得不如此坦然地生长在水泥、钢、人物中时，我感动于它们是生命，我也是生命，那些被叶片改造的绿色，那些被枝干改造的阴影，那些被它们的身体改造的关系。

对于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生活的现实就是溜进高密度高层的住宅小区，“无尘”、坚固，日光和外界很难“入侵”，与外界仅有的连通空间就是阳台。考虑到城镇化的过度，阳台其实替代了菜地、花园、肉圈（如猪圈羊圈）的空间，但似乎又指向不明，原因或许在于，每个房号的菜地、花园、肉圈被打包进入了整个小区的公共空间，甚至街道、区、市的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阳台并不仅仅是独属于一个房号的空间，还是属于公共的空间。上阳台，人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比如穿戴要整齐。阳台上的自由正借由此种受限体现出来，在这里，人们创造材料，构建社区，开辟“生态”。2019年，领事夫人Alice陈（陈羚羊）就在所居“巴赛住宅”（La Villa Basset）开启了一项有趣的艺术项目——“露台计划”。此时阳台就变成了一个替代空间。

在《接驳之地》，阳台的景观经由晨昏，像长卷一样徐徐展开，既有阳台堆垒的静态，也有阳台间行步交错的动态。一位典型的北京老头傍晚时探入镜头，抓起一把粮投向窜来窜去的鸽子。阳台不再是承载风景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技术与自然共同建造的生态系统，并且可以承载我们个体不同的精神空间，并在个人与公共的权利中相互博弈。

邢丹的记忆中保存着姥姥家阳台的图像。姥姥家在一栋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式单元楼中，突出外立面的阳台没有窗户，也不适合北方气候，就被弃用为封闭的生活空间。姥姥家的阳台储存、收留了很多物件，有食物、材料、工具、植物，像藏宝阁一样。现在在自家的阳台，邢丹会种植观赏植物、蔬菜，还会养雪莲菌，等它长出酸奶，有时还会利用自然的风力，培育野生的生命，等到发芽后竟发现有银杏、栾树、构树、苋菜。

邬霞的阳台像城乡接合部一样嘈杂混乱但充满生活气，“阳台是敞开的，刚开始那段时间还能看到抽油烟机的管子里喷出一股烟，后来似乎吸不了烟，到吹风的时候，烟雾仍然四处缭绕。”有时候邬霞会眺望阳台外进行一番畅想，“我仰头看那一栋栋楼房里透出的温暖的橘黄色灯光，想象着客厅是什么样子，卧室是什么样子，厨房和洗手间是什么样子；阳台晾晒着衣服，那是谁的衣服呢？房子里面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比我们幸福。”

“人类世”

1999年，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为反对全新世的概念，提出了人类世这个概念。2009年，國际地层委员会下属的第四纪地层学小组委员会，成立了人类世工作小组，着手对人类世概念进行研究。

在战后技术进步和学术演化的时期，“赛博格”（Cyborg）被发明了出来，由cybernetics（控制论）、organism（有机体）结合而成，到了今天，赛博格不是别人，就是人类自身。在早期科幻作家的笔下，赛博是人类社会的魔鬼、隐患、造反者。时至今日赛博的这层身份仍然没有淡化，它伪装在甜腻、乖巧、舒适的外观和行为之下，意欲改变人类世界。赛博的诞生，想来是一桩麻烦事，它将普通人隔离在系统之外，又持续繁殖着普通人，而似乎人类很难有机会创造他自己新的主体性、想象力。借由这个命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走向了更广域的世界，为探究人类未体验和经受的世界努力着，那里不仅有有待发现的神奇，还有被忽视的常识。

安娜·杜米特里乌（Anna Dumitriu）和亚历克斯·梅（Alex May）在《古菌机器人：一个后奇点和后气候变化生命形式》中，将人类安置在古菌机器人中。古菌机器人是一个联结着数根管道、浮动在液体中的蓝色球状物，它带有自动探测、数据搜集与深度学习功能，并且像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古细菌一样，能够承受高温、酸雨污染等灾异环境。

亚历山德拉·黛西·金斯堡 （Alexandra Daisy Ginsberg）利用谷歌DeepMind尖端人工智能研究产生的数据，构造出了一个“生存空间”装置，北部白犀牛复活，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学习、成长并逐渐获得智能。然而现实是，最后一头雄性北部白犀牛消失，该物种也就此宣告终结。在名为《火星野生化》的作品里，亚历山德拉·黛西·金斯堡 在火星搭建一个花园，并就“太空殖民必须导向人类受益”这个假设做出了挑战。

“盖娅”

