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的产出波动

摘 要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1个进口来源国的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國的行业产出波动，且该结论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强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但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中技术水平、高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对高技术水平、低贸易开放度等行业的产出波动则没有显著影响；与中国进口不同，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本文揭示了中国进口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为世界各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进口 进口来源国 产出波动 行业专业化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进口规模日益扩大，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口大国。作为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渠道，中国进口在提升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机遇。在当前经济下行和经济波动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平抑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已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与本文联系密切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文献是中国进出口对贸易伙伴国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出口对贸易伙伴国经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进口对贸易伙伴国经济的影响。关于中国出口对贸易伙伴国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关注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对出口目的国就业增长（魏浩等，2019；Greenland  & Lopresti，2016；Mion & Zhu，2013；Autor et al.，2013）和企业创新（Bloom et al.，2016；罗长远和张军，2012）的影响。仅有少部分文献考察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企业投资（刘京军等，2020）、经济增长（魏浩等，2021）的影响效应，发现中国进口能够显著促进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增长和企业投资，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另一类文献是经济波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已有文献展开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学者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经济波动。然而，学术界并未对贸易开放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在提高行业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可能使特定部门受到冲击，即贸易开放会带来更高的收入波动（Malik & Temple，2009；di Giovanni & Levchenko，2009）。还有一部分学者则持有相反的观点。例如，Haddad et al.（2013）认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市场多元化降低一国的产出波动；陈太明（2020）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其贸易开放所产生的波动效应越小。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出口对贸易伙伴国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很少有文献关注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构建进口来源国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以及进口来源国行业专业化水平和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GVC）程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聚焦中国进口视角，探究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这是对已有文献的重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影响的研究范畴。第二，重点考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效应，证实了中国进口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有力地反驳了国际上关于中国的不良言论，现实意义凸显。第三，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进口影响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调节机制，深化了对中国积极扩大进口作用的理论认知。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进一步拓展性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分析

中国进口可能通过以下三条渠道影响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第一，中国扩大自进口来源国的进口规模是各进口来源国共享中国市场的重要渠道，能够为各进口来源国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提供稳定而广阔的出口市场，从而通过稳定进口来源国的出口贸易降低其行业产出波动（王超男和魏浩，2023）。第二，中国扩大自进口来源国的进口规模能够为进口来源国企业获得流动性提供便利，有利于增加和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和净利润，从而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Guariglia & Mateut，2010）。第三，中国扩大自进口来源国的进口规模能够直接降低进口来源国企业生产面临的不确定性（刘京军等，2020），有利于鼓励进口来源国企业雇佣更多工人扩大生产（Kang et al.，2014；Bloom，2009），从而能够维持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的稳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中国进口能够显著降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

（二）进口来源国行业专业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分析

进口来源国行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既可能降低又可能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1）中国扩大自进口来源国的进口，其实就是进口来源国的出口规模增加，而出口贸易规模增加有利于出口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提高一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然而，行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可能会使该行业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无法降低不确定性等因素对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会增大进口来源国行业的产出波动（Rodrik，1998；Newbery & Stiglitz，1984）。（2）中国扩大自进口来源国的进口能够通过推动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提升其行业生产率（黄勃等，2023），有利于保证行业产出的稳定性。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可能会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3）进口来源国通过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分工可以促使其贸易部门与国内经济部门相分离，从而延缓外部冲击在部门之间的传递，这也有利于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Calderón & SchmidtHebbel，200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对中国进口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三）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分工模式深刻改变了世界经贸格局。产品的生产被分散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各国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葛新庭和谢建国，2023；Hummels et al.，1998）。近年来，全球价值链贸易已占据全球贸易的60%～70%，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各国参与到全球分工网络中，各国之间形成了具有上下游关联的利益共同体，成为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张少军，2013）。当前，中国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参与者，但各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差异，在积极扩大进口的背景下，这可能会影响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

