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大包干”改革及其当代启示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吕小瑞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5年前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目前，学界有关“大包干”改革的研究大多为亲历者的工作回忆，缺乏对改革的深层次探讨，且专著或论文多聚焦于基层实践历程，缺乏对基层实践、地方政府支持、中央决策联动的研究。基于此，笔者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及查阅小岗“大包干”改革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回顾基层农民改革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政策的艰难历程，揭示小岗“大包干”改革作出的重要贡献，以期从中探寻小岗“大包干”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启示。

一、小岗“大包干”改革的背景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0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契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随后多家报刊全文转载。文章一经发布便在中国思想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自此，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间，受“左”的政策影响，广大农村极为贫困。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在两个文件中，一是提出“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支持扩大生产队作业组的自主权；二是提出“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2］，按劳分配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为包产到组开了口子，农业农村政策开始松绑。

二、小岗“大包干”改革的历程

从被否定到被肯定，从基层实践上升到中央政策，小岗“大包干”改革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酝酿阶段

⒈出台放宽政策的“省委六条”。据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相关资料显示，1977年6月，万里到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跑农村、看农民、看农业，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在大别山老区金寨县，他看望老红军，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步行到山区红军烈士家中访问，促膝谈心。看到大部分农民穿着破烂，住简陋的草屋，土墙、土锅，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贫困线上，万里流泪了：“没想到老百姓这么穷！”随即，根据安徽省委要求，省农委组织力量到各地农村调查，召开多场座谈会，于9月下旬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11月15日至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以及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大家对农村政策文件进行了认真讨论。会后，安徽省委出台《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以下简称“省委六条”），于11月28日下发到各地贯彻执行。“省委六条”虽然继续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但放宽了部分农业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因而深受农民的欢迎。安徽农业政策的调整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尝试，省内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如雨后春笋般开始涌现。

⒉施行“借地度荒”的特殊政策。1978年夏秋，安徽全域遭遇特大旱灾，夏旱连着秋旱，不仅导致夏季歉收，秋种也无法正常进行。对此，一些生产队打破常规，以“借地种麦”“借地度荒”的名义将土地包给农民分组耕种，甚至分户耕种。9月，安徽省委允许把集体没有办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各家各户自己种自己收，实行生产自救。这一决定激发起农民的抗旱救灾积极性，全省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秋种计划。从“借地”中得到启发，省内一些地方突破原有体制的限制，开始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是指在生产队的统一计划和管理下将劳动力划分为若干作业组，并且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划分给作业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定工、定产、定费，作业组对粮食产量承担经济责任，生产队负责农产品分配，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超产奖励，欠产受罚的联产计酬机制；包干到组与包产到组的最大不同在于分配环节有所突破，不是生产队而是作业组主导农产品分配；包产到户是指生产队将规定的产量承包给农户，农户按承包产量上缴农产品，农户由此可以分配到约定的报酬，仍然由生产队实行超产奖励，欠产受罚的联产计酬机制。

