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有情 心随玉走
——访谈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第三代传承人苏然

受访人：苏 然 采访人：王 秀

2008 年，北京市玉器厂申报的玉雕（北京玉雕）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北京市玉器厂有限责任公司记载的北京玉雕传承人第一代有11 人，第二代有18 人，第三代有11人，苏然是11 位第三代传承人中最年轻的一位。2015 年，苏然成为北京市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代表性传承人。苏然从业30 多年以来，她的作品屡获具有玉雕界“奥斯卡”之称的“天工奖”和“百花奖”金奖。2022 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成为玉雕界获此殊荣的为数不多的最年轻的女性大师。苏然说：“每个人生来都是一块璞玉，琢玉的过程跟人的一生很像，只有经过持之以恒的雕琢和不断地打磨、抛光，才会褪尽铅华，终成大器。”苏然就像一件经过多年打磨的玉器，逐渐绽放出玉石本身温润、饱满的光泽。

一、结下玉缘

王：“北京玉雕”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艺术门类，许多人是受家庭的影响才从事这个行业，您是基于什么情况进入玉雕行业并且成为“北京玉雕”的第三代传承人呢？

苏：我并不是出生在传统的玉雕世家，我父亲是学医的，大学毕业后去甘肃地质勘探队支边，我幼年时期大多是和父母在甘肃张掖度过的。记得父亲随勘探队外出回来时，常会带一些漂亮的小石头给我，虽然不知道那些小石头的名字，但我非常喜欢，对它们充满了好奇。那时候，奶奶家住在北京玉器厂后面，去奶奶家玩的时候，看到玉器厂周围被丢弃的石头和边角料，一种亲近感和好奇心油然而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从那时起我就对石头产生了兴趣，也许冥冥之中注定了我的玉缘。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我伯父的职业是画家，我父亲虽不是绘画专业，但也喜欢绘画，绘画水平也不错。父亲和伯父并没有直接教我画画，但我对绘画充满了兴趣，时常练习。我觉得那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对我日后从事玉雕行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得初中时，我读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对书中玉雕故事很好奇，也因此对玉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常在北京玉器厂旁边玩，望着玉器厂进进出出的人，心想：如果将来我能到玉器厂工作，该多好啊！

1987 年初中毕业，我报考了北京玉器厂技校，当时的北京玉器厂技校是三年一招，也就是说，如果我早一年或晚一年毕业，都将错过这次招生，也就意味着会错过我的玉雕人生，更不可能会成为“北京玉雕”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我始终认为当时的选择是正确且幸运的，这是一条自己热爱且适合自己的非遗传承的艺术道路。

王：您考入北京玉器厂的技校，意味着您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在玉器厂技校的学习经历为您未来的玉雕之路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是吗？

苏：的确是梦想成真！那时只要从玉器厂技校毕业，就可以直接分配到玉器厂工作。我是玉器厂技校的第三届，我们这一届很幸运，因为有部分老师是从北京玉器厂选拔出来的，他们理论知识深厚，实践经验丰富，技术水平高超。那时北京玉器厂汇聚了许多在玉器行业名声显赫的老艺人，其中一位就是号称北京玉器“四大怪”之一的王树森，这些老艺人的徒弟在当时的北京工艺美术界也已经崭露头角，比如，李博生、宋世义都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大师了，他们一边在玉器厂工作，一边到技校授课。技校有这样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在全国的玉雕技校里是少见的。我们不仅学到了丰富的艺术理论，还领略了大师们的艺术风范以及巧夺天工的玉雕艺术作品，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殿堂的大门。我们学素描、色彩、雕塑，还要学做工具。记得那时我放学回家后，顾不上休息和玩，只想画画。不但在纸上画，还画盘子，画彩蛋、弄刺绣、做布娃娃，我们家都快成“仓库”了，家里的墙上挂满了我的画。那时候老师常常夸我动手能力强。