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1）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意味着中国出口中使用进口来源国的国外增加值越多（Wang et al.，2013；Upward et al.，2013），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稳定，进而越有利于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2）中国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更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处于“共轭环流”的枢纽位置（洪俊杰和商辉，2019；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这就使得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促进作用明显，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会通过全球价值链传导至世界其他经济体，从而有利于缓解其他经济体由于内部冲击造成的波动（杨继军和范从来，2015；Stock & Watson，2005）。因此，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就越能分享中国扩大进口的红利，进而缓解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中国进口就越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檢验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本文借鉴di Giovanni & Levchenko（2009）、唐宜红和张鹏杨（2020）等的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OutputVolc，i，t=α0+α1lnCHNImpc，i，t+α2Xc，t+α3Xi，t+λi+λt+εc，i，t（1）

其中，c表示进口来源国，i代表联合国《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修订本第4版》（ISIC Rev4.0）二位码行业，t表示年份；OutputVolc，i，t表示t年进口来源国c行业i的产出波动；CHNImpc，i，t表示t年中国自c国i行业的进口规模；Xc，t表示进口来源国层面的控制变量，Xi，t表示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λi代表行业固定效应，λ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εc，i，t表示随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OutputVolc，i，t）。本文以5年为滚动窗口期，采用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衡量其行业产出波动，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σt=1m∑j=t+m－1j=t（Yj－Y-t）2， Y-t=1m∑j=t+m－1j=tYj（2）

其中，m代表滚动窗口期，本文将m赋值为5年；Yj代表行业产出增长率；σt代表以t年为起始年份行业产出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即行业产出波动。此外，为了降低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衡量指标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还采用行业人均产出

行业人均产出采用行业总产出与就业人数之比来衡量。增长率衡量Yj，并计算行业人均产出波动（PerOutputVol）指标，用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行业层面的进口规模，采用t年中国自c国i行业的进口规模的对数（lnCHNImpc，i，t）衡量。该指标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首先，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获取中国自各来源国进口的海关编码（HS6位码）产品数据，并将HS96版本、HS02版本统一转化为HS07版本；其次，采用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提供的匹配表，将HS6位码层面的产品数据匹配到ISIC Rev30行业层面；最后，将ISIC Rev30转换为ISIC Rev40，最终得到中国自各进口来源国ISIC Rev40二位码行业层面的进口规模数据。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唐宜红和张鹏杨，2020；di Giovanni & Levchenko，2009），本文分别选取进口来源国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进口来源国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PergdpGrowth），采用2011年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衡量；（2）各国的通货膨胀率（Inflation），采用GDP平减指数衡量；（3）各国的外商投资占比（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进口来源国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当被解释变量为行业产出波动时，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Openness、lnK、lnL以及OutputShare；当被解释变量为行业人均产出波动时，行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Openness、OutputShare以及lnPerCapital。主要包括：（1）各行业的贸易开放度（Openness），采用行业进出口总额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衡量；（2）各行业资本存量的对数（lnK）；（3）各行業就业人数的对数（lnL）;（4）行业产出份额（OutputShare），采用行业总产出占一国总产出的比重衡量；（5）各行业的人均资本，采用行业资本存量与行业就业人数比值的对数衡量（lnPerCapital）。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2016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1个国家

本文剔除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仅保留了如下41个国家的数据：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士、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墨西哥、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和美国。的制造业二位码行业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期为2000—2014年。其中，制造业二位码行业按照ISIC Rev4.0进行划分，共包括23个制造业行业。本文主要使用了两类数据。第一类是行业层面的数据，行业层面的进出口额、总产出、资本存量、就业等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数据，人均GDP增长率、GDP平减指数、外商直接投资、GDP规模等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此外，本文还使用了HS编码和ISIC Rev3.0的对照表、ISIC Rev3.0和ISIC Rev4.0之间的行业转换表，数据均来源于WITS数据库。

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lnCHNImp）可以看出，样本期间各国二位码行业向中国出口的均值为14.5764，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距较大，说明各国各行业向中国的出口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或行业差异。