（二）诞生阶段

⒈“红手印”引爆农村改革惊雷。改革开放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由于土地贫瘠经常性闹饥荒，加之农民种田没有积极性，生产队粮食产量很低，不仅国家的交粮任务难以完成，而且秋收后农户大都要外出要饭。1978年，小岗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将生产队先后分成二个、四个、八个作业组，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大锅饭”，包产到组的农户仍然合不拢。据大包干纪念馆相关资料显示，1978年冬，小岗队在家的18户户主召开会议，按下18个“红手印”，秘密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税费）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约定的核心内容就是“包干到户”（当时对外称“包干到组”，实则是明组暗户）。“包干到户”是指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等生产资料，自主经营管理，完成交给国家和集体的各项任务后剩余的劳动成果归农户所有。“包干到户”亦称“大包干”，一首《大包干歌》道出了“大包干”这一壮举的主要内容：“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3］当时推行的承包责任制有“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四种形式，虽然都有“包”，但是“包”的内容有所不同。“包干到户”取消了生产队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环节，从生产经营到分配，主导权都在农户手中，因此“包”得更彻底。“包干到户”打破了“大锅饭”，突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了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极大解放了束缚的生产力。“包干到户”的第一年，小岗生产队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全队粮食产量达到6.6万公斤，油料达到1.75万公斤，全队人均收入371元。［4］自农业合作化以来小岗生产队就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这一年不仅首次上交公粮，而且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与油料统购任务。这一事实验证了“包干到户”简单易行且最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⒉小岗“大包干”在激烈争论中前行。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可以“开个口子”，允许边远山区或经济落后的少数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有人不赞成“开个口子”，认为开了口子就难以控制。经过争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会后形成的纪要中同意在一些特殊地区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读者来信，写信者名叫张浩。为强调其内容的重要性还加写了“编者按”，其中写到“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分田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张浩来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使得社会上反对“包产到组”之声愈演愈烈，也引发了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思想混乱。安徽省委随即明确电示各地，不论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稳定下来，这一通知无疑给各地各级干部吃了定心丸。随即，安徽省农委组织撰写了《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一文要求为“大包干”正名。此文在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位置发表，同时配发长篇“编者按”，承认张浩来信及3月15日“编者按”里有些提法不够准确。1980年1月，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安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引起与会代表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这两种做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大部分代表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担心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甚至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三）合法化阶段

⒈邓小平肯定小岗“大包干”。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召开后，社会上又出现了对安徽“包产到户”的公开批评、批判，［5］小岗“大包干”也面临严重挑战。生死存亡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其中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6］邓小平的讲话无疑给这场争论做了裁决，指出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

⒉中央文件明确“大包干”的合法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发展。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解决了生产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问题。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一纸契约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三、小岗“大包干”改革的重要贡献

小岗“大包干”虽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它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为人们所关注。

（一）小岗“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恢弘序幕

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巨大风险按下“秘密契约”的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包干到户”。这一壮举彻底突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在中共中央的推广下，小岗村点燃的农村改革星火迅速漫卷全国其他农村。至1984年底，全国99%以上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基本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不仅如此，由农村到城市，由试点到推广，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改革大潮使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生机无限。

（二）小岗“大包干”引领中国农村改革取得重大制度成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这些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小岗“大包干”就是农民创造性的大爆发，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对我国农村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积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视察时所指出的：“在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农村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成为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8］

（三）小岗“大包干”孕育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察时指出：“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这一论述充分揭示出小岗“大包干”的“敢”。“大包干”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汇入了中国改革大潮的历史洪流之中，历经无数基层群众的改革创新，逐渐形成了内涵更加丰富的“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小岗精神是对小岗“大包干”的拓展与升华，拥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孕育了弥足珍贵的改革开放精神。新征程上，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艰巨程度不亚于45年前。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我们弘扬小岗精神，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四）小岗“大包干”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所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定的生产关系要和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一定的上层建筑要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唯此，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积极成果。小岗“大包干”突破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选择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包干”改革首先在小岗继而在全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

四、小岗“大包干”改革的当代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新征程上需要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目的就是使全党明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谁在领导、采取什么路径、为谁而干、动力之源何在、应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五个重大原则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保证［9］，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之源从哪里来？就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总结小岗“大包干”改革的经验，对于如何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45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没有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创造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的奇迹。小岗“大包干”18位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我们是干不成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⒈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才能在新征程上取得更大的辉煌。［10］

⒉健全改革的领导体制机制。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一要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机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使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体制机制更加科学完备。二要加大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力度，强化组织协调能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责任明确、协同推进。

⒊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改革，要求“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论”。方法科学正确，就会事半功倍。一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紧密结合起来。二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按照系统工程方法论观点，改革是系统分析、系统设计、方案实施与绩效评价等环节的综合。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要求我们树立系统科学的思想，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不能“单打一”，必须加强系统集成。三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很多工作都具有开创性、开拓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解放思想，鼓励大胆创新，又要实事求是，正视新情况、新问题，遵守客观发展规律。