王：您进入北京玉器厂时，正是玉器厂的鼎盛时期。这五年的经历也是您玉雕生涯中比较重要的阶段，您总说您是幸运的，可以给我们说说这段经历吗？

苏：我1990 年进入北京玉器厂，当时正是北京玉器厂的鼎盛时期，有2000 多名职工。全国各地的玉雕人才都到北京玉器厂观摩学习，来参观的外国游客也络绎不绝，厂子里一派繁荣景象。我被分配到了八大车间之一的人物车间，人物车间对综合素质和综合技能要求最高。能分配在人物车间工作，很荣幸。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第二代传承人宋世义大师，收徒的要求比较高，记得当年收我为徒的时候，就问了我一句话：“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当时我肯定地回答：“能！”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才慢慢理解：做玉雕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耐心和坚持。我进入宋大师人物组时，参与的第一件作品是玛瑙摆件《梅妻鹤子》，由师傅画“活”，我们雕刻，为此我先去查阅了资料，了解“梅妻鹤子”这个典故，然后边做边思考，想象着“梅妻鹤子”的画面和意境，所以我在雕刻的时候不但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乐趣无穷。

二、琢玉学艺

王：宋大师每次提到您，都会自豪地说：“苏然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她在我所有的学生中也许不是最聪明的，但她最踏实、最耐得住寂寞。”宋大师收徒的标准首先是人品好，要有一颗真善美的心，其次是踏实。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特点是：高雅大气，具有独特的宫廷艺术风格。用料讲究，因材施艺，尤以俏色见长。在制作上，琢工圆润、制作精美。您的作品不仅继承了北京玉雕雍容富贵、中正大气的艺术特征，更具有特有的文化内涵及时代特征，让人在品玩玉石之美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与博大。您现在的玉雕技艺在创作中运用得游刃有余，这些与您数十年踏踏实实的琢玉经历密不可分吧？

苏：我认为非遗的传承和创新应有时代的烙印，要走入新时代，非遗传承人应该全力以赴，努力让非遗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我热爱玉雕，即使工作再多也不觉得累。那时候工厂里有工作任务，我们每月至少要完成一件作品。现在我记不清楚这五年一共做了多少活，但这的确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现在的技艺娴熟，要归功于那个时候的磨炼。起初，我还不能亲手设计作品，但每天都在看师傅如何选料、用料，如何设计。这段耳濡目染的经历对我日后的成长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在玉器厂的五年是我打基础的五年。学艺的过程也很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力。用师傅的话说，我是那种“踏实、安静，坐得住的人”。记忆里，我从没因任何理由完不成任务，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多么大的理想，只是认为那些工作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做的，遇到任何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困难，而不是推诿和抱怨。工作之余，我会把自己白天经手的作品再默画一遍，揣摩师傅的设计思路和工艺表现手法，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王：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北京玉器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您是玉器厂从1990 年到2000 年由繁盛到转型过程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在这十年里，您一直在不断地进步，创作的作品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认可和赞赏。

苏：这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也成长了许多。90 年代初，北京玉器厂开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产品要自寻销路，人员要自谋出路，出现了各种困难。玉器厂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了合资模式，劳务输出也成了合资的模式之一。1995 年，玉器厂与港商合作，我跟着宋世义大师到了深圳。这次主要是给玉器厂的客户“长青公司”做一件大型翡翠插屏《八十七神仙卷》，作品由师傅设计，我们几个徒弟雕刻。原计划一年完成的作品，我们十个月就完成了。在深圳，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深圳速度”，也感受到了深圳无处不在的快节奏和挑战。在深圳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北京，师傅还留在深圳做收尾工作。我不想浪费时间，就挑了一块料，尝试着设计，这是我第一次自主设计和制作，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做了一件《洗桐图》插屏，此素材源于元代绘画四大家之一倪瓒。没想到这件作品得到了师傅们的认可和赞扬，更没想到插屏《洗桐图》正好被来厂里选聘设计人员的香港客户看到了，他很喜欢。因此决定聘请我去深圳工作。这是我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每天都非常忙碌和紧张，那种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对我的体力和心理都是非常大的挑战。这家公司叫“香港旭麟珠宝公司”，产品以翡翠为主，通过香港的门市直接销售，如果产品卖得不好，客户就会认为是设计的问题。高度的市场化程度和高强度的工作量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了工作，我还要学习，几乎每一个休息日，我都去书店看书。虽然很累，可我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十足，设计能力和雕刻技艺都有显著提高。这个公司进的玉料比较杂，包括翡翠、水晶、玛瑙等，产品类型也比较多，包括插牌、挂件、摆件、首饰等，应有尽有。因此使用的技法也多，浮雕、圆雕、镂空、活链、俏色等，这些技法我都要用到，这也为我提供了充分学习和磨炼技艺的机会。