此外，本文测度了2000年和2014年中国自来源国各行业的进口规模变化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1）纸和纸制品制造业（C17）是中国自进口来源国的第一大进口行业，该行业进口额由2000年的19164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135660亿美元，且2014年的进口规模约是2000年的708倍。（2）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制造业（C10—C12）是中国自进口来源国的第二大进口行业，该行业进口规模由2000年的15627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94018亿美元。（3）机械设备除外的金属制品制造业（C25）是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进口规模最小的行业，但进口规模增长快，2014年的进口规模约为2000年的1740倍。（4）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C26）是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进口规模增长最快的行业，2014年的进口规模达到了2000年的13383倍。由此可见，在2000—2014年，中国自进口来源国各行业的进口规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术行业产品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且高技术行业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中国进口影响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来看，列（1）为没有控制进口来源国层面和行业层面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控制了进口来源国层面和行业层面变量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lnCHNImp）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此外，为了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行业人均产出波动（PerOutputVol）重新回归。表3列（3）和列（4）的结果表明，中国进口也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人均产出波动，即证明了列（1）和列（2）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由此，假设1得以验证。

（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1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法

一国行业层面的出口贸易可能会影响本行业的产出波动，而产出波动性强的行业也可能会选择扩大出口来抑制产出波动，这说明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计量模型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选择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滞后一期的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行业的进口规模为历史数据，当期进口来源国行业的产出波动无法影响滞后一期的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行业的进口规模，满足外生性假定；另一方面，滞后一期的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行业的进口规模也可能会影响当期的中国自进口来源国行业的进口规模，进而对进口来源国行业的产出波动产生影响，满足相关性假定。因此，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回归。表4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重新测度行业产出波动指标

为了消除行业产出波动长期趋势的影响，更好地刻画行业产出波动，本文重新测度行业产出波动指标：首先将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的对数进行HP滤波（λ=6.25）处理，其次将滤波的残差项以5年为窗口期计算滚动标准差，最后得到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指标。表4结果显示，中国自来源国各行业进口规模（lnCHNImp）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将进口来源国各行业对中国的出口占各行业总产出的比重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表4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一致。

4剔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對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以剔除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由此可见，本文基准回归所得出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影响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部分表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均有可能影响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因此，为了进一步对这两个调节机制进行检验，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OutputVolc，i，t=θ0+θ1lnCHNImpc，i，t+θ2Mc，i，t+θ3Mc，i，t×

lnCHNImpc，i，t+θ4Xc，t++θ5Xi，t+λi+λt+εcit（3）

其中，Mc，i，t表示调节变量，具体包括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RCAc，i，t）和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GVCc，i，t）。

1.进口来源国行业专业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通常来说，越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专业化水平就越高。因此，本文将比较优势作为行业专业化水平（RCA）的衡量指标。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RCAc，i，t=Xc，i，t/∑iXc，i，t∑cXc，i，t/∑c∑iXc，i，t（4）

其中，Xc，i，t代表t年c国i行业的出口额，∑iXc，i，t代表t年c国的出口总额，∑cXc，i，t代表t年世界i行业的出口总额，∑c∑iXc，i，t代表t年世界出口总额，数据均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RCAc，i，t越高，说明c国i行业在t年越具有比较优势，其专业化水平越高。

表5行业专业化水平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自来源国行业进口规模（lnCHNImp）的系数显著为负，中国自来源国行业进口规模（lnCHNImp）与行业专业化水平（RCA）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进口来源国行业专业化水平扩大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各进口来源国行业的比较优势越高，越能充分发挥其行业专业化水平，中国的进口就越能抑制其行业产出波动。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2.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的调节效应

理论分析表明，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可能会影响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采用中国出口中使用进口来源国的国外增加值份额衡量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程度。

首先，本文借鉴王直等（2015）提出的双边部门层面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来构造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指数，将双边部门层面的总出口分解为四个部分，具体包括：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纯重复计算。其中，国外增加值包括出口隐含的进口国增加值以及出口隐含的第三国增加值，纯重复计算部分包括来自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

其次，本文借鉴唐宜红和张鹏杨（2020）的做法，将出口隐含的进口国增加值、出口隐含的第三国增加值、来自国内账户的纯重复计算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四项内容加总，以此来表示c国d行业出口中使用的e国f行业的国外增加值（FVAcedf），再将FVAcedf加总，可得到c国使用e国f行业的国外增加值FVAcef，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FVAcef=∑dFVAcedf（5）