（二）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小岗“大包干”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回顾45年的改革开放史，每一次突破无不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新征程上，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使得改革的起点更高、难度更大，更需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

⒈坚持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就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共同富裕是自己的事情，以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

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为了谁、改革依靠谁，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职责，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事，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下更大功夫。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广大人民群众才会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改革。

⒊坚持在调查研究中汇集民智民力。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任务重、问题多，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去，更多地接地气。首先要调查研究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再从基层和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坚持和发展。1978年，面对老百姓生活贫困的现实，邓小平认为，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就要在掌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通过实践不断解决问题。

⒈科学认识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新时代，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化，过去要解决的是发展“量”的不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则是发展“质”的提高问题。世界银行官网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均GDP（12617美元）虽已超过全球人均GDP（12282美元），但跟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发展仍不充分；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自立自强水平不强；社会建设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等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等等。

⒉准确把握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上述问题大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发展不充分不平衡背后是什么？是各领域内在体制机制矛盾的突出反映，是体制机制有短板。体制机制短板的背后是什么？是改革的不平衡不充分。［11］从实际出发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⒊正确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时代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而产生的。20世纪60－70年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集行政和经济权力于一身，未能很好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难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小岗“大包干”从生产资料着手，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保持集体产权不变的前提下把集体土地的经营权放给农户，分户生产与经营，在完成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后剩余的劳动成果归农户所有，这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已积累起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但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生态环境被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生产关系已经跟不上当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什么？就是改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需要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四）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作为

小岗“大包干”改革的成功既离不开农民的创新智慧，也离不开各级干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勇气。在社会各界对“包产到户”意见有分歧之际，安徽省各级领导干部顶住压力，理解、支持、保护农民的创造，以各种形式继续推行以小岗“大包干”为代表的承包责任制，体现出为民担当的情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硬任务，需要有担当敢作为的党员干部来有效推进。

⒈坚定理想信念。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一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第一准则。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党员干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立场要坚定，绝不当两面派，绝不做两面人，做到泰山压顶不弯腰。二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必须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植根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永远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集聚民智、汇聚民力。三要关键时刻经得住考验。新征程上，任重而道远，党员干部必须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心怀“国之大者”，答好“时代答卷”。

⒉强化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方位改革，形成改革合力，需要各级干部发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始终以最好的状态履责于行。一要有勇于改革的决心。我们所从事的改革前无古人，所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所要实现的使命异常艰巨，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这就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二要有迎难而上的气魄。在改革中遇到难题时，党员干部要不推诿、不逃避，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坚韧的意志、不屈的斗志寻求突破，以充足的准备、科学的方法谋求发展。三要有容错的制度保障。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错误，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论断，形成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鲜明导向和制度保障。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新挑战、新使命、新任务，只有夯实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意识和精神，使其当好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当好全面发展的探索者，方能破除“改革难在落实”的难题。

⒊提高善于作为的能力素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到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对党员干部谋事、创新、克难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要善于干事担事。改革工作多、任务重，党员干部想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二要实事求是。党员干部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强化认知水平，磨练才干本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它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真话、察实情，把基层情况摸实摸透，诊断出真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题之匙。三要掌握攻坚克难的本领。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党员干部眼界要宽、能力要强，有几把“刷子”，掌握几门“硬功”。提高工作本领，办法就是学习。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养成自觉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向同事学，向专家学，通过刻苦的学习，做到融会贯通，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提高工作本领，办法就是实践。工作本领都是在干中学、学中干的一次次基层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综上，小岗“大包干”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限制，选择了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小岗“大包干”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更好适应，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充分说明，“大包干”改革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征程上，续写改革的新篇章，应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深化改革，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开放，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活力更强、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