王：您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又从深圳回到了北京？

苏：那几年在深圳高强度地工作，按要求快速出产品，虽然收入比在北京多很多，但我觉得那种工作状态背离了我从事玉雕的初衷。正好那位老板要转行，不做玉雕了，于是我就回到了北京。我在玉器厂技校时，我们班72人，毕业后都进了厂。可现在多数人已经转行，继续做玉雕的只有少数几人。玉雕是我儿时的梦想，是我报考北京玉器厂技校的初衷，更重要的是这些年的玉雕工作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和成就感，虽然历经了辛苦和波折，但是我已经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不管同学们做何选择，我都坚定了继续做玉雕的决心和信心。我从技校毕业至今，数十年与玉相伴，也经历过挫折，但在琢玉路上，有恩师指点、有贵人相助，有机会磨炼，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始终相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三、磨玉终成大器

王：就在您的同学、同事都在想办法改行和另谋出路时，有家公司聘请您为总设计师，从此开启了您与白玉的不解之缘。礓石巧雕化腐朽为神奇，展现出您高超的设计能力和雕刻技巧。礓石巧雕作品风格也成了您极具辨识度的个人标签之一。

苏：我在北京的一家珠宝公司担任总设计师期间，有更多的机会发挥非遗传承人的作用，从而为“北京玉雕”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公司为我提供了稳定发展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将多年积淀的玉雕技艺得以施展。从那时开始，我对和田玉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对白玉籽料有了更深的感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洁白如玉”。之前我经手过很多种类的玉石，可从那时起，我只对朴实、温润的和田白玉情有独钟。在我看来，和田籽玉是大自然千百年造化出的精灵，是有灵性的，每一块玉石在我眼中都有它与生俱来的个性，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前很多人对“礓、杂、脏”都很嫌弃，当我遇到这类材料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它是大自然赋予的，是原生态的，就应该生成这样。玉与礓石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和反差，因此形成了非常大的对比度和较强的冲击力。礓石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关键在于发现礓石美的能力。我很享受礓石巧雕的思考过程，思考的过程比制作的过程要长很多。这样的材料奇形怪状，颜色和绺裂复杂多样，做着做着就能发现它的变化，那么创作思路就要随之调整和改变，因此，礓石巧雕工艺非常有挑战性。

我的第一件礓石巧雕作品《蒙面巫师》，获得当年“天工奖”最佳创意奖。那是一块2 公斤的和田玉籽料，我将灰白色的礓石雕琢成巫师的下半张脸，下巴铺着玫瑰和头骨，礓石以外的美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稍加雕琢，成了巫师的斗篷，挡住了巫师的眼睛，整个画面透着一种诡秘、神奇、魔幻的气息，给人极大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这件作品意在引发人们对当今西方文化热潮和国学热的反思，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关键在于我们的取舍。

我坚持认为，每一块原生态的玉料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一定具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尤其是面对那些礓石玉料，我会思考如何保留它天然的形貌，我会在设计上下功夫，充分利用它的个性，通过巧雕技艺展现出礓石“新、奇、怪”的特点，从而创作出富有内涵的作品。颇为遗憾的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带礓的玉料在源头就被切割掉了，导致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的玉料存在。所以我觉得应该继续深入探索这条路，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样的材料，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作品，以便在将来让大家知道和田玉原生矿还存在着这样的材料，那么我开创和坚持“礓石巧雕”这条路，对于和田玉的探索和研究多少都有一点贡献吧。