本文利用FVAcef进一步计算e国f行业嵌入c国的全球价值链程度（GVCcef），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GVCcef=FVAcef∑d∑e（e≠c）∑fexportcedf（6）

其中，exportcedf表示c国d行业向e国f行业的出口额，因此GVCcef代表c国出口中使用的来自e国f行业的国外增加值份额。本文利用式（6）测算出进口来源国i行业嵌入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程度。数据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UIBE GVC）指标体系。

表5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自来源国行业进口规模（lnCHNImp）的系数显著为负，中国自来源国行业进口规模（lnCHNImp）与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GVC）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并不能显著扩大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抑制效应。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拓展性分析

（一）美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其进口对于世界市场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考察美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并将其回归结果与中国进口影响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以探讨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是否具有特殊性。美国进口影响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核心解释变量（lnUSAimp）代表美国从样本中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行业层面的进口规模。回归结果显示，美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这一结论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恰好相反。中国进口表现出与美国进口完全不同的效应，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决定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的经济效应。关于这个问题，未来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行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进口可能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的产出波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将行业划分为低技术水平行业、中技术水平行业和高技术水平行业三类，并分别进行分组回归。表6结果表明，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行业、中技术水平行业的产出波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高技术水平行业产出波动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在国际市场上，高技术产品出口企业不仅具有较大的定价权，而且具有较大的发展自主权，因此这些企业的发展比较稳定，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较小（魏浩等，2020）。与此同时，一般来说，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就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其发展也就受到买方（进口国）的影响较大。

2.基于行业贸易开放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借鉴武力超等（2020）的做法，以行业贸易开放度的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为界，将行业贸易开放度（Openness）上四分位以上的行业定义为高贸易开放度行业，将下四分位以下的行业定义为低贸易开放度行业，并分別进行分组回归。表7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降低高贸易开放度行业的产出波动，而对低贸易开放度行业的产出波动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为，高贸易开放度的行业往往是生产率较高的行业，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与中国保持着较深的贸易联系，因此中国进口可以降低这些行业产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行业的产出波动。

3.基于不同样本期的异质性分析

在2000—2014年，国际上有一次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4年两个时期，分别考察各个时期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影响。表7结果表明，2000—2007年，中国进口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行业的产出波动；2008—2014年，中国进口也能够显著降低进口来源国的产出波动。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中国进口均能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这说明当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时，中国进口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有效手段。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中国41个进口来源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探究了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产出波动的影响机制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进口能够显著降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在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越高，中国进口就越能够显著抑制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即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专业化水平在其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进口来源国嵌入中国全球价值链程度在中国进口与进口来源国行业产出波动的关系中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与中国进口不同，美国进口会显著加剧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中国进口对进口来源国低技术水平行业、中技术水平行业的产出波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高技术水平行业的产出波动影响并不显著；中国进口能够显著降低高贸易开放度行业的产出波动，而对低贸易开放度行业的产出波动影响不显著；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中国进口均能够显著降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贡献者，中国进口能够缓解世界各国的行业产出波动，中国通过进口贸易在世界经济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积极推进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帮助贸易伙伴国全面了解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过度聚焦于中国出口方面，缺乏对中国进口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了解。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进口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提供了实证依据。一方面，无论是在全球经济稳定的情况下，还是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均能显著降低进口来源国的行业产出波动，进而有利于促进进口来源国的经济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进口并未降低进口来源国的产出波动，说明中国进口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中国应积极加强相关学术成果的对外传播，帮助贸易伙伴国了解中国进口需求的情况以及国际经济效应，进而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2）对于进口来源国来说，要积极主动对接中国进口需求，提升与中国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各贸易伙伴国仍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自身的生产要素禀赋，推进本国各行业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的对接。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中国各大进口促进平台，帮助本国出口企业了解中国市场的实际需求，开辟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个领域深化合作，从而强化对中国出口的基础、提高对中国出口的潜力。稳步扩大对中国的投资，加强与中国国内市场的联系，以投资带动对中国的出口，提高对中国出口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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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陈思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