一百多年前，乌克兰人叶夫格拉夫·马克西莫维奇·柯罗连科（Yevgraf Maksimovich Korolenko）将自己投身在一个当时看来激进的看法，“地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柯罗连科极为博学，但他下定决心要离开权威，自己寻找答案。

与柯罗连科相似，詹姆斯·拉伍洛克创造了“盖娅”这个概念。在希腊神话中，盖娅是大地之母，就像中华大地上的女娲。詹姆斯·拉伍洛克的“盖娅”是行星周围活的有机体，由所有生物和它们所在的环境组成。为了证明“盖娅”的存在，詹姆斯·拉伍洛克请读者思考没有生命的地球会是什么样子。没有生命的地球就像一块中性的幕布，盖娅的存在在其上变幻出多彩的生命。在詹姆斯·拉伍洛克的构想里，“盖娅”一旦觉醒，地球上的生命必定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抵挡不利的变化，并且行动起来，使地球持续保持适合生命生存的状态。在绿洲里勉力生存的稀少的生命，从来就没有力量调节或者对抗不利的变化。而这些不利变化在无生命的星球上是必然会发生的。

盖娅意味着新的地球、新的人类，以及新的人与地球的关联。人类如何处理变化中的与世界、自然、他人、AI的关系，这或许是所有问题的核心所在。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恐怕仅靠议程设置显然不够。

塞尔希奥·罗哈斯·查韦斯（Sergio Rojas Chaves）远离哥斯达黎加，居住在加拿大和西欧时遇到了来自家乡的龟背竹（Monstera Deliciosa）。龟背竹的美味果实混合了当时其他热带植物比如香蕉和菠萝的味道，没有像其他品种那样结出那么多果实。借由殖民历史，龟背竹从种植园和温室里移植到花园和庭院里，而后又被带到室内；也从庄稼变成室内植物，从栽培植物变成装饰植物，而后又变成身份的象征。

八岁时母亲提到了龟背竹，她说“mano de tigre（老虎的手）”，塞尔希奥困惑不解，老虎有爪子怎么还有手？第一次见龟背竹是一次森林漫步，母亲说多么美丽的mano de tigre。塞尔希奥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mano de tigre，那种他以为的有条纹的、圆形的、柔软的、有橙色的东西，他问母亲，mano de tigre在哪儿？母亲指了指mano de tigre，说你发现了吗，它每片叶子都像老虎即将扑过来的爪子。

“多物种之云”是美凯龙艺术中心规划的“谁拥有自然？”研究性系列展览的第一章。“在这朵云内部物种的边界异常模糊，且不再具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其身份亦不断经历交融、重组与变异，进而这个相互交织的过程，逐渐演变为一个蔓生与延展的开放性世界。”杨北辰写道。

树维网

没有真菌，也就没有生命。人们只能见证蘑菇生命周期很短的时间，大部分时间蘑菇都在隐秘地活着，时机成熟时蘑菇向上生长，以一种能掀起岩石、劈开柏油路面的力量冲破士壤。还有蕨类植物，蕨类释放孢子，孢子萌发成原叶体，原叶体内精卵结合发育成胚成叶片。它们通常生长在树林深处、公园路边、建筑角落，释放着独特的生命力。

1997年，苏珊娜·西马德（Suzanne Simard）对树木与真菌的地下共生网络提出了一个命名，“树维网”（wood-wide web）。“菌根”（mycorrhiza）一词源自希腊语fungus（真菌）和root（根），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合作或纠缠。“现在，科学家更乐于把森林视为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它由許多能够适应和学习的物种组成，其中包括古树、种子库和原木等遗产，这些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反馈和自组织，在复杂的动态网络中相互作用。这个过程会产生整体属性，它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西马德在《森林之歌》中写道，“生态系统的属性体现在健康状况、生产率、美和精神等方面，这些都离不开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和肥沃的土壤。为了恢复健康，森林以这种方式连成一体，我们只需有样学样，就有可能起作用。”

在北京科技与文化双年展中，不论是梁绍基先生与蚕相伴30年，还是里米尼记录（Rimini Protokoll）水母启示的末日预言，抑或斯佩拉·彼得里奇（?pela Petri?）倾听植物的“沉默之语”，种种超越人类的相遇（other-than-human encounters）不仅回应了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彼此缠绕的存在”（entangled existence）这一概念，也催生出一种行星意识（planetary consciousness）来思索未来演化的可能性。

今天人们对自然的好奇会不会仍然像两三百年前欧洲人对异域物种的好奇一样？那时，人们创造了关于生物世界的新的想象方式，今天呢？在紧急状况扑面而来的今天，人们又一次启动了想象力工程，并希望从中创造出关于人类的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