王：您在玉雕路上耕耘三十多年，佳作辈出，不管是扬名京城的北派宫廷风格之作还是复兴文化的国学系列，或者是开宗立派的礓石巧雕，从形式到内容都突破了传统玉雕的窠臼。作为一名成熟的玉雕人，尤其是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传承人，您的作品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大气风格。您的作品题材丰富，包括好几个系列，您是如何分类的呢？

苏：近几年，我将作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礓石巧雕系列，如《蒙面巫师》《沧桑》《金山聚瑞》等；第二类是纹饰牌佩类，结合明清宫廷纹饰与国学经典的运用，如《九思铭》《衣袋铭》《传心铭》等；第三类是佛教、道教故事情节及造像在玉雕中的运用，如《一璧两变 敦煌情》《万方皈依图》《宝相生辉》等；第四类是现代题材，如《中华祥瑞图》《初心永驻》《俺爹俺娘》等。其中，礓石巧雕是我独创的工艺风格，将礓石与玉肉融为一体，妙趣横生，内涵丰富；佛教题材是我的作品系列门类当中的一个大类。

王：佛教文化是您近十多年来不断探索的玉雕课题。佛教艺术是修行的艺术，您说信仰要有虔诚之心，琢玉也同样需要纯粹的付出。

苏：这么多年以来，我在使用玉石创作佛学题材作品的过程中深切地感悟到，玉石温润的灵性和坚定的质地能给人的身、心、灵带来愉悦和感动，玉石的品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人格的象征，佛教题材的玉雕作品最符合中国人礼佛、敬佛、净化心灵的需求，玉与佛教相得益彰、高度契合，因此，用玉雕刻的佛教作品更能打动和感化众生。

王：《一璧两变 敦煌情》是您历时两年半完成的宏大力作，此作品获得2019 年的“天工奖”和“百花奖”双料金奖，堪称“可留给世间的传世之作”，这件作品耗时耗力，您为此付出巨大的心力和体力，但您颇感欣慰地说这件作品的成功为您开启了玉唐卡题材的玉雕创作方向，因为有了它，您才更有信心继续探索玉唐卡题材的创作。

苏：这件插牌《一璧两变 敦煌情》表现的是榆林窟的第三窟里西壁门内两侧的两幅壁画“文殊变”和“普贤变”，壁画描绘的是“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和“德行”第一的普贤菩萨，由梵天、天王、罗汉、童子、帝释天和随从菩萨等圣众护从，置身仙气环绕的云雾之上，徐徐渡海，奔赴华严法会，其场面壮观，这个场景表现的就是文殊和普贤与众人去礼佛的过程。

多年前，我跟师傅学做过一件大型翡翠插屏《八十七神仙卷》，这是唐代画家吴道子的一幅画，这幅画如今在徐悲鸿纪念馆里。这次我能驾驭《敦煌情》这样的大场景，与那时的磨炼分不开。所以作品《敦煌情》让我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值得我去挖掘的又一个题材。

我把《敦煌情》这样的系列称为“玉唐卡”。这类创作非常费心力，首先要像画唐卡的那些僧人一样，要怀揣崇敬和虔诚的心态去雕琢，很费心力，它不但要求雕刻技艺达到一定程度，还需要一定的体力才能完成。所以我觉得现在正当年一定要尽量多做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佛教题材的内容。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大型的唐卡画面“释迦牟尼重返人间”，这是雍和宫里的一个画面。所有看到过这个画面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震撼。虽然这样的作品现在市场很小，创作过程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我还是打算倾其所有去完成。

四、传承路上心随玉走

王：您已走过30 多年的玉雕路，可当您面对一块玉料时，就像那些不敢轻易动笔的书画家一样，每一刀都那么谨慎。您说：“不能为了炫技，去折损玉石本身的魅力，工匠与大师的区别就在于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苏：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和中国文明史。中国玉雕文化博大精深，只依靠工艺技巧是不足以表现的。现在我觉得我之前的理解太浅薄了。记得我第二次从深圳回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因为经历过北京和深圳两地磨炼，玉雕技艺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点骄傲自满，出现了浮躁心态，总想用极其精巧的雕工来显摆自己超高的技艺。有一次在做一件活链作品时，由于过度追求技艺的高超，导致未完工的活链断裂，至今都感到万分痛惜和后悔。那次失败促使我深刻地反思，也让我沉下心来，逐渐从只追求玉雕技艺的高超，转变为对玉雕文化的探索和思考，力求玉雕作品的思想内涵。

我生长在北京，在京城深厚文化的熏陶下，我对中国玉雕特别是北京玉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尤其是作为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去博物馆参观学习已成为习惯，必须对博大精深的中国玉文化不断学习和探究。我也逐渐体会到，玉雕艺术离不开对玉本性的认知和理解，如果仅仅是因为懂得绘画就往玉上生搬硬套，那只能是一个工艺，而不是艺术。所以，我认为绝不能为了所谓的技术，去折损玉石本身的魅力。大道至简，一件玉雕作品的灵魂应该是玉石本身的内涵。只有心随玉走，抓住它的灵魂，才能做到以玉言德、以器载道。

我认为在玉雕技艺达到一定纯熟度以后，就应该用它去展现内容，也就是说，应该从工匠转变为设计师，然后由设计理念带动技艺的发挥，逐渐相互完善，从而实现作品所要呈现的内容。

王：作为女性玉雕大师，您以女性独到的眼光和细腻敏锐的感悟创作出很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玉唐卡”题材是您未来探索和实践的一个方向，完成这样宏大的佛教题材作品需要耗费巨大的心力、体力和财力。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第三代传承人，这么多年来，您从各个方面为“北京玉雕”甚至中国玉雕做出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行内人均盛赞您是“北京玉雕”名副其实的担当者和传承者。

苏：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从没在意过性别的问题。以前在车间时，我也是穿着雨鞋、雨衣，操起那种大电机去做大山子，切料和打磨玉石的声音震耳欲聋，粉尘四处飞舞。一件玉雕作品至少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除了要有耐性，还要能全神贯注地长时间坐着不动，因为玉石昂贵，任何雕刻失误都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那时就是一门心思把活干好，从没想过成为大师的问题。关于我的作品中是否有女性角度的表达和女性的柔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如润物细无声般地在渗入吧。

玉雕作品是一种可以经历无数年存在于世上的东西，这一点让我感慨万千，也就是说它能代替创作者在世上存活很长时间。这么多年来，我极力通过玉雕去表现我要表达的东西，尽量让我个人的标签呈现在作品上永久地存在，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人生不过百年，而好的玉雕作品却可以万年不朽。所以我们应该用有限的几十年，好好地努力去创作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觉得这一生能做玉雕，真是非常幸运而有意义的一生，而且功德无量。因此，我愿意倾其所有去探索、去创作更多宏大的作品。

王：这次访谈，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您端庄大气的气质和友善平和的性格。您从事玉雕30 多年，始终秉持自然简洁且富有创意的设计理念，坚持遵从玉石的自然属性，合理运用特色玉石俏色巧雕，化腐朽为神奇；您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将诗书画印中的经典名作与玉石本性融合，您以开放的心态兼容了南北玉雕的风格之长，不断地在践行和探索非遗项目“北京玉雕”的传承和发展。

苏：我愿继续努力传承非遗。我始终认为非遗传承也需要创新、需要融入时代元素，否则会逐渐萎缩，这就需要非遗传承人承担起非遗延续与发展的重任，进一步挖掘和创新非遗之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

“玉唐卡”题材的作品，是我未来将继续深入探索实践的方向，我现在正在倾心打造一件更加宏大的玉唐卡题材作品《释迦牟尼重返人间》，希望它能早些时日问世。

作为“北京玉雕”的传承人，我要守住初心、顺应时代，坚守传承，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我要以工匠精神、精益技艺、传承非遗之美。